中国面面观(A Survey of China)(中之二)
James Miles
[英国《Economist》专稿,日本《Diamond周刊》转载,日语翻译:铃木力哉,中文翻译:冰冷雨天]
坏账比例还是很高,恐怕被称为“Big Four”的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是公布出来的一倍。但是在1999年一万四千亿元的被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了一连串的资本投入,严格地进行了信用管理。其结果是四大银行中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这三行基本上健全化了(日语译者注:四大银行中的另外一家为中国农业银行)。各行都在严格监视坏账,三行共计进行了近25万人的人员削减。
投资银行UBS估算以四大银行为首的中国银行所持坏账比例为30%,为最高峰期的90年代后期的一半。但是就是按照现在的坏账比例,中国也是亚洲最坏的银行系统之一。
这些动作是在为中国的银行在海外上市作准备,目的是以在海外上市作为手段以促进作为盈利企业的经营。中国建设银行已于2005年10月在香港上市,根据已发表的消息,中国银行和持有资产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也在进行准备,预计可以筹集到50至100亿美元的资金。
在上市以前,外国金融机关作为战略投资已经开始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但是国内银行的外资所占比例的上限是设定在25%,这样投资家在多大程度上有经营发言权还不清楚。
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吴晓灵副总裁说在今后五年里没有放弃四大银行的支配权的计划,共产党在现在还是认为银行的国家保有是对金融的不安定的重要防波堤。国有虽然会带来很多非生产性的投资,事实上是国有这一个事实在支持着国民对银行系统的信赖。正是这种信赖,才是维持储蓄和来自外国的投资的基础。
中国银行当局一方面承认外国金融机关所持有的专门性是必要的,但又害怕中国的银行进一步民营化会不会恶化金融危机。就像吴女士所说明的那样,中国的个人投资者有把银行看作是为了自己事业的盈利而存在的资金筹集者的倾向,而民间事业的盈利部分又不容易透明。200年中国政府接收了负债数十亿美元的上海民间投资公司德隆集团的经营权,这个动作表示了即使是在现在,国家一旦判断企业的崩溃会有损于社会或者经济的安定时也会进行干预。
——储蓄是不是过分了?
巨额的外汇储备,巨大的岁收,低水平的赤字。有这些背景,中国现在拥有充分的手段来支持国内银行的经营。对年金和其他社会保障的不安的背景又使得储蓄率持高不下。不管怎么说节省下来的钱能够存放的地方就只有银行。国营企业所占比例相当高的股票市场在过去五年间的表现进入了世界最坏的行列。对资本流出的种种限制几乎还都存在。中国在加入WTO时答应了到今年年底为止向外资金融机关开放银行系统,但由于现行限制使得设立大规模店铺网络的成本高得惊人,所以在短时间内基本上没有影响。
但是就像不少分析家所指出的,一旦中国的成长不是由投资或出口所推动,而是变得由消费所推动的话,为了不被景气所左右,为了回避增加与贸易伙伴的摩擦,中国的储蓄率就有必要降低,但是银行的状况并不让人满意,01-04年中贷出的款项中不少可能会发展成为坏帐,正式发表的坏账数目看起来能让人放心,但是其中一大半是由于向资产管理公司转移这种会计操作所得出来的。虽然有着城市部对新建住宅的旺盛需求的支撑,中国的不动产市场也不能否认有转为泡沫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考虑到一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善的现状,指望人均GDP1700美元的国家提高消费支出是困难的。政府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消费,就是说要增加医疗和教育的投资,这意味着不光是在城市,也要在农村扩大社会保障网络。人口的动态在变化,就更加显示出这种政策的重要性。
(原载2006/03/25《Economist》,冰冷雨天译自2006/05/13《Diamond周刊》)
(未完中国面面观(A Survey of China)(上之三)
James Mills
[英国《Economist》专稿,日本《Diamond周刊》转载,日语翻译:铃木力哉,中文翻译:冰冷雨天]
从现在开始十年到十五年之间,可能会实际感到人口的急速老龄化。劳动力一开始萎缩,现行的赋课方式的年金制度就可能再也行不通了。中国的平均寿命用发展中国家的基准来衡量是很高的,而且今后继续升高的可能性很大。
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指出,由于大量劳动人口只需要负担少数抚养人口(中国在70年代后期试行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人口动态上的奖金”会随着年轻人的减少而消失。中国的“依存人口比例”(日文译者注:0岁到14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总和除以15岁到64岁人口之商)可能从2010年开始上升。而印度如果还是维持现状的话,在2040年以前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政府在尝试开发新型的年金制度,包含赋课和储蓄这两种方式的要素,一边为劳动者进行投资,再从这个账户中支付年金。但是要使这个制度发挥作用一定要有成熟的债券和股票市场,但还要多少年这种市场才能走向成熟?国内债券的利率回报太低,设立了十五年的股票市场现在还不能说名副其实。一边要付出现在的年金,又要准备将来的储蓄,这样的代价是相当高的。
增加参加这种年金制度的劳动人口数就可以减轻负担的代价,但现在这种制度只覆盖了城市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农村人口参加数为零。督促参加这样看起来风险很大的年金体系有一定困难,但是如果不扩大年金加入者的人数,将来要支付的年金债务有可能达到现在GDP的70%。
但是GOLDMAN SACHS也指出,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的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生产性能够缓和这种“依存人口比例”的升高。
另外,中国政府如果能够解决有关农田的混乱,就可以看到由农村流入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生产性。政府也正在讨论缓和独生子政策,这也能提供某种帮助。
胡锦涛国家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对扩大公共服务的支出都表示了前所未见的意欲。反复强调了中国不能只为追求经济成长而牺牲环境,要进一步发展医疗和教育以消除不平等。最近常见的意味深长的口号是“以人为本”。而这正好是为众所周知的诺基亚宣传口号“CONNECTING PEOPLE”的中文译本。
但是,从三月份制定的新五年计划来看,看不到关于支出的优先顺序的基本改变的兆头。提出了2010年的人均GDP在2000年基础上仅翻一番的稳当口号,这暗示着现行的GDP成长率要减速,新五年计划预想把年平均成长率控制在7.5%。但是各地方政府提出的五年计划很多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因为高成长是掌握政权所不可缺少的这个认识是党的信念。所以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高成长的原动力还是和现在同样的投资和输出。
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走过的道路一样。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市民们会期望政策决定时的发言权进一步扩大,外国则可能会进一步期望中国不仅仅是引进资本主义,而且要引进开放的政治,民间的主导,健全的企业统治和法律面前的平等。
其他的亚洲国家往往在高速成长的同时伴随着政治的变革,中国领导人也知道世界和本国人民的目光都在注视这一点。
——虽小也不错(Good things in tiny packages)
繁华的浙江省沿海的新河乡,共产党总支书记金良明给来访的外国记者看了一件很罕见的东西:当地政府的(以中国标准来说)详细的预算报告。不少政府官员是不敢这样做的,其后果有可能丢官下狱。但是当记者问起预算实施的详细情况时,金书记就把详细的分月账目打印出来了。
除了对媒体发表的暧昧数字,中国政府的预算都是作为机密处理的。国家的年度预算就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仅仅记载着优先顺序和大概金额,具体部门的预算是根本看不到的。出席共产党支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举手通过,不做任何修正。最近的一次是3月14日通过的。
(原载2006/03/25《Economist》,冰冷雨天译自2006/05/13《Diamond周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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