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来说，先锋作家余华实际上遵循了一条传统的文学道路。他根正苗红，在传统的文学刊物《收获》《北京文学》(过去，这些杂志代表着一种文学的话语权力)里被栽培、被提拔，从传统的文学通道出来，他所面对的赞扬和诟病更多来自文学内部。

　　10年之后，文学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市场和传媒，余华的实力，或者是幸运在于，即便在文学商品化、众生喧哗的时代，也能获得骄人业绩。他的影响虽然不止于文学，但是他自认为还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

 

　　人物周刊 ：先从您的新作《兄弟》(下部)开始吧。《兄弟》(上部)出版后，一方面销量很大，但另一方面，批评的声音不小，评论家谢有顺甚至说，“《兄弟》不值得一看”，但你好像非常自信？

　　余华：这种自信，是20多年的写作建立起来的。假如我在20年前写了《兄弟》，面对这么多争议，我可能会非常慌张。但我今天一点都不慌张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起码可以(超)过我自己的标准，可以拿出来出版。

　　至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应该交给时间来判断，假如10年后这本书还有关注，说明还是有价值的。假如它能够挺过50年，就可以长寿200年了。

　　吴虹飞：我列举几种批评的声音。评论家李敬泽对《兄弟》这么评论：余华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在关于文革的记忆与想象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兄弟》依然用一种简单的模式来处理它，比如人性的善恶对立，尊严与卑怯的对立”。你如何看？

　　余华 ：表达了善和恶的文学作品里有伟大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不表达善和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伟大的，比如马尔克斯的部分作品。文学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无数个角度可以看，有无数个作家通过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角度去否定其他的角度。

　　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有这样的伟大的作品，也有表达了人类单纯经验的伟大作品。而且人类复杂的经验标准是什么？这句话太笼统了，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它表达了复杂的经验，也可以说它表达了最单纯的经历。有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一句老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吴虹飞：李敬泽还批评你的“简单”，他认为：“《兄弟》的简单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简单到不能成立。”你觉得你的作品是简单的吗？

　　余华：李敬泽的这篇文章我去年就读到了，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兄弟》仅仅出版了上部，仅仅出版了总篇幅的三分之一，他就如此匆忙地出来做出定论，与他以前的风格不一样。

　　批评一部小说永远比写一部小说容易。《兄弟》是否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由我来回答。

　　吴虹飞：“死是容易的，活着是更难的，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但他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他的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死亡”是不是你技术上的一个窍门？

　　余华：《兄弟》上部叙述的是文革中最为暴力的时候，那时很多人死于非命。我从来不认为“死亡”是一个作家的技巧，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告诉我：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虚构的人物同样也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写作长篇小说最大的收获。

　　我已经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的叙述发展都背离了我最初的构思，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努力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就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单方面强加给他们的人生。

　　吴虹飞： 也有人质疑说，“余华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

　　余华：比起文革时“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兄弟》上部里的“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不会让人吃惊。

　　也许有人不喜欢阅读令他感动的小说，所以他说是“煽情”，可是我面对的不是几个，而是很多读者，每个读者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方式中来读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在一部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文学。文学的丰富从根本上来说，是读者的阅读发现出来的。

　　吴虹飞：很多人诟病的一个细节——篮球高手宋凡平，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篮球场上飞奔出来拥抱一个被众人最瞧不起的寡妇李兰——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

　　余华：从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来看，这样的举动确实不可思议。问题是我在前面做了大量的铺垫，人山人海的铺垫，把气氛已经烘托出来了，宋凡平的扣篮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他自己都惊心动魄了，然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这是人性的爆发，必须考虑到人性的力量。就像在今天的生活中，一个柔弱的人会突然杀死一个强悍的人一样。

　　吴虹飞：还有人觉得李兰柔弱到底，李光头性欲旺盛、心眼活泛，宋钢老实憨厚，见义勇为的童铁匠，见风使舵的余拔牙，举止暧昧的张裁缝，都没有性格的波折，都是单一品格的人物，你又如何看待呢？

　　余华：我相信会有读者这样阅读，同样我也相信会有读者不这样阅读。

　　吴虹飞：宋凡平被红卫兵打死，他的尸体装入棺材，仍然要进行一番暴力“处理”———让人把膝盖砸断然后放进棺材；孙伟的父亲在牢房里将大铁钉敲入头骨时，描写也是极其细致，借此来展示文革的残酷。可是有人质疑说，代表“暴力”的红卫兵、袖章和绿军装始终在作者的笔下语焉不详，只是作为一种暴力符号存在，使得文革被剥离了政治内核，只剩下一个精心营造出来的“寓言”，这也是简单化的表现吗？

　　余华：任何一部虚构作品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都会在叙述里轻重缓急。否则别说是十八万字的《兄弟》上部了，就是一千八百万字的叙述，也难以表达出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一部小说、一个故事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吴虹飞：谢有顺还指出了一些“硬伤”，《兄弟(上)》第13页，李光头 “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你认为这是合理的吗？

　　余华：已经有记者这样问我了。把这些段落抽出来孤立地看，可能是这样，问题是《兄弟》全文的叙述者是“我们刘镇”，而且一开始就定格在了2005年，李光头准备上太空了，叙述的视点是从2005年开始的，这不是一部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是“我们刘镇”叙述的小说。

　　吴虹飞：还有人批评说，“曾经是一个文学标杆的余华，现在正坦然地表现着自己的温存，让自己安然地融入一个消失了紧张感的现实”。你丧失了锐气了？

　　余华：如果我丧失了锐气，就不会面对这么多的争议了。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那些针对你的，来自文学界内部的批评？

　　余华：当年发表《活着》时，我受到了批评，《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后，批评对着它去了，《活着》被放过了。《兄弟》上部出来了，很多火力又集中在《兄弟》上部，我在想，我的《兄弟》什么时候会安全呢？可能要等新的长篇小说出版以后吧？没想到《兄弟》下部出来，火力转向了它，而《兄弟》上部就相对安全了。为了让《兄弟》上下两部尽快进入避风港，我要尽快写出新的长篇小说。(笑)

　　我从写先锋小说的时候就面对批评了，《兄弟》的火力最猛。我已经习惯了，文革时有一句流行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相信时间会说明一切，作品受到争议其实不是坏事，起码不是平庸的作品。

　　吴虹飞：你好象已经不大在意他们的批评了？

　　余华：我们文学最大的进步，是没有权威了。80年代王蒙说一句话可以一言九鼎。现在谁说话也没有用了。最大的贡献是网络，网络让所有人都有了发言的权利。

　　吴虹飞：作为一个作家，你认为自己可以担当时代思想者的角色吗？

　　余华：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担当这样的角色。

 

　　作品的荒诞来自于现实

　　吴虹飞：你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放肆的时代里。比起我们现实的荒诞，《兄弟》里的荒诞实在算不了什么。你作品的荒诞性和现实有着对应性吗？

　　余华：我们生活在充满了荒诞的时代里。事实上，文革期间充满了荒诞，很多年前，有位教授向我讲述过一个他在文革中的真实经历：他和新婚的妻子去街上购买床单和枕巾，买回家的床单上印有“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枕巾上印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时我们喝水用的杯子、洗脸的脸盆上印着毛主席语录，这是正常的，可是痰盂和尿壶上也印有毛主席语录，这就不正常了。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荒诞的事实越来越强烈和泛滥。台北的《联合报》请陈文芬(台湾出版人)给我打电话做一个采访，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很多大陆的现实让她感到吃惊。比如她在西安时，亲眼看到商厦里搞羽绒服促销，只要女顾客敢在门口脱光了往上冲，就可以免费穿走羽绒服，结果太多的女顾客去抢，以至于和保安发生了冲突。

　　再比如，她回到宾馆看电视剧，电视里面播的是一个很革命的电视剧，剧中人物讲的都是充满正义感的话，但是屏幕角上却有一个治疗性病的小广告，还有动画效果，她觉得难以置信。(可)这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们在荒诞中生活得太久了，已经麻木了。

　　四五年前，媒体报道并且批评过一个“醉美人”大赛，大概是四川吧，让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那里比赛喝酒，喝到后面，那些姑娘都醉醺醺地说不出来话了，喝的都是白酒。媒体批评以后，居然蔚然成风，国内很多饭店都纷纷仿效。商场推销浴缸，大冬天让模特穿比基尼在商场外的浴缸里面洗澡，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竟然在各种报道里屡见不鲜。

　　《兄弟》下部写的“处女膜修复手术”，几年前被称为是中国最为暴利的行业之一， 从大医院到小医院纷纷开设这种手术，北京有经济学家讨论过所谓的“处女膜经济”。于是，人造处女膜也横行天下了。当时做一个处女膜修复手术需要三千元，现在行情暴跌了，今天有人告诉我，在丽江的小黑店里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只要八元钱(这还未经证实)。《兄弟》下部里面的“处(女)美人大赛”，这是“李光头”发明的。

　　这些日子接受采访，有个记者告诉我，有一个城市，好像是中等城市，举行一个选美比赛，报名的时候有很多要求，什么身高啊，学历啊。还有一条就是报名时要出具医院的处女证明。放下电话我不由感叹，今天中国的作家只要写出来的，几乎都在现实中存在了。所以我很同意复旦大学教授严锋所说的：我们今天生活中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荒诞的时代里，从文革时压抑的荒诞，到今天泛滥的荒诞，当我试图正面去描述这些时，我的作品也就同样荒诞了，由于叙述的集中，显得更加荒诞。荒诞是虚构作品中重要的叙述品质，因为荒诞的叙述不是为了离开现实，而是为了回到现实。

 

吴虹飞：有人说，你长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你是吗？

　　余华：(上世纪)80年代，写先锋小说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当时我是一个愤怒的青年，那时候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我突然感到原来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谎话，有了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当一个年轻人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和一个老人感到被欺骗是不一样的，老人也许轻轻一笑，年轻人很容易因此而愤怒，所以那时候我的作品里充满了愤怒。

　　从1986年到1989年，我的写作处于一种疯狂状态，就是无论写什么，都是很极端的事物，不极端的事物我没有兴趣去写，当时我喜欢钻牛角尖。那个时期我写下了很多暴力和死亡的故事，洪治纲在《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的八个中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数高达28人。洪治纲列出来以后，我自己看了也是吓了一跳。

　　那四年的写作里，我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我白天一写作就是杀人，到了晚上睡着后，全是自己被别人追杀的噩梦，常常从睡梦中吓醒，一身冷汗。到了1989年的年底，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小说里杀人了。这个噩梦涉及到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当时梦中的我被五花大绑，听到有人在控诉我的罪行，然后就是那一声熟悉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话音刚落，一杆长枪就伸过来对准我的脑门“砰”地一枪，我在梦里被击倒在地，当时感到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打空了，梦里的我摇摇晃晃站起来，对着开枪的那个人破口大骂：“他妈的还没有到沙滩呢！”

　　然后吓醒了，浑身都是冷汗，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写杀人的故事了。我十五年没有写杀人的故事，好了伤疤忘了疼，2004年写《兄弟》时，又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安的年代，宋凡平死于非命，还有孙伟和他的父亲。

　　吴虹飞：你对中国当下的现实如何看待？你认为一个作家如何保持良心、洞察力和对社会的批判性？

　　余华：如果一个作家只关心自己的创作，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关心别人的生存，这样的作家不可能写出触及社会现实的作品。我兴趣广泛，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这样的好奇心会转化为一种感受，进而转为创作。

　　生活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只要关心一下别人就会震撼自己。不止是关心自己认识的人，也要关心自己素不相识的人。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去关心别人的生活时，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

　　吴虹飞：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野心，就是做一个中国变化的描述者？

　　余华：这不是野心，是愿望。我试图这样做了。但是，我的努力遭受了一些嘲笑，他们可能觉得不必这样，或者他们认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和冲动，而且要长此下去。

　　吴虹飞：从你最近的生活经历看来，一个是相对安稳，另一个是接触的人少，你经常出国，你如何了解当下的中国现实？

　　余华：什么叫生活？一方面是经历了，另一方面是感受到了，我认为后者更重要。我在国外的时间很少，出国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半个月，最近的一次久一点，去了美国7个月。

　　有些人昏昏沉沉地生活着，另一些人在生活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者就是经历再多也很少，后者就是经历很少也会多。这些年下来，我在其他行业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有知识分子，当然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我所接触到的人都会给我提供他那里的信息。在家里时我上sina网看新闻，可以立体地了解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什么。

　　吴虹飞：你过去获悉信息的方式是什么呢？

　　余华：我上小学时就喜欢看《参考消息》，到了我上初中高中以后，我有一个必修课，下课以后背着书包不是回家，是站在大街上看大字报，那是文革时期，看大字报是为了知道我们海盐正在发生什么。还有一个必修课，就是站在我们县城邮局门外的报刊亭前，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浙江日报》，我是从头到尾看下来，这是为了知道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吴虹飞：谈谈你的朋友圈子？

　　余华：80年代我接触的人不是文学编辑就是作家，到了90年代接触到了其他行业的人，不再是文学界的了。到了2000年以后我越来越宽泛，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群体，你接触了一个人，就会自然地接触到一个群体。我现在认识的朋友确实是越来越精英了，有趣的是、这些精英总是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

　　吴虹飞：你如此关注现实，而且很努力，那你有没有过自我反省？

　　余华：1998年，我去意大利，他们让我上台去说话，只让我说一句话，我走上讲台时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上了讲台后我突然脱口而出：“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话，包括逝去的人和健在的人，都没有我们经历的生活丰富。”

　　这两年我在写作《兄弟》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有很多想写的，可我无法表达出来，因为它们进入不了我的故事。比如李光头的故事，我已经尽力去丰富了，但仍然还有很多东西无法加入到叙述系统之中。这还都是我所了解的，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浩如烟海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的局限，而是一个人的局限。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在当下作家中的位置？

　　余华：我受到过杰克·伦敦一句话的影响，他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回信中说：宁愿去读拜伦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一百本文学杂志。我的理解是，就是要把美好的青春，放在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上。当我阅读这些名著的时候，有两个感受，一个就是激动，抑止不住的激动；另一个就是灰心，自己能够写到那么好吗？

　　在我之前，活着的或者死去的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的森林，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成为一颗树，我希望自己能够长得高一点。

　　这就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大家可能相互之间都看不起对方，那只是品种不同，如果有一个品种的树死了，就会引起水土流失，大家都会遭殃。作家增加10个，增加100个，不会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只会让文学的森林更加茂盛，你要是一棵孤零零的树木，就很容易死亡。

　　吴虹飞：你认为你写作有进步吗？

　　余华：对于一个不到80岁的作家，过早地去说他，我觉得都是不太准确的。我觉得我写《兄弟》时进步了，可是有人说我退步了，就像当年我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时一样，我认为自己是在进步，可是有人说我在退步。

　　吴虹飞：谈谈你写作的收入？

　　余华：去年是我收入最多的，出版社付给我大概100万元的版税，以前的几年都是靠旧作再版加印，差不多每年有20多万再版的版税。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对我来说有助于写作。如果我整天为了生计东奔西走，我就很难写作。

　　吴虹飞：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爱好？

　　余华：我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看NBA火箭队的比赛，看姚明的比赛，再上网看有关姚明的评论。我把妻子和儿子都发展成火箭的球迷了，我儿子三年前还写过一篇作文《全家都是姚明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