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路》连载
—— 那可怕的一场梦
文/桑兰
转自《新体育》
意外总是始料不及,当它来临的时候,常常没有任何征兆、任何准备。
圣经上说,当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而我,在从那场意外中死里逃生之后,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那扇为我而开的窗。所以,当回忆这一切的时候,我似乎并不像别人那般伤感,我甚至还记得自己从噩梦中醒来的样子。
碎 裂
每当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在心底我永远为他们祈祷。
记忆再次将我带回到11年前——1998年7月,那个被《纽约时报》喻为的“该死的友好运动会”。是的“该死”,他们用了这个词,可能因为我的受伤和这个运动会息息相关,我的整个人生似乎都被它断送了,报纸的用语充满了同情与惋惜,但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假如上苍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体操,还是会满心期待着前往这个比赛。
而现实中,我就是带着那样的期待出发的。对我来说,那是一节台阶,迈上去可能将是另一片天地。
1998年,那一年并不是我运动生涯的巅峰期,多年的伤病一直困扰着我的训练。我想过离开,当教练、上大学、做生意、回宁波……但一切的谋划似乎都不是自己所愿,作为一名运动员,我的运动生涯还有遗憾,比如奥运会,似乎就是为了这个梦想,我一直在坚持,并坚信通过努力一定会有所斩获。
就在7月那个火热的季节,我被通知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四届友好运动会,而这是世锦赛前的大练兵,我当然知道对我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7月21日,整个白天我都在休息、调整。按照赛会安排,跳马单项是晚场开赛,我丝毫不敢懈怠,希望自己到时能够有上佳的表现。跳马是我的强项,这一次,我的对手并不强大,只要我将规定动作完成,不出意外,我将进入决赛……
开赛前,我按照教练的安排进行着准备活动。排在我前面的是罗马尼亚运动员,大家按照次序依次试跳,两轮过后我感觉已经差不多了,这时,一边的刘导还是敦促我抓紧时间再做一次完整的试跳。
我开始助跑,提高起跑速度,以争取更好的腾空高度来完成规定的难度动作。我朝着自己熟悉的马箱全速奔跑……就在我快速地无限接近它的时候,前方忽然闪过一个人影,那一瞬,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别犹豫,翻过去!”耳边传来教练清晰的喊声……我继续奔跑,边跑边向那个人影喊道:“靠边!靠边!”随着我不断地接近跳马,随着我的脚踏上马箱,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什么,情况不妙!从手撑跳马到腾空,时间已经在我的脑海中凝固了,我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空中姿态,但我不记得到底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时间太短、太短了。
事实上,我的空中姿态因为受到干扰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我只记得头朝下摔到了垫子上,几乎在那同时,我听到了某种碎裂的声音。

友好运动会前的美国杯,我的行李丢了,借来美国队的队服,
缝上了中国国徽。细心的体操迷们一眼便知了
昏 厥
声音平淡,如冰碴开裂般,带着触手可及的冰冷、脆弱和漠然。它来自我的身体内部,似一声耳语,除了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洞悉。
随即,我昏厥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剧烈的疼痛弄醒,睁开眼,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他们是赛会的医疗队员。他们把我围在中间,其中一名队员正用一双大手托住我的头和颈部,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很大,把我的头托得牢牢的,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手在抖。他告诉我不要乱动,并提示我不要害怕。
我听到有人在大声叫我的名字,是我的教练和队医,他们被阻隔在人群之外。他们在和现场的医护人员进行交涉,但医疗队拒绝了他们的靠近,他们被告知不要碰我。
就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重症患者,脑海中闪现出自己当年亲眼所见的一幕。一次全国体操系列赛,我眼睁睁地看着一名女选手也是这样摔到了颈椎,最终与轮椅为伴。想不到,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敢乱想。
一种椎心而剧烈的疼痛从我的颈部传递出来,我感到难以忍受,双眼紧紧地盯着体操馆上方的天花板,眼泪止不住地流。
此外,唯一一个还算清晰的感觉就是我无法感觉到自己的脚在哪儿?我只能不断地告诉他们我的脖子很疼,我的腿很麻。就在这样的重复中,我再次昏过去,好像睡着了一般,我感到很困、很乏。
不知过去多久,当我再次醒来,脖子已经被医疗器具固定,脖套有些不合适,现场的医疗队小心翼翼地将我放到担架上固定。那一刻,身体已经失去知觉的我完全感觉不到他们在对我的身体进行固定,只看到很多人在我身边忙碌着,大家头上流了很多的汗,最靠近我的那个白人动作很快,他跪在我身边不停地在检查着什么……
再一次醒来,我已经在救护车上,这是我17岁以来第一次拥有这样的经历。陪在我身边的是一名白人护士,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我看到她的眼睛湿漉漉的,她一直在和我说话,:“宝贝儿,不要害怕,没事的,一会就不疼了。小宝贝、小甜心……”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我依稀听到“嘟嘟嘟”——心电图设备所发出的声音;我的面部被戴上了氧气面罩,我感觉胸闷、难以喘气,疼痛让我的牙齿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想紧紧地攥紧拳头,却一点力气也没有,双手似乎不听使唤了……急救车呼啸的车笛回响着,急促而密集。
死 神
从比赛场地到医院的路感觉是那样遥远,救护车仿佛永远都不会停下似的。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我的脑海中似乎还残存着一个念头:“是不是要把我送回国去?”可是,“我还想继续比赛!”
又一次醒来,我被许多人推着,在一个长长的走廊。宽敞明亮的环境,有如机场候机大厅般通透。我大声的、用尽所有的气力说:“请不要把我送回国,请你们赶快帮我治疗,帮我包扎一下我要回去比赛……”
就从那刻起,我开始陷入到昏厥、清醒,清醒、昏厥的反复交替中,而清醒的时刻总是很短暂。我似乎看到眼前出现一片光亮,正如以往在电影中所看到的那样,当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就是那样一道闪现而过的白光。我没有了意识,不知道教练和队友在哪儿,甚至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头很重,疲惫极了。
如同睡了长长的一觉,很累且浑身乏力,睁开眼,我已经躺在病房里。透过房间的玻璃,可以看到外面的护士和工作人员;身边则摆放着各种医疗仪器和设备。对手术和治疗的全部过程,我完全没有印象,努力地试图去回忆,但,我的记忆难道丢失了吗?不然,为什么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没有了踪影?唯一留下的,是隐隐的疼痛和麻木。
我后来才知道,手术进行了整整5个小时,对我来说如同一个世纪那般漫长,从麻醉中醒过来的我感觉自己一生的光阴仿佛都走远了,唯一庆幸的只是自己居然还活着。回忆起那道白光,想到自己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
就在那样的庆幸与恐慌中,我迫切地想快点见到我的教练和队友,似乎,我同他们已经分离得太久太久。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护士,“很快会的。”他们告诉我,教练和队医已经在赶来医院的路上了。
清醒、昏迷、睡眠……有时候我会进入梦境,我梦到自己在比赛、梦到自己在训练局的大院里骑自行车,还有爷爷,在梦里我调皮地坐在他的腿上,央求着他给我讲一大堆的故事……
什么都不记得了,错乱的记忆……当我的眼睛再度睁开时,我看到教练和队医已经守在我的身边了。我很高兴、很开心,终于见到自己的亲人了。当刘群琳指导亲吻我的额头的时候,我真切地感觉到那时的我就像她的女儿,特别想对着她撒娇,如同分别许久的母女一样。我忘记了颈部剧烈的疼痛,忘记了身体的麻木。
“刘指导,我还能回去比赛吗?我还能接着练体操吗?”我问道。她点点头,然而眼里的泪光却泄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听见了。现实用它冰冷的声音告诉我,一切都不可能逆转了,时光之水只能朝前流淌……
疼 痛

说实话我的自由操是自己最不拿手的,但这张照片我依然保存着
在手术的医院也就是纽约的长岛医院里,队医张大夫一直陪着我。他对我很好,一向也是我很喜欢的人,有他陪在身边,令我有种安全感。那些天,手臂上插着输液管,一根针头植入我的皮下,每次换药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疼。
脑袋就像被马蜂群体攻击过一样,那样地大,那样地沉,被颈套固定着,我只能通过眼球的转动来观察四周。我知道我已经废了,再不可能踏进体操房了。我能好起来吗?我还能站起来吗?我该怎么办?
手术后的几天,每到夜里我都难以入睡,经常被疼醒。而张大夫则不厌其烦地安慰我,哄着我,试图让我入睡。太疼了,疼得就像针扎在脖子里一样。有一晚,我终于再也无法忍受,我跟队医央求,让他跟护士说给我注射吗啡。我太累了,太想好好地睡一觉了。
好容易求来一针吗啡,打下去的确是舒服了很多,怀着这种“幸福感”我总算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问:“张大夫,天亮了吗?”他说:“还没有呢,你刚睡着十五分钟”。哦,我整个人都泄了气。什么时候才能好啊?我要离开医院,我想回到大家身边……这样的夜晚如此难过,而夜晚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日子什么吗时候才能结束?我恨极了天黑,那段日子,我竟然没有做一个梦。
疼痛有时可以让人的脾气变坏,变得焦躁和不安。一次,张大夫在我床边,中饭的时间,他一边看护我一边吃饭。我醒来,听到他吃饭时发出的声音,感觉自己莫名地像变了一个人,大声地说:“张大夫,你吃饭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大声音啊!”好脾气的队医就这样地被我训斥,至今想来都让我觉得愧疚。
手术的那段日子,我觉得一切似乎都变了,包括我,我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我找不到未来,甚至不敢去想,能够接受的命运就是被逐出体操房,再也不能够做一名运动员了!而我还活着,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到那里?做什么?

从长岛医院转运到芒塞纳医院(音译),应该称为西奈山医院
命运之神就是这样,有时候喜欢和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然后再教你如何面对。不久,我离开手术医院,转到位于纽约市中心的芒塞纳医院,我的人生和命运就在这样的转移中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新的地方,我将收获力量,聚集勇气,尝试微笑;我将学习如何和命运展开斗争,人生新的赛场就此拉开了序幕。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