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北京突降大雪，冒着大雪到人大参加“中国文学与国际汉学的互动”的对话会。

诗人王家新和德国汉学家顾彬主持，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洪老师打的头阵，洪老师向来治学严谨，写好稿子，有章可循。洪老师的发言表示了在世界性的语境中，今天来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我们如何也应该有中国的眼光。他引了甘阳的话，其实洪老师并不十分同意甘阳的观点，只是说今天我们可以适应关注这些比较极端的言论。此说，我当时十分赞成。

其中著名的前辈汉学家高力克甩着一头白发，慷慨激昂地替顾彬辩护，后来还有肖鹰兄出来声称要做顾彬的保镖。为了做好保镖，肖鹰放弃了参加“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的清华国学院成立大会”。其志可嘉。不过顾彬先生怎么会受伤害呢？大家尊敬还来不及呢。比如我，虽然与之商榷，还是十分尊重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所做贡献。虽然他的有些观点，特别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我不是指媒体渲染的那种极端观点，我是指他下很大功夫写作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我有不同看法。我写了长文评价他的这部文学史著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文艺研究》今年第五期上的我的文章。

昨天上午我用了四个关键词来重新梳理中国60年的文学，那就是：开创、转折、困境与拓路。

也就是对持续了如此多年的对当代文学创作的那些批评，促使我这个做了二十多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去思考，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那些提问的依据是什么？这就不只是要去评价当今的中国文学，90年代以来，或21世纪以来的文学，甚至，社会主义中国创建以来的文学，今天都要重新审视，这才能理清我们今天的问题，才能看清他们的依据和我们自己的道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也提出要有中国的立场——可能说立场、态度都太严重，一种类似洪老师说的眼光？当然，我也知道，眼光终归还是有立场。但我也对中国立场的坚定性和本质化持有高度警惕。但我们中国的理论批评工作者，不能对中国的文学下判断，不能给中国60年代的文学做出诊断，我想这是不行的。重写文学史无疑有其历史意义，那是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呼应，受其影响甚深。把张爱玲、沈从文重新抬出来就能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所有的问题吗？不可能。还是要解释革命文学的正当性或合理性问题，尤其是中国1949年以后，我是从世界现代性的语境中，去看中国激进革命所表现的激进现代性来理解中国这60多年来的文学史。

于是我用了这四个关键词：开创、转折、困境、拓路。

下午去故宫参观，冒着大雪在故宫里踏雪而行，也是另一种意味，只是我没有穿棉衣，实在冻得够戗。晚上还在故宫用晚餐，没有想到宫里还能有晚餐，这都是托国家汉办和人大的福。好像宫里的酒家叫什么“建福宫”，颇有一点皇家气派。好像也可以对私人开放，几个人去可能要预订。只在中午。我问了一个服务员，说得语焉不详。可能是我问得不象是要动真格，她也懒得搭理我。

今天上课讲文革文学，这段的尺度不太好把握——有关问题很难展开来谈。只是说起食指（郭路生），我今年六月底还和他通过一次电话。先是他给我家里打电话，我那几天好像是到上海了，回来手老婆告诉我有人留下电话，要我回过去。我第二天回过去，才知道是郭路生。我们在前年的作协会上聊过一次，聊得不太深入。有天晚上很晚，可能11点多了，他给我打电话，结果我又回家了。说第二天再聊，后来又未联系上。就放下了。

他此番想和我聊的却是一个颇为纯粹的诗学问题，我也记不太清，好像是关于诗的“意象”的问题，主要是他在电话里说，谈了他一通想法，思路相当清晰，且很有张力，我与他讨论了一通，随手记下一些句子，但那张纸没有找着。现在也想不起当时说的概念。真就是上岁数了，记性实在不好，这才过去四个月，就记不清了。

今天上课说着郭路生文革时的《相信未来》，其实是为他的悲怆所震动。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是为豪情所激动，说实在话，他写这诗时我才10岁，直至1976年，我去插队，那时还是要豪情。我说，那个年代的普遍情绪是豪情，大家都有豪情，你有豪情不奇怪——你不敢没有豪情。但如果你悲怆，你绝望，那就有点另类了，那就非同凡响。1968年，郭路生就有那种悲怆和绝望。这是令人惊异的。

1969年9月24日，郭路生写下《相信未来》。这首诗让郭路生的诗名传遍知青部落，紧紧抓住了一代人的心灵。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据说这首诗与郭世英（郭沫若的儿子）之死有关。郭世英（1942—1968）“文革”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由他发起并形成了一个叫做“太阳纵队”的文艺沙龙，参加者有郭路生，还有牟敦白、张朗朗等，他们经常通宵达旦探讨当时一些敏感的哲学问题和文学观点。“文革”期间这个沙龙被查禁，参与者中有不少人被逮捕。按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提供的材料，郭世英在1968年4月被北大的造反派“迫害致死”, 张朗朗流亡南方, 在好友王东白的本子上写下“相信未来”四个字。郭路生看到这四个字，深为震撼，以此为题，写出这首《相信未来》（有关材料可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90—93页。）。这首诗在悲怆和伤痛中表达出一种不屈的信念，和对未来的渴望，穿过深深的迷惘抵达精神的高度。这首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颇为流行的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西伯利亚囚徒》的影响，其中也有着作为知青的一代人独特的自我体验。全诗富有激情，自我经验在诗中得到表现，情感也富有层次感，那种在坚定和迷茫的交错中穿行的意志、时代的豪迈与个人的忧伤恰切地结合在一起，正是知青的心理的写照，也是他们所需要的精神和情感寄托。当然，郭路生属于老一届，虽然我也算知青，只是新三届，我们还停留在“豪情阶段”，虽然这诗比我当知青还早了7年，我惊异于他那么年轻就有悲怆，那是一种神奇的超越时代的情感。当然，诗中确实包含着他个人真实的情感经验，他苦痛的爱情经历也一直构成他的诗歌的情感内涵。这些非常独特的个人经验，在那个时代让同代人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