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就可以“向死而生”
——后记

    这本书《向死而生的文学》汇集我近年的论文，其主题围绕当代小说的艺术变革、文学性以及解构主义理论问题。这些文章虽然写于不同时期，但还是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某种联系。把它们编在一起费了我不少心思，我总想找到一种贯穿一致的思想或者精神，最终在“向死而生”这个题目下找到了它们的共同点。在此之前，我去年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其主题关涉“纯文学”在当今时代面临消费主义的挤压，底层叙事的再度兴起也对其构成压迫等等，正是在这种境况中来看“纯文学”如何倔强地存在。这一组论文在写作时间上与前者相当，也有更靠近最近时期的文章，主题亦有连续性，也是在谈论文学在这个时代所遭遇到多种挑战，它确实处于生存的艰难境地，我把它称之为“绝境”，这是来自德里达的概念，即“aporia”，这个词在汉语的习惯翻译中是指难题，但德里达赋予它的意思显然要超出一般的难题，“难题”总是有解的，总是被我们设想为可以解决，并且那些难题总是被认为都解决了。德里达不这样看，他的难题，就是绝境，这是无解的，所有关于难题或绝境的解，都不是真正的解决。这来自他的另一个看法，所有的决断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决断都是不可决断。因为决断意味着伤害了他者，总是牺牲了他者，知名或无名的他者，在决断中被越过，被PK掉，决断因此才迎来了难题的解决。绝境就是没有出路的处境，那里也没有拓路，没有步伐，没有敞开；但也不是死胡同，也不是死路一条。德里达是够绝对的，他连我们设想的“死路”都堵了。绝境根本就不能做那样的想。绝境是什么？他甚至想到那是密室，这就是与克尔凯郭尔相关的宗教概念了。

    从哲学上来说，德里达确实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追求的总是绝对，在绝对意义上解构。绝对就是解构。任何事物只有推到绝对，才有它的本质意义出现，但这样的时刻，本质就解构了。正如德里达谈论正义一样，正义是不可能性，因为正义只有绝对的意义上才可抵达。但这样的正义不可抵达，正义是不存在的，因为正义无法存在，无法现实化；但德里达说，正义就是解构，为正义的解构，解构就是正义。

    这一切对于不明解构理数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对于“略懂”（这是来自2008年的电影《赤壁》的一句经典台词）解构理论的人来说，这样的概念都是相互诠释的，其中之奥妙无穷，令人不胜信服。
这里的“向死而生”的概念，也是来自德里达，即与“绝境”概念相关，身处绝境中，而向死而生。向死而生即是来自海德格尔。动物生来不知要死，他只是向死而在，等待死亡降临，他就亡故。但人生而知死，他是向死而生。因为意识到死，意识到将死，人总是“去死”，所以中国古代的苟且偷生，就是动物性的向死而在了；而舍生取义就是向死而生了，就是去死，因则其死就是人之去死，就是人之死之死，就是不朽之死了。

    把这种概念用于文学，用于今天文学面临困境，这无疑是一种比喻的用法。如何在文学所有的努力都显得徒劳时，还是要徒劳努力，这就是大义凛然，就是舍生取义了。所以，本书的多篇文章，重点在于谈论当代中国文学（主要是小说），所做的那些探索，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看起来，它都是一些无济于事的举措，都是对挽救文学之末世情节/情结无所作为起不了实质作用的行动。但没有这样的行动，文学又何为呢？没有这样的行动，就没有正义，就没有文学的正义。因为将死之命运，是所有的文化在后现代时代面临的共同命运，而文学还怀抱着古典时代的情节/情结，唯一还带着往昔的情调去奔赴必死的命运，那就是值得可喜可贺的，可歌可泣的。要看这一点，看到悲剧性和悲壮性，而不是一味的攻讦，一味的谩骂，一味的无聊，那就更加可悲了。

    实际上，这个时代，其他的文化种类何尝不是“将死”和“已死”呢？看看电影，这是当今时代最宏大最有生命力的艺术种类，但电影已经沦为一种怪兽，不折不扣的文化恐龙。其他且不论，好莱坞的那些巨片，已经完全是晚期资本主义电子工业的附属物；或者是传媒和网络的雌雄同体。只要看看模仿它的，努力跟上它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电影事业，成了什么样的文化工业，简直就是电子高科技工业的副产品。这个时代除了电子工业，除了电脑、网络还有什么其他吗？

    我编这本书时，正在上演《赤壁》，票房据说短时期内已经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之最。导演吴宇森当年是亚洲艺术的电影的追求者，现在变成好莱坞的模仿客。《赤壁》搞得如此不伦不类，除了电子科技，除了动漫，除了对网络游戏的模仿，除了暴力，还有什么呢？（一些名实不附的演员，以其严重错位的戏仿历史在胡闹；不伦不类的风格，在正史与戏说之间的左右摇摆；周瑜（梁朝伟）还没有收敛起《色戒》里的奸诈；张丰毅演绎的曹操是个不折不扣的老色鬼；金城武的诸葛亮就是一个跑单帮的掮客了；林志玲的小乔是个十足的青楼歌妓……。实在是一帮明星捏在一起的大杂烩……）什么也没有了。要说只剩下对网络游戏的不顾一切的模仿，场面、镜头、暴力……，与网络游戏毫无二致。《赤壁》宣告了电影的死亡！

    这个时代的电影，已经彻底降服于电子科技，它只是电子科技的一部分。其实，电影诞生之日起，就是机械复制文明的一部分，就开启了机械复制文明的历史。只是人们尙未意识到，在机械工业文明的时代，它还带着对传统戏剧、文学、绘画和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的模仿，还归属于艺术之例，那么多的电影艺术家，努力使它与机械工业有所距离，尽可能靠近文学艺术。但在这个时代，第三次产业革命，科学主义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逃脱，除了传统的文学和美术，离不开文字或颜料的传统介质，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科学技术的一部分，都与科学技术合谋，都成为科学技术的奴仆，那个被称之为艺术的电影和音乐，也都基本死去了，它们现在是向死而在，已经是行尸走肉，只不过恐龙式的行尸走肉携带着电子科技，在文明的末日舞台狂欢而已，与其作伴的，就是网络游戏动漫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离人类传统古典生活已经相去甚远，或者说，生活于这样的文化文明中的人类，已经不是传统的人类，至少未来的面向很可能是另一种人类，另一种文化和文明的中的人群。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还是要对文学予以肯定，它在这样的时代，虽然困顿不堪，但却能临危不惧；知道将死，知道来日无多，却义无反顾；这就是向死而生，这就是死而后已。

    我这样来理解当今时代的文学，似乎对当代文学太过宽容，尽管我并不同意那么多的苛责，尽管我也意识到当今文学的困境，但也并不等于，当今中国文学就做到自己所是的那种义无反顾的抉择。它的有限性也无疑是明显的，只是因为其困难，所以没有更多的苛责，但并不等于没有任何要求。从更高的标准来看，当今中国文学无疑缺乏更顽强的“去死”的精神，缺乏生的意志。这是为文学而生的意志，而不是为写作者而生的意志。我以为当今中国在文学最重要的二个要素上，它是严重匮乏的。现代以来的文学，或者说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学作品，最有艺术生命力要素，当然不是抽象形式，而是对人性的最深挚的刻画，而对人性深挚的刻画，这就需要三个方面的要素，情（性）、宗教和政治。当今中国文学，基本只是在情/性上下功夫，而几乎没有任何宗教和政治意识。司汤达说过，小说中政治，就象是音乐会上打响的手枪，在他看来是如此不协调。但我们这里的政治，不是屈从于，或直接反抗于某种政治的政治文学，而是一种泛政治，不是简单的对权势的揭露（象所谓的反腐文学那样），不是批判、不是抵抗，而是书写，而是看到无所不在的政治。在这一意义，我会高度评价帕慕克的《雪》，这部作品恰恰是对宗教及其政治进行相当强烈地批判，处于那样的语境，他的批判性甚至过于鲜明。但能把政治和宗教抓住，这是当今时代的重要主题，中国作家几乎遗忘了这样的主题，几乎在他们的作品从来不书写这样的主题。但我以为这样的挑战也是困难的，帕慕克的《雪》做得并不算最成功，也不能被模仿。他的女友印度作家基兰·德赛的《失落》，也是在政治、宗教上下功夫，那里面的政治是后殖民政治，种族冲突，地缘政治，包括对西方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困境的思考，这是国际化的历史的政治视野，其中宗教和政治是其二大视点。中国作家北村意识到宗教和政治的问题，但北村处理得也还是不那么协调，也不那么文学化。宗教问题，不要上升为民族问题，也不要简单处置原教旨主义问题，象当年张承志《心灵史》那么激越的情绪，也并不是几个中国作家可以做到的，张承志本人后来也有反思。我以为宗教还是要在德里达所说的没有宗教的宗教性，也就是去思考这个时代（后现代之后的）人们的信仰问题，当代信仰的危机问题，人们的精神世界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文学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书写太过空洞，其缘由就是没有落实到信仰问题，而信仰没有宗教作为载体，却也同样空洞。这是中国文化的难题，我们的现代性转型，与传统文化（儒教？）断裂，没有真正的宗教文化，信仰只是直接的政治信仰，它又变成强制的意识形态。这使我们的文学始终无法在哲学、宗教的思想维度有所建树。

    说到政治，这个时代政治已经泛化了，人们如何去理解它，实际上是一种难题，对于文学来说甚至是无解的难题。阎连科和莫言是二个当今时代心中有“政治”的作家，莫言做得太隐晦，阎连科又做得太直接。都不能算很成功，但他们二人就因为多少有这种意识，他们在中国当今作家中就技高一筹，他们的作品可以抓住我们历史和现实的某种最为致使的东西。不是致命的书写，就不是向死而生的书写。《受活》之让我惊叹，就是它有政治，它不是政治的政治，而是文学的政治，被文学俘获的政治。贾平凹始终抓不住，这个才高八斗的人，在击穿这个时代的问题上，还是差了一点劲，也是令人扼腕而叹。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一场博弈，向死的博弈啊。这个时代既有这样的政治，如此高妙的政治，我们的作家，不怕才高八斗，却摸不着他的边，真是让我们苟活啊，本来差点就可以向死而生了。

2008-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