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长免职的背后

金 石

    今天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免去周济教育部长一职！既非任期原因，亦非年龄原因，（正省部级官员最高可干到65岁）,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要出台之际免职,让我们不难联想起近年来无论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还是教育体制方面暴露的种种问题，积重难返，采取用免职的办法来平息舆论。

    在国务院序列的三十多个职能部门中,教育部的位置之重要，问题之频繁自民国初年至今一直如此。建国后，教育部被党中央暗定为中央的第二宣传部，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乎历次政治运动都从教育开刀。而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也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此后经历了改革开放短短十多年的教育发展黄金期。现在又陷入了面对体制改革的重大关头。因而中国教育部长被列为世界上最难当的四个部长（还有美国国防部长，英国内政部长、前苏联农业部长）。然而,因为教育部的特殊的重要性，诸多问题的解决绝非部长一人说了算，尤其是关系到教育改革的重大决策都是最高领导人亲自倡导实施的。

    周济的免职不能不提到武汉大学的腐败案。上月武汉大学惊爆两位正厅级校官未经双规而突然被检方批捕，再次把教育界以及政府推上了风口浪尖，其实这只是高校腐败的冰山一角，此前各大高校翻案已经屡见不鲜了，想必扩招以后的在校学生都能觉察到。许多高校对国家政策置若罔闻，许多规章制度形同虚设，管理之混乱、官僚气息之严重、教风学风之散漫令人发指。

    为什么象牙塔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根本原因在于扩招后的大学的权利之大，在当今社会无出其右者。这与90年前后国家为了实行市场经济，在原本控制资源、消费品行业的单位实行双轨制管理而导致的腐败如出一辙，当年这些企业利用国家的统销统购与出售分配等政策并行，而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导致了黑市、官倒等腐败的滋生。而今天的高校，最为显赫的三大权利也是国家授权或者派生的：招生、基建、三产。这几个权利都是相辅相成的，都来自国家赋予了高校的招生培养权这个金字招牌，再加上人们期望接受教育的巨大社会需求，而引发的在扩招、校舍扩建、科技园建设经营、国家科研课题的立项等方面的腐败。

    如果一个单位纯粹是国家拨款的行政或者事业单位，因为拨款的限额以及严密的审计制度，不会如此严重；如果一个单位纯粹是经营形企业，通过参与市场竞争获得收入，当然也不会这样滥用权利。现在关键问题是，有了金子招牌的大学，也拥有了广泛的市场需求，同时还拥有了经营的实体，而又无需企业法人承担有限责任，那不受法律政策约束的权力就会肆意膨胀。可是，教育界的腐败远远不止这些表面的因素，深层次则导致了国家教育实力的倾颓，严重影响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国民素质。下面几点是几乎当前每个大学生都可以感受到的，

    目前各大学机构臃肿，编制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突出。扩招和大学合并势必让教育管理权限下放，无限地扩大了学校自主权。在计划经济时教育部分给每个学校的各个教育层次、各个专业的名额和拨款都是固定的，直接监管各大学的招生培养和经费的开支情况，而现在这些权利则在大学的学院甚至在系里，学生的档案和成绩也在学院，也就是说学校根本拿不出在校学生的名录来，而签发毕业证的人却是校长！而在民国时期，毕业证是需要教育部长签发的。而与此同时，与培养没有干系的权力却紧握在校领导手中，学校领导的职责完全错位。而各大学校也配备了与学生人数相适应的行政编制，拿武汉大学来说，在80年带中期，全校的处级干部也不过区区十来人,在前年某次召开全校处级以上干部会议，而将近800人的逸夫楼大礼堂却坐不下，这比一个省政府开会的处级干部还要多！而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我的一个同学在交纳学费时，被校财务人员告知：你的学费已经缴清！而背后隐藏的是学校帐目的混乱，而且这些还发生在利用了计算机信息管理的新时代。

     学校机构庞大导致衙门作风盛行。时下安心教育、做学问的教授都是非常清贫的，一般一个大学教授的帐面工资也就三到五千，而且还要面临为学校争取科研经费、职称的压力，所以各个教授除外兼职（课）已经成为重要的创收手段，即使有部分老师看似在做科研，实际在通过一些浮华的科研项目来为自己赚取“政绩”，作为升迁的筹码，而升迁则意味着职称、学术、收入、地位的大改观。而一般工科专业教师都在社会承揽各种项目来保证自己的开支和年终考核，安于科研教学的老师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业余时间教授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五花八门。而解放前普通工人五六元钱的时候，一个教授最低工资也超过200元，最高将近400元，（鲁迅当时在北大和教育部工资合计约有600元）保证养活一家人没问题，教授这样的收入可以保证安心从事科研教学。而目前普通教师的日子并不好过，所以一些教师极力想转为行政人员，削尖脑袋去当官，当官以后又用手中的权利主导其他人的命运。武汉大学落马的陈昭方、龙小乐就是这样转轨的典型。

    时下的教授水平、学生质量严重滑坡。“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的名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授的水平，这已经被国内外所认可的事实。目前高校大楼越盖越高，师生水平却越来越低， “水博士”、“菜教授”遍布校园。刚落马陈昭方一天书也没交过，英语单体也不认识几个，这样的领导是如何读完博士的，又怎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的，又如何去指导他的学生？真可谓“学而不咽，毁人不倦”。在大学里职称是老师身份和学问的象征，受到普遍重视，而职称的评定的决定权却在以校领导为首的学术委员会，许多良莠不齐的老师通过各种不正常渠道评定为教授、博导。而解放前，或者是国外，想获得教授的职称是相当难的，许多大学教师工作一辈子也只是一个讲师。当时一个大学教授也不过十来个，都是学界有相当造诣的专家学者，拥有高尚的师德，精通多门外语。记得马克思写了本书《反杜林论》，其中被学界泰斗驳斥的杜林只不过是柏林大学的一个编外的讲师！可见大学教师的的水平之高。当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道德风范，时下的院士级的专家远不及解放前的普通教授，大学生不如八十年代的一个中专生。倘若下放评院士的权利，全国的两院院士一定和现在教授一样多。

    目前大学把国家赋予培养学生的职责和权力变为经营牟利的工具。大学办科技园、二级分校、搞各种名目的招生都是变相滥用国家权利。大学的科技园本来是国家利用大学教育资源实现科研转化的平台，而目前成为高校办三产、开发地产、办各种公司的幌子，而这些经营实体的进帐是不透明的，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当然不会把这些经营性收入列入财务的专项支出加以监管，这些钱的去向无从知晓。近年来开办的二级分校完全是变相教育产业化，各大高校看到许多民办大学的赢利能力，利用现成的师资和学历颁发权，搞起了第三产业。此外，大学模仿经营城市的理念，分别经营起了学校的资源，除了上课不单独收费外，许多运动项目、住宿、就餐都是学校资源转化的方式。举个简单例子，本人当年在武大读书时，一间18平米的宿舍，每人每月100元，水电费自理，每间宿舍每年收费4800元，而当时这个价钱已经可以在周围租一个70平米的小两居了！我还粗略估算整个一栋宿舍楼不用10年的住宿费就可以收回全部建设成本了，这可是比地产开发更暴利的产业，而且地皮却是国家无偿划拨的！难怪学校严厉禁止学生不住校，也难怪弘博集团的巴能军愿意斥巨资、冒风险投资学生宿舍建设。还有最近两年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培训班，学位班，都是创收的手段，尤其以EMBA为突出，重点大学的学费通常都超过30万，而招来的学生都是各级政府官员、企业老总，象牙塔给这些领导任务搭建了吃饭的平台，关系的纽带。每周周末开班时，腆着大肚子的领导，开着奔驰宝马穿梭于校园，竞相炫耀，考试时则学校大开方便之门，毕业后的学员则利用盘根错节的同学关系，大搞腐败之风。

    总之，现在高校权利相当大，而似乎不被人察觉；高校的腐败相当严重，似乎没有触机公众利益，然而越发多的社会问题暴露出高校灾难的深重:学生就业问题、教育质量下滑、教育资源浪费、科教实力的不前都与大学改革有直接关系。温家宝今年多次关注教育方面问题，可见已经引发了重要的高度重视。其实解放后自从废除了十六字方针后，30多年教育的发展是严重滞后经济改革的，而这些改革又是敏感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教育涉及面太广，一个区区的教育部要想改革教育方面的弊端，显然无能为力，而国家出问题，只能拿部门领导来开刀，向国人交代，也是很无奈之举。

    那如何整顿如今的大学呢？著名教育家刘道玉的“彻底整顿高校教育十意见书”，已经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