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他是龙云之后的“云南王”，奉广州政府之令，于9月9日、10日制造了“九九事件”，解散云南省参议会，逮捕参议员、各大报馆、各大院校成员200多人，查封多家报馆，解散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及各中学，并在昆明实行宵禁。这不妨看作国民党经营西南反共基地的重大举措。

于是，自认为举足轻重的卢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要求：如果要云南作为反共基地，则中央需立即拨付云南可武装十个师的装备、弹药，这十个师的师长均由云南人担任；云南三年内不向中央缴纳任何赋税；中央军全体撤离云南；云南实行高度自治。不难看出，在国民党政权的危急存亡之秋，地方军阀开始蠢蠢欲动，大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意味。

蒋介石将湖南战局完全交给了白崇禧。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台湾，但台湾能否坚持到底，港报上有观察家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广州尚可支持三个月，厦门将在一个月内落入共军之手，厦门一旦陷落，台湾将非常吃紧。因此蒋专门派心腹陈诚到厦门督战，务必要保住台湾在大陆上的最后屏障——他应该不会忘记明清之际，郑氏王朝失掉厦门后，反攻大陆成为泡影，也在二十年内失掉了台湾。

然而共军的南下步伐并不太着紧，港报评为“似有沉机待命之势”，紧锣密鼓的所在，还是未来首都附近的华北。

9月10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陪着傅作义到达包头，召集旅以上高级军官，商讨绥远起义事宜。11日，傅作义就绥远问题致电薄一波、聂荣臻，提出“四项原则，三个步骤”，大意是尽量保持绥远秩序，不做大的变动，军队就地教育整编，恢复交通，转入工农业生产，傅承诺“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完全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

毛泽东在修改聂、薄的复电时指出，同意傅作义提出的四原则与三步骤，特别注明“不论什么步骤和方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

就在12日这天，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五百元与一千元面额的人民币，并且宣布，如市场因发行新票而有波动，将抛售政府准备的物资来平衡市场。《大公报》对此特别指出，大额币发行后，棉纱、食米、面粉的市价反而稍微下跌，“这与国民党反动派过去滥发钞票情况完全不同，所以这次并无像反动派时期那样抱着对发行新钞的恐慌心理”，不法商人也不敢像过去那样兴风作浪，抬高物价。有意思的是，大额新钞票先投放上海市场“试水”，至于河北等地，要到9月17日，这些新钱币才正式出现。广州、香港报纸上总称共产党重视东北、华北，上海的地位不受重视。以发行钞票的情形观之，这种说法未必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