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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与当下中国:主流化进程与新想象

2017-04-11 08:57:31评论

科幻小说与当下中国:主流化进程与新想象

张颐武


科幻小说与当下中国:主流化进程与新想象




   

   中国的科幻文学最近十年有了明显的复苏的趋势,一面有了许多重量级的新的作者,如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等等,也有许多新人在涌现。这些作者都已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肯定,也有了自己极为稳定且还在不断扩大的读者群。另一面它在网络中引发了热议,激发了诸多的网络上的阅读和讨论。这个在中国命运多舛的文学类型似乎再度得到了发挥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科幻文学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的“主流化”的进程已经开始,科幻文学已经彰显了其重要的价值。

   这当然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其当下的理由。思考科幻小说的中国命运,其实是一个异常有趣的命题,也是文学研究面对的挑战。这样的新的状态是“新世纪文学”的新的现象,也是全球华语文学的新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如何理解科幻文学和当下中国是一个重大的议题,不可能通过一篇短文厘清这个议题。我只能提供一些粗略的探讨,提供一些具有议题价值的“点”。

首先我们需要面对的是”科幻“小说的历史。我们都知道科幻毫无疑问是一个“现代性”的文类。科学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支柱,而科幻的想象依赖科学的背景。但在现代中国的文学想象中,科幻小说几乎从未得到过正统的文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它仅仅是作为一个模糊暧昧的形象出现在文学的边缘的。它的“非主流”的特质一直是它的“现代性”的历史宿命。

科幻小说从未像有中国传统的渊源的小说类型,诸如言情或武侠这样的作品那样受到过正统的“新文学”的高度的关注。那些作品从晚清以来被归入了“鸳鸯蝴蝶派”,在“新文学”崛起之前曾经有过在新形成的,以市民为核心读者的阅读中的主流地位。而“新文学”在五四运动中崛起的初期,很大程度上是和“鸳鸯蝴蝶派”争夺文化空间。作为通俗文学的“鸳鸯蝴蝶派”虽然在“新文学”崛起后地位下降,但作为通俗文学的广泛的阅读仍然存在。而科幻在中国“现代性”文化中的“位置”似乎一直暧昧难明,人们对它有某种好奇心,但又不关注它的变化,而它自己的历史叙述似乎也难以形成有机的、连续性的叙述。它在现实中处于边缘,在历史中形象模糊。它无疑属于“鸳鸯蝴蝶派”的一部分,难以有自己的空间,但又远非“鸳鸯蝴蝶派”的主流或核心。虽然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中讨论过早期的科幻,但它在通俗文化中显然难以和言情或武侠这样的主流类型相比肩。在现代中国也仅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形成了几个小的高潮,但那时产生的作品和作家也没有被文学史的叙述所关切和研究。

中国“现代性”的话语最推重的就是“科学”的精神,但科学幻想的小说显然没有得到过更多的认可。“科学”是中国“现代性”的最主流的价值,但试图用科学来想象未来的科幻小说似乎难以进入主流的视野。它应该具有科学精神,这应该可以被最推重“科学”价值的“新文学”主流所吸纳。但显然没有这样的状况。尽管中国现代性话语和”新文学“的最重要的人物鲁迅就翻译过科幻小说,但科幻还是无法进入主流的视野。这种状态似乎是一个在整个现代化的历史中都是挣扎图存,把自己的民族的未来寄托于科学之中的文化所难以想象的。但科幻在整个中国现代的文化想象中的暧昧的位置却是现实的存在。这其实和“科幻”与“科学”的微妙的关系相关。在现代中国,科学具有绝对的意义,对于民族救亡图存具有绝对的价值。因此科幻和科学的矛盾性就是中国“现代性”并不期望的,这似乎是科幻被忽视的重要的内在的动因。

     从科幻小说的基本想象看,它对未来的想象一直包含着一系列的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也是”现代性“的内在的矛盾的一部分。它的两个矛盾关系形成了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内在的限制:

一是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矛盾。科幻总是需要超溢现实,跨越时空,对未来提出诸多畅想。这使得科幻常常是置于现代性的想象的前端,对人类的科学的未来提供想象。但现代中国处于在世界上科学落后,贫弱并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民族挣扎图存所需要的是以欧美和苏联为参照的横向的“赶超”,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已经有了一个以空间的范例作为时间上追赶的对象。因此让中国的科幻提出对于全球性问题的想象,似乎是难以达成的。中国“现代性”所期待的是民族命运的超越。这其实对科幻提供了内在的限制。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已经在世界上存在,我们就难以形成科幻所需要的面向。

同时,从内容和形式的角度观察,中国“新文学”的主流由于现代性的内在的要求又是以表现“现实”为目的的,现实被写实主义赋予了绝对的意义。对写实地观照现实的要求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传统。科幻小说在紧迫的现实命题之前显得太离开时代的主题,它的想象的面向也过度地不切题,和中国紧迫的现实问题和苦难脱节,它对于未来的“畅想”往往由于缺少现实的依托而受到指责和忽视。在一个吃饭问题尚且严峻的普遍贫困的社会中,科学幻想难免被视为空中楼阁,也往往变成对青少年进行科学普及的科普作品而忽视其文学价值。科幻被认为是科学的某种延伸,一种普及科学知识的路径而非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阶段和当代文学的前期,科幻小说由于太不写实而受到忽视。它的内容太过不“写实”变成了它的问题。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时期”之后,“现代主义”的复杂技巧和表达方式,如象征、反讽、人称和视角变化及心理表现的意识流等等开始进入文学,逐步成为在写实的小说主流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元素。由于科幻小说却始终在这一“现代主义”的主流的变化之外,它的技巧就显得落伍,它又被认为形式太过写实,这也变成了问题。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科幻小说由于内容太不写实而受到忽视,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又由于形式太过写实而受到忽视。它在主流的“新文学”之中受到的忽视就来自这种复杂的状态。

二是伦理和人文科技的矛盾这是科幻小说对人类未来想象经常提出的重要而基本的命题。科幻小说常常表述的是伦理和宗教的人文性和科学之间的内在的矛盾,所谓“两种文化”之间的内在的困扰和矛盾是科幻聚焦的主题。科幻的乌托邦一定在高歌猛进的进步潮流之中有很多忧虑和反思。正面的乌托邦和反面的乌托邦之间的张力正是科幻小说的内在的魅力所在。我们未来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产生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变成了科幻的内在的问题。这些矛盾使得科学和人类的未来之间产生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但中国的“现代性”的伦理其实就来自科学本身。科学在中国现代被赋予了和迷信及落后决裂的重要的伦理意义。科学在伦理上是至高无上的,这种伦理的要求使得科幻小说难以深入地探讨各种复杂的矛盾和人类的困惑。中国由于在一百多年来世界历史中的时间上的滞后和空间上的特异的历史情势,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的内在的要求把伦理与科学,人文与科学的复杂关系简化。科学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具有超越性的维度,它具有让人崇拜的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人们从自己的生活之外去观照它。科学精神的至高性被确立,因此科幻小说的复杂性也难以展开,对“人性”和科学的复杂观照难以得到发挥。这种内在的视角的限度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的限度。主流文学在“新时期”在表达科学的议题时也都是将科学置于社会的“外部”来对待的。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把数学家陈景润视为超越现实世界的不可思议的人物,直到九十年代的朱苏进的《绝望中诞生》都延伸了这一想象。科学是在社会之外俯视社会的神秘之物,以至于对科幻小说的想象的难以认可就成为社会的主流。

但在中国的高速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之中,中国的社会和文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开始告别了它的“现代性”的历史的限度,进入了新的发展进程之中。有三个因素对于科幻文学的发展和进一步主流化提供了历史的条件。

首先,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使得中国脱离了原有的“第三世界”的境遇,中国不再是一个贫弱的社会,普通人也告别了匮乏的生活,而高速发展又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中国社会由于自身的高速的发展,而和发达社会面临既有相似性又有极大差异的新的结构。中国的科技力量的展现是其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的部分。中国具有的全球性的意义使得中国的想象力需要在一个超出历史限定的全球的层面上展开。科学的力量的复杂性开始成为社会的一个关键性的议题,科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幻小说对未来的思考,对于伦理和人文与科学的问题的关注更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关键的主流问题。如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转基因和试管婴儿和代孕以及互联网带来的诸多身份和认同等方面的困扰都早已成为中国公众思考和探究的焦点,形成经久不衰的公共议题。这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新的历史平台。

其次,中国文学的结构也由传统“现代性”的主流文学和非主流的分野转化为传统的“纯文学”和类型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三足鼎立。在传统的“纯文学”越来越走入小众化和专业化的状态之后,失去了对公众的影响力之后,文学的状况和结构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作为独特类型的科幻文学带来了新的社会的可能性。中国小说的类型的解放已经成为当下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像“穿越”这样的新的类型的出现都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支撑。

再次,中产群体的急剧扩大,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的迅速崛起和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新的社会格局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新的读者。这些读者有其全新的生活形态和思维方式。他们对于全球性议题的关切和对于自身的自我认同的需要,他们在一个全球化的不确定的世界上生存所面临的新的问题都为科幻文学提供了可能性。

这样,像刘慈欣等人被新的社会和文学的主流所接纳和科幻小说的复兴就绝非偶然现象。这是科幻小说开始主流化的一个重要的征兆,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可以说是在中国真正 开始为社会的主流所接纳。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从今天看,科幻文学是从未来进入当下的,是从从超大的空间进入我们的内心。它把自身的想象置于未来之中,在科幻中和在传统的文学中的根本性的区别在于,传统的文学总是在想象已经发生的一切,就是像穿越这样的具有独特想象力的类型也是让当代人回返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但科幻的妙处就是将自己置于一个未来的“点”来观照世界。在这里,虚构之虚构是现实,现实的现实是虚构超溢反而是回归。这个“虚构的虚构”是指在从现在想象未来中,编造了虚构的未来,从这个未来回返现实。这个”现实的现实“是把未来当做现实,当做比今天的现实更为现实的虚构。这一类型的想象力和对于人性的可能性的探究为当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中国当下的想象力无论在对于中国的未来自我定位的方面,还是在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方面,还是在对于科学的再思考方面,现实的科幻的虚构的想象力提供的见证都变得不可或缺。

中国的科幻既开始置于世界的科幻类型的运作之中,如刘慈欣英文译本的出现等。同时也是全球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类型,这个类型的主流已经在中国大陆得到的充分的展开。科幻小说对于重构中国想象力具有传统的主流文学没有的可能性。它也在类型文学中展现了科技力量的多面性的现实的能量,这种能量是和当下的社会情势紧密相连的。由此看来,科幻的”主流化“的进程已经开始。科幻在摆脱自己的二十世纪的命运,变成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想象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个变化会体现在未来的文学史中,也会体现在当下读者的阅读之中。中国科幻文学的新的可能性正在展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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