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1986年厦门开的一次美国文学会上就见过梅绍武先生，但因为我的业余爱好里没有西方戏剧，故采访了那么多人，很多还没有梅先生名气大，但始终没拜访他。只是因为这次李景端开出的采访名单里除了梅我都采访过，才决定访他。

近二十年没见，梅先生似乎没怎么见老，唯一让我觉出他老的时候是他告诉我他经常看韩剧，说那里的人情味让他感动（说话间有个管他叫五叔的人又热情地送来好几盒韩剧的光碟，先生对自己的侄子照样要分毫不差地付光碟费）。我想这是历尽沧桑的人老来最真挚的情感寄托方式吧。特别是梅先生，见过大世面，受过大的失落，可能对韩剧里传统质朴的家庭伦理情节更有深情的寄予（他批评中国电视剧里最缺少的“就是这个”）。先生最后几年可能就是靠韩剧来调节笔耕生活的（我看到了他桌上厚厚钢笔书稿，那是他一笔一划“耕”出的田地！）于是我的采访也少了往日的刁钻刻薄，没了调侃和逼问，更多了些对一个叔辈老人的？？---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反正应该是与感情有关的词汇来描摹，但我不知道什么词才准确。同情吗？梅先生是大家，我没资格同情。关心吗，我是个陌生记者，没资格关心；感动吗，似乎差不多，但这词儿有点俗。总之，用前面说的“心弦驿动，顿生恻隐”可以说清一二。几个月后在冯亦代先生的告别会上又见到梅先生，发现他健康状况远不如我们那次交谈时的样子，梅先生软而大的手握了握我的手，但他并没有想起我是谁，估计那段时间他经受的治疗太让他痛苦了，健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再后来，就听说他病重，不久就仙逝。

那次采访，梅先生赐我三本译文，二本著作，每本扉页上都题了字，都写的是“敬赠”，让我受之有愧，因为我发现我以前只把他当作养尊处优的梅家二公子和美国戏剧专家是太孤陋寡闻了。原来梅先生走上文学研究和翻译的路竟是那么不容易，到退休也没能进入他最想进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最终也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研究翻译他最钟情的特罗洛普。先生对我讲这些时，表情是平静澹定的，但我想我能够感觉出那一静如水的表情下内心的波澜。

从那以后，我会花些时间读他的散论集《西园拾锦》，受益匪浅；读他研究梅兰芳的大作《移步不换型》，为梅兰芳有这样一个“从文”的公子写出这样一部外人无法写出的独特的梅兰芳研究著作而感到万分欣慰。知父莫若子啊。梅家二个公子，一文一武，可谓文韬武略，一个著书立说，一个身体力行，传播梅兰芳精义，梅兰芳真是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