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打工者何处安家？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10月30日 20:34 

外来打工者居住条件十分简陋，而城市的扩张进一步蚕食其生存空间，地方政府亟需出台相应政策保障外来打工者居住权利

　　【《财经网》北京专稿/记者 兰方 实习记者 王璇】从曹各庄到皮村，989路，两站地，十分钟。

　　2009年10月，一场不大不小的迁徙，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之外的两个普通小村庄之间，悄然展开。

　　推土机、挖掘机已经开进了曹各庄。在朝阳区CBD东扩的蓝图中，它被纳入金盏乡金融服务区建设规划之内。此时，当地人正为征地、拆迁补偿和政府讨价还价。集聚于此的外地打工者们只能默默收拾行囊，搬向更为偏远的村庄。

　　皮村，成为了他们的选择之一。这个已经积聚了五千多名外地打工者的村庄，尘土飞扬，水泥、砖石堆满大街小巷。本地人正加班加点地修建新的出租房，迎接从曹各庄辗转而来的打工者——当然，更多的是为了下一次拆迁时，以更大的房屋面积换取更多的补偿。

　　“拆迁啊，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26岁的小沈站在她15平米的出租房里。下一周，他们一家三口就将搬离曹各庄。“拆了，我们就搬。一次又一次地搬，总有个地方容得下我们吧？”

　　2009年，北京市朝阳区启动了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共涉及金盏、孙河、崔各庄、豆各庄、东坝、三间房、将台等七个乡，占朝阳区全部农村地区的近三分之一。此次动迁，牵涉到16.8万当地农民。另外还有至少44.2万的外地打工者也将被迫搬迁，但这个群体并未出现在公众与政府的视线之内。

　　他们，从来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随着城市边缘的扩张而始终颠沛流离。

生活在城市边缘
　　60岁的李桂田，来自河北承德农村。1993年，他来到北京，在西二环安顿下来，租下大市场的一个小摊位，做起了小百货批发。没多久，便迎来了第一次拆迁，他搬到了西三环的西八里庄。又是拆迁，搬到西四环，还是拆迁，终于到了西五环之外。2009年7月21日，他所在的社区又被纳入了旧村改造的规划中。“我们还能往哪儿搬？一打听，东边在拆，北边在拆，到处都在拆。北京是不是还要修七环、八环？得，我直接回承德老家得了！”李桂田摇摇头，“人人都知道安居乐业，没有一个安稳的住所，谈什么乐业呢？”

　　在城市无以安居的，是和李桂田一样成千上万的外来打工者。他们亲手扩大着城市，却被城市驱赶着，越走越远。

　　来到城市的打工者们，在住房上有着两个选择：很少的工厂提供集体宿舍，大多数人只能自行租房。集体宿舍只适合于单身的打工者，当他们有了家庭或男女朋友之后，往往也会选择租房。

2009年10月28日，一份名为《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调查报告，在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上发布。该报告作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打工者居住状况专题研究”的一部分，用大量的案例描绘了当下打工者的居住状况。

　　此份调查结果显示，自己租房居住的打工者，每个月花在房租上的支出大约占收入的10%到20%。他们所能负担的住房，只可能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下室，城中村，或者城乡结合部的村庄。

　　课题组对北京皮村打工者聚居区的调查显示，在此居住的打工者，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积是4-5平方米，家庭所拥有的家具电器的总价值平均在360元左右，日常生活十分不便，通常没有厨卫设施。调查组在深圳、苏州等南方城市的调查发现，打工者的居住面积较工厂宿舍而言并未有明显改善，七户到十户共用一个厨房、厕所和冲凉间的现象十分普遍。

　　尽管生活空间狭小简陋，但租房居住毕竟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在社会学者看来，工作与生活地点的二元化，以及打工者社区的逐渐形成，对工人的身心发展也更为有益。“至少我们一家人可以团圆，和邻里可以融洽相处，也没有人看不起我们。”尽管小沈的丈夫每天要花五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程上，但她还是很喜欢自己居住的村庄。

　　但城市的扩张，并没有给打工者社区以更多的发展空间。“例如北京，打工者最初居住在城中村。随着城中村整顿、拆迁，民居租金上涨，他们住进半地下室；接着半地下室也住不起，又搬进全地下室。现在城里的地下室也紧俏，大多数打工者只好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中。从二环边上，到三环边缘，现在基本都在五环之外。然而城市的扩张仍在继续，他们只能搬到更边远的地方。”课题组负责人林志斌女士介绍，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各大城市极为普遍。

　　频繁的搬迁，无以安居，更难以乐业。“每一次，都是生意刚刚有点起色就得搬家。挣的一点点钱，都耗在搬家上面了。”李桂田颇为不甘。

　　过大的流动性，更对打工者的子女造成伤害。“我搬了五次家，搬家耽误了我上学，在每个学校刚上学几个月，就要搬家。”六年级的付明珠用彩笔绘出了她的心愿，“我希望我有一个固定的家。”因搬迁失去朋友，丧失安全感，孩子的成长就此蒙上阴影。

　　“我们既然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也应该在城市有我们的家。”在打工者博物馆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主题展览中，这句话格外醒目。

家在何处？
　　狭小的居住空间，简陋的居住环境，一次又一次的搬迁，外来打工者们却少有怨言。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打工者有着十分强烈的‘暂住’意识。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城市的主人，住一年是暂住，住两年是暂住，住十五年还是暂住，这种‘暂住’的意识，让他们可以忍受一切恶劣的居住条件。”林志斌反问道：“事实上，他们还回得去吗？”

　　调查显示，当打工者被问到“如果以后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怎么办”，65.1%的被访者表示，“回老家”。而当他们被问到“今后的打算是什么”时，仅有9.1%的人打算回老家。“打工者离开城市的原因是迫于无奈，而非主动选择。”林志斌如是表示。

　　在林志斌看来，打工群体中的很多人，尤其是第二代打工群体，是不可能再回到农村生产和生活了。事实上，多数第二代打工者已经没有务农经验、没有耕地、没有对农民身份的认同。调查中，有四分之三的第一代打工者会种地，但是在第二代打工者中，这一比例却只有32%。林志斌强调，尽管有的打工者认为自己会种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自己独立操持农业生产。

　　“新工人群体发展的方向不可逆转。”报告提出，无论资本如何想继续维持打工群体的廉价劳动力的状态和打工者身份，新工人群体已经诞生，中国城市化建设必须考虑新工人群体的生产和生活，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离不开”又“回不去”的状态下，打工者的集聚区成为了打工者社区的雏形。但它们在很多人眼里，只是“脏乱差”的城中村、城市治安的隐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认为，城市打工者的聚居区，包括城中村，应该作为城市空间共同体的一部分，和城市共存。聚居区的打工者有着共同体的经验，共同的打工者的身份，这些构成聚居区这一空间的“共同体性”，并在此意义上形成文化认同。但事实上，打工者之间仍然缺少社会交往和相互支持，依然是“陌生人”，缺少家园感。

　　只有有了家园感，打工者才有可能进而捍卫自己的家园。台湾东海大学的杨友仁教授认为，打工者应当和拥有土地的村民建立一种策略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任由财团购买村民的土地，挤占打工者的居住空间。

　　然而，在来势汹涌的城市化浪潮中，拥有土地的村民都难以守护自己的土地，遑论移居至此地的打工者？报告提出，为打工者在城市提供人性化、家庭化的廉租房，是有效解决打工者城市居住问题的首要途径。诸多农村问题专家亦认为，中央政府应考虑建立专门的打工者住房保障制度，多渠道解决打工者进城的住房困难。除了少部分可纳入现有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大多数打工者应享有专门的住房保障政策。

　　如今，保障房的建设依然问题重重，进展缓慢。因户籍的差别而将外来打工者排斥在住房保障政策之外，这无疑将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又一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