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林

　　针对湖北襄樊女企业家停捐事件中，受捐者的不感恩和捐助的“索谢”，以及舆论对此事鸡零狗碎的争议和交锋，杂文家鄢烈山先生在《南方都市报》撰文认为，这暴露出当下中国社会一种病态，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互相猜疑互相防范；人变得刻薄、偏激，缺乏平常心，不宽容；相当多数人都怀有一种“受害者心理”——好一个“受害者心理”，这个角度的观察是敏感和睿智的，抓住了当下中国社会心态的一大基本特征：相当多数人看待社会问题和参与社会讨论时，都站在受害者立场带着一种受害者情绪，当下舆论的对抗、偏激、苛刻、冲突大多源于此。

　　一般人看恐怖片时都会感到恐怖，不过也有人毫无恐怖感觉。请教如何能消除恐怖感，朋友教了我一个方法，他说：所以会感觉恐怖，因为人们总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好人，是恐怖的袭击对象，如果把自己想像成坏人，想像成恐怖的实施者，就不会觉得恐怖了。一试，果然奏效。恐怖片的祛魅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在看待问题时和人际交往中，一般总会习惯地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受害者，一个易被侵犯的弱者，所以会在心理上时时防着别人的“迫害”。这个社会每天那么多冲突，并非一个人想像着向另一人施害，一个人施害一个人受害，而常常是双方都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攻击对方，越是把自己想像成受害者，冲突越会剧烈、侵害越会理直气壮。
　　在一个发展平衡的健康社会，这种源于人性的受害者心态会受到抑制，会隐藏在潜意识中不会释放出来。而一个贫富差距过大、发展失衡的不健康社会，这种受害者心态会得到激发，会弥漫于社会、充斥着大多人的心中——中国当下社会似乎就有着这样的大众心理，大家都习惯于把自己想像成受害者，站在受害者立场上看问题。
　　“受害者心态”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身处中国舆论中，你时时刻刻随和随地能感受到这种心态存在于你身边，弥漫于网络跟帖中，夹杂在街头巷尾的闲聊中，深嵌在许多新闻事件中，甚至就隐藏在你的潜意识中。
　　一场考试或考核，无论程序多么公平制度多么规范，落选者总会以“必有黑幕”的受害心态来看待这场考试，感觉其后必有一双罪恶的双手在操纵着一切，而且这种猜疑总能赢得舆论共鸣；一项政府新政或改革，无疑多么平衡了各方利益、多么照顾到弱者利益，舆论总会站在受害者立场来苛责这项改革，臆想一个迫害者；在有关穷人富人的舆论争议中，这种心态表现得更明显，没有多少是非和原则的认知，网络跟帖着充斥着受害者的情绪发泄。无论何种境况下，无论对何种新闻事件，都带着这种受害者的委屈和偏激，用最极端的语言和暴力行为指向那些他们眼中的“施害者”。
　　受害者心态不仅存在底层身上，而是一各普遍心态，不少掌握着一定资源、相对强势的阶层也有这种心态：对国内顶尖富豪的调查显示，多数富豪认为，财富给自己带来“不安全感”；垄断企业的员工感觉很郁闷，舆论的“仇垄断”使他们工资再也难升；公务员心理压力很大，杭州一个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有心理问题的占近17%；常有民企老总抱怨压力大，白领更是抱怨成为“过劳模”，医生抱怨后代没几个会继续当医生，教师感慨自身成了弱者，天之骄子们在工作日益难找下也有了强烈的受害者心态。
　　失衡的社会，没有人是幸运者——这是我的同事冯雪梅一篇文章的题目。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发展失衡，社会阶层断裂，这应该是受害者心态普遍化的第一个原因，有人是因为处于真实的利益受损境地而有受害心态，比如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有人是因为遭遇受害者的舆论敌视而感到受害，比如富人和医生群体，大家在断裂的舆论语境中互相伤害。第二是社会存在着一种垄断着各种资源的权贵阶层，权力无坚不摧无孔不入，法律会成为他们牟利的帮手，制度很多时候对他们形同虚设——社会存在着这种“通吃性”的超强势群体，没有人会有安全的感觉，从民企老总到高级白领，再风光的阶层也会感觉自己是弱者，产生受害者心态。最后源于制度的不规范，制度最大的功能在于能给人以稳定的利益预期，而我们当下的不少制度很不规范，透明性、法治化、规范性程度很低，公众难以有稳定的利益预期，不信任和猜疑之心自然横行。
　　一个大多数人都感觉受益的社会才会是健康和理性的，普遍的受益感才能让人们之间充满信任，才能让人们看问题时更有宽容之心，才能使人们带着一种寻求共识的平和心态讨论问题——而一个大多数人都感觉自己受损、受害的社会则完全相反：
　　首先，正如鄢烈山所言，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人会变得刻薄、偏激，缺乏平常心，不宽容。感觉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一种利益受损者，这哪能让人宽容和平和得起来，而是会带着一种“他人即是地狱”、“有罪推定”的苛刻心态去看待他人行为——在言语上，这表现为网络空间中越演越烈的话语暴力；在舆情上，这表现为舆论空间争议性、交锋性话题越来越多，人人“得点小理便毫不饶人”；在行为上，表现为暴力冲突的增多，强烈受迫害意识下的暴力会比一般暴力强得多。在这种刻薄的舆论喧哗中，大家带着一种对立情绪互相讨伐，不是想着寻求共识而是想着互相伤害，结果形成莫大的舆论内耗。
　　然后是舆论失去理性。宝马车撞人了，会首先被解读成为富不仁的富人炫富作恶；穷人无论做了什么错事，都会被舆论施以最大的同情，贫穷成为一种道德优势，富裕成为一种舆论原罪——很多人不是以是非看问题，而是带着阶层对立色彩。社会缺乏对法治的尊重，舆论常会为“受害者”违法找到充分的道义借口。
　　再就是使人习惯性地拒绝反省自身的责任，而把矛头指向别人。并非所有问题上自己都是“受害者”，不少问题上我们其实就不折不扣的施害者，但习惯了受害者心态后常常放弃了这种施恶反思。比如环境保护，中国当下的污染问题并非哪个群体制造的，而是源于一种集体施害；并非源于某个阶层的大恶，而是来自大多数平庸的人那些庸常的恶，从随地吐痰到随手倾倒垃圾，从使用塑料袋到私车废气，从乱砍乱伐到频繁使用空调——可我们谈环境污染时，只会倾向于把自己当做受害者，而故意忽略自己的责任，并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去环保，前几天某专家在《环球时报》撰文要求“中国环保富人先行”，暴露的就是这种取向。正是这种大多人都把自己定位在受害者而非施害者的环保心态，造成了中国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环保，从反腐败到遵守规则上都缺乏对自身责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