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人：阴柔与唯美的极致
此时此刻，提起这个话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没准会招来如雨的砖头，不过我总觉得，人应该有点胸怀，善于发现并认可对方甚至对手的某些可叹之处，这样对世界的理解，才更准确些。印象中的日本女人，多半身穿和服，脚蹬木屐，在狭小的空间里碎步行走，一副温顺纤柔的样子，又因为记忆中没有日本女人残害中国人的场景，虽然对日本人很反感，但对日本女人似乎并不怎么反感，哪怕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其实也不是日本人，只是过继给日人的满人——满人曾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可是当中国与日本发生战争，却全体投日，创下了整个民族投敌的先例，这是满人历史上洗不净的污点。
说日本女人身穿和服，脚蹬木屐，那是历史的记忆，哪怕就是历史的记忆，也不完全是温顺纤柔的，我的脑海会闪过紫式部、嗵口一叶、与谢野晶子的影子，她们的作品无声而有力地影响着日人的观念，日本文学透露出来的唯美与阴柔，正是这种影响的结果。如今的日本女人，在东方妇女中，应该是最具有现代品质的，勇气和见识，都令人印象深刻，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独当一面的日本女外交官，可以数出很多。
曾经在夏威夷的黄昏，见过几个日裔女学生，放学后在火奴鲁鲁街头等车，每人耳旁都戴了一朵兰花，光洁秀丽的脸庞，被夕阳点染成金色，那瞬间定格的美丽，如今想来，依然动人。20世纪早期的中国留日学生，是很钟情于日本女人的，郁达夫、郭沫若、周作人、蒋介石、戴季陶等，都有过日本情人，甚至夫人。苏曼殊本人，就是中日混血儿。
鲁迅逗留仙台期间，有过什么遭遇，不太清楚，后来据说对好几个日本女人都有好感，一是弟弟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此事导致兄弟失和，二是内山完造的太太美喜子，鲁迅一生去过内山书店五百多次，常常在书店楼上，与美喜子单独倾谈，三是女歌手山本初枝，山本到上海演出时与鲁迅认识，回国后鸿雁传书数十封，并有诗歌唱和，这对于看上去不太浪漫的鲁迅，已属十分难得。
现在提这些陈年旧事，似乎是对鲁迅的不敬，我却不这么看，我们受了太多的唯物主义教育，喜欢用衡量物的准则去衡量人，结果把人弄得跟僵尸一般。鲁迅是人，是人就有欲望，所谓发乎于情，止乎于礼，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如果要提到更具体的个人，我想举出两个日裔女子。
一是大野洋子。二是儿玉。大野洋子是约翰·列侬的老婆，据说1966年，列侬与她首次相遇，是在伦敦一个开幕画展上，当时大野洋子也有作品参展，列侬先是喜欢上了作品，后来又喜欢上了作者。后人都把“甲壳虫”乐队的解体，归结为大野洋子的介入，但客观说来，列侬因为认识了她，音乐风格有了很大变化，由原来的追求行云流水，变得更快捷，更富于张力，同时给自己的作品，注入了更接近现实的内容，列侬本人也因此成了一名反战分子。
1980年的 12月8日，列侬在纽约遇上一位歌迷，这种事很平常，他像往常一样微笑着给他签名，可对方却朝他连开五枪，列侬当即身亡。凶手查普曼并没有逃离，他掏出一本小说读了起来，一边读，一边等待警察到来，那本小说名叫《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是塞林格的代表作，美国叛逆青年的必读小说。列侬死后，大野洋子继续作画。列侬曾戏称她为“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知名画家”，如今她依然是“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知名画家”，世人只知道她是列侬夫人。
儿玉有儿玉的故事。1957年夏天，12岁的儿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碰上了一位诗人，他当即为她朗诵了一首诗，这位诗人就是博尔赫斯，当时他已经年过50。30多年后他们在瑞士结婚。博氏从来没到过亚洲，但对东方文化非常憧憬，曾经写过诗集《梦虎》，诗中的梦想，当然与儿玉有关。据说他60年代初就想好了好几首情诗，一直藏在心里，直到80年代再次遇见儿玉，才口授出来，让儿玉记录整理。下面是博尔赫斯写的一首爱情诗《迪丽娅》片断：
“我们在第十一街的拐角说再见。在另外一侧的人行道上，我回过头；你也回过头，朝我挥挥手。一条车辆和行人的河，在你我之间流动。那是一个普通下午的五点钟。我如何能知道，那条河就是冥河，黯淡而不可逾越的冥河？迪丽娅，有朝一日，你我还会继续这次无常的对话——在哪条河边？我们会在原野上一座湮灭的城市里，相互询问对方可是博尔赫斯和迪丽娅。”（译自《梦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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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准星瞄住的不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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