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天生的精神贵族——赵越胜(外三篇)

(2006-01-06 21:29:05)
分类: 人物印象
人物印象4 天生的精神贵族 ——赵越胜印象 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后来我发现,他其实酒量惊人。有一回,在我的地下室里喝啤酒,他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几口而已。 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一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们专爱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和越胜逛书店是一件乐事,他爱书,懂书,走进书店嗅一嗅,立刻就知道哪个角落里藏着一本好书。那时候他工资低,还要养女儿,不像我财大气粗,结果是他的发现往往成了我的收获。然而,他从此惦记在心,十多年后,他远在巴黎,还会不断开出书目,要我把某某书让人捎去。不幸的是,他对我们一起买过什么书了如指掌,我赖也赖不掉。 和越胜相识时,我正失恋。他常对我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恋人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但仍劝我:“浪漫一阵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自己:“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是,说了这句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感,包括对女人,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个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了。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可说,你抽什么风?”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后来他向建英转述,建英大表赞同,气愤地说:“我们俩一路走,这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这多少有些冤枉他。读着歌德的诗,他会大声感叹:“歌德这老东西,性欲极强!”可见他明白利比多的价值,只是认为不值得浪费在女人身上,而应该升华为艺术。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某人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他怎么会保存高级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拥护纳粹的都是工人!”能够进入他的圣殿的,惟有少数几个真正的文化伟人。他曾兴奋地向我宣布:“现代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贝多芬与歌德的会晤,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贝多芬与歌德彼此并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赏他的激情。在掀起文化热那一阵,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谈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对我说:“就文化这一块干净地方,也呆不得了。” 越胜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一说起朋友来便眉飞色舞,没有了分寸,仿佛个个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帕提,他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没文化之辈,始终被拒之门外。这成了此君的一个心病,一次酒醉时号啕大哭,倾诉委屈,而他毫不为所动。 他实在是一块做沙龙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细心,对每一个客人都照顾周到,但丝毫不露痕迹。一进他的家门,客厅里有一流的音乐,餐厅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会感到轻松踏实。倘若是学界朋友为主,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若干智力相当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赏,那种氛围着实令人愉快。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候,我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他在谈论着荷马和海伦。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越胜谈书极精彩,我常常听得入迷,心想这样的人不写作实在可惜,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最后一篇谈艾赫玛托夫的《白轮船》,通体高贵而淳朴,活脱脱越胜的心性,读得我潸然泪下。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九十年代我两次去巴黎,都住在他家。刚到的那些天,他带着我逛巴黎,看博物馆,一路讲述每个地点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数家珍。每天晚上,他都打开一至二瓶法国红葡萄酒,与我共饮,常常还发表品尝心得。他在巴黎郊区那所住宅里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他依然嗜书如命,自从有了网上书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挑选一批,让国内的亲人订购了捎去。他对国内的书情比我更熟悉,读得也更多。他显然没有融入法国社会,也无意融入,法语能说但谈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学车,很少出门,出门则须仰仗妻子开车或公交。他是越来越像一个农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无比。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集霸气与孩子气于一身 ——甘阳印象 在八十年代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1985年秋,哲学所分来了一个精
人物印象4
人物印象4 天生的精神贵族 ——赵越胜印象 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后来我发现,他其实酒量惊人。有一回,在我的地下室里喝啤酒,他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几口而已。 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一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们专爱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和越胜逛书店是一件乐事,他爱书,懂书,走进书店嗅一嗅,立刻就知道哪个角落里藏着一本好书。那时候他工资低,还要养女儿,不像我财大气粗,结果是他的发现往往成了我的收获。然而,他从此惦记在心,十多年后,他远在巴黎,还会不断开出书目,要我把某某书让人捎去。不幸的是,他对我们一起买过什么书了如指掌,我赖也赖不掉。 和越胜相识时,我正失恋。他常对我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恋人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但仍劝我:“浪漫一阵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自己:“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是,说了这句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感,包括对女人,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个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了。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可说,你抽什么风?”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后来他向建英转述,建英大表赞同,气愤地说:“我们俩一路走,这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这多少有些冤枉他。读着歌德的诗,他会大声感叹:“歌德这老东西,性欲极强!”可见他明白利比多的价值,只是认为不值得浪费在女人身上,而应该升华为艺术。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某人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他怎么会保存高级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拥护纳粹的都是工人!”能够进入他的圣殿的,惟有少数几个真正的文化伟人。他曾兴奋地向我宣布:“现代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贝多芬与歌德的会晤,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贝多芬与歌德彼此并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赏他的激情。在掀起文化热那一阵,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谈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对我说:“就文化这一块干净地方,也呆不得了。” 越胜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一说起朋友来便眉飞色舞,没有了分寸,仿佛个个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帕提,他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没文化之辈,始终被拒之门外。这成了此君的一个心病,一次酒醉时号啕大哭,倾诉委屈,而他毫不为所动。 他实在是一块做沙龙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细心,对每一个客人都照顾周到,但丝毫不露痕迹。一进他的家门,客厅里有一流的音乐,餐厅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会感到轻松踏实。倘若是学界朋友为主,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若干智力相当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赏,那种氛围着实令人愉快。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候,我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他在谈论着荷马和海伦。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越胜谈书极精彩,我常常听得入迷,心想这样的人不写作实在可惜,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最后一篇谈艾赫玛托夫的《白轮船》,通体高贵而淳朴,活脱脱越胜的心性,读得我潸然泪下。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九十年代我两次去巴黎,都住在他家。刚到的那些天,他带着我逛巴黎,看博物馆,一路讲述每个地点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数家珍。每天晚上,他都打开一至二瓶法国红葡萄酒,与我共饮,常常还发表品尝心得。他在巴黎郊区那所住宅里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他依然嗜书如命,自从有了网上书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挑选一批,让国内的亲人订购了捎去。他对国内的书情比我更熟悉,读得也更多。他显然没有融入法国社会,也无意融入,法语能说但谈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学车,很少出门,出门则须仰仗妻子开车或公交。他是越来越像一个农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无比。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集霸气与孩子气于一身 ——甘阳印象 在八十年代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1985年秋,哲学所分来了一个精
                              天生的精神贵族
                                  ——赵越胜印象
 
恶卡拉OK,对不起,让你受苦了。”我心想,他到底是一个非常独立也非常真实的人。 农夫和艺术家 ——刘彦印象 1986年8月,某学术机关在安徽歙县举办讲习班,我在班上讲尼采。课后,一对年轻人飘然而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彦,当时他新婚不久,夫妇俩年轻单纯得像一双安琪儿。他告诉我,他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物理学教员,自费来听这个班的,发现台上讲课的都是“知识大众”,正感到失望,幸亏有我,才没有白来。他还跟我讲了他对尼采的喜爱,曾专程到北京图书馆复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其后不久,刘彦辞去了大学教职,到北京画画。和他同期来京的还有好几位东北青年画家,号称北方群体,是京漂族的先锋,在圆明园租农舍居住,后来那里一度发展成了著名的画家村。刘彦常来看我,还把王广义介绍给了我。当时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人都聪明可爱,我们颇有一见如故之感。广义告诉我,我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成了新潮画家的必读书,几乎人手一册。他说:“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刘彦说:“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广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功。他说:“如今不是梵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他搞政治波普,用绘画进行文化批判,很快名声大噪,是新潮画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来的人之一。他赞赏刘彦,说刘彦很本质,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后再回到本质。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他这样评论尼采:“古希腊是单纯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复杂整掉,回到古希腊的单纯。”一句话就把尼采说清楚了。 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相比之下,刘彦就显得落伍了。他像梵高一样与朴素的事物有着血肉的联系,迷恋于画简单的风景和静物,但卖不出去,生活得穷困潦倒。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对我说:“过去我独自在树林里坐着,感到非常宁静。现在感觉不对了,朋友们都在挣钱,从他们那里回来,独自一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像一个从小离家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家,总觉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么那样老旧。”他曾经试图顺应时代,一度改做装置。有一幅大型装置作品,是用胶封住的成百只饺子。我心里暗暗为他着急,觉得那种东西并不合他的性情,但又无能给他指出一条现实的出路。最后,还是他自己内心的呼声占据了上风,指引他回到了他一贯的艺术追求上。 十多年过去了,世事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刘彦,不再是那个飘然而至的安琪儿,他的模样像一个农夫,留着大胡子,一张憨厚无比的脸。许多年里,他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偶尔进城里,他会感到惶恐,怕迷路,怕晚上回不到在农村的家。他对我说:“世界越来越大,但人却好像被捆住了。”还说:“人们受话语包括视觉话语的支配,今天人们的生活好像一个巨大的包装,一层层剥开,里面只有很小一点东西,而且并不好吃。”我心想:的确,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而内容越来越贫乏了。最近,刘彦告别北京,去了东北的一个渔村,决定在那里定居和画画。他小时候到过那里,从此不能忘怀。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
   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后来我发现,他其实酒量惊人。有一回,在我的地下室里喝啤酒,他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几口而已。
   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一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们专爱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和越胜逛书店是一件乐事,他爱书,懂书,走进书店嗅一嗅,立刻就知道哪个角落里藏着一本好书。那时候他工资低,还要养女儿,不像我财大气粗,结果是他的发现往往成了我的收获。然而,他从此惦记在心,十多年后,他远在巴黎,还会不断开出书目,要我把某某书让人捎去。不幸的是,他对我们一起买过什么书了如指掌,我赖也赖不掉。干的小个子,只见他乍来就很忙碌的样子,找这个谈,找那个谈,有一天也找上了我。原来,这个刚从北大毕业的硕士生雄心勃勃,正在筹办一套大型人文丛书。 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甘阳人有气势,文章也有气势。当时他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气势不凡,充满了铿锵有力的句子。他自己一定也感到得意,在这些句子下面都打上了重点符号。这样的句子太多了,结果,我们几乎看到了通篇的重点符号。 在我眼中,甘阳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喝醉了无非两种情形。一是动感情,搂着在场的某一个朋友倾诉衷肠和友谊。更多的时候是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可惜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具体的经过,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弄到后来,嘉映、友渔坚决要求实行民主制,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也劝甘阳接受。一次开会时,甘阳针对此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甘阳没有料到,我会站在嘉映、友渔一边。有一回,曹琼德、唐亚平来京办画展,宴请朋友们,甘阳喝醉了,搂着我说:“嘉映和我斗还有的可说,我们俩斗什么劲儿?”其实,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在那以后,我不再过问这件事,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 八九风潮后不久,甘阳去了国外,我们没有再见面。偶尔听到他的消息,读到他的文字,也知道他回过国。不知道的是,他身上的可爱的霸气和孩子气是否依旧? 特立独行的歌唱家 ——范竞马印象 1987夏天,一大群朋友到平谷县境内的黄松峪水库郊游。夜晚,大家在草地上或坐或躺,窃窃私语之声朦胧成一片。突然,水库那边响起一个男高音的歌声,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霎时间众声俱寂,唯有这高亢的歌声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我惊呆了,世上真有这么好的嗓子,这么美的声音,而拥有这笔稀有财富的这个人就站在离我不远处的岸上,他的脚下是一只半浸在水中的小木船。人们的心情想必和我一样,歌声停后仍一片寂静,仿佛那被歌声送往远方的魂久久不能归来。 那天越胜也在场,他原是一流的音乐鉴赏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音乐奇才。从此以后,他的艺术气息本来就很浓的沙龙又锦上添花,增加了一对常客,便是范竞马和他的漂亮女友小曾。竞马不但歌唱得好,而且人也可爱,他有非凡的表演才能和语言才能,模仿各种表情动作惟妙惟肖,叙述事情栩栩如生,讲笑话自己不动声色,却已使满座笑倒。有一天晚上,放一盘录音,是他为欧阳江河的长诗《悬棺》做的配乐朗诵,又一次把我们投入到寂静无言的震撼之中。后来我读了原诗,感受的效果大不如听他的朗诵,可见他是融入了自己的独特体验的。 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凉州,竞马自小在四川山沟里长大,后来考进四川音乐学院。那一年他来北京,是为了跟沈湘学声乐,在宣武区租了一间民屋寄身。我去那里看过,破烂得不能算是屋子,墙壁渗水,四处漏风。冬天,他穷得生不起煤炉,如同住在冰窖里。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仍捧回了英国卡迪夫声乐大赛的水晶杯。回来后,沈湘和夫人请他吃饺子,吃完了,他提出一个请求:“我能不能在这里多呆一会儿?我那儿太冷了。”沈湘夫人至今提起这件事还要掉泪。 竞马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只一年,就去国离乡,到欧美闯荡他的歌剧之路了。他出国前,我和他多半是在朋友聚集的时候碰面,尚没有深入交谈的机会,但已经感觉到了他的特别。诗人阿坚送给他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你在土著寨子里长大的身体像长工,可你的歌声却像伯爵。”的确,竞马有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和强壮的体格,同时又有美妙的歌喉。其实不止于此,他整个儿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十分敏感,但又具有一种内在的坚毅。他极能吃苦,但又热爱享受,可以在底层拼搏,也可以风度翩翩地现身在上流社会的宴席上。他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常常独来独往,但又善于迅速与陌生人交流,很快就像熟人一样。 1995年夏天,我在巴黎小住,竞马刚好也到法国演出,我们都住越胜家里,阔别后有了一段近距离接触。从交谈中知道,这些年来,在全世界歌剧演员都苦苦挣扎的形势下,他有过辉煌,也历尽了坎坷,但热爱艺术的初衷不改,歌剧之路一条道走到了底。他仍是坚毅的,我看见他用塑料薄膜裹住半裸的身体,站在炎日下,他称之为桑拿。他也仍是聪明而轻松的,来法国累计不到半年,我看见他已能用流利的法语与法国姑娘套近乎。我发现他还是调皮而细心的,我正好在巴黎过生日,他偷走了我的恋人的照片,然后装在一个精美的相框里,在生日晚会上一本正经地送给我,这份特别礼物让我既意外又感动。那次聚面的高潮是,我们和越胜一家出巴黎西行,到达卢瓦河畔的历史名城圣弗罗朗,竞马在那里举办独唱音乐会。他的歌声赢得了以保守著称的旺代人的喝彩,令当地报纸惊叹的是,这个中国人所唱曲目竟然包括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而且每种语言都运用自如。 近年来,竞马经常回国,举办个人音乐会或者参加一些会演。他显然对国内演艺界的氛围很不适应,不知如何协调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当今的市场需要。他也依然受不了热闹,有一回,一位朋友出资为他举办大型宴会,许多人上台献歌,而作为主角的他却不见了踪影,据说是出去透气了。散会时,他对我说:“我最厌
   和越胜相识时,我正失恋。他常对我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恋人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但仍劝我:“浪漫一阵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自己:“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是,说了这句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感,包括对女人,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个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了。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可说,你抽什么风?”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后来他向建英转述,建英大表赞同,气愤地说:“我们俩一路走,这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这多少有些冤枉他。读着歌德的诗,他会大声感叹:“歌德这老东西,性欲极强!”可见他明白利比多的价值,只是认为不值得浪费在女人身上,而应该升华为艺术。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某人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他怎么会保存高级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拥护纳粹的都是工人!”能够进入他的圣殿的,惟有少数几个真正的文化伟人。他曾兴奋地向我宣布:“现代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贝多芬与歌德的会晤,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贝多芬与歌德彼此并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赏他的激情。在掀起文化热那一阵,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谈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对我说:“就文化这一块干净地方,也呆不得了。”
   越胜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一说起朋友来便眉飞色舞,没有了分寸,仿佛个个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帕提,他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没文化之辈,始终被拒之门外。这成了此君的一个心病,一次酒醉时号啕大哭,倾诉委屈,而他毫不为所动。干的小个子,只见他乍来就很忙碌的样子,找这个谈,找那个谈,有一天也找上了我。原来,这个刚从北大毕业的硕士生雄心勃勃,正在筹办一套大型人文丛书。 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甘阳人有气势,文章也有气势。当时他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气势不凡,充满了铿锵有力的句子。他自己一定也感到得意,在这些句子下面都打上了重点符号。这样的句子太多了,结果,我们几乎看到了通篇的重点符号。 在我眼中,甘阳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喝醉了无非两种情形。一是动感情,搂着在场的某一个朋友倾诉衷肠和友谊。更多的时候是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可惜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具体的经过,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弄到后来,嘉映、友渔坚决要求实行民主制,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也劝甘阳接受。一次开会时,甘阳针对此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甘阳没有料到,我会站在嘉映、友渔一边。有一回,曹琼德、唐亚平来京办画展,宴请朋友们,甘阳喝醉了,搂着我说:“嘉映和我斗还有的可说,我们俩斗什么劲儿?”其实,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在那以后,我不再过问这件事,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 八九风潮后不久,甘阳去了国外,我们没有再见面。偶尔听到他的消息,读到他的文字,也知道他回过国。不知道的是,他身上的可爱的霸气和孩子气是否依旧? 特立独行的歌唱家 ——范竞马印象 1987夏天,一大群朋友到平谷县境内的黄松峪水库郊游。夜晚,大家在草地上或坐或躺,窃窃私语之声朦胧成一片。突然,水库那边响起一个男高音的歌声,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霎时间众声俱寂,唯有这高亢的歌声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我惊呆了,世上真有这么好的嗓子,这么美的声音,而拥有这笔稀有财富的这个人就站在离我不远处的岸上,他的脚下是一只半浸在水中的小木船。人们的心情想必和我一样,歌声停后仍一片寂静,仿佛那被歌声送往远方的魂久久不能归来。 那天越胜也在场,他原是一流的音乐鉴赏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音乐奇才。从此以后,他的艺术气息本来就很浓的沙龙又锦上添花,增加了一对常客,便是范竞马和他的漂亮女友小曾。竞马不但歌唱得好,而且人也可爱,他有非凡的表演才能和语言才能,模仿各种表情动作惟妙惟肖,叙述事情栩栩如生,讲笑话自己不动声色,却已使满座笑倒。有一天晚上,放一盘录音,是他为欧阳江河的长诗《悬棺》做的配乐朗诵,又一次把我们投入到寂静无言的震撼之中。后来我读了原诗,感受的效果大不如听他的朗诵,可见他是融入了自己的独特体验的。 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凉州,竞马自小在四川山沟里长大,后来考进四川音乐学院。那一年他来北京,是为了跟沈湘学声乐,在宣武区租了一间民屋寄身。我去那里看过,破烂得不能算是屋子,墙壁渗水,四处漏风。冬天,他穷得生不起煤炉,如同住在冰窖里。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仍捧回了英国卡迪夫声乐大赛的水晶杯。回来后,沈湘和夫人请他吃饺子,吃完了,他提出一个请求:“我能不能在这里多呆一会儿?我那儿太冷了。”沈湘夫人至今提起这件事还要掉泪。 竞马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只一年,就去国离乡,到欧美闯荡他的歌剧之路了。他出国前,我和他多半是在朋友聚集的时候碰面,尚没有深入交谈的机会,但已经感觉到了他的特别。诗人阿坚送给他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你在土著寨子里长大的身体像长工,可你的歌声却像伯爵。”的确,竞马有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和强壮的体格,同时又有美妙的歌喉。其实不止于此,他整个儿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十分敏感,但又具有一种内在的坚毅。他极能吃苦,但又热爱享受,可以在底层拼搏,也可以风度翩翩地现身在上流社会的宴席上。他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常常独来独往,但又善于迅速与陌生人交流,很快就像熟人一样。 1995年夏天,我在巴黎小住,竞马刚好也到法国演出,我们都住越胜家里,阔别后有了一段近距离接触。从交谈中知道,这些年来,在全世界歌剧演员都苦苦挣扎的形势下,他有过辉煌,也历尽了坎坷,但热爱艺术的初衷不改,歌剧之路一条道走到了底。他仍是坚毅的,我看见他用塑料薄膜裹住半裸的身体,站在炎日下,他称之为桑拿。他也仍是聪明而轻松的,来法国累计不到半年,我看见他已能用流利的法语与法国姑娘套近乎。我发现他还是调皮而细心的,我正好在巴黎过生日,他偷走了我的恋人的照片,然后装在一个精美的相框里,在生日晚会上一本正经地送给我,这份特别礼物让我既意外又感动。那次聚面的高潮是,我们和越胜一家出巴黎西行,到达卢瓦河畔的历史名城圣弗罗朗,竞马在那里举办独唱音乐会。他的歌声赢得了以保守著称的旺代人的喝彩,令当地报纸惊叹的是,这个中国人所唱曲目竟然包括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而且每种语言都运用自如。 近年来,竞马经常回国,举办个人音乐会或者参加一些会演。他显然对国内演艺界的氛围很不适应,不知如何协调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当今的市场需要。他也依然受不了热闹,有一回,一位朋友出资为他举办大型宴会,许多人上台献歌,而作为主角的他却不见了踪影,据说是出去透气了。散会时,他对我说:“我最厌
   他实在是一块做沙龙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细心,对每一个客人都照顾周到,但丝毫不露痕迹。一进他的家门,客厅里有一流的音乐,餐厅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会感到轻松踏实。倘若是学界朋友为主,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若干智力相当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赏,那种氛围着实令人愉快。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候,我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他在谈论着荷马和海伦。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越胜谈书极精彩,我常常听得入迷,心想这样的人不写作实在可惜,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最后一篇谈艾赫玛托夫的《白轮船》,通体高贵而淳朴,活脱脱越胜的心性,读得我潸然泪下。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九十年代我两次去巴黎,都住在他家。刚到的那些天,他带着我逛巴黎,看博物馆,一路讲述每个地点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数家珍。每天晚上,他都打开一至二瓶法国红葡萄酒,与我共饮,常常还发表品尝心得。他在巴黎郊区那所住宅里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他依然嗜书如命,自从有了网上书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挑选一批,让国内的亲人订购了捎去。他对国内的书情比我更熟悉,读得也更多。他显然没有融入法国社会,也无意融入,法语能说但谈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学车,很少出门,出门则须仰仗妻子开车或公交。他是越来越像一个农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无比。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集霸气与孩子气于一身
                                  ——甘阳印象
 
   在八十年代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干的小个子,只见他乍来就很忙碌的样子,找这个谈,找那个谈,有一天也找上了我。原来,这个刚从北大毕业的硕士生雄心勃勃,正在筹办一套大型人文丛书。 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甘阳人有气势,文章也有气势。当时他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气势不凡,充满了铿锵有力的句子。他自己一定也感到得意,在这些句子下面都打上了重点符号。这样的句子太多了,结果,我们几乎看到了通篇的重点符号。 在我眼中,甘阳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喝醉了无非两种情形。一是动感情,搂着在场的某一个朋友倾诉衷肠和友谊。更多的时候是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可惜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具体的经过,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弄到后来,嘉映、友渔坚决要求实行民主制,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也劝甘阳接受。一次开会时,甘阳针对此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甘阳没有料到,我会站在嘉映、友渔一边。有一回,曹琼德、唐亚平来京办画展,宴请朋友们,甘阳喝醉了,搂着我说:“嘉映和我斗还有的可说,我们俩斗什么劲儿?”其实,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在那以后,我不再过问这件事,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 八九风潮后不久,甘阳去了国外,我们没有再见面。偶尔听到他的消息,读到他的文字,也知道他回过国。不知道的是,他身上的可爱的霸气和孩子气是否依旧? 特立独行的歌唱家 ——范竞马印象 1987夏天,一大群朋友到平谷县境内的黄松峪水库郊游。夜晚,大家在草地上或坐或躺,窃窃私语之声朦胧成一片。突然,水库那边响起一个男高音的歌声,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霎时间众声俱寂,唯有这高亢的歌声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我惊呆了,世上真有这么好的嗓子,这么美的声音,而拥有这笔稀有财富的这个人就站在离我不远处的岸上,他的脚下是一只半浸在水中的小木船。人们的心情想必和我一样,歌声停后仍一片寂静,仿佛那被歌声送往远方的魂久久不能归来。 那天越胜也在场,他原是一流的音乐鉴赏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音乐奇才。从此以后,他的艺术气息本来就很浓的沙龙又锦上添花,增加了一对常客,便是范竞马和他的漂亮女友小曾。竞马不但歌唱得好,而且人也可爱,他有非凡的表演才能和语言才能,模仿各种表情动作惟妙惟肖,叙述事情栩栩如生,讲笑话自己不动声色,却已使满座笑倒。有一天晚上,放一盘录音,是他为欧阳江河的长诗《悬棺》做的配乐朗诵,又一次把我们投入到寂静无言的震撼之中。后来我读了原诗,感受的效果大不如听他的朗诵,可见他是融入了自己的独特体验的。 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凉州,竞马自小在四川山沟里长大,后来考进四川音乐学院。那一年他来北京,是为了跟沈湘学声乐,在宣武区租了一间民屋寄身。我去那里看过,破烂得不能算是屋子,墙壁渗水,四处漏风。冬天,他穷得生不起煤炉,如同住在冰窖里。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仍捧回了英国卡迪夫声乐大赛的水晶杯。回来后,沈湘和夫人请他吃饺子,吃完了,他提出一个请求:“我能不能在这里多呆一会儿?我那儿太冷了。”沈湘夫人至今提起这件事还要掉泪。 竞马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只一年,就去国离乡,到欧美闯荡他的歌剧之路了。他出国前,我和他多半是在朋友聚集的时候碰面,尚没有深入交谈的机会,但已经感觉到了他的特别。诗人阿坚送给他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你在土著寨子里长大的身体像长工,可你的歌声却像伯爵。”的确,竞马有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和强壮的体格,同时又有美妙的歌喉。其实不止于此,他整个儿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十分敏感,但又具有一种内在的坚毅。他极能吃苦,但又热爱享受,可以在底层拼搏,也可以风度翩翩地现身在上流社会的宴席上。他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常常独来独往,但又善于迅速与陌生人交流,很快就像熟人一样。 1995年夏天,我在巴黎小住,竞马刚好也到法国演出,我们都住越胜家里,阔别后有了一段近距离接触。从交谈中知道,这些年来,在全世界歌剧演员都苦苦挣扎的形势下,他有过辉煌,也历尽了坎坷,但热爱艺术的初衷不改,歌剧之路一条道走到了底。他仍是坚毅的,我看见他用塑料薄膜裹住半裸的身体,站在炎日下,他称之为桑拿。他也仍是聪明而轻松的,来法国累计不到半年,我看见他已能用流利的法语与法国姑娘套近乎。我发现他还是调皮而细心的,我正好在巴黎过生日,他偷走了我的恋人的照片,然后装在一个精美的相框里,在生日晚会上一本正经地送给我,这份特别礼物让我既意外又感动。那次聚面的高潮是,我们和越胜一家出巴黎西行,到达卢瓦河畔的历史名城圣弗罗朗,竞马在那里举办独唱音乐会。他的歌声赢得了以保守著称的旺代人的喝彩,令当地报纸惊叹的是,这个中国人所唱曲目竟然包括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而且每种语言都运用自如。 近年来,竞马经常回国,举办个人音乐会或者参加一些会演。他显然对国内演艺界的氛围很不适应,不知如何协调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当今的市场需要。他也依然受不了热闹,有一回,一位朋友出资为他举办大型宴会,许多人上台献歌,而作为主角的他却不见了踪影,据说是出去透气了。散会时,他对我说:“我最厌
   1985年秋,哲学所分来了一个精干的小个子,只见他乍来就很忙碌的样子,找这个谈,找那个谈,有一天也找上了我。原来,这个刚从北大毕业的硕士生雄心勃勃,正在筹办一套大型人文丛书。
   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
甘阳人有气势,文章也有气势。当时他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气势不凡,充满了铿锵有力的句子。他自己一定也感到得意,在这些句子下面都打上了重点符号。这样的句子太多了,结果,我们几乎看到了通篇的重点符号。
   在我眼中,甘阳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喝醉了无非两种情形。一是动感情,搂着在场的某一个朋友倾诉衷肠和友谊。更多的时候是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可惜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具体的经过,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弄到后来,嘉映、友渔坚决要求实行民主制,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也劝甘阳接受。一次开会时,甘阳针对此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甘阳没有料到,我会站在嘉映、友渔一边。有一回,曹琼德、唐亚平来京办画展,宴请朋友们,甘阳喝醉了,搂着我说:“嘉映和我斗还有的可说,我们俩斗什么劲儿?”其实,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在那以后,我不再过问这件事,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
   八九风潮后不久,甘阳去了国外,我们没有再见面。偶尔听到他的消息,读到他的文字,也知道他回过国。不知道的是,他身上的可爱的霸气和孩子气是否依旧?
 
恶卡拉OK,对不起,让你受苦了。”我心想,他到底是一个非常独立也非常真实的人。 农夫和艺术家 ——刘彦印象 1986年8月,某学术机关在安徽歙县举办讲习班,我在班上讲尼采。课后,一对年轻人飘然而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彦,当时他新婚不久,夫妇俩年轻单纯得像一双安琪儿。他告诉我,他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物理学教员,自费来听这个班的,发现台上讲课的都是“知识大众”,正感到失望,幸亏有我,才没有白来。他还跟我讲了他对尼采的喜爱,曾专程到北京图书馆复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其后不久,刘彦辞去了大学教职,到北京画画。和他同期来京的还有好几位东北青年画家,号称北方群体,是京漂族的先锋,在圆明园租农舍居住,后来那里一度发展成了著名的画家村。刘彦常来看我,还把王广义介绍给了我。当时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人都聪明可爱,我们颇有一见如故之感。广义告诉我,我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成了新潮画家的必读书,几乎人手一册。他说:“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刘彦说:“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广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功。他说:“如今不是梵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他搞政治波普,用绘画进行文化批判,很快名声大噪,是新潮画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来的人之一。他赞赏刘彦,说刘彦很本质,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后再回到本质。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他这样评论尼采:“古希腊是单纯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复杂整掉,回到古希腊的单纯。”一句话就把尼采说清楚了。 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相比之下,刘彦就显得落伍了。他像梵高一样与朴素的事物有着血肉的联系,迷恋于画简单的风景和静物,但卖不出去,生活得穷困潦倒。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对我说:“过去我独自在树林里坐着,感到非常宁静。现在感觉不对了,朋友们都在挣钱,从他们那里回来,独自一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像一个从小离家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家,总觉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么那样老旧。”他曾经试图顺应时代,一度改做装置。有一幅大型装置作品,是用胶封住的成百只饺子。我心里暗暗为他着急,觉得那种东西并不合他的性情,但又无能给他指出一条现实的出路。最后,还是他自己内心的呼声占据了上风,指引他回到了他一贯的艺术追求上。 十多年过去了,世事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刘彦,不再是那个飘然而至的安琪儿,他的模样像一个农夫,留着大胡子,一张憨厚无比的脸。许多年里,他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偶尔进城里,他会感到惶恐,怕迷路,怕晚上回不到在农村的家。他对我说:“世界越来越大,但人却好像被捆住了。”还说:“人们受话语包括视觉话语的支配,今天人们的生活好像一个巨大的包装,一层层剥开,里面只有很小一点东西,而且并不好吃。”我心想:的确,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而内容越来越贫乏了。最近,刘彦告别北京,去了东北的一个渔村,决定在那里定居和画画。他小时候到过那里,从此不能忘怀。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
                              特立独行的歌唱家
                                  ——范竞马印象
 
干的小个子,只见他乍来就很忙碌的样子,找这个谈,找那个谈,有一天也找上了我。原来,这个刚从北大毕业的硕士生雄心勃勃,正在筹办一套大型人文丛书。 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甘阳人有气势,文章也有气势。当时他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气势不凡,充满了铿锵有力的句子。他自己一定也感到得意,在这些句子下面都打上了重点符号。这样的句子太多了,结果,我们几乎看到了通篇的重点符号。 在我眼中,甘阳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喝醉了无非两种情形。一是动感情,搂着在场的某一个朋友倾诉衷肠和友谊。更多的时候是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可惜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具体的经过,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弄到后来,嘉映、友渔坚决要求实行民主制,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也劝甘阳接受。一次开会时,甘阳针对此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甘阳没有料到,我会站在嘉映、友渔一边。有一回,曹琼德、唐亚平来京办画展,宴请朋友们,甘阳喝醉了,搂着我说:“嘉映和我斗还有的可说,我们俩斗什么劲儿?”其实,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在那以后,我不再过问这件事,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 八九风潮后不久,甘阳去了国外,我们没有再见面。偶尔听到他的消息,读到他的文字,也知道他回过国。不知道的是,他身上的可爱的霸气和孩子气是否依旧? 特立独行的歌唱家 ——范竞马印象 1987夏天,一大群朋友到平谷县境内的黄松峪水库郊游。夜晚,大家在草地上或坐或躺,窃窃私语之声朦胧成一片。突然,水库那边响起一个男高音的歌声,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霎时间众声俱寂,唯有这高亢的歌声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我惊呆了,世上真有这么好的嗓子,这么美的声音,而拥有这笔稀有财富的这个人就站在离我不远处的岸上,他的脚下是一只半浸在水中的小木船。人们的心情想必和我一样,歌声停后仍一片寂静,仿佛那被歌声送往远方的魂久久不能归来。 那天越胜也在场,他原是一流的音乐鉴赏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音乐奇才。从此以后,他的艺术气息本来就很浓的沙龙又锦上添花,增加了一对常客,便是范竞马和他的漂亮女友小曾。竞马不但歌唱得好,而且人也可爱,他有非凡的表演才能和语言才能,模仿各种表情动作惟妙惟肖,叙述事情栩栩如生,讲笑话自己不动声色,却已使满座笑倒。有一天晚上,放一盘录音,是他为欧阳江河的长诗《悬棺》做的配乐朗诵,又一次把我们投入到寂静无言的震撼之中。后来我读了原诗,感受的效果大不如听他的朗诵,可见他是融入了自己的独特体验的。 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凉州,竞马自小在四川山沟里长大,后来考进四川音乐学院。那一年他来北京,是为了跟沈湘学声乐,在宣武区租了一间民屋寄身。我去那里看过,破烂得不能算是屋子,墙壁渗水,四处漏风。冬天,他穷得生不起煤炉,如同住在冰窖里。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仍捧回了英国卡迪夫声乐大赛的水晶杯。回来后,沈湘和夫人请他吃饺子,吃完了,他提出一个请求:“我能不能在这里多呆一会儿?我那儿太冷了。”沈湘夫人至今提起这件事还要掉泪。 竞马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只一年,就去国离乡,到欧美闯荡他的歌剧之路了。他出国前,我和他多半是在朋友聚集的时候碰面,尚没有深入交谈的机会,但已经感觉到了他的特别。诗人阿坚送给他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你在土著寨子里长大的身体像长工,可你的歌声却像伯爵。”的确,竞马有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和强壮的体格,同时又有美妙的歌喉。其实不止于此,他整个儿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十分敏感,但又具有一种内在的坚毅。他极能吃苦,但又热爱享受,可以在底层拼搏,也可以风度翩翩地现身在上流社会的宴席上。他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常常独来独往,但又善于迅速与陌生人交流,很快就像熟人一样。 1995年夏天,我在巴黎小住,竞马刚好也到法国演出,我们都住越胜家里,阔别后有了一段近距离接触。从交谈中知道,这些年来,在全世界歌剧演员都苦苦挣扎的形势下,他有过辉煌,也历尽了坎坷,但热爱艺术的初衷不改,歌剧之路一条道走到了底。他仍是坚毅的,我看见他用塑料薄膜裹住半裸的身体,站在炎日下,他称之为桑拿。他也仍是聪明而轻松的,来法国累计不到半年,我看见他已能用流利的法语与法国姑娘套近乎。我发现他还是调皮而细心的,我正好在巴黎过生日,他偷走了我的恋人的照片,然后装在一个精美的相框里,在生日晚会上一本正经地送给我,这份特别礼物让我既意外又感动。那次聚面的高潮是,我们和越胜一家出巴黎西行,到达卢瓦河畔的历史名城圣弗罗朗,竞马在那里举办独唱音乐会。他的歌声赢得了以保守著称的旺代人的喝彩,令当地报纸惊叹的是,这个中国人所唱曲目竟然包括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而且每种语言都运用自如。 近年来,竞马经常回国,举办个人音乐会或者参加一些会演。他显然对国内演艺界的氛围很不适应,不知如何协调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当今的市场需要。他也依然受不了热闹,有一回,一位朋友出资为他举办大型宴会,许多人上台献歌,而作为主角的他却不见了踪影,据说是出去透气了。散会时,他对我说:“我最厌
   1987夏天,一大群朋友到平谷县境内的黄松峪水库郊游。夜晚,大家在草地上或坐或躺,窃窃私语之声朦胧成一片。突然,水库那边响起一个男高音的歌声,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霎时间众声俱寂,唯有这高亢的歌声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我惊呆了,世上真有这么好的嗓子,这么美的声音,而拥有这笔稀有财富的这个人就站在离我不远处的岸上,他的脚下是一只半浸在水中的小木船。人们的心情想必和我一样,歌声停后仍一片寂静,仿佛那被歌声送往远方的魂久久不能归来。
   那天越胜也在场,他原是一流的音乐鉴赏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音乐奇才。从此以后,他的艺术气息本来就很浓的沙龙又锦上添花,增加了一对常客,便是范竞马和他的漂亮女友小曾。竞马不但歌唱得好,而且人也可爱,他有非凡的表演才能和语言才能,模仿各种表情动作惟妙惟肖,叙述事情栩栩如生,讲笑话自己不动声色,却已使满座笑倒。有一天晚上,放一盘录音,是他为欧阳江河的长诗《悬棺》做的配乐朗诵,又一次把我们投入到寂静无言的震撼之中。后来我读了原诗,感受的效果大不如听他的朗诵,可见他是融入了自己的独特体验的。
   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凉州,竞马自小在四川山沟里长大,后来考进四川音乐学院。那一年他来北京,是为了跟沈湘学声乐,在宣武区租了一间民屋寄身。我去那里看过,破烂得不能算是屋子,墙壁渗水,四处漏风。冬天,他穷得生不起煤炉,如同住在冰窖里。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仍捧回了英国卡迪夫声乐大赛的水晶杯。回来后,沈湘和夫人请他吃饺子,吃完了,他提出一个请求:“我能不能在这里多呆一会儿?我那儿太冷了。”沈湘夫人至今提起这件事还要掉泪。恶卡拉OK,对不起,让你受苦了。”我心想,他到底是一个非常独立也非常真实的人。 农夫和艺术家 ——刘彦印象 1986年8月,某学术机关在安徽歙县举办讲习班,我在班上讲尼采。课后,一对年轻人飘然而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彦,当时他新婚不久,夫妇俩年轻单纯得像一双安琪儿。他告诉我,他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物理学教员,自费来听这个班的,发现台上讲课的都是“知识大众”,正感到失望,幸亏有我,才没有白来。他还跟我讲了他对尼采的喜爱,曾专程到北京图书馆复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其后不久,刘彦辞去了大学教职,到北京画画。和他同期来京的还有好几位东北青年画家,号称北方群体,是京漂族的先锋,在圆明园租农舍居住,后来那里一度发展成了著名的画家村。刘彦常来看我,还把王广义介绍给了我。当时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人都聪明可爱,我们颇有一见如故之感。广义告诉我,我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成了新潮画家的必读书,几乎人手一册。他说:“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刘彦说:“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广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功。他说:“如今不是梵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他搞政治波普,用绘画进行文化批判,很快名声大噪,是新潮画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来的人之一。他赞赏刘彦,说刘彦很本质,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后再回到本质。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他这样评论尼采:“古希腊是单纯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复杂整掉,回到古希腊的单纯。”一句话就把尼采说清楚了。 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相比之下,刘彦就显得落伍了。他像梵高一样与朴素的事物有着血肉的联系,迷恋于画简单的风景和静物,但卖不出去,生活得穷困潦倒。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对我说:“过去我独自在树林里坐着,感到非常宁静。现在感觉不对了,朋友们都在挣钱,从他们那里回来,独自一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像一个从小离家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家,总觉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么那样老旧。”他曾经试图顺应时代,一度改做装置。有一幅大型装置作品,是用胶封住的成百只饺子。我心里暗暗为他着急,觉得那种东西并不合他的性情,但又无能给他指出一条现实的出路。最后,还是他自己内心的呼声占据了上风,指引他回到了他一贯的艺术追求上。 十多年过去了,世事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刘彦,不再是那个飘然而至的安琪儿,他的模样像一个农夫,留着大胡子,一张憨厚无比的脸。许多年里,他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偶尔进城里,他会感到惶恐,怕迷路,怕晚上回不到在农村的家。他对我说:“世界越来越大,但人却好像被捆住了。”还说:“人们受话语包括视觉话语的支配,今天人们的生活好像一个巨大的包装,一层层剥开,里面只有很小一点东西,而且并不好吃。”我心想:的确,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而内容越来越贫乏了。最近,刘彦告别北京,去了东北的一个渔村,决定在那里定居和画画。他小时候到过那里,从此不能忘怀。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
   竞马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只一年,就去国离乡,到欧美闯荡他的歌剧之路了。他出国前,我和他多半是在朋友聚集的时候碰面,尚没有深入交谈的机会,但已经感觉到了他的特别。诗人阿坚送给他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你在土著寨子里长大的身体像长工,可你的歌声却像伯爵。”的确,竞马有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和强壮的体格,同时又有美妙的歌喉。其实不止于此,他整个儿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十分敏感,但又具有一种内在的坚毅。他极能吃苦,但又热爱享受,可以在底层拼搏,也可以风度翩翩地现身在上流社会的宴席上。他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常常独来独往,但又善于迅速与陌生人交流,很快就像熟人一样。
   1995年夏天,我在巴黎小住,竞马刚好也到法国演出,我们都住越胜家里,阔别后有了一段近距离接触。从交谈中知道,这些年来,在全世界歌剧演员都苦苦挣扎的形势下,他有过辉煌,也历尽了坎坷,但热爱艺术的初衷不改,歌剧之路一条道走到了底。他仍是坚毅的,我看见他用塑料薄膜裹住半裸的身体,站在炎日下,他称之为桑拿。他也仍是聪明而轻松的,来法国累计不到半年,我看见他已能用流利的法语与法国姑娘套近乎。我发现他还是调皮而细心的,我正好在巴黎过生日,他偷走了我的恋人的照片,然后装在一个精美的相框里,在生日晚会上一本正经地送给我,这份特别礼物让我既意外又感动。那次聚面的高潮是,我们和越胜一家出巴黎西行,到达卢瓦河畔的历史名城圣弗罗朗,竞马在那里举办独唱音乐会。他的歌声赢得了以保守著称的旺代人的喝彩,令当地报纸惊叹的是,这个中国人所唱曲目竟然包括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而且每种语言都运用自如。
   近年来,竞马经常回国,举办个人音乐会或者参加一些会演。他显然对国内演艺界的氛围很不适应,不知如何协调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当今的市场需要。他也依然受不了热闹,有一回,一位朋友出资为他举办大型宴会,许多人上台献歌,而作为主角的他却不见了踪影,据说是出去透气了。散会时,他对我说:“我最厌恶卡拉OK,对不起,让你受苦了。”我心想,他到底是一个非常独立也非常真实的人。
 

                              农夫和艺术家
                                  ——刘彦印象
 
   1986年8月,某学术机关在安徽歙县举办讲习班,我在班上讲尼采。课后,一对年轻人飘然而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彦,当时他新婚不久,夫妇俩年轻单纯得像一双安琪儿。他告诉我,他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物理学教员,自费来听这个班的,发现台上讲课的都是“知识大众”,正感到失望,幸亏有我,才没有白来。他还跟我讲了他对尼采的喜爱,曾专程到北京图书馆复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干的小个子,只见他乍来就很忙碌的样子,找这个谈,找那个谈,有一天也找上了我。原来,这个刚从北大毕业的硕士生雄心勃勃,正在筹办一套大型人文丛书。 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甘阳人有气势,文章也有气势。当时他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气势不凡,充满了铿锵有力的句子。他自己一定也感到得意,在这些句子下面都打上了重点符号。这样的句子太多了,结果,我们几乎看到了通篇的重点符号。 在我眼中,甘阳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喝醉了无非两种情形。一是动感情,搂着在场的某一个朋友倾诉衷肠和友谊。更多的时候是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可惜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具体的经过,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弄到后来,嘉映、友渔坚决要求实行民主制,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也劝甘阳接受。一次开会时,甘阳针对此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甘阳没有料到,我会站在嘉映、友渔一边。有一回,曹琼德、唐亚平来京办画展,宴请朋友们,甘阳喝醉了,搂着我说:“嘉映和我斗还有的可说,我们俩斗什么劲儿?”其实,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在那以后,我不再过问这件事,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 八九风潮后不久,甘阳去了国外,我们没有再见面。偶尔听到他的消息,读到他的文字,也知道他回过国。不知道的是,他身上的可爱的霸气和孩子气是否依旧? 特立独行的歌唱家 ——范竞马印象 1987夏天,一大群朋友到平谷县境内的黄松峪水库郊游。夜晚,大家在草地上或坐或躺,窃窃私语之声朦胧成一片。突然,水库那边响起一个男高音的歌声,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霎时间众声俱寂,唯有这高亢的歌声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我惊呆了,世上真有这么好的嗓子,这么美的声音,而拥有这笔稀有财富的这个人就站在离我不远处的岸上,他的脚下是一只半浸在水中的小木船。人们的心情想必和我一样,歌声停后仍一片寂静,仿佛那被歌声送往远方的魂久久不能归来。 那天越胜也在场,他原是一流的音乐鉴赏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音乐奇才。从此以后,他的艺术气息本来就很浓的沙龙又锦上添花,增加了一对常客,便是范竞马和他的漂亮女友小曾。竞马不但歌唱得好,而且人也可爱,他有非凡的表演才能和语言才能,模仿各种表情动作惟妙惟肖,叙述事情栩栩如生,讲笑话自己不动声色,却已使满座笑倒。有一天晚上,放一盘录音,是他为欧阳江河的长诗《悬棺》做的配乐朗诵,又一次把我们投入到寂静无言的震撼之中。后来我读了原诗,感受的效果大不如听他的朗诵,可见他是融入了自己的独特体验的。 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凉州,竞马自小在四川山沟里长大,后来考进四川音乐学院。那一年他来北京,是为了跟沈湘学声乐,在宣武区租了一间民屋寄身。我去那里看过,破烂得不能算是屋子,墙壁渗水,四处漏风。冬天,他穷得生不起煤炉,如同住在冰窖里。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仍捧回了英国卡迪夫声乐大赛的水晶杯。回来后,沈湘和夫人请他吃饺子,吃完了,他提出一个请求:“我能不能在这里多呆一会儿?我那儿太冷了。”沈湘夫人至今提起这件事还要掉泪。 竞马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只一年,就去国离乡,到欧美闯荡他的歌剧之路了。他出国前,我和他多半是在朋友聚集的时候碰面,尚没有深入交谈的机会,但已经感觉到了他的特别。诗人阿坚送给他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你在土著寨子里长大的身体像长工,可你的歌声却像伯爵。”的确,竞马有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和强壮的体格,同时又有美妙的歌喉。其实不止于此,他整个儿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十分敏感,但又具有一种内在的坚毅。他极能吃苦,但又热爱享受,可以在底层拼搏,也可以风度翩翩地现身在上流社会的宴席上。他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常常独来独往,但又善于迅速与陌生人交流,很快就像熟人一样。 1995年夏天,我在巴黎小住,竞马刚好也到法国演出,我们都住越胜家里,阔别后有了一段近距离接触。从交谈中知道,这些年来,在全世界歌剧演员都苦苦挣扎的形势下,他有过辉煌,也历尽了坎坷,但热爱艺术的初衷不改,歌剧之路一条道走到了底。他仍是坚毅的,我看见他用塑料薄膜裹住半裸的身体,站在炎日下,他称之为桑拿。他也仍是聪明而轻松的,来法国累计不到半年,我看见他已能用流利的法语与法国姑娘套近乎。我发现他还是调皮而细心的,我正好在巴黎过生日,他偷走了我的恋人的照片,然后装在一个精美的相框里,在生日晚会上一本正经地送给我,这份特别礼物让我既意外又感动。那次聚面的高潮是,我们和越胜一家出巴黎西行,到达卢瓦河畔的历史名城圣弗罗朗,竞马在那里举办独唱音乐会。他的歌声赢得了以保守著称的旺代人的喝彩,令当地报纸惊叹的是,这个中国人所唱曲目竟然包括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而且每种语言都运用自如。 近年来,竞马经常回国,举办个人音乐会或者参加一些会演。他显然对国内演艺界的氛围很不适应,不知如何协调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当今的市场需要。他也依然受不了热闹,有一回,一位朋友出资为他举办大型宴会,许多人上台献歌,而作为主角的他却不见了踪影,据说是出去透气了。散会时,他对我说:“我最厌
   其后不久,刘彦辞去了大学教职,到北京画画。和他同期来京的还有好几位东北青年画家,号称北方群体,是京漂族的先锋,在圆明园租农舍居住,后来那里一度发展成了著名的画家村。刘彦常来看我,还把王广义介绍给了我。当时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人都聪明可爱,我们颇有一见如故之感。广义告诉我,我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成了新潮画家的必读书,几乎人手一册。他说:“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刘彦说:“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广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功。他说:“如今不是梵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他搞政治波普,用绘画进行文化批判,很快名声大噪,是新潮画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来的人之一。他赞赏刘彦,说刘彦很本质,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后再回到本质。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他这样评论尼采:“古希腊是单纯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复杂整掉,回到古希腊的单纯。”一句话就把尼采说清楚了。
   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相比之下,刘彦就显得落伍了。他像梵高一样与朴素的事物有着血肉的联系,迷恋于画简单的风景和静物,但卖不出去,生活得穷困潦倒。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对我说:“过去我独自在树林里坐着,感到非常宁静。现在感觉不对了,朋友们都在挣钱,从他们那里回来,独自一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像一个从小离家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家,总觉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么那样老旧。”他曾经试图顺应时代,一度改做装置。有一幅大型装置作品,是用胶封住的成百只饺子。我心里暗暗为他着急,觉得那种东西并不合他的性情,但又无能给他指出一条现实的出路。最后,还是他自己内心的呼声占据了上风,指引他回到了他一贯的艺术追求上。
   十多年过去了,世事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刘彦,不再是那个飘然而至的安琪儿,他的模样像一个农夫,留着大胡子,一张憨厚无比的脸。许多年里,他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偶尔进城里,他会感到惶恐,怕迷路,怕晚上回不到在农村的家。他对我说:“世界越来越大,但人却好像被捆住了。”还说:“人们受话语包括视觉话语的支配,今天人们的生活好像一个巨大的包装,一层层剥开,里面只有很小一点东西,而且并不好吃。”我心想:的确,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而内容越来越贫乏了。最近,刘彦告别北京,去了东北的一个渔村,决定在那里定居和画画。他小时候到过那里,从此不能忘怀。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d6f68010001qo.html) - 天生的精神贵族鈥斺斦栽绞ぃㄍ馊周国平_新浪博客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验证码: 请点击后输入验证码 收听验证码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不良信息反馈 电话:4006900000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