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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诗歌麻将的N种玩法(本文写于1991年7月)

(2015-11-26 10:19:27)


朱大可:诗歌麻将的N种玩法(本文写于1991年7月)

诗歌麻将的N种玩法

 

朱大可

 

 


 

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恍惚道路,充满着不可思议的戏剧性,汪国真的自我鉴定,是对这种戏剧性的一个精彩注解。


反叛朦胧诗,这个响亮的声音也许并没有太多的振聋发聩的因素。在“今天派”之后,反叛者风起云涌,“打倒”和“Pass”北岛的浪潮令人心惊。相形之下,汪国真的“反叛”倒是显示了温情脉脉的特点。


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进行了“反叛”,而是这个人究竟“反叛”了什么。我要再次援引汪本人的言辞来表明这点。汪声称:朦胧诗是对假、大、空的反叛,而他则在“清晰、自然、真诚、富于韵体和哲理”等诸多方面反叛了朦胧诗。说得更直截了当些,就是汪的“明白诗”反叛了一种据说读来很“朦胧”的诗歌风格。


“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学校的一天》)


这首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打油诗,与其说“反叛”了什么,不如说是对其种诗歌传统的亲切拥抱。只要打开诗歌史就可以轻易地看到,歌谣、打油诗、口语体、枪杆诗、锄头诗和黑板诗等等,构成了中国现当代诗歌运动的宏大主流。这些我们记忆犹新的群众诗歌,正是汪诗的美学和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



朱大可:诗歌麻将的N种玩法(本文写于1991年7月)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朦胧诗”的实际情景。当《今天》杂志在民间四下流传时,多少人能够背诵如流,多少人为之激动不已,风欲晕厥!而其中少数一度被人认为十分难辨的作品,今天,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就能向你作出最详尽的阐释。“朦胧诗”的这顶“朦胧”桂冠,来自于它的低智商敌手的某种嘲笑,但这恰好构成一个实体与名称的奇妙的艺术反讽。


那么,在简单地界定了诗歌的若干历史形态之后,我们就能够对诸如“反叛了什么”之类的问题作出回答。在我看来,汪诗对朦胧诗的反叛,并不在于它的外在语言的清晰性,而在于某种更本质的层面,也就是在于精神立场和情感姿态的彻底改造。


内在的悲痛、难以言喻的黑暗性,以及对于种族未来的人文主义信念,是朦胧诗在诸多缺陷以外向种族提供的最深刻的灵魂财富,汪诗反叛的只能是这个。无病呻吟、自艾自怜,或支颐作哲思状,或含笑作潇洒科,所有这些精神姿势都旨在:1。消解痛苦(而不是把生命痛苦转换成批判的美学);2。用游戏精神去从事诗歌麻将游戏。


作为诗歌麻将的专家,汪国真显示了高度熟练的技巧。他的近三分之一的诗作是填字游戏,其规则是:a.每诗四段,每段三至四行;b.每段前两句自我重复;c.第三、四句的句式和语义不变,但允许作平行语象的变换(如“大海”变“高山”、“浪花”变“树叶”)。


如此拙劣的诗歌填字游戏,居然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轰动效应”,这正显示了群众参与麻将游戏的非凡热情——在塑料麻将玩腻了之后,我们何不玩一玩诗歌麻将,玩一玩更优雅的“东风”和“西风”、“春天”与“冬天”的话语风景,以及玩一玩“|”(宿)与“O”(洞)的哲思与短语?



朱大可:诗歌麻将的N种玩法(本文写于1991年7月)



在诗歌游戏者的皮肤下面,戏性人格的发育和壮大是无可避免的。作为游戏的一个属性,“戏”表达了用优美的诗歌话语去修饰空洞灵魂的一种不屈努力。当人们用印刷好了的现成的贺卡和美辞互致问候时,或者,当人们握住话筒投入优美的MTV画面和电子伴奏音乐里时,人有效地实现了生存境遇的自我欺骗。


迷幻话语、迷幻景象、迷幻音响,所有这些迷幻物构成了公众快乐的源泉。我必须承认它的确具有某种医治心灵疼痛和社会疾苦的效用,但正如所有致幻剂那样,汪国真诗歌不能消解痛苦的根源,恰恰相反,它只能消解我们对于痛苦的感受性。


在痛苦的感受性消解(心灵麻痹)的前提下,汪国真及其诗歌呈现了一种他自称为“潇洒”的状态,那就是把游戏人格推进到一个令人羡慕的高度。这个今天被汪和广大公众所推崇的生存术语,导源于另一个叫做“洒脱”的词,而后一个词则出典于南宋的掌故:一位高僧向他的弟子讲述了关于鸡的故事,那只鸡因抢食而落于水中,引起众鸡的讪笑,该鸡不服,努力登岸,耸身一摇,洒脱了羞辱之水,而后心情愉快地离去。


我不想对这个故事本身作过多评介,我只想表明,在“潇洒”的词根里,隐含着一种卑微人格处理其精神事务的传统技巧。由于“潇洒”,它的主体(潇洒者)调整了羽毛或皮肤的形态,这无非就是用一种故作轻松、优雅的存在姿态来遮盖内心的紧张。


朱大可:诗歌麻将的N种玩法(本文写于1991年7月)




这种“潇洒”的伪饰性已经成为当代流行文化的标记。为了取悦公众,汪国真进而把诗歌变成了艳丽的口红,并通过诗集、作品集、配乐诗歌朗读磁带、歌曲磁带、诗卡、字帖、贺卡、明信片和电视台节目,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全面占领,以便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明星


《年轻的风采》(人民日报版)是这方面的典范,它不仅收录了汪的诗歌和“哲思凝语”,记者的捧场文章,而且还收录了一些所谓的“读者来信”,并无耻地通过他们的广告嘴巴,把汪诗擢升到普希金和泰戈尔的高度。


这正是作者和读者间互抹口红的实例。由于热爱和理解,“群众”成了“诗人”的知已;更由于真诚和晓畅,“诗人”成了“群众”的情侣。口红,就是通过话语的伪饰性包装,使商品获得一个虚假的质量。这里难道还有什么“真诚性”可言?


令人惊诧的是,就连汪国真本人也因口红效应而丧失了自我估价和反省的能力,在写下了大量平庸的句子之后,他竟然要“为中国人争回第一块诺贝尔文学奖章”。这就像一对热恋情侣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我要为你摘下天上的月亮。它们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后者包含着某种情感真实(不是事实真实),而前者是彻头彻尾的价值谎语。


所谓价值谎语,不仅应当包括一切用以混淆事物的真伪优劣的话语集合,还包括那些用以取代终极真理的经验常识系统。“我们并不陌生/我们早已熟悉/年轻的心/总是相通的/甚至不需要语言”,“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与其诅咒/不如坚忍/在坚忍中积蓄力量/默默耕耘”…,这些来自各种名人名言语录的耳熟能详的句子,不过是真理在辗转抄袭之后的拷贝的代用品,它的作用不是传播真理,而是企图取代真理,以及取代人们对真理的高贵性和唯一性的感受。



朱大可:诗歌麻将的N种玩法(本文写于1991年7月)


使我感到沉痛的事实,正是上述公众的真理感受性的全面退化和价值谎语的大量丛生。正义、真实性(真相)、伟尚、仁慈和美感,所有这些尺度的现时态度瓦解,使汪国真及其诗歌读者陷入价值谵妄的狂乱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汪与其说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不如说是这一时代最不幸的受害者。


更加不幸的是,鉴于汪国真有关琼瑶和席慕蓉的宣言,大陆手纸文学和台港手纸文学争夺大陆图书市场的序幕已经拉开。它表明这种战争将延续一个时期,然后由王国真或黄国真加以取代,藉此保持诗歌在媚俗层面上的自我循环和连续性,并从天真读者那里最大限度地榨取商业利润。而与此同时,那些真正优秀的诗人,却在贫困、无名和病痛中不屈地探求着诗歌的真理。这种尖锐的景象对比,构成了文学史的新的荒谬段落。(1991年7月写于上海。原载:学林出版社《汪国真现象录》)



本文题图与插图皆为俸正杰《中国肖像》系列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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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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