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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王成钢

(2007-09-18 04: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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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创

 给我新闻的第一个导师、我的好朋友成钢,他于去年离开我们而去。
 

1、   

 

至今接受不了这个结局,他的电话号码还深烙在脑海里,每次到泉州,总不自觉想拿出手机,拨出那串号码,很想习惯性地说,哈,我又吵你了。

从大二认识,到我去北京工作,再到回家,他似乎永远在电话那端,随时等待,聆听我的焦虑的琐碎原因、或者思考得来的喜悦。

我想,说他是我的知己,他在天上应该不会反对。

而我的人生,确是因为他而改变的。

大二时候,奇妙的际遇,我家教学生的父亲——中国银行的一个经理突发奇想,把我介绍给他的客户、当时刚接手泉州广电报的他,而事实上他只不过因为需要搭建一个干事业的班子,随口和那经理唠叨一句,他后来给我说,他本来也没想到那经理真介绍,而且介绍的只是一个在师院读书的大二学生,他当时想的是,蛮见一下,给个面子。

然后,在那个我记得阳光很热烈、但不灼热的下午,我走进他的办公室。

后来他给许多人描绘过那个过程,“当时我一看小蔡扑闪扑闪的大眼睛,葡萄一样,很专著地听我的话,又能马上补充他的想法,我一下觉得他是个好苗子。”

也因此,后来一段时间,这成了广电报的一个段子,还有人唤我,“扑闪扑闪的大眼睛”。

其实,我和不下一百个人唠叨过了,多亏了他,要没他当时这么笃信我有潜力,我或许什么苗子都不是。

他当时是那么笃信,狂热地要把自己所学全部教授给我,也正因为他的笃信,我也开始信任自己了。

写完第一篇稿子,他把我叫过去。

我现在闭眼还能记得那表情。他嘴巴笑得咧开了花。毫不掩饰他的兴奋。

他说,怎么样,怎么样,来我这吧,我教你新闻写作,你帮我干活。我给你和正式员工一样的底薪。

这对当时父亲半身偏瘫在家的我来说,是救命的话。

他可能不知道。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给我妈打电话时,忍不住还是在大街上的公共电话亭哭出了声。

然后,就这样干下了,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兄弟,我去你家看看怎么样,我知道你扛着很多东西。他手握得那么紧,我实在遏制不住情绪对着他一直哭。

所以,我该用什么称呼他,我人生第一个新闻老师、发现我培养我的恩人、我的兄长、我的知音。

他都是,他叫成刚,对我来说,他是我最亲的恩人。

而如今,他离开我了。

 

2、

 

开头了好几次,都放下了。

该如何说?

我是该说说他教会我的,还说说我辜负的他的期望。

至今想来,他真是个过分严苛的老师。

靠着小聪明,我入门快,刚写了几篇,同样疼爱我的庄总就说崇达的文章一个字都不用改的,我格外得意,但到了他那,他永远脸沉住,先说一句,反正优点都是那些我就不再说——其实他从来都没当面对我说过我的优点——然后就开始吹毛求疵地挑毛病。

说他吹毛求疵,决不过分,他不仅一点点逻辑过度的不顺就不容忍,甚至对我文章多了一个“了”,或者少了一个“的”斤斤计较。

当然他是让我信服的,当时一篇让其他人称道的稿子,到他那,他还可以提出更好的逻辑组织方式。

说真的,倔强的我当时很不服气,好几次被他批到脸红了,无可奈何,只好恼羞成怒地说,我早晚有一天要写出你一个字,一个标点都改不了的文章。

他是苛刻,苛刻地对着当时还是大二的我,整天拿国外或者香港好的报道指责我,每周都会给我一本《亚洲周刊》要我周末都向他汇报,这杂志中哪文章写得好,哪文章写得不好,如果判断不好,他又要生气。

他是苛刻,要求我手机不能关机,有时候晚上12点多突然打电话给我,崇达我想到一个深度报道的题目,非常好啊。

我曾经“报复”过他,有次记者节,我写了讽刺他的脚本叫人画成漫画,当中把他描述成一个毫无时间概念的领导,他看了一直笑,说,可惜长相不太像要不真的很生动。

最难忘的还是非典那段日子,当时我们大学封校,但出报的需要,我还是要偷偷翻墙跑出来,好几次都是他在接应,工作晚了,他总是骑着那辆很小的摩托车把我带我学校那个翻墙的位置,看我跳进学校而且没有被抓的迹象才离去。

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和他有种“战友”般的友谊。他是那么直接,好几次当面说,小蔡啊,真开心有你啊,他甚至为了我,扛着许多压力,硬提名还在读大三的我,当广电包深度报道版的主编。

这提名后面有多少故事,我不得而知,后来听谢清海局长说过,总之他扛着太多压力了,我也能理解,其实当他和我说他的想法的时候,我自己都否决,“怎么可能让一个学生来当一份党管报纸的周刊主编呢?”

我记得,当时他很坚定地说,就你了,反正就你了。

印象深刻的是,当领导终于同意这样的任命时,他那天晚上骑着摩托车带我去美食街庆祝,一路上他得意洋洋,“你应该是中国最年轻的主编了”、“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啊?”仿佛,得到这么意外眷顾的不是我而是他。

然而我却辜负他的期望。

从我进入大四,他就开始心神不宁,好几次和我说,担心我毕业后离开了。我还是决定离开广电报,因为,说实话,工资太低了,我是家里的独子,我知道靠着那点工资我撑不了这个家的。

我记得那一天写完最后一篇稿子,我拿到他的办公室,他刚又熬了一个通宵,有点憔悴,拿着笔眯着眼看了几遍(他当时眼睛已经不太舒服了),没挑出一个毛病。他放下笔,那声叹息至今让我心悸。“你可以从我这毕业了,你想走了是吗?”

我点了点头。他没说什么,低下脸,沉默了许久。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他正在克服报纸的许多问题,当时他压力正大。

要去北京找工作那天,他坚持请我吃顿饭。

那顿饭那么难受。他没什么话,让我意外和觉得愧疚的是,我真的看到他眼眶有点湿润。但他没指责我什么,就一直鼓励当时一点底都没有的我。他是那么善良,反而让我实在不知道如何面对。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广电报经营一直给他压力很大,而且当时他想改的版,因为我和老孟的离开而流产了。

事实上,我辞职没几个月,他就病倒了。

庄总后来说,那是心力交瘁。

而或许我和老孟的离开,也让原本紧绷的他越发压力。我为此一直愧疚到今天。

 

3、

有几次,喝了点酒,我对他说,王总,我实在对不住你,你却还对我那么好。

他每次都说,别说这种话,我们是兄弟。

他总是这样的人。即使在我后来得知的,他在工作上最艰难的那一年,他依然为我的处境焦虑着。那时候我刚用自己攒的大四的学费自己搭火车到北京找工作,他几次担心我,打电话问我,怎么样,顺利吗?

他深知我好面子,也不问细节,只说,有什么困难告诉我,不要自己藏着,你一个小孩子,扛不住的。

其实,当时他扛的事情就够多的了。

真是多亏了当时他和一些朋友的鼓励,我坚持之下得到了《新周刊》的工作机会。

我也因此开始了在外面工作的三年。

这三年里,我每次回泉州都会电话他,习惯性地说,王总,哈,我又来吵你了。

然后他总很兴奋地约我见面。我们见面谈中国的新闻写作,谈社会学,谈论对这个国家的看法,谈论理想和责任。

他每次都很臭屁地用一句话结尾,怎么样,我教你的东西很先进吧,不比中国一流差吧。我总是大笑着点头——他说的,是实话。

后来他被要求病休了,在家休息。

我知道他的性格,这么个工作狂,如果没有调整好心态,休息反而是对他的折磨。也因此,我总是找机会找他聊天,不过显然他真是把我当弟弟了,什么需要扛的事情都不告诉我,内心的焦虑也不对我说,聊天的主题永远是我,是关于我如何发展,如何写作。

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偶尔拿一些好的书给他看,和他聊那些他所关心和兴趣的。而我知道的,即使在家休息的那段时间,他自己写的评论在国内外的论坛里也引起许多反响,他总是会很开心地告诉我要我去看,事实上我很开心,他一直帮助我让我一直怀着无以回报的愧疚,如果能同他分享他心中的快乐,或许也能鼓励到当时的他。

惭愧的是,我还是一直需要依靠他的鼓励。

去年6月,我那半身偏瘫有8年的父亲突然去世。当时我在北京接到那电话几乎昏倒,那么多年来,从他生病开始,我生命的所有规划都是围绕父亲和这个家庭的。我一下子觉得天垮了。

按照老家的习俗,我当时唯一的希望是至少给父亲一个风光点的葬礼。我回家的那天凌晨6点多我打通了他的电话,他一听我声音就知道出事了,不管睡意惺忪,着急地说,小蔡别慌别慌,给我说怎么啦?他知道后,接下去的话是,我能过去看看你和你妈妈吗?第二句话是,你要把我当兄弟,知道吗,不要让自己太难受。

第二天晚上,他下完班,就和庄总专程从泉州连夜赶来了,当时他和我妈安慰了许久,然后走到我身旁坐下拍拍我,做男人就要挺住,答应葬礼后来找我好吗?

他体贴地知道,我太需要有人鼓励了。

父亲葬礼过后,我还是请假了一个月,觉得天塌了,觉得不知道如何活了,那一个月里,我和妈妈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乎没出过门。他好几次打电话给我,鼓励我,然后劝我,上来找我聊聊天吧,别把自己憋在家里。

也是在一个月后,我才想要出去走走,第一站我就想去找他。

我记得太清楚了,那天,在广电中心他的办公室里,他开心地泡了一泡他觉得很好的茶,然后把工作推掉告一段落,把门关上。

他那天话特别多。

他说,他现在觉得三年前的自己错了,他觉得生活的意义不是那些什么个人成就啊或者国家责任,而是是和亲人和朋友起开心地过日子。

他说,他抱歉以前灌输我一套很重大的新闻理想观。“其实,那些都还挂在天边不一定实现了,但是如果浪费掉错过了今天的美好的东西,那才是罪过。”

那一天,他一直劝我,别管什么新闻理想了,回老家吧,多照顾妈妈,多出来和相投的朋友走动走动。他甚至想象着,一起在我老家弄个茶室,约兴趣的三五好友一周一次煮茶“话仙”。

我被他说动了。过了几天就去北京了,一方面还是物色回来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准备回家。到我确定要到老家工作的时候,我电话告诉了他,他还说要聚在一起庆祝庆祝,可是,这成了无法实现的约定了。

 

4

 

现在写这篇文章,昨日的记忆还是历历。我仿佛还能看见,王总和我探讨人生和新闻理想,那激动到会手发抖的样子。

我总说他是工作狂,或者说理想狂。

   去年那一年,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几年前为了父亲、为了家里窘迫的状况而去北京,而后来又为了照顾家里的母亲而回来,但回来后我一直在迷惘,不知道是不是回老家,真是自己的所愿所想。

   后来我还是决意很快地辞去《厦门日报》的工作,也实在对不起《厦门日报》给我机会的老师们。我带着母亲一起去北京见《三联》的老师和朋友们,而事实上我是想寻找自己生活的逻辑。

   在北京一个星期,心静了,也仿佛懂了,我当时怀着有所感悟的喜悦着急想回来给王总说,想和他分享。

  人生的安排有时候确实就像拙劣的肥皂剧,第二天一早接到好朋友弈法的电话,说成钢走了,死于心脏病突发——对一个理想狂来说,最合适的离开理由。

原谅我成钢,我的兄长我的老师我的挚友,在赶赴你的告别仪式时我一路上都在责怪你,你教会我对朋友的义气,对家人的关心,对新闻的理想,对社会的责任,但,或许你唯一没教会我的,是你自己没思考的好的是一个道理——所谓义气、理想、对别人的责任到底不能代替自己的生活?

我自己寻找到的答案是生活永远比什么都重要。你一直为别人、为对别人的道义、为对社会的责任而焦虑着,但从来没好好照顾自己。我真想好好再和你聊聊,关于我们要怎么享受生活,因为,或许我们也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更好地照顾别人,更好地去尽到那些义气、那些责任。

那个我拨打过无数次的电话号码。还烙印在我脑海里,我想,这个号码会烙印一辈子,电话那端是我的好朋友、我的恩师、我的知己。我知道他现在在天上,我知道,他或许还习惯性地担心他关心的这些人。他是这样的人,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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