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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定情歌》的若干艺术思考

(2007-08-31 22: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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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情歌》

分类: 关于导演
 
关于《康定情歌》的若干艺术思考——兼致观众

  

       王小列

 

    电视剧《康定情歌》在央视播出后,获得了较为普遍的社会反响,然而无论何种声音,比如批评,对我恰恰是最重要的。作为导演,我尤其需要这样的声音,我们的观众是十分专业的,我非常愿意他们的声音能引领我深入思考——我自己的,包括普遍存在的艺术问题。

   所以,我首先要将自己在拍摄《康定情歌》中的一些艺术思考,向大家汇报并与大家商榷。

 

一、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

    只要说起西藏,很多人就会和你聊聊藏族的文化及宗教,因为这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遥远而神秘的。现在,去过西藏的人多起来了,每一个到过西藏的人都有自己的感受,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了解了关于西藏的很多方面:异域风情,高原湖泊和蓝天下的雪山以及天葬、水葬、藏传佛教、民俗等等,这些构成了人们对西藏的印象,同时也构成了一种真实。如若要对上述真实进行镜头描述,比如拍一部风光片,也许只是个剪接问题。当然它也具有艺术品质,是作品。但这种直观的表现,并不符合一部有剧情的,故事化的影视作品的创作方法。故事片必须将我们从直观获得的那部分生活真实,艺术地、有结构地、合乎逻辑地进行虚构。因为这部分的虚构并不等同我们眼前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能以此间的生活真实来质询虚构的真实性。为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生活事件一旦进入文学,它就成了文学事件。用在影视作品中,同样意味着:因虚构而生的情节、人物、人物关系,对应于地理、历史、文化、环境的真实可考证性,只要不存在严重偏差,它的合理性,就是它作为艺术真实而存在的基础。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来自我们对生活的感知力,只有提升我们对生活的感知力,我们的虚构艺术才可能和我们的生活真实产生共鸣。

    在影视作品中,所谓真实其实是对艺术真实的把握。因此,作品的真实不是生活中真实细节的再现。不然你就会把创作和记录等同起来。

 

二、历史、人文、情境与人物塑造

    在《康定情歌》中,藏族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做为创作者,你将为观众描绘出一副怎样的图画,这不仅代表了你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你在各个方面的修养、审美及趣味。

    在二、三十年代的康定,由于茶马古道给康定带来贸易上的极大繁荣,使得当年的康定成为全国西南贸易集散地,也是很多商人、冒险家、银行家和洋人的乐园(见“1934走进康定”一书)。也许是汉人和洋人大批涌入的原因吧,在当时的康定城,你几乎看不到藏式的建筑,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四川西部特有的斜顶青瓦房。藏人的建筑特征大都汉化,只是在藏人自己居住的建筑内部才呈现出一些藏式特征来。

    就《康定情歌》这部电视剧而言,如果在环境造型上采用还原式的处理,显然不能满足今天的人们对《康定情歌》的期待,那些藏式风格的建筑哪去了?那些凝重的色彩哪去了?

    所以,经过权衡,对这样一部带有怀旧色彩的《康定情歌》,我们还是把典型的藏式锅庄放到了康定城里,还是把凝重的黄色和红色刷在了锅庄的墙上,还是让令人目眩的壁画彩绘呈现在主人公的房间里。你站在锅庄的窗下,就能听到萧邦的夜曲,闻到咖啡的香味。当然还有汉人的茶庄,洋人的基督教堂以及洋人的商行。我以为这是一种真实,既是艺术的,又是植根于生活的真实。这种相互交汇,相互包容,又相互接受的状态不仅是艺术的需要也是一种更大的真实。在观赏层面它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在历史层面它更准确地表现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形态。

    早在我们看景的时候,由于藏区的通讯不便,我们不能及时地与叶锦添先生交流,我们与其说是担心不如说是好奇,我们期待着叶锦添先生的设计结果尽快出来。因为在我们眼里,藏族人的服饰已经很强烈、很形式感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人物服饰是否能保留这些动人之处。

    叶锦添将他的灵感和优雅融入了他的设计当中,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做到了最准确的表达。必须说明的是,这是你在藏区的任何地方都不会看到的色彩搭配。

    怎样理解他对色彩的运用之细致、敏感、协调?怎样以此认为这样的创作不仅体现为一种品味,还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绝妙的真实?我以为,对藏民族的服饰和文化的心理内容深入理解之后,一种升腾的创作智慧成就了这一切。

    在我第一次读完剧本后,我对剧中人物的生活状态是好奇的,因为那些细节超出了我的已知范畴。说英语、喝咖啡、留学,对我来说似乎是作者的一些小小的艺术夸张。

    在我眼里,藏区是苍凉的,当然也很震撼;人的力量来自原始的古朴和肃穆。可是这一切随着我在创作上的不断深入,我的感受发生了变化。在大量的史料查找过程中,在深入藏区的亲身感受中,一个新的印象在逐渐清晰起来。

    一次,在大山深处的一个藏民家里,一个喇嘛和我们说英语,从他的表情中你能感受到他是因为要表达对你的尊敬才和你说英语。这不仅因为在他眼中我们是来自文明的都市,还来自与他自身对所处环境的认识(在当地一天也许只有一辆班车经过)。后来,我们还知道他不仅能说英语,还会印度语和维吾尔语。而且这种情况在当地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另据史料记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康定就有了自己的留洋博士生,在贸易空前繁荣的带动下,当地的文化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你今天穿过康定城,仍然能看到当年外国传教士留下的基督教堂。可想而知,在当年一个藏传佛教的腹地,那些漂洋过海的传教士要有怎样的勇气和毅力才能把基督教带到康定,而作为藏传佛教本身又需要有多大的胸怀来包容这些异教徒驻足在康定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的开放,文明对于我的故事而言就是真实。

    如上的这些感受和思考,似乎也就使我故事中人物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他们的命运和归宿,他们的相爱和分离,种种抉择,种种灵魂的考问,都浮出水面。

    有情人要不要终成眷属?现在看康珠和洛桑悲剧式的人物结局,显然要比大团圆更有深意。康珠从小在草原上长大,与青梅竹马的洛桑相爱,从她与洛桑的性格来讲,二人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这段感情。在这里,找到合理的人物行为依据会使剧作层次更为丰富,也可以使人物更有深度。

实际上对康珠而言有两个理由,一是洛桑的拒绝,二是责任感;如果洛桑不拒绝她的话,作为康珠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放弃自己对洛桑的爱情的。而在这个基础上责任感才可能让康珠放弃爱情,回到金甲会首的位置上。这种痛苦的决定也让康珠从一个牧羊女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锅庄主。康珠这个人物也因此有了决定性的变化。对洛桑而言,做出拒绝的抉择要更加艰难和痛苦。对自己爱着的人说“不!”很残忍,或许还有个虚妄的理由,就是对康珠更深的爱。然而,所谓的依据是脆弱的,也许还是最表面的。一首康定情歌,一个十分朴素的内容,它脍炙人口地流传至今,自有它深沉的人性基础。它既传递了中国人传统的情感内容,又将中国人情感中的金石之声婉言道出。所谓金石之声,那就是“海枯石烂,天地裂,乃敢与君绝。”洛桑的浪迹天涯和康珠的金甲会首,只是个现实意义上的结局,但他们之间所有的故事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让爱永存。所以我至今仍为这两个人物的情怀而感动。

    查里和威廉代表了当时到康定淘金的洋人,他们是冒险家同时又是投机分子,在剧中是反面人物。但是,在具体的处理上,我们不想过于脸谱化,实际上在民族利益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站在当时剧中人物的立场上,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感情立场。但是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我们似乎要具有更大的胸怀。所以在处理洋人的贸易向康定渗透的同时,你不仅要表现出洋人的野心和狡诈,你更要注意到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贸易竞争规则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康定情歌》荟粹了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发展的人文精神,所以它不仅仅说的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人性之美、大地山川之美、文化之美,此中之情才是我们歌咏不尽的。

 

三、风格

    在《康定情歌》播出的这段时间里,有朋友对我说节奏慢。然而快和慢其实是相对的,所以我认为作品的节奏不仅仅只是剪接的速度。如果仅仅用镜头的剪接速度和密度来界定节奏的快慢,那么《康定情歌》不属于这种类型。我想再次表达我对《康定情歌》总体把握:它是一个抒情的、诗歌化的爱情故事。

    我想,不同内容的作品应该有不同的叙事方法,即叙事风格。作品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性而不是单一化的雷同。我更希望有更多的精力用在怎样讲一个故事和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真正说到风格,我觉得风格首先是内化于心的语言。对一个导演来说,是指他内在的审美趣向;之所以称其为趣向,是因为它是会变化的,并在一定时间段落里以其变化而得以体现。一个导演对风格的追求是一生的追求,他必须用一生不断地表达他的审美趣向。所以无论什么题材,每个导演会自然地以自己的审美追求来把握,或者,面对题材,每个导演都会有自己的取舍。我不知道能不能将《康定情歌》归入一个抒情的诗歌化的风格之内,但以我内心而言,在西藏,在极目美丽山川、聆听那悠远的晨钟暮鼓后的古老歌声后,我已随之而去。

    风格,它离我们其实远而又远。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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