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一下，这篇采访被收进《今生》，作为后记。不过那时候书名还没有改成《今生》，而是叫《救赎》。

（采访：陈攻，《中国摄影》杂志编辑）

问：看得出来这组关于藏区的报道摄影与你以往的风格有所不同，似乎主观性成分较多，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答：其实每一个摄影者的作品客观性都是在客观的记录和主观的艺术表现这两个点之间游走。而一组图片的观感更靠近客观或者更靠近主观则是摄影者对作品整体考虑的结果，包括对题材表现的考虑，也有对传播方式的考虑等等。

我之前的很多藏区的照片，包括贵刊《中国摄影》发表我的西藏专题都是在2003年之前拍摄的。那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可以客观地记录一个时代的藏族人。

早期我拍摄了很多西藏的人文地理和旅行类的图片，然后慢慢转向拍摄和人有关的题材。有一段时间我拍摄了很多来拉萨或者其他地方朝圣的人，后来通过和他们更深入的了解，发现很多朝圣者踏上艰苦的朝圣之路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背后常常有一些特殊的缘由，慢慢的，这种了解把我的思路引向了“救赎”这个概念。

2003年之前我拍摄报道类的图片多数是因为委托拍摄，或者为了在媒体上发表，如果考虑发表的因素，就要有更多的规则要遵守。而后来，当我要更深入拍摄一个精神层面的、更抽象的题材的时候，媒体很少再能跟上了。所以我反而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拍摄。这导致了我后期的影像风格和前期有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我有更多的时间在思考我自己是如何看待藏族人的“救赎”概念，不仅仅从宗教的角度看。藏族人因为相信人有来生，相信人要承受六道轮回之苦，而来生在某种意义上和今世同样重要。能够免除来生的六道轮回之苦是无比重要的事情。而现在你做的任何错误的事情都有可能影响到你的下一生。可是人难免会有各种错误，所以如果想免除六道轮回就要采取一些自我救赎的方法。

其实，拍摄这个专题的过程也是在思考如何面对自己过去所有错误的过程，我们周围其实无论是人或者机构、组织都会有犯错的可能，不论这些错误伤害的是自己还是别人，最终都应该寻求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完成自我救赎。可能这是我拍摄这个专题中自己最大的收获。

问：看来这确实是一个既深刻又可以使你在拍摄中受益的好题材，那么在具体操作开始时，你是怎么找到你的拍摄对象的？

答：我选择了一些比较容易表现的题材开始拍摄，书中的这4个部分是目前拍摄得相对比较成熟的。其实找到拍摄对象并不是很难，很多情况下我都是边做边找，反正一旦你做起来，各种线索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圣城拉萨是我曾经生活的地方，对我来讲非常容易和当地人打交道。转山是我筹划了很久的事情，我想知道朝圣者在那么艰苦的地方进行的心灵之旅到底可以得到什么。结果我发现救赎的心理对于多数藏族人来讲始终是一个心理压力。在藏区，很多人心中救赎的概念是和六道轮回密切相关的。因为转世之后未必还是人，所以多数人会担心这一世做的不够好或者做了错事不能解脱。而藏族人相信能够免除六道轮回的方法通常有两类，一类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在佛法上有高深的造诣，最终获得解脱；或者另外的办法就是去参加一些特殊的宗教活动，比如转山、磕长头、或者从事和宗教奉献有关的工作等等。

康嘉的故事很意外的被我了解到，然后我从1999年开始拍摄他和他的家庭，中间我们两家曾经失散过大约一年的时间，后来我又重新找到他们一家。此后我的家庭和他的家庭有了非常密切的交往，我完整地目睹了这个康巴男人如何从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恐惧和困惑，一直到完成自我救赎，并获得新生的过程。

而《冬天》部分是最新拍摄的，我想尝试更多关注一下比朝圣者更执着的修行者和出家人。他们会考虑通过难度更高的修行方式来实现自我救赎。其中很多人更希望掌握智慧，可以帮助别人进行救赎。

问：对于切入这样一个抽象性与思辨性较强的主题，你有什么心得与大家分享？

答：我觉得我的智慧还不足以在讨论自我救赎的话题时给我更多结论性的东西，所以我更在意这个题材和被摄者带给我的思考和启发。首先你得尊重你拍摄的题材和你的拍摄对象。摄影师本身的特长当然是观察、记录，同时你可以想的更多，而不要不去思考。

问：《救赎》是个听起来稍微沉重的名字，为什么给画册取这个名字？

答：因为“救赎”本来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周围故作轻松的事情已经足够多了，有点稍微沉重的思考也没什么不好的。

问：这个专题时间跨度很大，是怎么样“驾驭”的？

答：我的状态一直是做一两年摄影，然后做两三年我的本职工作。01、02年我有比较多的时间拍照片，世界各地的跑，非常自由，有一次在西藏拍一个半专题就待了2个多月。03年之后我回到本职工作，公司很喜欢我同时做摄影的事情，给了我比较多的假期，但是拍照的时间还是少多了，而且也有很多其他题材要做，所以拍西藏的时间也少了，但我还是会每年抽一点时间去藏区拍照，多数只能利用公共假期，我有3年的春节是在藏区过的。有时候我也会因为一些委托拍摄去西藏。06年之后我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摄影上，所以才能在07年10月和08年1月两次去康区拍摄。

我的确不是有很多时间在拍照片，但是我有很多时间在考虑和摄影相关的事情，思考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而实际拍摄的时间往往很短，其实这本书3、4两个部分加起来没有超过20个工作日，每次去反而都要把大半的时间消耗在路上。

当然每次在藏区拍摄不仅仅拍这个选题的图片，我也会拍一些照片充实我的图片库，在拍摄主要线索的同时还拍摄大量相关的照片，偶尔还能发现一些新的有意思的小专题，也会拍拍。这样我就积累了很多有趣的照片，也可以提供给旅游杂志以及地理杂志使用，但是从主观上，我一直清楚我要拍的东西是什么。

这本书实际是我的一个大的私人报道摄影专题。这些故事都是因为我自己有兴趣做的，并不是因为有委托拍摄才开始进行的。

我多年前曾经在西藏工作，后来也经常回去，所以在我眼中西藏和大家经常看到的宣传不太一样。我相信西藏除了风光、援藏、旅游、火车、神秘这些概念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些记录。一些更加真实的关于藏族人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记录。

问：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既拍照又注重“经营自己的摄影”，这是否与你从事过的本职工作有关？对于很多渴望进入摄影“经营状态”（我们姑且这样称呼它）的摄影人来说，你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答：因为我做的是报道摄影，这些图片能够得以传播、被更多人看到还是挺重要的，所以做好图片的经营并不仅仅是“经营自己的摄影”那么简单。

如果拍照片的目的是自娱自乐，那很显然是不用经营自己的图片的。而如果把图片作为一个产品来看待，经营的环节和生产的环节其实一样重要。这是营销学最基本的原理之一。从营销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摄影者从选择拍摄题材、拍摄方式、制作流程到提供出图片以及后续工作都要建立在充分的分析市场以及计划的基础上。当然，这只是从“经营”的角度谈，多数图片的创作可不是靠“计划”可以得到的。

另外，我做电视节目之后发现一个挺重要的思路：专题最好在拍摄了一部分的时候就开始找买家，寻求委托，否则等你都拍完了，也就不太值钱了。当然，好的照片依然可以通过图片代理来销售，那是另一回事了。

问：能否说说这几个专题的拍摄方式？

答：多数时候我是一个人工作，我拍摄也做文字采访。

在阿里地区和拉萨拍摄的时候我都有很好的拍摄条件，经常会包越野车或者自己开车去拍照。但是在康区拍照时我多数会采用当地人使用的交通工具，只有在没有长途班车的时候我才会和其他当地人或者旅行者合着包车，去牧区则要骑马或者骑牦牛，有时候我会在马背上连着过几天。即便不是为了拍照片，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困难主要是携带器材不是太方便。

问：我一直赞赏同时可以用照相机与笔工作的摄影者，因为一旦放下其中的一个，另一个还可以拿起来，甚至互相是一种工作状态的调剂，对此你怎么看？

答：我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自己也一直在尝试做更多的文字创作。不过，我原来的想法更极端，我甚至认为自己靠做报道摄影师或者拍摄纪实类作品是不能养活自己的，所以如果真的热爱它，不受影像消费市场的桎梏，我应该同时做另一个领域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使得我的摄影计划可以继续。当然，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不过，我觉得摄影者应该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至少应该能自己解释自己的作品。

问：能不能说说你使用的器材？

答：拍摄拉萨部分的时间跨度比较长，这个期间我至少使用过很多种不同画幅的相机以及一些特殊的器材，比如360度的转机。转山的专题时我基本是用一台袖珍机以及哈苏的宽幅相机完成的。

《康嘉和他的家庭》和《冬天》专题在前期主要使用的都是旁轴相机，2005年之前我只用反转片拍摄，是富士的Provia 100F，那时候相机主要用康太时的G2，配21毫米和35毫米镜头；单反相机是佳能的EOS-3，配24mm/1.4和35mm/1.4镜头，我很喜欢现场光，所以喜欢大光圈的定焦镜头。2006年之后我慢慢转用135数码单反相机，现在我的35毫米相机基本数码化了。目前常用的是佳能的1Ds mark Ⅲ，每次带2、3只镜头。使用最多的是35mm/1.4以及一支24-105mm的变焦镜头，偶尔我用一支标准镜头拍环境肖像。

使用变焦镜头因为它是新的镜头，防水性更好，你可以看到我的照片大量是在坏天气拍的。

问：我看到你新拍的图片中还有中画幅相机拍摄的，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是的，我现在在使用两三台中画幅的旁轴相机，从6×7到612画幅。我自己还是喜欢影像更精细的感觉。其实摄影师选择什么器材是拍摄一瞬综合的想法，当然，是在满足你影像出发点的前提下。

原来我的照片99％是为了印刷而拍摄，但是随着全球报道图片市场的变化，现在我有时候也面临着图片为了印刷传播还是展览传播的困惑。为了画廊和展览的要求，如果用于极限放大，还是胶片的效果会好一些。而且现在欧洲的画廊对于传统印放工艺也有一个尊重在里面。不过，的确中画幅不是太方便，有很多重要的影像受光线的限制不能被中画幅相机记录下来。

前两天我还在向曾璜先生请教他的看法，他对这些领域都很精通嘛，他的意见还是支持我往多样化的市场走。不过我的遗憾是原来一直觉得为媒体工作是传媒影像最高效的方式，曾璜刚刚在向我解释展览图片通过好的方式也可以带来很好效果的传播。当然，也可以说，现在技术的发展下这些其实只是承载影像的媒介的变化，对于真正好的影像，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对于书籍杂志之类的技术做到协调一致不难，但是对于展览市场还是会有影响。

当然，有时候使用胶片也会受到器材的限制，比如我现在拍摄熟悉的地区和题材时也在使用大画幅，但是8×10的彩色负片在国内就不可能买到。即使我从国外买，也存在风险，我多数专题的时间跨度很大，也担心还没有拍完，8×10的彩色负片就停产了。

问：很多人用黑白照片拍纪实类题材，你为什么选择彩色？

答：刚才说过我做报道故事很重要的出发点是“传播”，应该尽量让图片能被更多的人看到。那么用于印刷则是目前传统报道摄影传播最有效果的途径（当然，很可能未来是互联网），而现在肯用黑白照片的杂志可真的是太少了。即便用也是偏艺术类的杂志，和报道的初衷会距离有点远。

另外，我觉得彩色胶片是更加“真实”的方式，不是那么“艺术”，但是拍好了则会更加“艺术”。

问：从你的热销书《兵书十二卷》中可以看出你对器材及其实用性的讲求，但你又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器材发烧友”，对此你怎么看？

答：年轻的时候照片拍的差，会觉得“器材发烧友”这个词有点刺耳，现在拍的比原来好一点了，也就觉得研究研究摄影器材还是挺有情趣的。就像很多小提琴家喜欢收集一些名师制造的名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问：不少国内的摄影者甚至摄影家对器材与技术问题往往“不屑谈”，乃至以“艺术”等名义回避对器材与技术问题的推敲，对此你怎么看？

答：还是看对自己的定位，做职业艺术家和职业摄影师肯定看法会不一样。如果做职业艺术家对器材和技术不了解也没什么，反正创作的过程中可以请到相关的技术专家和熟练的操作者。而摄影师对新器材、新技术不了解总是件遗憾的事情。这可以参考别的领域，你看登山这个领域有点类似，有一些老一辈的登山家还在使用很老式的设备和老式的技术，也能享受到攀登的乐趣并创造一些新记录；不过多数的年轻爱好者和年轻登山家都喜欢更新的器材和技术，他们觉得更安全更便捷也能带来更好的成绩。当然目前的主流是后者，这里面有市场引导的因素，也存在观念的转变。

问：可以看出你和被摄者的关系都很亲密，怎么和他们交往？

答：一个专题拍7、8年，自然和所有人都能成为朋友了。

我能讲简单的拉萨藏语，在康区语言不通的地方我会请翻译。我觉得正视其他人的心理丰富性挺重要的。

多数我拍摄的人我会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情况，很多时候你了解别人越多就越容易找到拍摄的思路。你可能需要和被摄者生活在一起，能够对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感同身受。另外，你也需要足够多的时间去和被拍摄者交流，了解他们的过去，了解他们的态度，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我经常能看到一些国内摄影师非常好的作品，但是后来发现他们拍摄的时候都很匆忙，甚至不知道被摄者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更多细节，只是觉得人家有意思，拍完了就走，仿佛被摄者只是作为某种图片创作的承载工具。这就太可惜了。

另外，我不用长镜头拍摄，也不采取偷拍的方式。即便拍摄的是陌生人，多数拍完照片之后我也不会立刻转身离开，而是会上去和他聊几句，哪怕只是嘘寒问暖也好。

我旅行时通常带着睡袋，这样我可以随时住在被摄者家中。拍摄中有一个重要的窍门，如果你能和你的被摄者在同一个屋里度过一个晚上，他就不会再对你的拍照有抗拒心理了，因为人在睡眠的时候是最缺乏安全感的，如果他在睡觉的时候都能允许你在旁边，以后就不会对你有任何戒心了。

当然，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还是应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身份。我尽量不去干扰被摄者的生活，即便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当然，事实上我也不可能完全不干扰他们的生活，只是尽量少而已。

问：有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困难？

答：寒冷是一个吧，07年冬天去拍时候我由于准备不足，脸上被冻伤了。那时候脸的一半是黑的，由于显的太难看，很多人甚至不愿意正视我。哈哈，那真的是一次有趣的人生经历。

问：签肖像权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答：肖像权放弃声明还是需要的，我随身会带一些，如果考虑到未来可能涉及到商业使用或者制作成艺术品出售就会需要让被摄者签。一般给人家解释一下你是个摄影师，为什么需要签《肖像权放弃声明》，多数人不会有问题。

问：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关心人”的纪实摄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世界上的人们比上个世纪中后期更加自我了、封闭了，你做报道摄影已经多年了，对此你怎么看？

答：我的确觉得“传统报道摄影”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不过，它是很早就过去了的，甚至在我出生（1972年）之前就过去了。最近的几年，报道摄影的需求，特别给深入的报道的版面都在进一步萎缩。而互联网的兴起导致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更倾向于用尽量短的时间来得到资讯，停留在图片上的时间更少了。

不过，对于“纪实摄影”情况还不是那么糟糕。摄影师的纪实类作品依然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获得公众、艺术界以及市场的认可。

不过，我不同意世界变得不太关心别人的说法。有很多其他领域的人士通过电视节目、视频短片或者其他载体做着传统报道摄影师原来做的事情，而且依然很受欢迎。如果这个世界有一天不再需要传统的报道摄影了，相信也会有另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取代它。也可能需要改变观点的正是我们这些摄影师。

问：在更多的人看来，出版摄影画册的一般都是专职或者说职业摄影师，而且一般只有他们才会花很长时间去拍摄一个跨度较大的专题。而且据我所知，你并不是专职的摄影师，怎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个专题并且出一本摄影画册呢？

答：首先，我觉得职业摄影师和业余摄影师都是摄影师，或者也可能在有些时候我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不过这都不重要。我做摄影师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满足，杂志有自己的预算限制、编辑有自己的想法、委托方要自己的风格，留给摄影师的余地并不是那么的多，常常我会觉得没有条件完全的按自己的想法去拍摄。不做摄影师的时候呢，反而拍摄上更自由了。

我做的专题多数在时间、地域的跨度上都很大，需要我协调各种资源才能做到，而通常发表出来的总是局部的，如果通过画册可以完整的展示某一个专题，还是挺吸引我的。

中国摄影出版社提出要出一本我的画册的时候，关于内容我曾经面临几种选择，最后还是决定用这本画册里讲一个专题。

《救赎》的这个专题的一部分（2003年之前拍摄的图片）2007年8月的时候被Gamma图片社拿去在法国佩皮尼昂的国际报道摄影节上做了一个展览。帮我挑片子的朋友建议我应该把这组片子完整的整理出来。所以那之后我又去了两次藏区，专门补拍了一些和这个专题有关的图片，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问：这套作品可以作为纪实的报道摄影，也可以作为一本艺术类的画册，在你自己看来，这本画册是更加偏向艺术，还是更加偏向纪实报道？

答：我在最初拍这个专题的时候是当作一个纪实题材来做的，但是做画册的时候我在挑选、编排图片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影像，而不是图片的叙事、报道方面的因素。如果做成报道风格的话，图片的编辑、设计、版式甚至书的开本一切一切都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摄影，因为想长大之后做点和艺术相关的事情，而之所以一直还在做报道领域，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在年轻的时候做报道摄影挺有意义的，等老一点了可以再试试其他的摄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