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很高兴《城记》就要和日本读者见面了。这本书耗去了我十年的时间，能够与日本读者分享，是我莫大的荣幸。承蒙集广舍川端幸夫先生和编辑者朝浩之先生的赏识，多田麻美女士的翻译，使我获得了这样的机缘。

    我是在北京工作的一名记者，因为想知道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北京的城墙为什么会被拆除，而走进了这本书的世界。我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1950年，有两位学者提出了一个完整保存北京古城的规划方案，没有得到采纳。北京城的命运因此而被改变，这两位学者的命运也因此而被改变。

    我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了这本《城记》。2003年它在北京出版，引起了许多人对这两位学者——梁思成与陈占祥的怀念。

    在这里，我愿向日本读者特别介绍一下梁思成先生，因为他与日本有着特殊的关系。

    梁思成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1901年出生于东京，他的父亲——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912年梁思成随父亲回到中国。

    1945年5月，为配合战略反攻的需要，梁思成在重庆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完成中国战区文物目录，同时建议保护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中国考古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1995年8月在接受我采访时回忆道，1947年梁思成在北京大学给博物馆专修科的学生讲授古代建筑，一次课后闲聊，与他提起此事。梁思成说，当时他把京都和奈良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看来这个图起作用了，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遭到战争破坏。

    曾在中国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的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1986年撰文纪念梁思成诞辰85周年，对此事也有回忆。

    目前公认的在二战中保护了京都和奈良的学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此人是梁思成1927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

    兰登·华尔纳二战时服务于美军的文物部门，提出禁止用燃烧弹和原子弹攻击京都、奈良和其他日本古城的建议。为感谢他的努力，京都和镰仓后来给他立了纪念碑。

    1997年我在清华大学查阅梁思成的档案，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梁思成写的两份交代材料（分别写于1968年10月25日和11月5日），均提及当年他为美军编制文物目录的情况。

    梁思成回忆道，当时为编制这份文物目录，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设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任命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为主任，梁思成为副主任。当时这个委员会实际上仅有梁思成和秘书郭志嵩二人工作，工作地点是借用重庆中央研究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工作时间前后约两三个月。梁思成在这个委员会唯一的工作就是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中国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这份表及图制成后，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队目标官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1907-1988）。

    这两份材料均未提及保护京都和奈良的建议，我同时查阅到的1945年5月印出的文物目录文本，也只涉及中国战区的情况。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不承担轰炸日本领土的任务，梁思成向它建议保护京都和奈良，显然超出了当时工作的范围。

    梁思成在这两份材料中，就编制文物目录之事分别注明：“见证人，吴良镛”；“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莫宗江（梁思成的助手——引者注）当时在李庄，始终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吴良镛现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3月，我向他求证当时的情况，他说并不清楚梁思成建议保护京都、奈良之事。

    但这两份材料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史克门是梁思成建议的收件人。

    史克门曾在哈佛大学研习中国语言和艺术，兰登·华尔纳是他的老师之一。这两位师徒关系密切，1930年史克门毕业后，作为兰登·华尔纳的助手为美国堪萨斯（Kansas）纳尔逊艺术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工作，从中国收走了大量珍贵文物。

    “七七事变”之前，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夫妇介绍，梁思成在北平认识了史克门，参观了他的“收藏”。从此，这两位兰登·华尔纳的学生保持着联系。1947年梁思成在美国旅行时，还参观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与史克门见了面。

    梁思成不能理解史克门“采购”中国文物的行为，也不能理解兰登·华尔纳1923年在敦煌用胶布剥取珍贵壁画、搬走彩塑艺术品的行为。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他甚至没有向兰登·华尔纳递交博士论文。在1968年10月25日写的交代材料中，梁思成称史克门和兰登·华尔纳为“文物盗窃犯”，史克门是“勾结奸商盗卖我国的珍贵文物”。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假设这样一个线索：梁思成保护京都和奈良的建议，经史克门传递给了兰登·华尔纳，并产生了作用。

    作这个假设有着充分的理由，因为这三人当时都做着同样的工作——为美军提供文物保护的咨询，他们之间或为师生、或为学友，他们对东亚文化都有着很深的了解，尽管梁思成对其他二人心有不满，但彼此的信息传递是完全可能的。

    但这只是一个假设，尚无史料为证。2005年我访问华盛顿，抽空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第十四航空队的档案，由于资料过于庞杂，我的时间又实在有限，未能有所发现。

    不能否认这样的情况：即使不知道梁思成的建议，对日本文化和艺术素有研究的兰登·华尔纳，也完全能够作出与梁思成同样的判断，并起到决定性作用。

    虽然只有口述史为证，我对梁思成提出保护京都和奈良的建议却是深信不疑。梁思成对日本的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情感，1949年奈良法隆寺金堂失火，让他痛心不已，与友人提起此事，几乎流下泪来。二战时期，中日两国正处于历史的悲剧之中，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位热爱人类文化的学者，梁思成不难提出那样的建议。

    日本的文化遗产不仅仅属于日本人民，它还属于世界人民；同样，中国的文化遗产不仅仅属于中国人民，它也属于世界人民。我想，这就是我讲述梁思成与京都、奈良的故事，以及《城记》与日本读者分享的意义。

    梁思成保护日本古都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多年，已成为一个美丽的故事。它引发了这样的感叹：梁思成保护了日本的古都，却没能保护住中国的古都。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墙被拆，是许多中国人心中之痛。当时梁思成想方设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未获成功。北京的元明清古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它与对日本古代城市产生巨大影响的唐代长安城有很大不同。唐代之后，中国的城市经历了一次变革——北宋中期，拆除了街坊四周的坊墙，沿街兴办商业。北京的元明清古城就是以这种格局从平地创建的都城。

    1950年代以来，对北京古城持续的改造，使文化遗产承受了损失，还使城市的功能失去了平衡。为扭转这一局面，北京市政府从2002年开始，用了两年时间，修编了城市总体规划，决定整体保护古城，在郊区重点发展新城——这正是当年梁思成与陈占祥的愿望。

    梁思成对日本怀着复杂的情感。他痛恨日本侵华战争——他的弟弟梁思忠在抗日战争中负伤，后来病亡；他的妻弟林恒在对日空战中牺牲。他对童年在日本的生活又充满美好的记忆。

    1964年，梁思成写了一篇文章《追忆中的日本》：“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热爱的是日本人民和日本美丽的自然，以及其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应该憎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我猛然会记起童年时与父母亲一起去奈良出游的情景，想到大佛殿，巨大的正殿正在维修，父母亲捐出一日圆的香资，把我的名字刻在瓦片上。当唤起这种回忆时，我不由得沉浸在返回日本的心绪中。对日本的怀念之情就像那瓦片一样，无法飘离诞生处日本‘故乡’的土地”。

    《城记》就要访问梁思成的日本“故乡”了。此刻，奈良大佛殿上，刻着梁思成名字的瓦片，深深牵动着我的思绪。

                                                                                          王 军

2008年6月12日

《北京再造―古都の命運と建築家梁思成》（《城记》日文版），王军著，多田麻美译，集广舍200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