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谈的乐趣

注明：这是一篇被老同志认为鼓励盗版情绪的文章，以至于出于某种形态的安全考虑，被迫成为了偶的个人收藏。

“我这辈子什么坏事也没做过，我是从网上下载了几千首歌，可谁没干过呢？”这是电影版《变形金刚》中的一段台词，被抓的黑胖子跟FBI看守陶瓷的时候，为了洗脱自己的犯罪嫌疑，毫不犹豫的如此自言自语。没错，谁没干过呢，这种说辞暗藏在每个人心中，可谁也没想过，这种对于数字自由的跨国界群体意识，到底根源自何方。

开创用户交换音乐模式的Napster早已经变相关门，Napster的发明者肖恩·范宁除了拿到几百万美元的商业补偿，早已经被新一代的数字人类所忘记。还有那位专门破解各种DVD加密技术的约恩·莱克·约翰森(Jon Lech Johansen)，除了让全球黑客们都知道挪威政府的宽宏态度，公众根本不会对他有任何默默的感谢。再有就是利用逆向工程方法，破解微软Xbox游戏机的黄欣国(Andrew Huang)，除了写了一本破解XBOX的半传记手册，游戏迷早已经忘记他当年独自挑战微软技术壁垒的壮举。我们今日可以从网络上BT到各种电影音乐，可以买到6元一张的DVD电影，可以玩到8元一张的最新游戏，归根结底都可以要感谢他们三位，正是他们在21世纪最初几年的努力，让全球消费者体验到了数字时代的灰色甜头，但可悲的是这三位在亿万公众的心中，根本就是无名英雄。为何公众对于数字时代的自由权利如此看重，却并没有产生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偶像呢？

在肖恩·范宁、约恩·莱克·约翰森和黄欣国成为无名英雄的五年前，芬兰青年李纳斯·托沃兹凭借自己学生时代编写的Linux核心系统，一夜之间成为所有人心中的数字偶像，他所代表的软件自由精神，直接成为反对微软技术霸权的心灵支柱。我们可以在赫尔辛基大学的一栋教学楼墙上找到一条醒目的招牌：“Linux生于此”，可我们却无法在任何地方找到对于某个P2P共享软件开发者的崇拜。这种心理情感上的区别，不仅仅在于Linux崇尚于开放源代码的黑客精神，更在于Linux是免费的，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技术垄断，充满着罗宾汉式的精神气质。可此后的数字自由运动却渐渐变了味儿，免费成为了一切的必须，对DVD和游戏机的破解都是为了廉价娱乐，P2P共享方式的交换只让人们对电影和音乐疯狂消费，欣赏成为了奢侈的少数派审美。在那些饱受免费数字娱乐熏陶的年轻人看来，像理查德·斯托尔曼这样自由软件精神的忠实信徒，完全是现实社会的异类。大多数人享受数字自由带来的免费娱乐时，根本懒得负责任，很多人整日沉湎于信息时代的数字无政府状态，遵循着自由软件时代遗留的反抗精神，却淡忘了自由精神的道德底线。

《大教堂与集市》，这篇埃里克.雷蒙德(Eric Roymond)在1997年5月德国维尔茨堡技术研讨会上的论文已经发表十年，它曾经被知识界当作理解信息工业不对称性的经典理论，Youtube和Facebook等网站的崛起，让所有人都相信市集才是最佳的创新模式，渊自后工业时代的大教堂模式已经过时。可仅仅沉迷于数字娱乐的公众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市集，消费者对于数字自由的“无政府”情绪压过了人们的创造欲，大教堂模式依旧人声鼎沸，全球的数字公众只记住了数字技术免费享乐的一面，却将创造的压力抛给了别人，起源于自由软件时代的数字自由精神彻底变了味道，只剩下一群无名英雄勾兑着娱乐至死的“无政府”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