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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文新: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需要新瓶新酒

(2020-11-28 22:33:54)
标签:

财经

股票

美国

银行

杂谈

钮文新: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需要新瓶新酒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央行法》)修订草案11月21日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而最近各种各样的意见也不断见诸媒体。从修改的内容看,更多集中于强化央行功能,比如增加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向的职能,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纳入央行监测、分析、管理体系,同时加大了金融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等等。总体看,除了功能性的梳理、增减之外,新《央行法》在基础理论方面没有改变,而到目前为止,也未见到这个方向的讨论,但在我们看来,依据国际金融改革的大趋势,从理论上重新认识中央银行的功能,建立正确的、针对未来经济新格局的货币政策目标才是《央行法》修订的关键环节。

中国的《央行法》确立于1995年,并在2003年第一次修订,而现在则是17年后的再次修订。为什么要揭示这个时间顺序?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央行法》建立和修正均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不断在中国被强化的过程,而许多的立法原理也是建立在这样一套理论认知的基础之上。

最典型的案例是:央行货币政策制定必须以币值稳定——物价稳定为重要、甚至是主要目标。所以,“利率盯住CPI”早已成为央行的习惯,同时也对公众认知货币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样一种目标设置和制度安排,显然是受到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以下简称现代货币理论)的主导,正所谓“通货膨胀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因此,只要消费物价指数CPI变动超出一定范围,所有人都会将目光盯住货币政策的调整。

问题是,如此货币理论是否正确?人们发现,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严格按照现代货币理论,在美国CPI长期低位运行时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结果,在金融创新失去监管的背景下,构筑了美国空前的房地产泡沫,并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这难道不是“利率盯住CPI”——在现代货币理论基础上制定货币政策的重大失败?

钮文新: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需要新瓶新酒

 

还有一个重要的例子。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陷入衰退之后,连续20年执行极低的利率政策,整个过程中,不仅看不到经济增长的起色,而且CPI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零或负值的状态。更有甚者,日本前任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不仅将央行基准利率转为负值,而且以量化宽松手段向市场注入巨额基础货币,结果如何?又是10年过去了,日本依然没能摆脱所谓通缩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显然有违于现代货币理论所给定的逻辑,它是否证明现代货币理论根本不符合、也无法指导现实经济运行?

正因如此,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质疑现代货币理论,而对之进行改革、调整则成为各国央行的不二选择。随之,货币政策目标、方法均出现重大转变。而与这一变化相伴的则是一种新的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基本内核基础上、吸收新自由主义合理内核、同时更加讲求贴近经济运行实际状况的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以下简称“新凯理论”)的悄然兴起。

依据“新凯理论”,物价涨跌早已不被货币数量决定,甚至不是供求关系决定,而物价涨跌的现实决定因素是:市场垄断寡头的利益诉求。很显然,货币数量决定物价水平,必须遵从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一,没有垄断,市场自由竞争;其二,商品产能有限,商品供给有限;其三,商品购买力伴随货币增加而不断增加,市场有无限需求。或者说,不断增加的货币导致社会公众无限地去追求有限供给商品,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供不应求,才会引发物价上涨。

但是,真实的市场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吗?真实市场是:第一,寡头垄断已经成为一切大宗商品供给的基本格局;第二,一般消费品产能巨大,供给严重过剩;第三,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不可能无限、至少不可能短时间内无限放大。基于这三点,消费品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可能性极小,而物价变动绝大部分原因是:市场寡头的利益诉求。这就是“新凯理论”对物价的看法,是不是非常贴近现实经济运行?

那“新凯理论”如何看待货币政策目标?“新凯理论”认为,基础货币是国家永远不必收回的债务。所以,中央银行应当把基础货币视为“国家资本”,在降低债务率、破解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作为“新凯理论”的代表人物,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明确表达过这层意思。

毫无疑问,如今全球经济发展受到三大制约:第一,消费品产能严重过剩,商品供给同样严重过剩。第二,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私人,债务规模、债务率均居令人咋舌的历史高位,畸高且不断增长的债务越来越多用于借新还旧,极少转变为新的社会需求,所以,债务增长无法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从而严重抑制社会总需求;第三,未来经济发展必须依托技术创新驱动,但创新资本需求之巨大远非历史任何时期可比,而且失败概率极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本巨大。

钮文新: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需要新瓶新酒

 

如果我们可以确认这“三大制约”的客观存在,那我们就应当可以理解,为什么“新凯理论”会将基础货币当成“国家资本”使用,因为这实际是一举三得的破解之道。第一,因为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所以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不会引发商品价格上涨;第二,债务危机时时困扰加上经济衰退威胁,私人资本必然越发厌恶风险,在此情况下,国家必须补位,通过释放国家资本——永远不必收回的债务——长期基础货币,有效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推高股市,扩大股权融资,降低债务率,同时还可以适度刺激需求;第三,以空前的体量释放基础货币,创造空前规模的巨额股权资本,满足国家、企业创新发展的资本需求。

毫无疑问,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现在都在这样的做,而它们不会担心物价上涨,更无所谓通货膨胀。历史地看,对物价影响力最大的商品价格——石油价格,已经被一只“似有似无之手”按在低位12年,这恐怕才是物价稳定最基本的保证。

那新的货币政策目标应当是什么?不只是实体经济获得了多少贷款,而更应当是股权资本的形成规模和国家因此获得了多少创新能力。

今天的文章不想写得过长。因为,进一步阐释需要明晰更多概念和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发达国家经济界时不常就会叫嚣一下“货币宽松将导致经济灾难”?如何看待当下美国股市“泡沫”问题?如何看待当年保罗·沃尔克时代的通胀和治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稍加展开就会大幅增加文章体量。不过,我们希望中国金融界在修订《央行法》时,把一些更基础、更重要的问题想清楚,让未来中国货币政策能够与时俱进,更加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更加有效地辅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尽快成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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