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的BLOG

从昨天50人论坛上传出的信息看，中国经济今年可能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这个看法似乎已经成为与会者共识。实际上，许多经济前瞻性指标都在显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槽糕结果”。经济学家只要长着眼睛都可以看到。

这个论坛上好像还有一个“共识”，至少我没有看到反对的声音。什么共识？不管经济出现了多坏的情况，政府都不该施救。他们认为，经济艰难有利于达成改革共识。这就要出麻烦了。

可以明确地说：我同意经济艰难的判断，但坚决反对政府无所作为。不错，4万亿元投资过度，是被“极端的凯恩斯主义”所害，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过去被“极端的凯尔斯主义”害了，现在就180度大掉头，被“极端的自由主义”再害一次？我看，危险性是存在的。

中国要改革，但我看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改革――思想方法的改革。吴敬琏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效果不好，原因在于“政府主导”。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我们往往把这类问题的思考集中于“政府主导的方向是对是错的分辨”上，而没有触及一个核心问题：政府主导很容易“偏执”。

第一，中央政府主张一，省级政府主张二，市级政府主张三，一级一级地放大，最后变成极端，然后再180度大掉头，再度一级一级地放大，走向另一个极端；第二，政府永远正确，为了证明正确而“歌功颂德”，也是容易把好事极端化，最后变成坏事的原因所在；第三，还有一种极端是“打折扣”，一级一级地“打折扣”，最后做还不如不做，好事也变成坏事。

所以，极端的思维方式，只唯上、只唯书、不唯实的思维方式，往往是中国经济改革、经济管理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往往“事倍功半”的关键原因。

现在也是。说用“凯恩斯主义”托住经济失速，于是无所不用其极，4万亿元投资变成中央下达的刚性指标，毫无弹性和灵活性；现在，“极端的凯恩斯主义”产生了后遗症，又开始180度大调头，开始用“极端的自由主义”去惩罚过去的错误。这是在搞市场经济吗？

我可以肯定地讲，现在主张“用极端自由主义去惩罚过去极端凯恩斯主义”的大牌学者正在犯着严重的错误，就像华尔街的那句名言：永远不要试图用一个错误去修正另一个错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用一个极端去惩罚另一个极端，那一定是严重的错误。所以，我奉劝那些大牌学者，放弃“学术报复”的畸形心态，因为它关乎国家、民族之利益。

经济艰难是否有利于改革？在我看来，这样的认知荒谬至极。希腊就是先例，拖着虚弱的经济之身“改革”，结果是社会动乱，是经济更没戏，是不知道多少年才可能恢复。日本的教训更深刻，制造业的逝去，经济的空心化，使得其过去20多年的时间，哪怕是到了今天，想救都救不起来。

这都是历史事实。中国需要一个良好的改革环境。但改革的方向绝非构建“强势金融体系”，而是注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实体经济的发展确实会带来很多麻烦，对资源、环境等都会有不良影响，但我们是不是有条件向美国的过去学习――清除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习失败，我们能够成功？我们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谁有钱去购买服务？美国人是靠全世界购买它的服务，从而使服务业变成经济主体，中国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条件？

改革要进行，没问题。但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是不是要认知检讨一下？看看过去走过的路有哪些偏差？要不要对未来的方向做出适当的修正？未来要改如何改？对方法进行多方位的思考。

我们现在的许多期许也许是错的。比如，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人，实际还是指望政府大力去推动“经济自由化”。他们根本无法摆脱对政府权威性的期许，实际是希望借重政府的权威性，弱化政府权威。这不是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