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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惟一的故事

(2015-08-16 09: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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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分类: 散文

世界惟一的故事

 

                                            嘉  

 

 二十余年,我在胶东半岛的海边,时常忆起的,还是东北边境那连绵叠叠的山峦,冬皑皑,夏苍苍,寂寂无言,却像是饱含着无尽的诉说。那是东北的侠义与深沉。但少年时的体验却是轻浅的,放学后,回家挎上柳条筐,直冲进山里,采回的草药或蘑菇,补益于贫困的生活,记忆里留下的是野趣儿。

 对大山的深层认识,始于我职业生涯的开端,年轻的我踏进故纸堆,参与编篡一部叫作《绥芬河市志》的书。单薄的青春在历史的尘埃中,变得理性丰厚,始知小时候常去的北山是有名字的,叫天长山,而山中时而露出草丛的钢筋水泥残迹,是当年日本军的工事。

 也许过于年轻,也许是性别的原因,我对这种坚硬冰冷的事物没有兴趣。我的同事孙伯言老师却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历史遗迹的研究。海拔719米的天长山,不仅仅是几处工事而已,而是一个庞大的要塞群,与邻近东宁县的要塞群相联,共同构成日本关东军对阵苏联的东部防线,日军当时称其为“东方马其诺防线”。勃勃野心,支撑的只是幻想。1945年8月9日,苏联一百五十多万人的机械化部队,从东北的东、北、西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钢铁激流,无可阻挡,坚固的要塞与日军边境守备队一同分崩离析。当天,绥芬河城区也被苏联红军攻克,全城解放。对此,孙伯言专门写了研究文章。

战事遥远,我只是作为历史事件来认知,但其中一个细节,我一直萦萦于怀。苏军在攻打天长山要塞时,遇到日军凶猛的火力抵抗,要塞里还有大批的日侨百姓、商人、妇女和孩子,苏军顾念两下里的伤亡,决定先派人去劝守敌投降。战事混乱,想即刻找一个既会日语,又会俄语的人殊为不易,鬼使神差,17岁的中俄混血少女嘎丽娅,撞上这一使命,跟随苏军上了山。她面对的是一伙不义的残军。她没有成功。她一去未回。两天后,苏军只得以炮火解决了问题,转而移军别处,嘎丽娅被遗忘,家人连她的尸体也没找到。

 实际上,我一进入地方志编纂这个行当,就听说这故事了。虽然只是三言两语,更多的细节谁也说不请,我心里却产生了痛。彼时,我已经在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心里便存下一个志向——为绥芬河,为嘎丽娅,写一本大书。于是,在一个深秋季节,一连多日,我在公安局翻阅旧档案,关于嘎丽娅的家庭,有一本专门的卷综。那是她父母在文革期间,作为苏修特务嫌疑的审讯记录。档案中有她父亲的照片,是个老实巴交的山东人。有她母亲的照片,是个健壮漂亮的俄罗斯人。他们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绥芬河经人介绍组成一个混血家庭。他们善良勤劳,养着奶牛和蜜蜂,有间面包铺子,育有三儿一女。孩子们在俄侨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女儿嘎丽娅,能歌善舞,尤具语言天赋,连学校规定的日语课也学得出色。然而,1945年8月,这个殷实幸福的家庭倾刻间破碎。嘎丽娅没了。她的二哥参加了苏联红军,战争结束跟随部队去了苏联;大哥在那之后不久,因故被苏联红军抓去,关进西伯利亚的监狱;弟弟在建国初,与俄侨的后代结婚,于六十年代初,全家迁往苏联边区,虽然离绥芬河并没有多远,却被冰封与父母阻隔。案卷中有些儿子写给父母的信,也有孙子写给爷爷奶奶的明信片,诉说思念,畅想未来生活的美好。可这字纸的联系在文革中突然中断,做儿子的困惑得不到解答,也无法知道父母的下落。档案记载,老夫妻在七十年代初,作为边境不安全因素,被强行迁往内地一个小村庄。中国丈夫客死他乡,俄罗斯妻子哭瞎了眼睛,终于在八十年代初,回到了祖国。

 关于嘎丽娅,档案中没有正式的记载,只有她父亲回答审讯者的一句话。

 问:听说你还有个女儿,哪去了?

 答:光复时,跟苏联红军上北山劝降,叫日本人打死了。

 多少年了,我仍记得当时内心的沉重。我从黄卷中抽眼望向窗外,窗玻璃上迷离寒冷的雨滴挡住了我。我透不过气来。

 我辜负了自己的青春。嘎丽娅的故事,我只在一个短篇小说中概略地提及。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我是个女孩子,有很多生活中的事要面对;我太年轻,无法把握这样一家人的沉重命运。在那样的年纪,当今的写手们不是也只能写写校园的青春吗?

 后来,我离开地方志办公室,进入政府机关写公文,绥芬河成为沿边开放城市,我的工作变得非凡忙碌,业余写作难以为继。再后来,我带着关于嘎丽娅一家的那些笔记,调离了绥芬河。

 

 我在威海的生活,由艰辛,到平稳,到难以规避的庸俗,不觉十几年就流逝了,人也进入中年。我开始有了焦虑。众多的焦虑。其中一项,就是对嘎丽娅一家的亏欠,我还没有兑现我的发愿。时间变得从未有过的紧迫,我在2008年的春天,匆忙开始了这部长篇的写作。

 六月,书稿差不多写到一半。一天清晨,过早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我。那边说:“我是孙伯言呀。我从枣庄过来,刚下火车,中午还要坐汽车到荣成去。我们就在汽车站见个面吧。”

 满心的疑团,在见面的一刻豁然而解。孙伯言老师一向不喜寒暄,多年未见,劈头一句话就是:“我在忙着为嘎丽娅建一座雕像,铜像正在枣庄铸造,我刚去看了进展,然后去荣成选石头基座。”

 我心底一阵强烈的震动。眼前这位老师,本来就是高鼻凹眼,一向清瘦,已是退休的年纪,该发福了,却比从前更加瘦,但他的眼睛闪烁着极亮的光,一个中午,没吃几口东西,滔滔不绝地说着嘎丽娅,说着他的奔波。我心里的问题没有机会提出,但都在他的讲述中找到了答案。

 当年苏军匆匆撤离,没有人为嘎丽娅作证,她的死就成一个悬疑,更没有人追认她为烈士。她父母多次致信苏联外交部,一次也没有得到回应。英雄少女就这样被尘封,但在孙伯言的内心,她在一点点复活。他决心要为她建一座雕像!早在1989年,他就问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朋友:“你建这么多楼房,能存在多少年?”朋友思索一下,认真地说:“70年吧。现在城市发展快。”孙伯言说:“给绥芬河建一座千年纪念碑吧,也是你的价值实现。”朋友答应了,但之后房地产业低迷,这位朋友又因白血病去世了。孙伯言又找过几位企业家朋友谈,都没有成功。2004年春节刚过,他给自己的学生——青年企业家罗新利打电话,提出建雕像的事,只说了几句,学生便慨然允诺捐建。

 正是这一根本有力的支持,使孙伯言的发愿行动有了开端。他开始努力查找一切跟嘎丽娅有关的人和事。有天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在俄罗斯边区经商的熟人,那人说:“你不是在找嘎丽娅的家人吗?她弟弟现在正给我当翻译,我还见到嘎丽娅的照片了。”孙伯言一阵狂喜,直奔旅游局要求办护照,经过一翻周折,终于带着记者来到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见到嘎丽娅的弟弟张树烈。

 1945年8月战争打响时,张树烈15岁,两个哥哥被苏军征去当翻译,一天,苏军命城内居民撤离去郊区,张树烈与嘎丽娅和父母一起走在撤离的人群中,路上却被苏军设卡的军人拦住,要他们到某处去登记,就在等待登记的时候,一个军官出来问谁会俄语和日语,有人冲口说出嘎丽娅,军官便让她进去。嘎丽娅出来时,告诉母亲说,苏军让她去北山劝日本人投降,母亲流着泪把自己的头巾给女儿戴上,嘎丽娅当时就跟随两个军官,上了苏军的汽车去往北山了。事后,家人和邻居朋友们多次上山寻找,只找到了围巾。

 就在这次采访中,张树烈提到,当年参加过解放绥芬河战斗的苏联军官菲多尔琴科,因这次劝降行动而获得了由苏联远东军区颁发的红星勋章。缄口三十多年,在前苏联解体后,他曾两次在俄罗斯电视节目中讲述嘎丽娅的事迹,并认为这勋章应该属于她。

 孙伯言内心难以平静,为英雄少女建雕像的事刻不容缓。一些负面的议论,他只当是耳边一阵风,关于此事的意义,关于用地,他多次上书市长,终获支持。这时候,他又想,要建就建世界一流的雕像。幸得弟弟的帮助,他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取得联系,向他们讲述嘎丽娅的故事,请他们为嘎丽娅设计雕塑。2005年1月,由世界一流大师组成的设计组,专程来中国绥芬河,考察确立了雕像的地点。同年5月,孙伯言又远赴圣彼得堡,与列宾学院的大师们一起研究嘎丽娅雕塑设计。当时刚过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纪念,在欢迎餐会上,孙伯言说:“你们这样隆重纪念反法西斯胜利,我深深理解你们对嘎丽娅故事的情感。”一位艺术大师端起酒杯,郑重地说:“这是世界唯一的故事。”

 说到“惟一”,孙伯言的语气多了些自豪。在嘎丽娅的雕像进入铸造阶段,有一天他忽发奇想,以全体市民的名义给普京总统写了一封信,向总统讲述了嘎丽娅的故事和正在建筑的雕像,恭请总统为雕像题词。没想到,总统不仅题了词,还写了一封赞誉的回信。2007年6月13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先生受普京总统指派,专程到绥芬河,向市领导转交题词亲笔信。

 孙伯言打开身边的黑色文件包,给我看普京总统的信件与题词,当然都是复印件,一份俄文的,一份汉语译文的。也让我看了雕像的小样照片,并送给了我一张。他转而给我讲解雕像设计每个细节的含义。他告诉我,这是世界惟一民间人发起建造的雕像,也是世界雕塑史上惟一一件外国总统题词的雕像。

 匆匆一面,孙伯言的讲述也只是粗线条的,许多的艰难只能一带而过,事实上,每一个环节都阻力重重,每一个细节都要付出百倍的艰辛,但我从他的背影看到了坚定。

 我看着那个相纸上的雕像,心生惭愧。

 

 我的那个长篇出版不顺,后因种种原因搁置。再后来,我对它不满意了。2013年,我以此为项,报请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获得批准,因此,夏季,我有了一次绥芬河之行。

 当火车驶进城区,正是早晨阳光初照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看到一个小广场和一座雕像,那正是嘎丽娅,那是当年她上天长山劝降必经的地方。再远看,陌生新鲜的高楼大厦,一丛丛,一片片,原来的边关小镇,完全成为一个繁华灿烂的城市。而我已经成为旅人了。

 嘎丽娅的青铜雕像,名为“友谊和平天使”,高5米,加上6米高的基座,仿佛直入蓝天了,我久久仰望着,脑子里想到的词汇是:生动、清秀、刚毅。她身穿长裙,举手挥舞着头巾告别,象征着勇敢执行和平使命;她两脚边向上展开的翅膀,象征着中俄两国,翅膀是火焰形的,象征着她赴汤蹈火如凤凰“浴火重生”; 而砖红色的花岗岩基座,象征山城和要塞,也象征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些含义,我在2008年的时候就知道了,但面对实体雕像,想象这少女和家人的遭遇,我才真正理解了崇高,理解了瞬间与永恒。

 我凝望着刻在基座上的普京总统的题词:“俄中友谊就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铭记过去,面向未来。”我再次品味着这简洁与概括。

 环望嘎丽娅公园,有白桦树,也有云杉,据说是嘎丽娅喜欢的树,是参加过解放绥芬河战斗的前苏联红军老战士与中国抗联老战士来栽下的。这雕像,这公园,还有旁边的嘎丽娅路,已成为这个城市的文化标志。

 还有嘎丽娅纪念馆。我终于见到了这传说中的少女的容颜,那是一张她与哥哥的合影,混血儿的漂亮令人震憾。我无语,只有痛惜在一点点加深。

 当然,我又见到了孙伯言。话题首先是嘎丽娅,为了这个混血少女,用“呕心沥血”这个词来说明他,虽俗气,却贴切,哪一个环节松懈了,动摇了,都不会产生这边城从未有过的人文景观。如今,他又在为保护这雕像而奔忙。嘎丽娅雕像在2009年落成,七天就惨遭破坏,雕像基座四角的固定灯和石柱的铆钉,有一半被窃走或拧坏上的文字也有划痕。他非常痛心和气愤。这是他与俄罗斯艺术家、绥芬河市政府有关部门及一二百山东、河北等地工人,历经6年千辛万苦才完成的,某种意义上,应该绥芬河一份艺术政治财产都应该珍惜。后来,孙伯言讲到对山上要塞遗址与城内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的保护,讲他螳臂挡车的故事,我笑,但很快又笑不出来了。

 我发现,孙伯言老了,仍然清瘦,嘴边的皱纹和眼角的放射纹,刀刻般鲜明。多少年后,当后人仰望嘎丽娅雕像,听导游讲述她的故事,有谁会知道这雕像诞生的故事?他有一个“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的称号,但远远不能含盖他此生的功德。

 一个月后,我在一天晚上离开了绥芬河。火车隆隆,我扭头向陌生的边城告别,窗玻璃幽黑,我没有看到嘎丽娅雕像,但我想起了她的父母,一个中国男人,一个俄罗斯女人,正是这条铁路的建成,他们才会在绥芬河交集,才有了后来的悲欢离合。历史,丰富而沉重,我只觉得自己的渺小与无力,这一次,我能圆满完成对他们的发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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