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更悲观的是，民族的群体心智，尤其是可以成为所谓“精英”的群体心智，正在被一个巨大的利益漩涡所吸引，还未来得及对根本问题有独立之反思，就已经开始觊觎体制空隙中渗透出的油脂，并美其名曰，“适应社会”。   

    虽然奈特笔下的“自由对话”仍是以“利益冲突”为前提，其参与者已经偏离了沿中国传统心性之学求解人生问题的路径，但因为“求得真相”——这一共享的目标，而使政治过程成为可能。“有意见而无对话”，这样的政治困境是无解的，喘息于权贵阶层“控制欲”下的民间声音只能诉求于偏激的方式来表达某种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而颐指气使者，却往往缺乏常识，粉饰幻象。

    教育失败，造就了一批一批的无病呻吟的青年人，由于缺乏思想史视角，书本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在他们那里严重地成为问题。于是毕业后，他们喜欢读的书和他们的言论，我的观察，形成两个极端类型：极端地现实的青年人，极端地批判现实的青年人。这两极端的青年人，其实都不愿意在毕业之后的社会生活中继续思考。因为思考很累，而且毫无希望。我称之为“思想的失败”。这样的失败局面，延续足够长的时间（例如两代人），就可形成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

    熊十力在文革期间受折磨，王元化先生持父亲朋友的信前往拜师。元化先生说，熊十力论及读书，最强调的是：以你全部生命的体验，去和书本里的文字碰撞，方可激发真正有意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