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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猎鸟网:芦苇荡里的杀戮

2016-10-25 20:25:05评论 杂谈
文 | 刘敏这次在天津侥幸被解救下网的那些小鸟,马上又会飞到江苏连云港、江西鄱阳湖、广东雷州半岛……一路等待它们的,也许还是场生死劫。芦苇荡里的鸟网下午16点半,天马上就要黑了,王建民心里渐渐着急起来。他领了两车的志愿者到天津宁河区郊外,已经转了半个多小时了。10月12日,已是北方的深秋了,路两侧是见不到边际的荒地,芦苇长了一人多高。晚风一吹,轻柔的芦花左右摇晃,连声音都没有。王建民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往芦苇荡的深处驶去:“这里面一定有鸟网。”在最近的十几天,天津、河北非法捕鸟的鸟网成了全国热点新闻:从9月29日开始,在国庆期间,57岁的摄影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们发现了两大片、有2万多米的鸟网。此前的几年,志愿者们也会在秋天例行地去寻找林地、稻田里农民们竖起的鸟网,“每年拆一两千米吧”。今年第一次深入到芦苇荡里,天津人王建民完全被震惊了:他知道鸟网肯定屡禁不止,但没想到能发现2万米之多,上面足足挂了5000多只死鸟,近3000只活鸟,而这只是被大家找到的已知部分。这些鸟,有很多都是秋季途经天津的候鸟。全球一共有8条候鸟迁徙路线,其中有3条经过中国,又有2条途经天津,天津、唐山的渤海湾滨海湿地是鸟类群集的天然补给地。其中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有178种候鸟,是鸟种最多的一条路线。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大批最远来自西伯利亚、阿拉斯加的鸟群南下,在这里停歇、觅食,陆陆续续再向南飞去,最远可以到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候鸟是什么样子的?很快,芦苇荡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答案。王建民把车停在了土路上,在8倍望远镜下,他看到了芦苇丛中树立的竹竿。再一找,在人迹罕至的荒野里居然有一条明显的小路。我们拿着剪子下了车,沿着小路走进去,很快就发现了一条分叉道:水沟里藏着一座木板做独木桥,过了桥一拐,芦苇丛中赫然出现了一块2米宽的空地。第一眼只能看见竹竿,再定睛一看,才发现竹竿间挂着一层轻薄的丝网,每根线都跟头发丝一样细,织着2厘米见方的小格子。跟名字一样,“雾网”,不走近根本看不清楚。麻雀大小的小鸟一头撞上,稍一扑腾就被缠住了羽毛,再挣扎,就会越缠越紧,毫无生还可能。眼前的鸟网上已经粘住了几十只小鸟,基本每隔一米就是一只,大多是鹀类、雀类的小型鸟。垂着头一动不动的是死鸟,刚刚撞上的都在扑腾,翅膀徒劳地飞快颤动,那是一种只要看上一眼就能体会到的绝望。“天啊!”刚刚还在闲聊的志愿者们全惊住了。所有人此前都在新闻里见过鸟网的照片,当冲过去把挣扎的小鸟抓住,心里顿时还是一颤:手心突然感受到小鸟暖热的体温,小小的一只握在手里,纤弱,惊恐,能清晰地感受到它扑通扑通的心跳——这是一条正在消逝的生命。沿着最初的小路继续向里走,大约每隔50米就有一个分叉,每个岔路都引向了一片新鸟网。捕猎者用除草剂清空了道路,立起了密密匝匝的陷阱。也许因为近日严厉的清剿行动,鸟网下没有发现诱鸟器、电池和做诱饵的笼鸟,偷猎者只留下这些鸟网懒得收走。天渐渐黑下来,鸟网越找越多,风轻轻地吹动着雾网,带着死鸟来回摇晃。就在大城市的郊外,安静的秋天傍晚,这些只用竹竿和丝网竖起的鸟网,正在造成一场无声的、巨大的杀戮。野味我从鸟网上剪下来的第一只鸟是只棕头鸦雀,这种小鸟的身体比一个乒乓球大不了多少。不知是性情温顺,还是已经挣扎到脱力,小家伙老老实实地躺在我手心里一动不动。鸟网已经缠得它全身都是,脖颈下、羽毛里面都是网,两只爪子因为抓挠缠得尤其多,只能用剪子尖一点一点挑开。这个过程尤其费人工,志愿者们解开一只鸟平均要七八分钟,最后还要拉开翅膀,检查有没有任何遗留的网线缠绕,否则小鸟一旦放飞,还是会因为网线的伤害而死去。直到网全解开,鸦雀吓得还是不敢动,我把它放在地上,几秒钟后小鸟才反应过来,扑啦啦飞走了。更多的鸟已经死了,有些鸟剪到一半就已经没了呼吸。挣扎时间一长,小鸟就会因为脱水、悬吊而死。再凶猛的鸟也不行,我们解下一只棕背伯劳,体长约30厘米,伯劳虽然是一种雀形目鸟类,却长着一个猛禽般锐利而带钩的嘴,擅长捕食和打斗,解网的过程中一直大声叫个不停,还一口把志愿者的手啄出了血。然而如果我们不解救,这只伯劳最后也只能困在鸟网上等死。看着长网上远近高低、正在无助挣扎的小鸟,我实在很难想象:捕鸟人每天来摘鸟时,难道是抱着一种丰收的心情吗?跟志愿者们的小心翼翼截然相反,盗猎者、鸟贩子对野生候鸟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坨唾手可得的肉。就在10月12日当天上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们刚刚在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小海北村端掉了一个贩卖鸟类的窝点。芦台经济开发区地处京、津、唐金三角腹地,是河北省在天津境内的唯一一块“飞地”,对于候鸟来说,这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界。王建民告诉我,越是

文 | 刘敏一定要报案,李青看着快80岁的户主,“走路都走不利索”,觉得让老头把网摘了就行了,没必要找警察。两人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报了警,结果警察几小时后才来,“用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丹姐”。李青到现在也总爱把这件事儿拿出来开刘懿丹的玩笑,这是一种很现实的伦理冲突:基层警方就是觉得志愿者在小题大做,他们对盗猎没有概念,而盗猎者也觉得飞到我院子里的鸟,难道不就是我的?得利最大的是中间做批发的鸟贩子,他们通过饲养点分散了自己的责任,又因为眼线众多,这些人也最容易提前逃走。三年以下的刑罚跟每年倒卖野生候鸟的暴利相比完全没有震慑力——如果抓到一只品相好的红喉歌鸲,甚至可以卖到10万块钱。跟盗猎者、鸟贩子高效产业化的流水线一条龙相比,志愿者和警方的工作就显得效率格外低。在随后的几天,我们随着王建民每天早上8点钟出门找鸟,在天津汉沽区周围,钻的都是最偏僻的郊区,在每一片途经的荒地、芦苇荡、玉米地做地毯式搜索,神经质地用望远镜、航拍无人机在田野中寻找可疑的小路,一直到天黑。有时整整一天也毫无收获。此前参加巡护的人很少,到了秋天,王建民、刘懿丹等志愿者一车三五个人,早上4点就出门,在捕鸟的高峰期时间去堵鸟网,很多鸟网是流动性的,如果七八点再去,猎捕者已经把鸟装好了拿去卖了。今年因为新闻集中报道,很多记者、志愿者都集中过来,找网的队伍浩大起来,但仍然是枯燥地早起,在郊野中一遍一遍筛查。每天的餐食、汽油和几名主力的误工,都是不小的开销。况且,林业部门的人手也不够,有些区的林业站只有两三名员工,完全查不过来。宁河区林业局的执法小伙儿告诉我,天津除了蓟县,其他区域都没有森林公安。林业局只有行政权没有执法权,抓到人没法拘留,也会让执法力度大打折扣。最基础的信息筛查,几乎都是依赖志愿者们自己去大海捞针地找。在芦台的窝点,后院的志愿者们一边把鸟笼踩塌,一边恨恨地说:“这群人发财也是邪财,早晚有报应!”前面的主街上,周围居民围在警车边,他们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慨,就是单纯地看热闹。一包志愿者买的劳保手套掉在了地上,很快就被眼尖的村民捡走,火速几个人分掉了。志愿者把鸟干装在麻袋里,放在前厅,总有村民进去动一动,被志愿者呵斥再讪讪地走出来。最后一名志愿者不得不坐在台阶上守着几麻袋鸟干:怕没人看着,转眼就被拎跑了。(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3期内文章《盗猎鸟网:芦苇荡里的杀戮》。)|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这次在天津侥幸被解救下网的那些小鸟,马上又会飞到江苏连云港、江西鄱阳湖、广东雷州半岛……一路等待它们的,也许还是场生死劫。

文 | 刘敏这次在天津侥幸被解救下网的那些小鸟,马上又会飞到江苏连云港、江西鄱阳湖、广东雷州半岛……一路等待它们的,也许还是场生死劫。芦苇荡里的鸟网下午16点半,天马上就要黑了,王建民心里渐渐着急起来。他领了两车的志愿者到天津宁河区郊外,已经转了半个多小时了。10月12日,已是北方的深秋了,路两侧是见不到边际的荒地,芦苇长了一人多高。晚风一吹,轻柔的芦花左右摇晃,连声音都没有。王建民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往芦苇荡的深处驶去:“这里面一定有鸟网。”在最近的十几天,天津、河北非法捕鸟的鸟网成了全国热点新闻:从9月29日开始,在国庆期间,57岁的摄影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们发现了两大片、有2万多米的鸟网。此前的几年,志愿者们也会在秋天例行地去寻找林地、稻田里农民们竖起的鸟网,“每年拆一两千米吧”。今年第一次深入到芦苇荡里,天津人王建民完全被震惊了:他知道鸟网肯定屡禁不止,但没想到能发现2万米之多,上面足足挂了5000多只死鸟,近3000只活鸟,而这只是被大家找到的已知部分。这些鸟,有很多都是秋季途经天津的候鸟。全球一共有8条候鸟迁徙路线,其中有3条经过中国,又有2条途经天津,天津、唐山的渤海湾滨海湿地是鸟类群集的天然补给地。其中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有178种候鸟,是鸟种最多的一条路线。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大批最远来自西伯利亚、阿拉斯加的鸟群南下,在这里停歇、觅食,陆陆续续再向南飞去,最远可以到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候鸟是什么样子的?很快,芦苇荡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答案。王建民把车停在了土路上,在8倍望远镜下,他看到了芦苇丛中树立的竹竿。再一找,在人迹罕至的荒野里居然有一条明显的小路。我们拿着剪子下了车,沿着小路走进去,很快就发现了一条分叉道:水沟里藏着一座木板做独木桥,过了桥一拐,芦苇丛中赫然出现了一块2米宽的空地。第一眼只能看见竹竿,再定睛一看,才发现竹竿间挂着一层轻薄的丝网,每根线都跟头发丝一样细,织着2厘米见方的小格子。跟名字一样,“雾网”,不走近根本看不清楚。麻雀大小的小鸟一头撞上,稍一扑腾就被缠住了羽毛,再挣扎,就会越缠越紧,毫无生还可能。眼前的鸟网上已经粘住了几十只小鸟,基本每隔一米就是一只,大多是鹀类、雀类的小型鸟。垂着头一动不动的是死鸟,刚刚撞上的都在扑腾,翅膀徒劳地飞快颤动,那是一种只要看上一眼就能体会到的绝望。“天啊!”刚刚还在闲聊的志愿者们全惊住了。所有人此前都在新闻里见过鸟网的照片,当冲过去把挣扎的小鸟抓住,心里顿时还是一颤:手心突然感受到小鸟暖热的体温,小小的一只握在手里,纤弱,惊恐,能清晰地感受到它扑通扑通的心跳——这是一条正在消逝的生命。沿着最初的小路继续向里走,大约每隔50米就有一个分叉,每个岔路都引向了一片新鸟网。捕猎者用除草剂清空了道路,立起了密密匝匝的陷阱。也许因为近日严厉的清剿行动,鸟网下没有发现诱鸟器、电池和做诱饵的笼鸟,偷猎者只留下这些鸟网懒得收走。天渐渐黑下来,鸟网越找越多,风轻轻地吹动着雾网,带着死鸟来回摇晃。就在大城市的郊外,安静的秋天傍晚,这些只用竹竿和丝网竖起的鸟网,正在造成一场无声的、巨大的杀戮。野味我从鸟网上剪下来的第一只鸟是只棕头鸦雀,这种小鸟的身体比一个乒乓球大不了多少。不知是性情温顺,还是已经挣扎到脱力,小家伙老老实实地躺在我手心里一动不动。鸟网已经缠得它全身都是,脖颈下、羽毛里面都是网,两只爪子因为抓挠缠得尤其多,只能用剪子尖一点一点挑开。这个过程尤其费人工,志愿者们解开一只鸟平均要七八分钟,最后还要拉开翅膀,检查有没有任何遗留的网线缠绕,否则小鸟一旦放飞,还是会因为网线的伤害而死去。直到网全解开,鸦雀吓得还是不敢动,我把它放在地上,几秒钟后小鸟才反应过来,扑啦啦飞走了。更多的鸟已经死了,有些鸟剪到一半就已经没了呼吸。挣扎时间一长,小鸟就会因为脱水、悬吊而死。再凶猛的鸟也不行,我们解下一只棕背伯劳,体长约30厘米,伯劳虽然是一种雀形目鸟类,却长着一个猛禽般锐利而带钩的嘴,擅长捕食和打斗,解网的过程中一直大声叫个不停,还一口把志愿者的手啄出了血。然而如果我们不解救,这只伯劳最后也只能困在鸟网上等死。看着长网上远近高低、正在无助挣扎的小鸟,我实在很难想象:捕鸟人每天来摘鸟时,难道是抱着一种丰收的心情吗?跟志愿者们的小心翼翼截然相反,盗猎者、鸟贩子对野生候鸟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坨唾手可得的肉。就在10月12日当天上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们刚刚在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小海北村端掉了一个贩卖鸟类的窝点。芦台经济开发区地处京、津、唐金三角腹地,是河北省在天津境内的唯一一块“飞地”,对于候鸟来说,这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界。王建民告诉我,越是芦苇荡里的鸟网

下午16点半,天马上就要黑了,王建民心里渐渐着急起来。他领了两车的志愿者到天津宁河区郊外,已经转了半个多小时了。

10月12日,已是北方的深秋了,路两侧是见不到边际的荒地,芦苇长了一人多高。晚风一吹,轻柔的芦花左右摇晃,连声音都没有。王建民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往芦苇荡的深处驶去:“这里面一定有鸟网。”

在最近的十几天,天津、河北非法捕鸟的鸟网成了全国热点新闻:从9月29日开始,在国庆期间,57岁的摄影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们发现了两大片、有2万多米的鸟网。此前的几年,志愿者们也会在秋天例行地去寻找林地、稻田里农民们竖起的鸟网,“每年拆一两千米吧”。今年第一次深入到芦苇荡里,天津人王建民完全被震惊了:他知道鸟网肯定屡禁不止,但没想到能发现2万米之多,上面足足挂了5000多只死鸟,近3000只活鸟,而这只是被大家找到的已知部分。

这些鸟,有很多都是秋季途经天津的候鸟。

在这种责权难以判断的地界,越容易有鸟贩子。一大早,志愿者们守在鸟贩子家外,虽然有线人确凿的报告,但大家不能私闯民宅,等着唐山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和公安部门的人员到齐才能一起行动。从外观看,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进门后推开一间老房子的房门才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这简直是一间养鸡场: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鸟粪味儿,长方形的鸟箱一直堆到了屋顶,每个有1米长,半米宽,高10厘米左右。其中83个箱子里后来清点发现竟装有1245只活鸟,每七八只鸟放在一起。这些野生鸟完全不能适应如此狭小的生活空间。不管有没有人在,那些朱雀、黄胸鹀都在一刻不停地跳来跳去,叫个不停。鸟箱里装着谷子和饮用水,目的是给这些候鸟催肥。经过长途跋涉,候鸟到天津时已经掉了很多体重,人工饲养谷子、打抗生素后,这些笼中鸟的腹部会长出一层油脂,体重一增加,饲养者就会把它们放在塑料袋中闷死,冷冻,制成鸟干。在房间的两个冰柜里,大家很快翻出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是2507只正在被冷冻的鸟干,还有很多已经扒了皮无法辨认的鸟肉。在芦苇荡的鸟网上,我们摘下了雨燕、红胁蓝尾鴝、鸦雀、红喉歌鸲、普通朱雀等鸟种,其中还有一只是许多观鸟爱好者都没见过的文须雀。在圈养窝点里,除了活着的黄胸鹀、红腹歌鸲单独圈养,其他的小鹀、青头鹀、红头鹀、伯劳等,统统被混杂在一起,因为最终的用途跟它们的种类已经毫无关系了。这些鸟干都会被运到广东等南方省份,变成餐桌上的一道菜。广东民间认为“宁食飞禽一两,莫食地下一斤”,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黄胸鹀,又叫禾花雀。曾有人试图驯服禾花雀,但一旦关进笼子里,这种小鸟就变得颜色黯淡、萎靡厌食,这本来是野生动物难以驯养的表现,却又被民间推论为禾花雀是“天上人参”的迷信结论,又臆测出禾花雀能补肾壮阳的功效。在这个家庭饲养窝点里,警方找到了620只黄胸鹀。在天津,鸟贩子收一只黄胸鹀是15块钱,运到广东,再以每只30元的价格卖给饭店。2013年11月26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经将禾花雀(黄胸鹀)由“易危”级别提升至“濒危”级别,与眼下备受关注的雪豹同一级别。但在广东,最后端上餐桌时,这种濒临灭绝的鸟类,只不过是一道每只80元的高档野味。供给和需求芦台这家饲养点的主人已经跑了,当天一共收缴了近4000只鸟,活鸟被当场放飞,鸟干被带走,将做无害化填埋处理。“这只是个小鸟贩子,大的,我们今年抓到过有上万只的。”王建民说。现场的每个记者都在问,这个逃窜的鸟贩会被处以什么刑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规模的倒卖野生鸟类已构成刑事案件,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抑或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应认定为非法狩猎罪。犯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看起来并不是多么严重的判罚。王建民说,农民在自家稻田里拉鸟网,如果运气好,一天就能赚到2000块钱。“他们种棉花,一亩地一年赚2000块已经算很好的收益了。”即便志愿者反复宣传,野生鸟会捕食昆虫、保护农田,但捕鸟的金钱刺激看来更加直接。志愿者李青以前跟很多捕鸟者打过交道,自己也张过网、收过鸟,他知道真正架网的都是纯粹的本地农民。“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是坏人。一年靠捕鸟能赚两三万元,就算被逮了,他们压根儿不觉得这事儿丢人,觉得捕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靠天吃饭的手艺。”“就是弱势群体里最弱势的一群人!想想你们去拆网,起早贪黑钻大野地里多费劲,他们去摘鸟也费劲,有钱人谁干这个?”李青说。王建民今年帮着林业局、公安局捣毁了五六个窝点,有些人工催肥点的情况让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一家男主人是脑血栓,没法出去下地,就在家里收鸟养鸟。第二家也是个农户,女的一看我们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第三家老人有脑梗,在床上还打点滴呢,家里听了鸟贩子的话,给他们养鸟赚钱,我临走都想给他塞几百块钱,又觉得以我们的身份做这个不合适。”警方去了这种黑窝点,必然是要放飞活鸟,没收死鸟和饲料,并把所有的鸟笼拆毁。这几个窝点都是中间渠道,从捕鸟的农民手里6块钱一只收了鸟,自己在家催肥后,以10块钱一只再卖给上游鸟贩。如同养鸡一样,这些人以为自己赚的就是个辛苦钱,却没意识到从收鸟那一刻起,这就是个违法的勾当。“如果偷自己家地里的粮食,偷家里养的小鸡,大家都知道这不对。现在偷着抓天上飞的野生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上白给的,自己没偷没抢啊!”李青说,包括很多基层警察也是这个心态,站到鸟网旁边,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管的。今年李青跟志愿者刘懿丹一起去辽宁盘锦做巡护,发现一户老房子的院子正中央有一个鸟网,刘懿丹10月11日,天津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市郊清理大量鸟网,救助还存活的候鸟

全球一共有8条候鸟迁徙路线,其中有3条经过中国,又有2条途经天津,天津、唐山的渤海湾滨海湿地是鸟类群集的天然补给地。其中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有178种候鸟,是鸟种最多的一条路线。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大批最远来自西伯利亚、阿拉斯加的鸟群南下,在这里停歇、觅食,陆陆续续再向南飞去,最远可以到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

候鸟是什么样子的?很快,芦苇荡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答案。

在这种责权难以判断的地界,越容易有鸟贩子。一大早,志愿者们守在鸟贩子家外,虽然有线人确凿的报告,但大家不能私闯民宅,等着唐山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和公安部门的人员到齐才能一起行动。从外观看,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进门后推开一间老房子的房门才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这简直是一间养鸡场: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鸟粪味儿,长方形的鸟箱一直堆到了屋顶,每个有1米长,半米宽,高10厘米左右。其中83个箱子里后来清点发现竟装有1245只活鸟,每七八只鸟放在一起。这些野生鸟完全不能适应如此狭小的生活空间。不管有没有人在,那些朱雀、黄胸鹀都在一刻不停地跳来跳去,叫个不停。鸟箱里装着谷子和饮用水,目的是给这些候鸟催肥。经过长途跋涉,候鸟到天津时已经掉了很多体重,人工饲养谷子、打抗生素后,这些笼中鸟的腹部会长出一层油脂,体重一增加,饲养者就会把它们放在塑料袋中闷死,冷冻,制成鸟干。在房间的两个冰柜里,大家很快翻出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是2507只正在被冷冻的鸟干,还有很多已经扒了皮无法辨认的鸟肉。在芦苇荡的鸟网上,我们摘下了雨燕、红胁蓝尾鴝、鸦雀、红喉歌鸲、普通朱雀等鸟种,其中还有一只是许多观鸟爱好者都没见过的文须雀。在圈养窝点里,除了活着的黄胸鹀、红腹歌鸲单独圈养,其他的小鹀、青头鹀、红头鹀、伯劳等,统统被混杂在一起,因为最终的用途跟它们的种类已经毫无关系了。这些鸟干都会被运到广东等南方省份,变成餐桌上的一道菜。广东民间认为“宁食飞禽一两,莫食地下一斤”,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黄胸鹀,又叫禾花雀。曾有人试图驯服禾花雀,但一旦关进笼子里,这种小鸟就变得颜色黯淡、萎靡厌食,这本来是野生动物难以驯养的表现,却又被民间推论为禾花雀是“天上人参”的迷信结论,又臆测出禾花雀能补肾壮阳的功效。在这个家庭饲养窝点里,警方找到了620只黄胸鹀。在天津,鸟贩子收一只黄胸鹀是15块钱,运到广东,再以每只30元的价格卖给饭店。2013年11月26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经将禾花雀(黄胸鹀)由“易危”级别提升至“濒危”级别,与眼下备受关注的雪豹同一级别。但在广东,最后端上餐桌时,这种濒临灭绝的鸟类,只不过是一道每只80元的高档野味。供给和需求芦台这家饲养点的主人已经跑了,当天一共收缴了近4000只鸟,活鸟被当场放飞,鸟干被带走,将做无害化填埋处理。“这只是个小鸟贩子,大的,我们今年抓到过有上万只的。”王建民说。现场的每个记者都在问,这个逃窜的鸟贩会被处以什么刑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规模的倒卖野生鸟类已构成刑事案件,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抑或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应认定为非法狩猎罪。犯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看起来并不是多么严重的判罚。王建民说,农民在自家稻田里拉鸟网,如果运气好,一天就能赚到2000块钱。“他们种棉花,一亩地一年赚2000块已经算很好的收益了。”即便志愿者反复宣传,野生鸟会捕食昆虫、保护农田,但捕鸟的金钱刺激看来更加直接。志愿者李青以前跟很多捕鸟者打过交道,自己也张过网、收过鸟,他知道真正架网的都是纯粹的本地农民。“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是坏人。一年靠捕鸟能赚两三万元,就算被逮了,他们压根儿不觉得这事儿丢人,觉得捕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靠天吃饭的手艺。”“就是弱势群体里最弱势的一群人!想想你们去拆网,起早贪黑钻大野地里多费劲,他们去摘鸟也费劲,有钱人谁干这个?”李青说。王建民今年帮着林业局、公安局捣毁了五六个窝点,有些人工催肥点的情况让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一家男主人是脑血栓,没法出去下地,就在家里收鸟养鸟。第二家也是个农户,女的一看我们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第三家老人有脑梗,在床上还打点滴呢,家里听了鸟贩子的话,给他们养鸟赚钱,我临走都想给他塞几百块钱,又觉得以我们的身份做这个不合适。”警方去了这种黑窝点,必然是要放飞活鸟,没收死鸟和饲料,并把所有的鸟笼拆毁。这几个窝点都是中间渠道,从捕鸟的农民手里6块钱一只收了鸟,自己在家催肥后,以10块钱一只再卖给上游鸟贩。如同养鸡一样,这些人以为自己赚的就是个辛苦钱,却没意识到从收鸟那一刻起,这就是个违法的勾当。“如果偷自己家地里的粮食,偷家里养的小鸡,大家都知道这不对。现在偷着抓天上飞的野生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上白给的,自己没偷没抢啊!”李青说,包括很多基层警察也是这个心态,站到鸟网旁边,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管的。今年李青跟志愿者刘懿丹一起去辽宁盘锦做巡护,发现一户老房子的院子正中央有一个鸟网,刘懿丹

王建民把车停在了土路上,在8倍望远镜下,他看到了芦苇丛中树立的竹竿。再一找,在人迹罕至的荒野里居然有一条明显的小路。我们拿着剪子下了车,沿着小路走进去,很快就发现了一条分叉道:水沟里藏着一座木板做独木桥,过了桥一拐,芦苇丛中赫然出现了一块2米宽的空地。

第一眼只能看见竹竿,再定睛一看,才发现竹竿间挂着一层轻薄的丝网,每根线都跟头发丝一样细,织着2厘米见方的小格子。跟名字一样,“雾网”,不走近根本看不清楚。麻雀大小的小鸟一头撞上,稍一扑腾就被缠住了羽毛,再挣扎,就会越缠越紧,毫无生还可能。

眼前的鸟网上已经粘住了几十只小鸟,基本每隔一米就是一只,大多是鹀类、雀类的小型鸟。垂着头一动不动的是死鸟,刚刚撞上的都在扑腾,翅膀徒劳地飞快颤动,那是一种只要看上一眼就能体会到的绝望。

在这种责权难以判断的地界,越容易有鸟贩子。一大早,志愿者们守在鸟贩子家外,虽然有线人确凿的报告,但大家不能私闯民宅,等着唐山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和公安部门的人员到齐才能一起行动。从外观看,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进门后推开一间老房子的房门才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这简直是一间养鸡场: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鸟粪味儿,长方形的鸟箱一直堆到了屋顶,每个有1米长,半米宽,高10厘米左右。其中83个箱子里后来清点发现竟装有1245只活鸟,每七八只鸟放在一起。这些野生鸟完全不能适应如此狭小的生活空间。不管有没有人在,那些朱雀、黄胸鹀都在一刻不停地跳来跳去,叫个不停。鸟箱里装着谷子和饮用水,目的是给这些候鸟催肥。经过长途跋涉,候鸟到天津时已经掉了很多体重,人工饲养谷子、打抗生素后,这些笼中鸟的腹部会长出一层油脂,体重一增加,饲养者就会把它们放在塑料袋中闷死,冷冻,制成鸟干。在房间的两个冰柜里,大家很快翻出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是2507只正在被冷冻的鸟干,还有很多已经扒了皮无法辨认的鸟肉。在芦苇荡的鸟网上,我们摘下了雨燕、红胁蓝尾鴝、鸦雀、红喉歌鸲、普通朱雀等鸟种,其中还有一只是许多观鸟爱好者都没见过的文须雀。在圈养窝点里,除了活着的黄胸鹀、红腹歌鸲单独圈养,其他的小鹀、青头鹀、红头鹀、伯劳等,统统被混杂在一起,因为最终的用途跟它们的种类已经毫无关系了。这些鸟干都会被运到广东等南方省份,变成餐桌上的一道菜。广东民间认为“宁食飞禽一两,莫食地下一斤”,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黄胸鹀,又叫禾花雀。曾有人试图驯服禾花雀,但一旦关进笼子里,这种小鸟就变得颜色黯淡、萎靡厌食,这本来是野生动物难以驯养的表现,却又被民间推论为禾花雀是“天上人参”的迷信结论,又臆测出禾花雀能补肾壮阳的功效。在这个家庭饲养窝点里,警方找到了620只黄胸鹀。在天津,鸟贩子收一只黄胸鹀是15块钱,运到广东,再以每只30元的价格卖给饭店。2013年11月26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经将禾花雀(黄胸鹀)由“易危”级别提升至“濒危”级别,与眼下备受关注的雪豹同一级别。但在广东,最后端上餐桌时,这种濒临灭绝的鸟类,只不过是一道每只80元的高档野味。供给和需求芦台这家饲养点的主人已经跑了,当天一共收缴了近4000只鸟,活鸟被当场放飞,鸟干被带走,将做无害化填埋处理。“这只是个小鸟贩子,大的,我们今年抓到过有上万只的。”王建民说。现场的每个记者都在问,这个逃窜的鸟贩会被处以什么刑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规模的倒卖野生鸟类已构成刑事案件,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抑或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应认定为非法狩猎罪。犯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看起来并不是多么严重的判罚。王建民说,农民在自家稻田里拉鸟网,如果运气好,一天就能赚到2000块钱。“他们种棉花,一亩地一年赚2000块已经算很好的收益了。”即便志愿者反复宣传,野生鸟会捕食昆虫、保护农田,但捕鸟的金钱刺激看来更加直接。志愿者李青以前跟很多捕鸟者打过交道,自己也张过网、收过鸟,他知道真正架网的都是纯粹的本地农民。“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是坏人。一年靠捕鸟能赚两三万元,就算被逮了,他们压根儿不觉得这事儿丢人,觉得捕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靠天吃饭的手艺。”“就是弱势群体里最弱势的一群人!想想你们去拆网,起早贪黑钻大野地里多费劲,他们去摘鸟也费劲,有钱人谁干这个?”李青说。王建民今年帮着林业局、公安局捣毁了五六个窝点,有些人工催肥点的情况让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一家男主人是脑血栓,没法出去下地,就在家里收鸟养鸟。第二家也是个农户,女的一看我们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第三家老人有脑梗,在床上还打点滴呢,家里听了鸟贩子的话,给他们养鸟赚钱,我临走都想给他塞几百块钱,又觉得以我们的身份做这个不合适。”警方去了这种黑窝点,必然是要放飞活鸟,没收死鸟和饲料,并把所有的鸟笼拆毁。这几个窝点都是中间渠道,从捕鸟的农民手里6块钱一只收了鸟,自己在家催肥后,以10块钱一只再卖给上游鸟贩。如同养鸡一样,这些人以为自己赚的就是个辛苦钱,却没意识到从收鸟那一刻起,这就是个违法的勾当。“如果偷自己家地里的粮食,偷家里养的小鸡,大家都知道这不对。现在偷着抓天上飞的野生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上白给的,自己没偷没抢啊!”李青说,包括很多基层警察也是这个心态,站到鸟网旁边,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管的。今年李青跟志愿者刘懿丹一起去辽宁盘锦做巡护,发现一户老房子的院子正中央有一个鸟网,刘懿丹

从天津宁河区清河农场芦苇地鸟网上摘下来的小鸟,中间的文须雀非常罕见(刘敏 摄)


“天啊!”刚刚还在闲聊的志愿者们全惊住了。

所有人此前都在新闻里见过鸟网的照片,当冲过去把挣扎的小鸟抓住,心里顿时还是一颤:手心突然感受到小鸟暖热的体温,小小的一只握在手里,纤弱,惊恐,能清晰地感受到它扑通扑通的心跳——这是一条正在消逝的生命。

沿着最初的小路继续向里走,大约每隔50米就有一个分叉,每个岔路都引向了一片新鸟网。捕猎者用除草剂清空了道路,立起了密密匝匝的陷阱。也许因为近日严厉的清剿行动,鸟网下没有发现诱鸟器、电池和做诱饵的笼鸟,偷猎者只留下这些鸟网懒得收走。

用作诱饵的鸟(刘敏 摄)


天渐渐黑下来,鸟网越找越多,风轻轻地吹动着雾网,带着死鸟来回摇晃。就在大城市的郊外,安静的秋天傍晚,这些只用竹竿和丝网竖起的鸟网,正在造成一场无声的、巨大的杀戮。

野味

一定要报案,李青看着快80岁的户主,“走路都走不利索”,觉得让老头把网摘了就行了,没必要找警察。两人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报了警,结果警察几小时后才来,“用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丹姐”。李青到现在也总爱把这件事儿拿出来开刘懿丹的玩笑,这是一种很现实的伦理冲突:基层警方就是觉得志愿者在小题大做,他们对盗猎没有概念,而盗猎者也觉得飞到我院子里的鸟,难道不就是我的?得利最大的是中间做批发的鸟贩子,他们通过饲养点分散了自己的责任,又因为眼线众多,这些人也最容易提前逃走。三年以下的刑罚跟每年倒卖野生候鸟的暴利相比完全没有震慑力——如果抓到一只品相好的红喉歌鸲,甚至可以卖到10万块钱。跟盗猎者、鸟贩子高效产业化的流水线一条龙相比,志愿者和警方的工作就显得效率格外低。在随后的几天,我们随着王建民每天早上8点钟出门找鸟,在天津汉沽区周围,钻的都是最偏僻的郊区,在每一片途经的荒地、芦苇荡、玉米地做地毯式搜索,神经质地用望远镜、航拍无人机在田野中寻找可疑的小路,一直到天黑。有时整整一天也毫无收获。此前参加巡护的人很少,到了秋天,王建民、刘懿丹等志愿者一车三五个人,早上4点就出门,在捕鸟的高峰期时间去堵鸟网,很多鸟网是流动性的,如果七八点再去,猎捕者已经把鸟装好了拿去卖了。今年因为新闻集中报道,很多记者、志愿者都集中过来,找网的队伍浩大起来,但仍然是枯燥地早起,在郊野中一遍一遍筛查。每天的餐食、汽油和几名主力的误工,都是不小的开销。况且,林业部门的人手也不够,有些区的林业站只有两三名员工,完全查不过来。宁河区林业局的执法小伙儿告诉我,天津除了蓟县,其他区域都没有森林公安。林业局只有行政权没有执法权,抓到人没法拘留,也会让执法力度大打折扣。最基础的信息筛查,几乎都是依赖志愿者们自己去大海捞针地找。在芦台的窝点,后院的志愿者们一边把鸟笼踩塌,一边恨恨地说:“这群人发财也是邪财,早晚有报应!”前面的主街上,周围居民围在警车边,他们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慨,就是单纯地看热闹。一包志愿者买的劳保手套掉在了地上,很快就被眼尖的村民捡走,火速几个人分掉了。志愿者把鸟干装在麻袋里,放在前厅,总有村民进去动一动,被志愿者呵斥再讪讪地走出来。最后一名志愿者不得不坐在台阶上守着几麻袋鸟干:怕没人看着,转眼就被拎跑了。(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3期内文章《盗猎鸟网:芦苇荡里的杀戮》。)|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我从鸟网上剪下来的第一只鸟是只棕头鸦雀,这种小鸟的身体比一个乒乓球大不了多少。不知是性情温顺,还是已经挣扎到脱力,小家伙老老实实地躺在我手心里一动不动。

鸟网已经缠得它全身都是,脖颈下、羽毛里面都是网,两只爪子因为抓挠缠得尤其多,只能用剪子尖一点一点挑开。这个过程尤其费人工,志愿者们解开一只鸟平均要七八分钟,最后还要拉开翅膀,检查有没有任何遗留的网线缠绕,否则小鸟一旦放飞,还是会因为网线的伤害而死去。

直到网全解开,鸦雀吓得还是不敢动,我把它放在地上,几秒钟后小鸟才反应过来,扑啦啦飞走了。

一定要报案,李青看着快80岁的户主,“走路都走不利索”,觉得让老头把网摘了就行了,没必要找警察。两人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报了警,结果警察几小时后才来,“用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丹姐”。李青到现在也总爱把这件事儿拿出来开刘懿丹的玩笑,这是一种很现实的伦理冲突:基层警方就是觉得志愿者在小题大做,他们对盗猎没有概念,而盗猎者也觉得飞到我院子里的鸟,难道不就是我的?得利最大的是中间做批发的鸟贩子,他们通过饲养点分散了自己的责任,又因为眼线众多,这些人也最容易提前逃走。三年以下的刑罚跟每年倒卖野生候鸟的暴利相比完全没有震慑力——如果抓到一只品相好的红喉歌鸲,甚至可以卖到10万块钱。跟盗猎者、鸟贩子高效产业化的流水线一条龙相比,志愿者和警方的工作就显得效率格外低。在随后的几天,我们随着王建民每天早上8点钟出门找鸟,在天津汉沽区周围,钻的都是最偏僻的郊区,在每一片途经的荒地、芦苇荡、玉米地做地毯式搜索,神经质地用望远镜、航拍无人机在田野中寻找可疑的小路,一直到天黑。有时整整一天也毫无收获。此前参加巡护的人很少,到了秋天,王建民、刘懿丹等志愿者一车三五个人,早上4点就出门,在捕鸟的高峰期时间去堵鸟网,很多鸟网是流动性的,如果七八点再去,猎捕者已经把鸟装好了拿去卖了。今年因为新闻集中报道,很多记者、志愿者都集中过来,找网的队伍浩大起来,但仍然是枯燥地早起,在郊野中一遍一遍筛查。每天的餐食、汽油和几名主力的误工,都是不小的开销。况且,林业部门的人手也不够,有些区的林业站只有两三名员工,完全查不过来。宁河区林业局的执法小伙儿告诉我,天津除了蓟县,其他区域都没有森林公安。林业局只有行政权没有执法权,抓到人没法拘留,也会让执法力度大打折扣。最基础的信息筛查,几乎都是依赖志愿者们自己去大海捞针地找。在芦台的窝点,后院的志愿者们一边把鸟笼踩塌,一边恨恨地说:“这群人发财也是邪财,早晚有报应!”前面的主街上,周围居民围在警车边,他们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慨,就是单纯地看热闹。一包志愿者买的劳保手套掉在了地上,很快就被眼尖的村民捡走,火速几个人分掉了。志愿者把鸟干装在麻袋里,放在前厅,总有村民进去动一动,被志愿者呵斥再讪讪地走出来。最后一名志愿者不得不坐在台阶上守着几麻袋鸟干:怕没人看着,转眼就被拎跑了。(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3期内文章《盗猎鸟网:芦苇荡里的杀戮》。)|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被鸟网缠住的小鸟(刘敏 摄)


更多的鸟已经死了,有些鸟剪到一半就已经没了呼吸。挣扎时间一长,小鸟就会因为脱水、悬吊而死。再凶猛的鸟也不行,我们解下一只棕背伯劳,体长约30厘米,伯劳虽然是一种雀形目鸟类,却长着一个猛禽般锐利而带钩的嘴,擅长捕食和打斗,解网的过程中一直大声叫个不停,还一口把志愿者的手啄出了血。然而如果我们不解救,这只伯劳最后也只能困在鸟网上等死。

看着长网上远近高低、正在无助挣扎的小鸟,我实在很难想象:捕鸟人每天来摘鸟时,难道是抱着一种丰收的心情吗?

跟志愿者们的小心翼翼截然相反,盗猎者、鸟贩子对野生候鸟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坨唾手可得的肉。

就在10月12日当天上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们刚刚在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小海北村端掉了一个贩卖鸟类的窝点。芦台经济开发区地处京、津、唐金三角腹地,是河北省在天津境内的唯一一块“飞地”,对于候鸟来说,这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界。王建民告诉我,越是在这种责权难以判断的地界,越容易有鸟贩子。

王建民判断这只奄奄一息的苍鹭是误食了农药毒饵(刘敏 摄)

一大早,志愿者们守在鸟贩子家外,虽然有线人确凿的报告,但大家不能私闯民宅,等着唐山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和公安部门的人员到齐才能一起行动。从外观看,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进门后推开一间老房子的房门才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这简直是一间养鸡场: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鸟粪味儿,长方形的鸟箱一直堆到了屋顶,每个有1米长,半米宽,高10厘米左右。其中83个箱子里后来清点发现竟装有1245只活鸟,每七八只鸟放在一起。这些野生鸟完全不能适应如此狭小的生活空间。不管有没有人在,那些朱雀、黄胸鹀都在一刻不停地跳来跳去,叫个不停。

鸟箱里装着谷子和饮用水,目的是给这些候鸟催肥。经过长途跋涉,候鸟到天津时已经掉了很多体重,人工饲养谷子、打抗生素后,这些笼中鸟的腹部会长出一层油脂,体重一增加,饲养者就会把它们放在塑料袋中闷死,冷冻,制成鸟干。

在这种责权难以判断的地界,越容易有鸟贩子。一大早,志愿者们守在鸟贩子家外,虽然有线人确凿的报告,但大家不能私闯民宅,等着唐山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和公安部门的人员到齐才能一起行动。从外观看,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进门后推开一间老房子的房门才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这简直是一间养鸡场: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鸟粪味儿,长方形的鸟箱一直堆到了屋顶,每个有1米长,半米宽,高10厘米左右。其中83个箱子里后来清点发现竟装有1245只活鸟,每七八只鸟放在一起。这些野生鸟完全不能适应如此狭小的生活空间。不管有没有人在,那些朱雀、黄胸鹀都在一刻不停地跳来跳去,叫个不停。鸟箱里装着谷子和饮用水,目的是给这些候鸟催肥。经过长途跋涉,候鸟到天津时已经掉了很多体重,人工饲养谷子、打抗生素后,这些笼中鸟的腹部会长出一层油脂,体重一增加,饲养者就会把它们放在塑料袋中闷死,冷冻,制成鸟干。在房间的两个冰柜里,大家很快翻出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是2507只正在被冷冻的鸟干,还有很多已经扒了皮无法辨认的鸟肉。在芦苇荡的鸟网上,我们摘下了雨燕、红胁蓝尾鴝、鸦雀、红喉歌鸲、普通朱雀等鸟种,其中还有一只是许多观鸟爱好者都没见过的文须雀。在圈养窝点里,除了活着的黄胸鹀、红腹歌鸲单独圈养,其他的小鹀、青头鹀、红头鹀、伯劳等,统统被混杂在一起,因为最终的用途跟它们的种类已经毫无关系了。这些鸟干都会被运到广东等南方省份,变成餐桌上的一道菜。广东民间认为“宁食飞禽一两,莫食地下一斤”,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黄胸鹀,又叫禾花雀。曾有人试图驯服禾花雀,但一旦关进笼子里,这种小鸟就变得颜色黯淡、萎靡厌食,这本来是野生动物难以驯养的表现,却又被民间推论为禾花雀是“天上人参”的迷信结论,又臆测出禾花雀能补肾壮阳的功效。在这个家庭饲养窝点里,警方找到了620只黄胸鹀。在天津,鸟贩子收一只黄胸鹀是15块钱,运到广东,再以每只30元的价格卖给饭店。2013年11月26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经将禾花雀(黄胸鹀)由“易危”级别提升至“濒危”级别,与眼下备受关注的雪豹同一级别。但在广东,最后端上餐桌时,这种濒临灭绝的鸟类,只不过是一道每只80元的高档野味。供给和需求芦台这家饲养点的主人已经跑了,当天一共收缴了近4000只鸟,活鸟被当场放飞,鸟干被带走,将做无害化填埋处理。“这只是个小鸟贩子,大的,我们今年抓到过有上万只的。”王建民说。现场的每个记者都在问,这个逃窜的鸟贩会被处以什么刑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规模的倒卖野生鸟类已构成刑事案件,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抑或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应认定为非法狩猎罪。犯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看起来并不是多么严重的判罚。王建民说,农民在自家稻田里拉鸟网,如果运气好,一天就能赚到2000块钱。“他们种棉花,一亩地一年赚2000块已经算很好的收益了。”即便志愿者反复宣传,野生鸟会捕食昆虫、保护农田,但捕鸟的金钱刺激看来更加直接。志愿者李青以前跟很多捕鸟者打过交道,自己也张过网、收过鸟,他知道真正架网的都是纯粹的本地农民。“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是坏人。一年靠捕鸟能赚两三万元,就算被逮了,他们压根儿不觉得这事儿丢人,觉得捕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靠天吃饭的手艺。”“就是弱势群体里最弱势的一群人!想想你们去拆网,起早贪黑钻大野地里多费劲,他们去摘鸟也费劲,有钱人谁干这个?”李青说。王建民今年帮着林业局、公安局捣毁了五六个窝点,有些人工催肥点的情况让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一家男主人是脑血栓,没法出去下地,就在家里收鸟养鸟。第二家也是个农户,女的一看我们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第三家老人有脑梗,在床上还打点滴呢,家里听了鸟贩子的话,给他们养鸟赚钱,我临走都想给他塞几百块钱,又觉得以我们的身份做这个不合适。”警方去了这种黑窝点,必然是要放飞活鸟,没收死鸟和饲料,并把所有的鸟笼拆毁。这几个窝点都是中间渠道,从捕鸟的农民手里6块钱一只收了鸟,自己在家催肥后,以10块钱一只再卖给上游鸟贩。如同养鸡一样,这些人以为自己赚的就是个辛苦钱,却没意识到从收鸟那一刻起,这就是个违法的勾当。“如果偷自己家地里的粮食,偷家里养的小鸡,大家都知道这不对。现在偷着抓天上飞的野生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上白给的,自己没偷没抢啊!”李青说,包括很多基层警察也是这个心态,站到鸟网旁边,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管的。今年李青跟志愿者刘懿丹一起去辽宁盘锦做巡护,发现一户老房子的院子正中央有一个鸟网,刘懿丹

鸟箱里装着谷子和饮用水(刘敏 摄)


在房间的两个冰柜里,大家很快翻出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是2507只正在被冷冻的鸟干,还有很多已经扒了皮无法辨认的鸟肉。

在芦苇荡的鸟网上,我们摘下了雨燕、红胁蓝尾鴝、鸦雀、红喉歌鸲、普通朱雀等鸟种,其中还有一只是许多观鸟爱好者都没见过的文须雀。在圈养窝点里,除了活着的黄胸鹀、红腹歌鸲单独圈养,其他的小鹀、青头鹀、红头鹀、伯劳等,统统被混杂在一起,因为最终的用途跟它们的种类已经毫无关系了。

这些鸟干都会被运到广东等南方省份,变成餐桌上的一道菜。广东民间认为“宁食飞禽一两,莫食地下一斤”,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黄胸鹀,又叫禾花雀。曾有人试图驯服禾花雀,但一旦关进笼子里,这种小鸟就变得颜色黯淡、萎靡厌食,这本来是野生动物难以驯养的表现,却又被民间推论为禾花雀是“天上人参”的迷信结论,又臆测出禾花雀能补肾壮阳的功效。

一定要报案,李青看着快80岁的户主,“走路都走不利索”,觉得让老头把网摘了就行了,没必要找警察。两人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报了警,结果警察几小时后才来,“用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丹姐”。李青到现在也总爱把这件事儿拿出来开刘懿丹的玩笑,这是一种很现实的伦理冲突:基层警方就是觉得志愿者在小题大做,他们对盗猎没有概念,而盗猎者也觉得飞到我院子里的鸟,难道不就是我的?得利最大的是中间做批发的鸟贩子,他们通过饲养点分散了自己的责任,又因为眼线众多,这些人也最容易提前逃走。三年以下的刑罚跟每年倒卖野生候鸟的暴利相比完全没有震慑力——如果抓到一只品相好的红喉歌鸲,甚至可以卖到10万块钱。跟盗猎者、鸟贩子高效产业化的流水线一条龙相比,志愿者和警方的工作就显得效率格外低。在随后的几天,我们随着王建民每天早上8点钟出门找鸟,在天津汉沽区周围,钻的都是最偏僻的郊区,在每一片途经的荒地、芦苇荡、玉米地做地毯式搜索,神经质地用望远镜、航拍无人机在田野中寻找可疑的小路,一直到天黑。有时整整一天也毫无收获。此前参加巡护的人很少,到了秋天,王建民、刘懿丹等志愿者一车三五个人,早上4点就出门,在捕鸟的高峰期时间去堵鸟网,很多鸟网是流动性的,如果七八点再去,猎捕者已经把鸟装好了拿去卖了。今年因为新闻集中报道,很多记者、志愿者都集中过来,找网的队伍浩大起来,但仍然是枯燥地早起,在郊野中一遍一遍筛查。每天的餐食、汽油和几名主力的误工,都是不小的开销。况且,林业部门的人手也不够,有些区的林业站只有两三名员工,完全查不过来。宁河区林业局的执法小伙儿告诉我,天津除了蓟县,其他区域都没有森林公安。林业局只有行政权没有执法权,抓到人没法拘留,也会让执法力度大打折扣。最基础的信息筛查,几乎都是依赖志愿者们自己去大海捞针地找。在芦台的窝点,后院的志愿者们一边把鸟笼踩塌,一边恨恨地说:“这群人发财也是邪财,早晚有报应!”前面的主街上,周围居民围在警车边,他们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慨,就是单纯地看热闹。一包志愿者买的劳保手套掉在了地上,很快就被眼尖的村民捡走,火速几个人分掉了。志愿者把鸟干装在麻袋里,放在前厅,总有村民进去动一动,被志愿者呵斥再讪讪地走出来。最后一名志愿者不得不坐在台阶上守着几麻袋鸟干:怕没人看着,转眼就被拎跑了。(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3期内文章《盗猎鸟网:芦苇荡里的杀戮》。)|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黄胸鹀(刘敏 摄)

一定要报案,李青看着快80岁的户主,“走路都走不利索”,觉得让老头把网摘了就行了,没必要找警察。两人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报了警,结果警察几小时后才来,“用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丹姐”。李青到现在也总爱把这件事儿拿出来开刘懿丹的玩笑,这是一种很现实的伦理冲突:基层警方就是觉得志愿者在小题大做,他们对盗猎没有概念,而盗猎者也觉得飞到我院子里的鸟,难道不就是我的?得利最大的是中间做批发的鸟贩子,他们通过饲养点分散了自己的责任,又因为眼线众多,这些人也最容易提前逃走。三年以下的刑罚跟每年倒卖野生候鸟的暴利相比完全没有震慑力——如果抓到一只品相好的红喉歌鸲,甚至可以卖到10万块钱。跟盗猎者、鸟贩子高效产业化的流水线一条龙相比,志愿者和警方的工作就显得效率格外低。在随后的几天,我们随着王建民每天早上8点钟出门找鸟,在天津汉沽区周围,钻的都是最偏僻的郊区,在每一片途经的荒地、芦苇荡、玉米地做地毯式搜索,神经质地用望远镜、航拍无人机在田野中寻找可疑的小路,一直到天黑。有时整整一天也毫无收获。此前参加巡护的人很少,到了秋天,王建民、刘懿丹等志愿者一车三五个人,早上4点就出门,在捕鸟的高峰期时间去堵鸟网,很多鸟网是流动性的,如果七八点再去,猎捕者已经把鸟装好了拿去卖了。今年因为新闻集中报道,很多记者、志愿者都集中过来,找网的队伍浩大起来,但仍然是枯燥地早起,在郊野中一遍一遍筛查。每天的餐食、汽油和几名主力的误工,都是不小的开销。况且,林业部门的人手也不够,有些区的林业站只有两三名员工,完全查不过来。宁河区林业局的执法小伙儿告诉我,天津除了蓟县,其他区域都没有森林公安。林业局只有行政权没有执法权,抓到人没法拘留,也会让执法力度大打折扣。最基础的信息筛查,几乎都是依赖志愿者们自己去大海捞针地找。在芦台的窝点,后院的志愿者们一边把鸟笼踩塌,一边恨恨地说:“这群人发财也是邪财,早晚有报应!”前面的主街上,周围居民围在警车边,他们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慨,就是单纯地看热闹。一包志愿者买的劳保手套掉在了地上,很快就被眼尖的村民捡走,火速几个人分掉了。志愿者把鸟干装在麻袋里,放在前厅,总有村民进去动一动,被志愿者呵斥再讪讪地走出来。最后一名志愿者不得不坐在台阶上守着几麻袋鸟干:怕没人看着,转眼就被拎跑了。(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3期内文章《盗猎鸟网:芦苇荡里的杀戮》。)|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在这个家庭饲养窝点里,警方找到了620只黄胸鹀。在天津,鸟贩子收一只黄胸鹀是15块钱,运到广东,再以每只30元的价格卖给饭店。2013年11月26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经将禾花雀(黄胸鹀)由“易危”级别提升至“濒危”级别,与眼下备受关注的雪豹同一级别。但在广东,最后端上餐桌时,这种濒临灭绝的鸟类,只不过是一道每只80元的高档野味。

供给和需求

芦台这家饲养点的主人已经跑了,当天一共收缴了近4000只鸟,活鸟被当场放飞,鸟干被带走,将做无害化填埋处理。

“这只是个小鸟贩子,大的,我们今年抓到过有上万只的。”王建民说。

现场的每个记者都在问,这个逃窜的鸟贩会被处以什么刑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规模的倒卖野生鸟类已构成刑事案件,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抑或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应认定为非法狩猎罪。犯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一定要报案,李青看着快80岁的户主,“走路都走不利索”,觉得让老头把网摘了就行了,没必要找警察。两人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报了警,结果警察几小时后才来,“用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丹姐”。李青到现在也总爱把这件事儿拿出来开刘懿丹的玩笑,这是一种很现实的伦理冲突:基层警方就是觉得志愿者在小题大做,他们对盗猎没有概念,而盗猎者也觉得飞到我院子里的鸟,难道不就是我的?得利最大的是中间做批发的鸟贩子,他们通过饲养点分散了自己的责任,又因为眼线众多,这些人也最容易提前逃走。三年以下的刑罚跟每年倒卖野生候鸟的暴利相比完全没有震慑力——如果抓到一只品相好的红喉歌鸲,甚至可以卖到10万块钱。跟盗猎者、鸟贩子高效产业化的流水线一条龙相比,志愿者和警方的工作就显得效率格外低。在随后的几天,我们随着王建民每天早上8点钟出门找鸟,在天津汉沽区周围,钻的都是最偏僻的郊区,在每一片途经的荒地、芦苇荡、玉米地做地毯式搜索,神经质地用望远镜、航拍无人机在田野中寻找可疑的小路,一直到天黑。有时整整一天也毫无收获。此前参加巡护的人很少,到了秋天,王建民、刘懿丹等志愿者一车三五个人,早上4点就出门,在捕鸟的高峰期时间去堵鸟网,很多鸟网是流动性的,如果七八点再去,猎捕者已经把鸟装好了拿去卖了。今年因为新闻集中报道,很多记者、志愿者都集中过来,找网的队伍浩大起来,但仍然是枯燥地早起,在郊野中一遍一遍筛查。每天的餐食、汽油和几名主力的误工,都是不小的开销。况且,林业部门的人手也不够,有些区的林业站只有两三名员工,完全查不过来。宁河区林业局的执法小伙儿告诉我,天津除了蓟县,其他区域都没有森林公安。林业局只有行政权没有执法权,抓到人没法拘留,也会让执法力度大打折扣。最基础的信息筛查,几乎都是依赖志愿者们自己去大海捞针地找。在芦台的窝点,后院的志愿者们一边把鸟笼踩塌,一边恨恨地说:“这群人发财也是邪财,早晚有报应!”前面的主街上,周围居民围在警车边,他们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慨,就是单纯地看热闹。一包志愿者买的劳保手套掉在了地上,很快就被眼尖的村民捡走,火速几个人分掉了。志愿者把鸟干装在麻袋里,放在前厅,总有村民进去动一动,被志愿者呵斥再讪讪地走出来。最后一名志愿者不得不坐在台阶上守着几麻袋鸟干:怕没人看着,转眼就被拎跑了。(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3期内文章《盗猎鸟网:芦苇荡里的杀戮》。)|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这看起来并不是多么严重的判罚。王建民说,农民在自家稻田里拉鸟网,如果运气好,一天就能赚到2000块钱。“他们种棉花,一亩地一年赚2000块已经算很好的收益了。”即便志愿者反复宣传,野生鸟会捕食昆虫、保护农田,但捕鸟的金钱刺激看来更加直接。

志愿者李青以前跟很多捕鸟者打过交道,自己也张过网、收过鸟,他知道真正架网的都是纯粹的本地农民。“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是坏人。一年靠捕鸟能赚两三万元,就算被逮了,他们压根儿不觉得这事儿丢人,觉得捕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靠天吃饭的手艺。”

“就是弱势群体里最弱势的一群人!想想你们去拆网,起早贪黑钻大野地里多费劲,他们去摘鸟也费劲,有钱人谁干这个?”李青说。

文 | 刘敏这次在天津侥幸被解救下网的那些小鸟,马上又会飞到江苏连云港、江西鄱阳湖、广东雷州半岛……一路等待它们的,也许还是场生死劫。芦苇荡里的鸟网下午16点半,天马上就要黑了,王建民心里渐渐着急起来。他领了两车的志愿者到天津宁河区郊外,已经转了半个多小时了。10月12日,已是北方的深秋了,路两侧是见不到边际的荒地,芦苇长了一人多高。晚风一吹,轻柔的芦花左右摇晃,连声音都没有。王建民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往芦苇荡的深处驶去:“这里面一定有鸟网。”在最近的十几天,天津、河北非法捕鸟的鸟网成了全国热点新闻:从9月29日开始,在国庆期间,57岁的摄影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们发现了两大片、有2万多米的鸟网。此前的几年,志愿者们也会在秋天例行地去寻找林地、稻田里农民们竖起的鸟网,“每年拆一两千米吧”。今年第一次深入到芦苇荡里,天津人王建民完全被震惊了:他知道鸟网肯定屡禁不止,但没想到能发现2万米之多,上面足足挂了5000多只死鸟,近3000只活鸟,而这只是被大家找到的已知部分。这些鸟,有很多都是秋季途经天津的候鸟。全球一共有8条候鸟迁徙路线,其中有3条经过中国,又有2条途经天津,天津、唐山的渤海湾滨海湿地是鸟类群集的天然补给地。其中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有178种候鸟,是鸟种最多的一条路线。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大批最远来自西伯利亚、阿拉斯加的鸟群南下,在这里停歇、觅食,陆陆续续再向南飞去,最远可以到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候鸟是什么样子的?很快,芦苇荡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答案。王建民把车停在了土路上,在8倍望远镜下,他看到了芦苇丛中树立的竹竿。再一找,在人迹罕至的荒野里居然有一条明显的小路。我们拿着剪子下了车,沿着小路走进去,很快就发现了一条分叉道:水沟里藏着一座木板做独木桥,过了桥一拐,芦苇丛中赫然出现了一块2米宽的空地。第一眼只能看见竹竿,再定睛一看,才发现竹竿间挂着一层轻薄的丝网,每根线都跟头发丝一样细,织着2厘米见方的小格子。跟名字一样,“雾网”,不走近根本看不清楚。麻雀大小的小鸟一头撞上,稍一扑腾就被缠住了羽毛,再挣扎,就会越缠越紧,毫无生还可能。眼前的鸟网上已经粘住了几十只小鸟,基本每隔一米就是一只,大多是鹀类、雀类的小型鸟。垂着头一动不动的是死鸟,刚刚撞上的都在扑腾,翅膀徒劳地飞快颤动,那是一种只要看上一眼就能体会到的绝望。“天啊!”刚刚还在闲聊的志愿者们全惊住了。所有人此前都在新闻里见过鸟网的照片,当冲过去把挣扎的小鸟抓住,心里顿时还是一颤:手心突然感受到小鸟暖热的体温,小小的一只握在手里,纤弱,惊恐,能清晰地感受到它扑通扑通的心跳——这是一条正在消逝的生命。沿着最初的小路继续向里走,大约每隔50米就有一个分叉,每个岔路都引向了一片新鸟网。捕猎者用除草剂清空了道路,立起了密密匝匝的陷阱。也许因为近日严厉的清剿行动,鸟网下没有发现诱鸟器、电池和做诱饵的笼鸟,偷猎者只留下这些鸟网懒得收走。天渐渐黑下来,鸟网越找越多,风轻轻地吹动着雾网,带着死鸟来回摇晃。就在大城市的郊外,安静的秋天傍晚,这些只用竹竿和丝网竖起的鸟网,正在造成一场无声的、巨大的杀戮。野味我从鸟网上剪下来的第一只鸟是只棕头鸦雀,这种小鸟的身体比一个乒乓球大不了多少。不知是性情温顺,还是已经挣扎到脱力,小家伙老老实实地躺在我手心里一动不动。鸟网已经缠得它全身都是,脖颈下、羽毛里面都是网,两只爪子因为抓挠缠得尤其多,只能用剪子尖一点一点挑开。这个过程尤其费人工,志愿者们解开一只鸟平均要七八分钟,最后还要拉开翅膀,检查有没有任何遗留的网线缠绕,否则小鸟一旦放飞,还是会因为网线的伤害而死去。直到网全解开,鸦雀吓得还是不敢动,我把它放在地上,几秒钟后小鸟才反应过来,扑啦啦飞走了。更多的鸟已经死了,有些鸟剪到一半就已经没了呼吸。挣扎时间一长,小鸟就会因为脱水、悬吊而死。再凶猛的鸟也不行,我们解下一只棕背伯劳,体长约30厘米,伯劳虽然是一种雀形目鸟类,却长着一个猛禽般锐利而带钩的嘴,擅长捕食和打斗,解网的过程中一直大声叫个不停,还一口把志愿者的手啄出了血。然而如果我们不解救,这只伯劳最后也只能困在鸟网上等死。看着长网上远近高低、正在无助挣扎的小鸟,我实在很难想象:捕鸟人每天来摘鸟时,难道是抱着一种丰收的心情吗?跟志愿者们的小心翼翼截然相反,盗猎者、鸟贩子对野生候鸟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坨唾手可得的肉。就在10月12日当天上午,王建民和其他志愿者们刚刚在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小海北村端掉了一个贩卖鸟类的窝点。芦台经济开发区地处京、津、唐金三角腹地,是河北省在天津境内的唯一一块“飞地”,对于候鸟来说,这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界。王建民告诉我,越是

捣毁芦台的人工催肥窝点(刘敏 摄)

在这种责权难以判断的地界,越容易有鸟贩子。一大早,志愿者们守在鸟贩子家外,虽然有线人确凿的报告,但大家不能私闯民宅,等着唐山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和公安部门的人员到齐才能一起行动。从外观看,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进门后推开一间老房子的房门才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这简直是一间养鸡场: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鸟粪味儿,长方形的鸟箱一直堆到了屋顶,每个有1米长,半米宽,高10厘米左右。其中83个箱子里后来清点发现竟装有1245只活鸟,每七八只鸟放在一起。这些野生鸟完全不能适应如此狭小的生活空间。不管有没有人在,那些朱雀、黄胸鹀都在一刻不停地跳来跳去,叫个不停。鸟箱里装着谷子和饮用水,目的是给这些候鸟催肥。经过长途跋涉,候鸟到天津时已经掉了很多体重,人工饲养谷子、打抗生素后,这些笼中鸟的腹部会长出一层油脂,体重一增加,饲养者就会把它们放在塑料袋中闷死,冷冻,制成鸟干。在房间的两个冰柜里,大家很快翻出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是2507只正在被冷冻的鸟干,还有很多已经扒了皮无法辨认的鸟肉。在芦苇荡的鸟网上,我们摘下了雨燕、红胁蓝尾鴝、鸦雀、红喉歌鸲、普通朱雀等鸟种,其中还有一只是许多观鸟爱好者都没见过的文须雀。在圈养窝点里,除了活着的黄胸鹀、红腹歌鸲单独圈养,其他的小鹀、青头鹀、红头鹀、伯劳等,统统被混杂在一起,因为最终的用途跟它们的种类已经毫无关系了。这些鸟干都会被运到广东等南方省份,变成餐桌上的一道菜。广东民间认为“宁食飞禽一两,莫食地下一斤”,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黄胸鹀,又叫禾花雀。曾有人试图驯服禾花雀,但一旦关进笼子里,这种小鸟就变得颜色黯淡、萎靡厌食,这本来是野生动物难以驯养的表现,却又被民间推论为禾花雀是“天上人参”的迷信结论,又臆测出禾花雀能补肾壮阳的功效。在这个家庭饲养窝点里,警方找到了620只黄胸鹀。在天津,鸟贩子收一只黄胸鹀是15块钱,运到广东,再以每只30元的价格卖给饭店。2013年11月26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经将禾花雀(黄胸鹀)由“易危”级别提升至“濒危”级别,与眼下备受关注的雪豹同一级别。但在广东,最后端上餐桌时,这种濒临灭绝的鸟类,只不过是一道每只80元的高档野味。供给和需求芦台这家饲养点的主人已经跑了,当天一共收缴了近4000只鸟,活鸟被当场放飞,鸟干被带走,将做无害化填埋处理。“这只是个小鸟贩子,大的,我们今年抓到过有上万只的。”王建民说。现场的每个记者都在问,这个逃窜的鸟贩会被处以什么刑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规模的倒卖野生鸟类已构成刑事案件,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抑或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应认定为非法狩猎罪。犯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看起来并不是多么严重的判罚。王建民说,农民在自家稻田里拉鸟网,如果运气好,一天就能赚到2000块钱。“他们种棉花,一亩地一年赚2000块已经算很好的收益了。”即便志愿者反复宣传,野生鸟会捕食昆虫、保护农田,但捕鸟的金钱刺激看来更加直接。志愿者李青以前跟很多捕鸟者打过交道,自己也张过网、收过鸟,他知道真正架网的都是纯粹的本地农民。“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是坏人。一年靠捕鸟能赚两三万元,就算被逮了,他们压根儿不觉得这事儿丢人,觉得捕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靠天吃饭的手艺。”“就是弱势群体里最弱势的一群人!想想你们去拆网,起早贪黑钻大野地里多费劲,他们去摘鸟也费劲,有钱人谁干这个?”李青说。王建民今年帮着林业局、公安局捣毁了五六个窝点,有些人工催肥点的情况让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一家男主人是脑血栓,没法出去下地,就在家里收鸟养鸟。第二家也是个农户,女的一看我们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第三家老人有脑梗,在床上还打点滴呢,家里听了鸟贩子的话,给他们养鸟赚钱,我临走都想给他塞几百块钱,又觉得以我们的身份做这个不合适。”警方去了这种黑窝点,必然是要放飞活鸟,没收死鸟和饲料,并把所有的鸟笼拆毁。这几个窝点都是中间渠道,从捕鸟的农民手里6块钱一只收了鸟,自己在家催肥后,以10块钱一只再卖给上游鸟贩。如同养鸡一样,这些人以为自己赚的就是个辛苦钱,却没意识到从收鸟那一刻起,这就是个违法的勾当。“如果偷自己家地里的粮食,偷家里养的小鸡,大家都知道这不对。现在偷着抓天上飞的野生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上白给的,自己没偷没抢啊!”李青说,包括很多基层警察也是这个心态,站到鸟网旁边,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管的。今年李青跟志愿者刘懿丹一起去辽宁盘锦做巡护,发现一户老房子的院子正中央有一个鸟网,刘懿丹
王建民今年帮着林业局、公安局捣毁了五六个窝点,有些人工催肥点的情况让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一家男主人是脑血栓,没法出去下地,就在家里收鸟养鸟。第二家也是个农户,女的一看我们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第三家老人有脑梗,在床上还打点滴呢,家里听了鸟贩子的话,给他们养鸟赚钱,我临走都想给他塞几百块钱,又觉得以我们的身份做这个不合适。”

警方去了这种黑窝点,必然是要放飞活鸟,没收死鸟和饲料,并把所有的鸟笼拆毁。这几个窝点都是中间渠道,从捕鸟的农民手里6块钱一只收了鸟,自己在家催肥后,以10块钱一只再卖给上游鸟贩。如同养鸡一样,这些人以为自己赚的就是个辛苦钱,却没意识到从收鸟那一刻起,这就是个违法的勾当。

“如果偷自己家地里的粮食,偷家里养的小鸡,大家都知道这不对。现在偷着抓天上飞的野生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上白给的,自己没偷没抢啊!”李青说,包括很多基层警察也是这个心态,站到鸟网旁边,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管的。

在这种责权难以判断的地界,越容易有鸟贩子。一大早,志愿者们守在鸟贩子家外,虽然有线人确凿的报告,但大家不能私闯民宅,等着唐山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和公安部门的人员到齐才能一起行动。从外观看,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进门后推开一间老房子的房门才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这简直是一间养鸡场: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鸟粪味儿,长方形的鸟箱一直堆到了屋顶,每个有1米长,半米宽,高10厘米左右。其中83个箱子里后来清点发现竟装有1245只活鸟,每七八只鸟放在一起。这些野生鸟完全不能适应如此狭小的生活空间。不管有没有人在,那些朱雀、黄胸鹀都在一刻不停地跳来跳去,叫个不停。鸟箱里装着谷子和饮用水,目的是给这些候鸟催肥。经过长途跋涉,候鸟到天津时已经掉了很多体重,人工饲养谷子、打抗生素后,这些笼中鸟的腹部会长出一层油脂,体重一增加,饲养者就会把它们放在塑料袋中闷死,冷冻,制成鸟干。在房间的两个冰柜里,大家很快翻出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是2507只正在被冷冻的鸟干,还有很多已经扒了皮无法辨认的鸟肉。在芦苇荡的鸟网上,我们摘下了雨燕、红胁蓝尾鴝、鸦雀、红喉歌鸲、普通朱雀等鸟种,其中还有一只是许多观鸟爱好者都没见过的文须雀。在圈养窝点里,除了活着的黄胸鹀、红腹歌鸲单独圈养,其他的小鹀、青头鹀、红头鹀、伯劳等,统统被混杂在一起,因为最终的用途跟它们的种类已经毫无关系了。这些鸟干都会被运到广东等南方省份,变成餐桌上的一道菜。广东民间认为“宁食飞禽一两,莫食地下一斤”,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黄胸鹀,又叫禾花雀。曾有人试图驯服禾花雀,但一旦关进笼子里,这种小鸟就变得颜色黯淡、萎靡厌食,这本来是野生动物难以驯养的表现,却又被民间推论为禾花雀是“天上人参”的迷信结论,又臆测出禾花雀能补肾壮阳的功效。在这个家庭饲养窝点里,警方找到了620只黄胸鹀。在天津,鸟贩子收一只黄胸鹀是15块钱,运到广东,再以每只30元的价格卖给饭店。2013年11月26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经将禾花雀(黄胸鹀)由“易危”级别提升至“濒危”级别,与眼下备受关注的雪豹同一级别。但在广东,最后端上餐桌时,这种濒临灭绝的鸟类,只不过是一道每只80元的高档野味。供给和需求芦台这家饲养点的主人已经跑了,当天一共收缴了近4000只鸟,活鸟被当场放飞,鸟干被带走,将做无害化填埋处理。“这只是个小鸟贩子,大的,我们今年抓到过有上万只的。”王建民说。现场的每个记者都在问,这个逃窜的鸟贩会被处以什么刑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规模的倒卖野生鸟类已构成刑事案件,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抑或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应认定为非法狩猎罪。犯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看起来并不是多么严重的判罚。王建民说,农民在自家稻田里拉鸟网,如果运气好,一天就能赚到2000块钱。“他们种棉花,一亩地一年赚2000块已经算很好的收益了。”即便志愿者反复宣传,野生鸟会捕食昆虫、保护农田,但捕鸟的金钱刺激看来更加直接。志愿者李青以前跟很多捕鸟者打过交道,自己也张过网、收过鸟,他知道真正架网的都是纯粹的本地农民。“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是坏人。一年靠捕鸟能赚两三万元,就算被逮了,他们压根儿不觉得这事儿丢人,觉得捕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靠天吃饭的手艺。”“就是弱势群体里最弱势的一群人!想想你们去拆网,起早贪黑钻大野地里多费劲,他们去摘鸟也费劲,有钱人谁干这个?”李青说。王建民今年帮着林业局、公安局捣毁了五六个窝点,有些人工催肥点的情况让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一家男主人是脑血栓,没法出去下地,就在家里收鸟养鸟。第二家也是个农户,女的一看我们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第三家老人有脑梗,在床上还打点滴呢,家里听了鸟贩子的话,给他们养鸟赚钱,我临走都想给他塞几百块钱,又觉得以我们的身份做这个不合适。”警方去了这种黑窝点,必然是要放飞活鸟,没收死鸟和饲料,并把所有的鸟笼拆毁。这几个窝点都是中间渠道,从捕鸟的农民手里6块钱一只收了鸟,自己在家催肥后,以10块钱一只再卖给上游鸟贩。如同养鸡一样,这些人以为自己赚的就是个辛苦钱,却没意识到从收鸟那一刻起,这就是个违法的勾当。“如果偷自己家地里的粮食,偷家里养的小鸡,大家都知道这不对。现在偷着抓天上飞的野生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上白给的,自己没偷没抢啊!”李青说,包括很多基层警察也是这个心态,站到鸟网旁边,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管的。今年李青跟志愿者刘懿丹一起去辽宁盘锦做巡护,发现一户老房子的院子正中央有一个鸟网,刘懿丹

今年李青跟志愿者刘懿丹一起去辽宁盘锦做巡护,发现一户老房子的院子正中央有一个鸟网,刘懿丹一定要报案,李青看着快80岁的户主,“走路都走不利索”,觉得让老头把网摘了就行了,没必要找警察。两人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报了警,结果警察几小时后才来,“用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丹姐”。李青到现在也总爱把这件事儿拿出来开刘懿丹的玩笑,这是一种很现实的伦理冲突:基层警方就是觉得志愿者在小题大做,他们对盗猎没有概念,而盗猎者也觉得飞到我院子里的鸟,难道不就是我的?

得利最大的是中间做批发的鸟贩子,他们通过饲养点分散了自己的责任,又因为眼线众多,这些人也最容易提前逃走。三年以下的刑罚跟每年倒卖野生候鸟的暴利相比完全没有震慑力——如果抓到一只品相好的红喉歌鸲,甚至可以卖到10万块钱。

在这种责权难以判断的地界,越容易有鸟贩子。一大早,志愿者们守在鸟贩子家外,虽然有线人确凿的报告,但大家不能私闯民宅,等着唐山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和公安部门的人员到齐才能一起行动。从外观看,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进门后推开一间老房子的房门才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这简直是一间养鸡场: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鸟粪味儿,长方形的鸟箱一直堆到了屋顶,每个有1米长,半米宽,高10厘米左右。其中83个箱子里后来清点发现竟装有1245只活鸟,每七八只鸟放在一起。这些野生鸟完全不能适应如此狭小的生活空间。不管有没有人在,那些朱雀、黄胸鹀都在一刻不停地跳来跳去,叫个不停。鸟箱里装着谷子和饮用水,目的是给这些候鸟催肥。经过长途跋涉,候鸟到天津时已经掉了很多体重,人工饲养谷子、打抗生素后,这些笼中鸟的腹部会长出一层油脂,体重一增加,饲养者就会把它们放在塑料袋中闷死,冷冻,制成鸟干。在房间的两个冰柜里,大家很快翻出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是2507只正在被冷冻的鸟干,还有很多已经扒了皮无法辨认的鸟肉。在芦苇荡的鸟网上,我们摘下了雨燕、红胁蓝尾鴝、鸦雀、红喉歌鸲、普通朱雀等鸟种,其中还有一只是许多观鸟爱好者都没见过的文须雀。在圈养窝点里,除了活着的黄胸鹀、红腹歌鸲单独圈养,其他的小鹀、青头鹀、红头鹀、伯劳等,统统被混杂在一起,因为最终的用途跟它们的种类已经毫无关系了。这些鸟干都会被运到广东等南方省份,变成餐桌上的一道菜。广东民间认为“宁食飞禽一两,莫食地下一斤”,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黄胸鹀,又叫禾花雀。曾有人试图驯服禾花雀,但一旦关进笼子里,这种小鸟就变得颜色黯淡、萎靡厌食,这本来是野生动物难以驯养的表现,却又被民间推论为禾花雀是“天上人参”的迷信结论,又臆测出禾花雀能补肾壮阳的功效。在这个家庭饲养窝点里,警方找到了620只黄胸鹀。在天津,鸟贩子收一只黄胸鹀是15块钱,运到广东,再以每只30元的价格卖给饭店。2013年11月26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已经将禾花雀(黄胸鹀)由“易危”级别提升至“濒危”级别,与眼下备受关注的雪豹同一级别。但在广东,最后端上餐桌时,这种濒临灭绝的鸟类,只不过是一道每只80元的高档野味。供给和需求芦台这家饲养点的主人已经跑了,当天一共收缴了近4000只鸟,活鸟被当场放飞,鸟干被带走,将做无害化填埋处理。“这只是个小鸟贩子,大的,我们今年抓到过有上万只的。”王建民说。现场的每个记者都在问,这个逃窜的鸟贩会被处以什么刑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规模的倒卖野生鸟类已构成刑事案件,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抑或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应认定为非法狩猎罪。犯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看起来并不是多么严重的判罚。王建民说,农民在自家稻田里拉鸟网,如果运气好,一天就能赚到2000块钱。“他们种棉花,一亩地一年赚2000块已经算很好的收益了。”即便志愿者反复宣传,野生鸟会捕食昆虫、保护农田,但捕鸟的金钱刺激看来更加直接。志愿者李青以前跟很多捕鸟者打过交道,自己也张过网、收过鸟,他知道真正架网的都是纯粹的本地农民。“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是坏人。一年靠捕鸟能赚两三万元,就算被逮了,他们压根儿不觉得这事儿丢人,觉得捕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靠天吃饭的手艺。”“就是弱势群体里最弱势的一群人!想想你们去拆网,起早贪黑钻大野地里多费劲,他们去摘鸟也费劲,有钱人谁干这个?”李青说。王建民今年帮着林业局、公安局捣毁了五六个窝点,有些人工催肥点的情况让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一家男主人是脑血栓,没法出去下地,就在家里收鸟养鸟。第二家也是个农户,女的一看我们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第三家老人有脑梗,在床上还打点滴呢,家里听了鸟贩子的话,给他们养鸟赚钱,我临走都想给他塞几百块钱,又觉得以我们的身份做这个不合适。”警方去了这种黑窝点,必然是要放飞活鸟,没收死鸟和饲料,并把所有的鸟笼拆毁。这几个窝点都是中间渠道,从捕鸟的农民手里6块钱一只收了鸟,自己在家催肥后,以10块钱一只再卖给上游鸟贩。如同养鸡一样,这些人以为自己赚的就是个辛苦钱,却没意识到从收鸟那一刻起,这就是个违法的勾当。“如果偷自己家地里的粮食,偷家里养的小鸡,大家都知道这不对。现在偷着抓天上飞的野生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天上白给的,自己没偷没抢啊!”李青说,包括很多基层警察也是这个心态,站到鸟网旁边,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管的。今年李青跟志愿者刘懿丹一起去辽宁盘锦做巡护,发现一户老房子的院子正中央有一个鸟网,刘懿丹死掉的红喉歌鸲(刘敏 摄)


跟盗猎者、鸟贩子高效产业化的流水线一条龙相比,志愿者和警方的工作就显得效率格外低。在随后的几天,我们随着王建民每天早上8点钟出门找鸟,在天津汉沽区周围,钻的都是最偏僻的郊区,在每一片途经的荒地、芦苇荡、玉米地做地毯式搜索,神经质地用望远镜、航拍无人机在田野中寻找可疑的小路,一直到天黑。有时整整一天也毫无收获。

此前参加巡护的人很少,到了秋天,王建民、刘懿丹等志愿者一车三五个人,早上4点就出门,在捕鸟的高峰期时间去堵鸟网,很多鸟网是流动性的,如果七八点再去,猎捕者已经把鸟装好了拿去卖了。

今年因为新闻集中报道,很多记者、志愿者都集中过来,找网的队伍浩大起来,但仍然是枯燥地早起,在郊野中一遍一遍筛查。每天的餐食、汽油和几名主力的误工,都是不小的开销。

况且,林业部门的人手也不够,有些区的林业站只有两三名员工,完全查不过来。宁河区林业局的执法小伙儿告诉我,天津除了蓟县,其他区域都没有森林公安。林业局只有行政权没有执法权,抓到人没法拘留,也会让执法力度大打折扣。最基础的信息筛查,几乎都是依赖志愿者们自己去大海捞针地找。

一定要报案,李青看着快80岁的户主,“走路都走不利索”,觉得让老头把网摘了就行了,没必要找警察。两人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报了警,结果警察几小时后才来,“用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丹姐”。李青到现在也总爱把这件事儿拿出来开刘懿丹的玩笑,这是一种很现实的伦理冲突:基层警方就是觉得志愿者在小题大做,他们对盗猎没有概念,而盗猎者也觉得飞到我院子里的鸟,难道不就是我的?得利最大的是中间做批发的鸟贩子,他们通过饲养点分散了自己的责任,又因为眼线众多,这些人也最容易提前逃走。三年以下的刑罚跟每年倒卖野生候鸟的暴利相比完全没有震慑力——如果抓到一只品相好的红喉歌鸲,甚至可以卖到10万块钱。跟盗猎者、鸟贩子高效产业化的流水线一条龙相比,志愿者和警方的工作就显得效率格外低。在随后的几天,我们随着王建民每天早上8点钟出门找鸟,在天津汉沽区周围,钻的都是最偏僻的郊区,在每一片途经的荒地、芦苇荡、玉米地做地毯式搜索,神经质地用望远镜、航拍无人机在田野中寻找可疑的小路,一直到天黑。有时整整一天也毫无收获。此前参加巡护的人很少,到了秋天,王建民、刘懿丹等志愿者一车三五个人,早上4点就出门,在捕鸟的高峰期时间去堵鸟网,很多鸟网是流动性的,如果七八点再去,猎捕者已经把鸟装好了拿去卖了。今年因为新闻集中报道,很多记者、志愿者都集中过来,找网的队伍浩大起来,但仍然是枯燥地早起,在郊野中一遍一遍筛查。每天的餐食、汽油和几名主力的误工,都是不小的开销。况且,林业部门的人手也不够,有些区的林业站只有两三名员工,完全查不过来。宁河区林业局的执法小伙儿告诉我,天津除了蓟县,其他区域都没有森林公安。林业局只有行政权没有执法权,抓到人没法拘留,也会让执法力度大打折扣。最基础的信息筛查,几乎都是依赖志愿者们自己去大海捞针地找。在芦台的窝点,后院的志愿者们一边把鸟笼踩塌,一边恨恨地说:“这群人发财也是邪财,早晚有报应!”前面的主街上,周围居民围在警车边,他们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慨,就是单纯地看热闹。一包志愿者买的劳保手套掉在了地上,很快就被眼尖的村民捡走,火速几个人分掉了。志愿者把鸟干装在麻袋里,放在前厅,总有村民进去动一动,被志愿者呵斥再讪讪地走出来。最后一名志愿者不得不坐在台阶上守着几麻袋鸟干:怕没人看着,转眼就被拎跑了。(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3期内文章《盗猎鸟网:芦苇荡里的杀戮》。)|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在芦台的窝点,后院的志愿者们一边把鸟笼踩塌,一边恨恨地说:“这群人发财也是邪财,早晚有报应!”

前面的主街上,周围居民围在警车边,他们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慨,就是单纯地看热闹。一包志愿者买的劳保手套掉在了地上,很快就被眼尖的村民捡走,火速几个人分掉了。志愿者把鸟干装在麻袋里,放在前厅,总有村民进去动一动,被志愿者呵斥再讪讪地走出来。最后一名志愿者不得不坐在台阶上守着几麻袋鸟干:怕没人看着,转眼就被拎跑了。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3期内文章《盗猎鸟网:芦苇荡里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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