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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7·5”事件全记录

(2009-07-15 12: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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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

分类: 文章精选
“缝合室有两张床,每张床坐6个人,其余人都坐在地上,像难民一样。”阿里木医生回忆,很多伤员的头上除了流血还有玻璃碴儿。阿里木医生说,当时紧张得几乎是“眼睛在这边,脑子已经到那边了”,即便过了3天,说起7月5日的经历,阿里木的情绪还是无法平复,“20多个浑身是血的人向你扑来,你是医生但你只有一双手,真是束手无策”。   几乎同时,二医院周围的街巷成了风暴中心。在医院上班的保安韦新安刚一出门,就看到有一伙暴徒在砸车。“马路中间有个人被打倒在地上,我正想过去看看,一个1.8米左右的小伙子冲过来,朝我头上打来。”韦新安说他本能地从地上爬起来,赶紧加入了住院楼前的保安队伍,防止暴徒冲进医院。   柳玲和朋友赵长光吃饭回来,一路上已经看到被点燃的汽车和消防车。司机不敢再走,让他们下车。柳玲对地形不熟,赵长光就拉着她在人群中穿梭。“我们远远看见有武警拿着盾牌,就决定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他们刚刚走出去几十米,就有八九个人拿着木棒冲出来,“有两个人把我拉过来打,其余人都去打赵长光,一开始我抱着头使劲叫,后来被打得没知觉就松了手。我躺在地上,看见赵长光浑身是血也躺在地上,几个人就掏他的口袋,拿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柳玲以为噩梦就这样结束,可就在这时,“一个30多岁穿着休闲鞋、包着头巾的女人来翻我口袋,然后脚从我的脸上使劲儿踩着走过去”。柳玲爬过去喊赵长光,可是他的意识已经很弱了,两人被武警救进了一间警卫室,“警卫室旁边有一条小路直通二医院,可我再也不敢走了”。   景海涛主任回忆,到了二十一二点钟,医院进入了最忙的状态,“跟战地医院没什么区别”,救护车络绎不绝送人来,二医院迅速转入了群体伤的应急处理。“我们几个年资高、有经验的医生负责对刚送来的伤员预检,送来的很多伤员都全身是血,还要送到CT室先找出伤口在哪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马上分到各科室。全院的外科缝合包都调了来,手术室和ICU全部打开收治重伤,所有CT机一直开着,简略所有手续,直接排队做检查。”虽然二医院的外科大楼有十几层,但一下子涌进来250多个伤员,加之接到上级通知“不能放走一个伤员”,很快就人满为患。“各个科室过道里只要能放一张床的地方没有不放的,后来又把内科七层的高血压科病房腾出一层来,可是这些床位也很快就满了,只好让急救中心赶紧往别的医院拉人。”   柳玲和赵长光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医院里已经到处是人。“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医生要给我缝针,我疼,就哭着不让缝,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说赵长光不能放在这儿。”这是柳玲对那天晚上最后的印象。再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她不知道朋友赵长光的生死,直到两天之后,才隔着玻璃在ICU病房外看了赵长光一眼,帮着医院确认了他的身份。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6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年建成的新市场里总共有近千家商户,大多也是维吾尔族特色店铺。平日,除了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上万游客,游荡在这一区域的闲散人员更是无法统计,“很多年轻小伙子一看就是三无人员”。刁森林坦言这里是乌市治安压力最大的地方,“案发量在天山区乃至乌鲁木齐都算最大”,“在这里活动的很多是刑满释放人员和跟‘三股势力’有关的危安人员,一旦有预谋,转眼就是暴徒”。   住在二道桥市场旁边南大寺小区里的居民王女士,此时刚从人民广场附近理完发走回来。本想着游行人群已经驱散,快到二道桥的时候却听到了震天的叫喊声。她本能地躲开人群奔跑,到了大巴扎,眼前已经一片混乱,成百上千的暴徒,挥舞着棍棒、石块,见车就砸,见人就打,她说她“第一反应是快跑,可又不知道往哪里跑,周围全是人,慌不择路地逃命”。另一位居民张先生被堵在离小区门口100多米远的街对面,本想朝着有警察的地方跑,可马上就看到二三十名警察在几百个暴徒的围攻下退到了街角,无奈之下,他只好翻墙回家。   事件迅速升级,让这里的警力捉襟见肘。特警尚未进入,少数派出所民警根本招架不住暴徒的进攻,即便是有一支正在巡逻的武警中队,因为没带武器,也只能在乱飞的石块中用盾牌边堵边撤,被暴徒残害的武警中队长万金刚就牺牲在这里。   20点20分左右,在南门一带处理完一起火警的消防八中队指导员伍晟刚刚带车回到营区,就接到命令说,“要迅速赶到热比娅大厦前,有辆警车着火了”。组建于2004年的八中队就位于解放南路以东不足千米的跃进街上,是距离大巴扎最近的一支消防队。伍晟没有下车直接掉头,可刚刚拐上和平南路走了不足200米,消防车就遭到了暴徒围攻,这条平日里只需5分钟的路,在石块包围中艰难前行了半小时才赶到,他们成为第一批到达前线的消防力量。   20点40分,乌鲁木齐消防支队特勤大队政委王林也接到通知,要他们迅速增援八中队。走外环路是最快的选择,可此时外环路上已经严重拥堵,王林带领一中队27名消防员被夹在汽车长龙里,前后动弹不得。对讲机里,在热比娅大厦前指挥灭火的消防局长声音嘶哑:“怎么还没到?我们被困了,快来救人!……再不来我们就完了!”王林也急得给中队长下了死命令:“就是撞也要给我撞开一条路!”但是,平时20分钟就能到达的路,还是足足走了50分钟。21点30分,王林他们赶到大巴扎的时候,周围已是浓烟滚滚。   “为什么那么快?!”王林一直在自问,事态的发展几乎让各方面都有些措手不及,他亲眼看到,刚开始打人时候,旁边还有群众好奇地围观,可转眼间棍棒和砍刀就挥向了他们。家住二道桥旁边的和平路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张东玲此时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有人告诉我今天不要出去乱逛”。她晚上20点还给街道办主任打过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你不用来了,我们都在值班”。可到了21点多钟,站在自家10楼的窗户往外望,解放南路、大巴扎等地已是火光冲天,由于天还未黑,腾起的黑烟遮蔽了天际线。   至此,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对这次事件的精心策划已经暴露无遗,以大巴扎为中心地带,西边的龙泉街、新华南路,北边的解放南路、大小西门,南边的胜利路、延安路、团结路,东面的和平南路、东环市场等地,都开始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很多地方几乎是同时行动。                       二医院   从大巴扎步行不到10分钟就可以走到自治区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市民习惯称它为二医院,实力数一数二,也是距暴力事件最为激烈地区二道桥最近的大医院。7月5日晚上到6日凌晨,这里救治了250多名伤员,是此次“7·5”事件中收治伤员最为集中的医院。   阿里木医生的周日是在医院度过的。20点刚下白班准备回家,就听见解放南路妇幼保健院方向传来隐约的喊叫声,此前就有朋友发短信告诉他外面有游行,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和一同值班的同事们又换回了白大褂,推迟了回家的时间。大约就在这时候,一楼的急诊大厅里来了一位头部受伤的病人——年轻的小伙子马俊。马俊晚饭后正在南门附近自家小区门口散步,他说:“我的鞋带松了,就蹲下系鞋带,还没等抬起头来,就挨了几棍子,头上的血就流下来了。”他赶紧去自治区人民医院包扎,当时路上还一切如常,而在他走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从南门到二医院的这条路就骚乱起来。“我可能是第一个到医院的伤者,我来的时候医生和护士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是自己挂号看病的。后来的伤者就是特殊时期特别对待了。”   马俊的伤势刚处理完,医院外面就闹起来。他说透过医院大玻璃窗向外望,“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打砸了,医院马路对面停着一辆桑塔纳,我亲眼看见他们用铁棒捣碎了车窗,打里面的司机,然后搬来一块大石头从司机的正面向他砸了过去。我不敢再看,怕他们冲到这边来,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怎样了”。   20点30分,在办公室值班的急救中心副主任景海涛接到通知,要有批量伤员送来。“最开始都是群众自发送来的,用卖桃、卖杏的小车一次推一个、两个,这一批大约送来了十几个,都是头破血流的。”经验丰富的景海涛以为一会儿就能处理完,没想到这十几个伤员只是刚开始。   推迟下班的阿里木医生也开始了紧急救治。乌鲁木齐“7·5”事件全记录

 

7月5日20点左右,在国际大巴扎观察形势的乌鲁木齐解放南路街道办副主任刁森林看到骚动人群里开始有打砸现象,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汇报,不曾想就在挂断电话的一瞬间,一块石头飞过头顶,把眼前的一个小伙子打得满头鲜血。一场建国以来新疆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了。截至12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已造成184人死亡,1680人受伤,627辆机动车被烧、被砸,633户房屋受损(其中店面291家)。从7日至10日,本刊记者实地探访上述路段和区域,还原“7·5”之夜的情景。

记者◎魏一平  杨璐(发自乌鲁木齐) 7月5日20点左右,在国际大巴扎观察形势的乌鲁木齐解放南路街道办副主任刁森林看到骚动人群里开始有打砸现象,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汇报,不曾想就在挂断电话的一瞬间,一块石头飞过头顶,把眼前的一个小伙子打得满头鲜血。一场建国以来新疆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了。截至12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已造成184人死亡,1680人受伤,627辆机动车被烧、被砸,633户房屋受损(其中店面291家)。从7日至10日,本刊记者实地探访上述路段和区域,还原“7·5”之夜的情景。 记者◎魏一平 杨璐(发自乌鲁木齐)                   人民广场—解放南路   7月5日,星期天。由于与北京时间有两小时时差,下午16点,仍是乌鲁木齐一天中最热的时间。人民广场旁一栋办公楼里的保安刘先生看到有人开始在广场上聚集,“女的大多围着头巾,男的站在广场边,遇到有群众经过就喊着往里拉”。从长相和穿着看,他判断其中有很多是“十七八岁的学生娃娃”。   乌鲁木齐是南北狭长的城市结构,人民广场位于中间稍偏东位置,南北走向的解放路、新华路,以及东西走向的中山路、人民路等主干道均以此为中心展开。广场中央竖立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解放纪念碑,北面是自治区党委大楼,西面和南面分布着海德酒店、伊斯兰大饭店等几家高档酒店,东面则是大型商场。白天这里是全市最热闹的地带之一,晚上则成为市民们跳舞、唱戏的休闲乐园。   18点钟刚过,静坐的人陆续起来,队伍逆时针绕着广场开始游行,刘先生说,“队伍里开始有人拿矿泉水和方便面扔向旁边拍照的市民,情绪有些激动”。   从广场出来后,队伍沿解放北路往南走几百米就到了乌鲁木齐市有名的南门。作为人民路和解放路的交会点,解放后建成的人民剧场成为这里的标志性建筑,而解放南路,是乌鲁木齐唯一一条民族特色商业街,旅游季节的日人流量要超过5万人。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解放南路与新市路的交会处,将近19点的时候,新疆巴楚烧烤店的老板克里木接到电话,店员告诉他有一两百人在门前拿着小旗游行,有些人开始踢打被堵住的过往车辆。他让店员们关好门躲进地下室。店员们事后向本刊记者回忆,游行队伍边往南走,边有人喊围观的青年加入,不明真相的人开始裹挟进来,“没过几分钟,就已经是黑压压一片”。   继续往南,位于第二个十字路口处的解放南路街道办,主管社会治安的刁森林副主任已经召集了所有联防队员前来备勤。从他位于五楼的办公室望出去,西边龙泉街上的人一下子就多起来,车早已动弹不得。“辖区派出所的20多名民警全部上街,再加上20多个联防队员,还有几个交警,面对满大街的人群,只能驱散。”   于是,每到一个十字路口,人群中就有一部分被驱散到两边路上。以解放南路为分界线,龙泉街对面就是爱国巷,当地人都称呼三巷子。7月9日,本刊记者在这里看到,路旁分布了几十家小商店、饭馆、肉摊,十字路口处,摆地摊的流动小商贩五花八门。“平日里这都是人挤人的地方,比现在还要热闹。”刁森林告诉本刊记者,“只要一喊,不出两分钟,就能聚集上千人,那天的速度更快。”   20点钟左右,刁森林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去大巴扎(集市)观察一下形势。他拐上解放南路,看到越聚越多的人群已经塞满了街道,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喇叭声响成一片。刚走到白大寺门前,“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有人开始砸公交车,人们边叫边跑,路中间的护栏瞬间被推倒”。   与此同时,市公交集团公司调度指挥信息中心的赵昌主任也感觉到不对劲了。从下午18点30分左右,他就从监控屏幕上看到陆续有公交车在解放南路一带发生拥堵,到20点,这一路段的三四十辆公交车已基本停滞。“红色箭头横在中间,聚了一堆,一直不能动弹,肯定不是正常的堵车。”他指着屏幕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乌鲁木齐是南北交通走廊,单是经过解放路的公交车就有5条线路、166辆车,其中包括乌鲁木齐最早的1路公交车,此时正全部在路上。                   大巴扎—二道桥   白大寺以南100多米,一组土黄色的民族建筑群落就是国际大巴扎。这个建于2003年的商贸中心里有2000多家经营维吾尔族特色商品的店铺,家乐福超市、肯德基快餐店等一应俱全,现在已经成为乌鲁木齐民族特色旅游的中心点。路对面隔街相望的二道桥市场,门前一座石碑上有简介:二道桥原是解放路与天池路交界处一座跨越防洪渠的木桥,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成为乌市的重要贸易圈,是各国洋货和国内杂货的固定集贸点。   边打电话边往大巴扎跑的刁森林,很快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乱飞的石块和地面砖,把前面的人打倒在血泊中。跟他一起躲进旁边一家维吾尔族商店的人,“都吓得浑身哆嗦,雨点一样的石头砸到卷帘门上,都不明白突然发生了什么。几个维吾尔族店员也没反应过来,透过门缝看看外面,转过身来也是一脸惊恐”。接到电话,从南门一路跑过来的二道桥市场保安公司经理迪木拉提首先想到的是迅速召集自己的保安队员,可大家已被冲散,市场边的4个小路口里,暴徒跟警察展开了拉锯战。   迪木拉提告诉本刊记者,2002

                  人民广场—解放南路 7月5日20点左右,在国际大巴扎观察形势的乌鲁木齐解放南路街道办副主任刁森林看到骚动人群里开始有打砸现象,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汇报,不曾想就在挂断电话的一瞬间,一块石头飞过头顶,把眼前的一个小伙子打得满头鲜血。一场建国以来新疆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了。截至12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已造成184人死亡,1680人受伤,627辆机动车被烧、被砸,633户房屋受损(其中店面291家)。从7日至10日,本刊记者实地探访上述路段和区域,还原“7·5”之夜的情景。 记者◎魏一平 杨璐(发自乌鲁木齐)                   人民广场—解放南路   7月5日,星期天。由于与北京时间有两小时时差,下午16点,仍是乌鲁木齐一天中最热的时间。人民广场旁一栋办公楼里的保安刘先生看到有人开始在广场上聚集,“女的大多围着头巾,男的站在广场边,遇到有群众经过就喊着往里拉”。从长相和穿着看,他判断其中有很多是“十七八岁的学生娃娃”。   乌鲁木齐是南北狭长的城市结构,人民广场位于中间稍偏东位置,南北走向的解放路、新华路,以及东西走向的中山路、人民路等主干道均以此为中心展开。广场中央竖立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解放纪念碑,北面是自治区党委大楼,西面和南面分布着海德酒店、伊斯兰大饭店等几家高档酒店,东面则是大型商场。白天这里是全市最热闹的地带之一,晚上则成为市民们跳舞、唱戏的休闲乐园。   18点钟刚过,静坐的人陆续起来,队伍逆时针绕着广场开始游行,刘先生说,“队伍里开始有人拿矿泉水和方便面扔向旁边拍照的市民,情绪有些激动”。   从广场出来后,队伍沿解放北路往南走几百米就到了乌鲁木齐市有名的南门。作为人民路和解放路的交会点,解放后建成的人民剧场成为这里的标志性建筑,而解放南路,是乌鲁木齐唯一一条民族特色商业街,旅游季节的日人流量要超过5万人。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解放南路与新市路的交会处,将近19点的时候,新疆巴楚烧烤店的老板克里木接到电话,店员告诉他有一两百人在门前拿着小旗游行,有些人开始踢打被堵住的过往车辆。他让店员们关好门躲进地下室。店员们事后向本刊记者回忆,游行队伍边往南走,边有人喊围观的青年加入,不明真相的人开始裹挟进来,“没过几分钟,就已经是黑压压一片”。   继续往南,位于第二个十字路口处的解放南路街道办,主管社会治安的刁森林副主任已经召集了所有联防队员前来备勤。从他位于五楼的办公室望出去,西边龙泉街上的人一下子就多起来,车早已动弹不得。“辖区派出所的20多名民警全部上街,再加上20多个联防队员,还有几个交警,面对满大街的人群,只能驱散。”   于是,每到一个十字路口,人群中就有一部分被驱散到两边路上。以解放南路为分界线,龙泉街对面就是爱国巷,当地人都称呼三巷子。7月9日,本刊记者在这里看到,路旁分布了几十家小商店、饭馆、肉摊,十字路口处,摆地摊的流动小商贩五花八门。“平日里这都是人挤人的地方,比现在还要热闹。”刁森林告诉本刊记者,“只要一喊,不出两分钟,就能聚集上千人,那天的速度更快。”   20点钟左右,刁森林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去大巴扎(集市)观察一下形势。他拐上解放南路,看到越聚越多的人群已经塞满了街道,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喇叭声响成一片。刚走到白大寺门前,“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有人开始砸公交车,人们边叫边跑,路中间的护栏瞬间被推倒”。   与此同时,市公交集团公司调度指挥信息中心的赵昌主任也感觉到不对劲了。从下午18点30分左右,他就从监控屏幕上看到陆续有公交车在解放南路一带发生拥堵,到20点,这一路段的三四十辆公交车已基本停滞。“红色箭头横在中间,聚了一堆,一直不能动弹,肯定不是正常的堵车。”他指着屏幕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乌鲁木齐是南北交通走廊,单是经过解放路的公交车就有5条线路、166辆车,其中包括乌鲁木齐最早的1路公交车,此时正全部在路上。                   大巴扎—二道桥   白大寺以南100多米,一组土黄色的民族建筑群落就是国际大巴扎。这个建于2003年的商贸中心里有2000多家经营维吾尔族特色商品的店铺,家乐福超市、肯德基快餐店等一应俱全,现在已经成为乌鲁木齐民族特色旅游的中心点。路对面隔街相望的二道桥市场,门前一座石碑上有简介:二道桥原是解放路与天池路交界处一座跨越防洪渠的木桥,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成为乌市的重要贸易圈,是各国洋货和国内杂货的固定集贸点。   边打电话边往大巴扎跑的刁森林,很快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乱飞的石块和地面砖,把前面的人打倒在血泊中。跟他一起躲进旁边一家维吾尔族商店的人,“都吓得浑身哆嗦,雨点一样的石头砸到卷帘门上,都不明白突然发生了什么。几个维吾尔族店员也没反应过来,透过门缝看看外面,转过身来也是一脸惊恐”。接到电话,从南门一路跑过来的二道桥市场保安公司经理迪木拉提首先想到的是迅速召集自己的保安队员,可大家已被冲散,市场边的4个小路口里,暴徒跟警察展开了拉锯战。   迪木拉提告诉本刊记者,2002

  7月5日,星期天。由于与北京时间有两小时时差,下午16点,仍是乌鲁木齐一天中最热的时间。人民广场旁一栋办公楼里的保安刘先生看到有人开始在广场上聚集,“女的大多围着头巾,男的站在广场边,遇到有群众经过就喊着往里拉”。从长相和穿着看,他判断其中有很多是“十七八岁的学生娃娃”。
  乌鲁木齐是南北狭长的城市结构,人民广场位于中间稍偏东位置,南北走向的解放路、新华路,以及东西走向的中山路、人民路等主干道均以此为中心展开。广场中央竖立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解放纪念碑,北面是自治区党委大楼,西面和南面分布着海德酒店、伊斯兰大饭店等几家高档酒店,东面则是大型商场。白天这里是全市最热闹的地带之一,晚上则成为市民们跳舞、唱戏的休闲乐园。 7月5日20点左右,在国际大巴扎观察形势的乌鲁木齐解放南路街道办副主任刁森林看到骚动人群里开始有打砸现象,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汇报,不曾想就在挂断电话的一瞬间,一块石头飞过头顶,把眼前的一个小伙子打得满头鲜血。一场建国以来新疆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了。截至12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已造成184人死亡,1680人受伤,627辆机动车被烧、被砸,633户房屋受损(其中店面291家)。从7日至10日,本刊记者实地探访上述路段和区域,还原“7·5”之夜的情景。 记者◎魏一平 杨璐(发自乌鲁木齐)                   人民广场—解放南路   7月5日,星期天。由于与北京时间有两小时时差,下午16点,仍是乌鲁木齐一天中最热的时间。人民广场旁一栋办公楼里的保安刘先生看到有人开始在广场上聚集,“女的大多围着头巾,男的站在广场边,遇到有群众经过就喊着往里拉”。从长相和穿着看,他判断其中有很多是“十七八岁的学生娃娃”。   乌鲁木齐是南北狭长的城市结构,人民广场位于中间稍偏东位置,南北走向的解放路、新华路,以及东西走向的中山路、人民路等主干道均以此为中心展开。广场中央竖立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解放纪念碑,北面是自治区党委大楼,西面和南面分布着海德酒店、伊斯兰大饭店等几家高档酒店,东面则是大型商场。白天这里是全市最热闹的地带之一,晚上则成为市民们跳舞、唱戏的休闲乐园。   18点钟刚过,静坐的人陆续起来,队伍逆时针绕着广场开始游行,刘先生说,“队伍里开始有人拿矿泉水和方便面扔向旁边拍照的市民,情绪有些激动”。   从广场出来后,队伍沿解放北路往南走几百米就到了乌鲁木齐市有名的南门。作为人民路和解放路的交会点,解放后建成的人民剧场成为这里的标志性建筑,而解放南路,是乌鲁木齐唯一一条民族特色商业街,旅游季节的日人流量要超过5万人。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解放南路与新市路的交会处,将近19点的时候,新疆巴楚烧烤店的老板克里木接到电话,店员告诉他有一两百人在门前拿着小旗游行,有些人开始踢打被堵住的过往车辆。他让店员们关好门躲进地下室。店员们事后向本刊记者回忆,游行队伍边往南走,边有人喊围观的青年加入,不明真相的人开始裹挟进来,“没过几分钟,就已经是黑压压一片”。   继续往南,位于第二个十字路口处的解放南路街道办,主管社会治安的刁森林副主任已经召集了所有联防队员前来备勤。从他位于五楼的办公室望出去,西边龙泉街上的人一下子就多起来,车早已动弹不得。“辖区派出所的20多名民警全部上街,再加上20多个联防队员,还有几个交警,面对满大街的人群,只能驱散。”   于是,每到一个十字路口,人群中就有一部分被驱散到两边路上。以解放南路为分界线,龙泉街对面就是爱国巷,当地人都称呼三巷子。7月9日,本刊记者在这里看到,路旁分布了几十家小商店、饭馆、肉摊,十字路口处,摆地摊的流动小商贩五花八门。“平日里这都是人挤人的地方,比现在还要热闹。”刁森林告诉本刊记者,“只要一喊,不出两分钟,就能聚集上千人,那天的速度更快。”   20点钟左右,刁森林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去大巴扎(集市)观察一下形势。他拐上解放南路,看到越聚越多的人群已经塞满了街道,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喇叭声响成一片。刚走到白大寺门前,“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有人开始砸公交车,人们边叫边跑,路中间的护栏瞬间被推倒”。   与此同时,市公交集团公司调度指挥信息中心的赵昌主任也感觉到不对劲了。从下午18点30分左右,他就从监控屏幕上看到陆续有公交车在解放南路一带发生拥堵,到20点,这一路段的三四十辆公交车已基本停滞。“红色箭头横在中间,聚了一堆,一直不能动弹,肯定不是正常的堵车。”他指着屏幕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乌鲁木齐是南北交通走廊,单是经过解放路的公交车就有5条线路、166辆车,其中包括乌鲁木齐最早的1路公交车,此时正全部在路上。                   大巴扎—二道桥   白大寺以南100多米,一组土黄色的民族建筑群落就是国际大巴扎。这个建于2003年的商贸中心里有2000多家经营维吾尔族特色商品的店铺,家乐福超市、肯德基快餐店等一应俱全,现在已经成为乌鲁木齐民族特色旅游的中心点。路对面隔街相望的二道桥市场,门前一座石碑上有简介:二道桥原是解放路与天池路交界处一座跨越防洪渠的木桥,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成为乌市的重要贸易圈,是各国洋货和国内杂货的固定集贸点。   边打电话边往大巴扎跑的刁森林,很快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乱飞的石块和地面砖,把前面的人打倒在血泊中。跟他一起躲进旁边一家维吾尔族商店的人,“都吓得浑身哆嗦,雨点一样的石头砸到卷帘门上,都不明白突然发生了什么。几个维吾尔族店员也没反应过来,透过门缝看看外面,转过身来也是一脸惊恐”。接到电话,从南门一路跑过来的二道桥市场保安公司经理迪木拉提首先想到的是迅速召集自己的保安队员,可大家已被冲散,市场边的4个小路口里,暴徒跟警察展开了拉锯战。   迪木拉提告诉本刊记者,2002
  18点钟刚过,静坐的人陆续起来,队伍逆时针绕着广场开始游行,刘先生说,“队伍里开始有人拿矿泉水和方便面扔向旁边拍照的市民,情绪有些激动”。
  从广场出来后,队伍沿解放北路往南走几百米就到了乌鲁木齐市有名的南门。作为人民路和解放路的交会点,解放后建成的人民剧场成为这里的标志性建筑,而解放南路,是乌鲁木齐唯一一条民族特色商业街,旅游季节的日人流量要超过5万人。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解放南路与新市路的交会处,将近19点的时候,新疆巴楚烧烤店的老板克里木接到电话,店员告诉他有一两百人在门前拿着小旗游行,有些人开始踢打被堵住的过往车辆。他让店员们关好门躲进地下室。店员们事后向本刊记者回忆,游行队伍边往南走,边有人喊围观的青年加入,不明真相的人开始裹挟进来,“没过几分钟,就已经是黑压压一片”。
  继续往南,位于第二个十字路口处的解放南路街道办,主管社会治安的刁森林副主任已经召集了所有联防队员前来备勤。从他位于五楼的办公室望出去,西边龙泉街上的人一下子就多起来,车早已动弹不得。“辖区派出所的20多名民警全部上街,再加上20多个联防队员,还有几个交警,面对满大街的人群,只能驱散。”
  于是,每到一个十字路口,人群中就有一部分被驱散到两边路上。以解放南路为分界线,龙泉街对面就是爱国巷,当地人都称呼三巷子。7月9日,本刊记者在这里看到,路旁分布了几十家小商店、饭馆、肉摊,十字路口处,摆地摊的流动小商贩五花八门。“平日里这都是人挤人的地方,比现在还要热闹。”刁森林告诉本刊记者,“只要一喊,不出两分钟,就能聚集上千人,那天的速度更快。”
  20点钟左右,刁森林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去大巴扎(集市)观察一下形势。他拐上解放南路,看到越聚越多的人群已经塞满了街道,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喇叭声响成一片。刚走到白大寺门前,“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有人开始砸公交车,人们边叫边跑,路中间的护栏瞬间被推倒”。年建成的新市场里总共有近千家商户,大多也是维吾尔族特色店铺。平日,除了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上万游客,游荡在这一区域的闲散人员更是无法统计,“很多年轻小伙子一看就是三无人员”。刁森林坦言这里是乌市治安压力最大的地方,“案发量在天山区乃至乌鲁木齐都算最大”,“在这里活动的很多是刑满释放人员和跟‘三股势力’有关的危安人员,一旦有预谋,转眼就是暴徒”。   住在二道桥市场旁边南大寺小区里的居民王女士,此时刚从人民广场附近理完发走回来。本想着游行人群已经驱散,快到二道桥的时候却听到了震天的叫喊声。她本能地躲开人群奔跑,到了大巴扎,眼前已经一片混乱,成百上千的暴徒,挥舞着棍棒、石块,见车就砸,见人就打,她说她“第一反应是快跑,可又不知道往哪里跑,周围全是人,慌不择路地逃命”。另一位居民张先生被堵在离小区门口100多米远的街对面,本想朝着有警察的地方跑,可马上就看到二三十名警察在几百个暴徒的围攻下退到了街角,无奈之下,他只好翻墙回家。   事件迅速升级,让这里的警力捉襟见肘。特警尚未进入,少数派出所民警根本招架不住暴徒的进攻,即便是有一支正在巡逻的武警中队,因为没带武器,也只能在乱飞的石块中用盾牌边堵边撤,被暴徒残害的武警中队长万金刚就牺牲在这里。   20点20分左右,在南门一带处理完一起火警的消防八中队指导员伍晟刚刚带车回到营区,就接到命令说,“要迅速赶到热比娅大厦前,有辆警车着火了”。组建于2004年的八中队就位于解放南路以东不足千米的跃进街上,是距离大巴扎最近的一支消防队。伍晟没有下车直接掉头,可刚刚拐上和平南路走了不足200米,消防车就遭到了暴徒围攻,这条平日里只需5分钟的路,在石块包围中艰难前行了半小时才赶到,他们成为第一批到达前线的消防力量。   20点40分,乌鲁木齐消防支队特勤大队政委王林也接到通知,要他们迅速增援八中队。走外环路是最快的选择,可此时外环路上已经严重拥堵,王林带领一中队27名消防员被夹在汽车长龙里,前后动弹不得。对讲机里,在热比娅大厦前指挥灭火的消防局长声音嘶哑:“怎么还没到?我们被困了,快来救人!……再不来我们就完了!”王林也急得给中队长下了死命令:“就是撞也要给我撞开一条路!”但是,平时20分钟就能到达的路,还是足足走了50分钟。21点30分,王林他们赶到大巴扎的时候,周围已是浓烟滚滚。   “为什么那么快?!”王林一直在自问,事态的发展几乎让各方面都有些措手不及,他亲眼看到,刚开始打人时候,旁边还有群众好奇地围观,可转眼间棍棒和砍刀就挥向了他们。家住二道桥旁边的和平路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张东玲此时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有人告诉我今天不要出去乱逛”。她晚上20点还给街道办主任打过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你不用来了,我们都在值班”。可到了21点多钟,站在自家10楼的窗户往外望,解放南路、大巴扎等地已是火光冲天,由于天还未黑,腾起的黑烟遮蔽了天际线。   至此,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对这次事件的精心策划已经暴露无遗,以大巴扎为中心地带,西边的龙泉街、新华南路,北边的解放南路、大小西门,南边的胜利路、延安路、团结路,东面的和平南路、东环市场等地,都开始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很多地方几乎是同时行动。                       二医院   从大巴扎步行不到10分钟就可以走到自治区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市民习惯称它为二医院,实力数一数二,也是距暴力事件最为激烈地区二道桥最近的大医院。7月5日晚上到6日凌晨,这里救治了250多名伤员,是此次“7·5”事件中收治伤员最为集中的医院。   阿里木医生的周日是在医院度过的。20点刚下白班准备回家,就听见解放南路妇幼保健院方向传来隐约的喊叫声,此前就有朋友发短信告诉他外面有游行,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和一同值班的同事们又换回了白大褂,推迟了回家的时间。大约就在这时候,一楼的急诊大厅里来了一位头部受伤的病人——年轻的小伙子马俊。马俊晚饭后正在南门附近自家小区门口散步,他说:“我的鞋带松了,就蹲下系鞋带,还没等抬起头来,就挨了几棍子,头上的血就流下来了。”他赶紧去自治区人民医院包扎,当时路上还一切如常,而在他走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从南门到二医院的这条路就骚乱起来。“我可能是第一个到医院的伤者,我来的时候医生和护士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是自己挂号看病的。后来的伤者就是特殊时期特别对待了。”   马俊的伤势刚处理完,医院外面就闹起来。他说透过医院大玻璃窗向外望,“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打砸了,医院马路对面停着一辆桑塔纳,我亲眼看见他们用铁棒捣碎了车窗,打里面的司机,然后搬来一块大石头从司机的正面向他砸了过去。我不敢再看,怕他们冲到这边来,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怎样了”。   20点30分,在办公室值班的急救中心副主任景海涛接到通知,要有批量伤员送来。“最开始都是群众自发送来的,用卖桃、卖杏的小车一次推一个、两个,这一批大约送来了十几个,都是头破血流的。”经验丰富的景海涛以为一会儿就能处理完,没想到这十几个伤员只是刚开始。   推迟下班的阿里木医生也开始了紧急救治。
  与此同时,市公交集团公司调度指挥信息中心的赵昌主任也感觉到不对劲了。从下午18点30分左右,他就从监控屏幕上看到陆续有公交车在解放南路一带发生拥堵,到20点,这一路段的三四十辆公交车已基本停滞。“红色箭头横在中间,聚了一堆,一直不能动弹,肯定不是正常的堵车。”他指着屏幕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乌鲁木齐是南北交通走廊,单是经过解放路的公交车就有5条线路、166辆车,其中包括乌鲁木齐最早的1路公交车,此时正全部在路上。

                  大巴扎—二道桥

  白大寺以南100多米,一组土黄色的民族建筑群落就是国际大巴扎。这个建于2003年的商贸中心里有2000多家经营维吾尔族特色商品的店铺,家乐福超市、肯德基快餐店等一应俱全,现在已经成为乌鲁木齐民族特色旅游的中心点。路对面隔街相望的二道桥市场,门前一座石碑上有简介:二道桥原是解放路与天池路交界处一座跨越防洪渠的木桥,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成为乌市的重要贸易圈,是各国洋货和国内杂货的固定集贸点。 7月5日20点左右,在国际大巴扎观察形势的乌鲁木齐解放南路街道办副主任刁森林看到骚动人群里开始有打砸现象,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汇报,不曾想就在挂断电话的一瞬间,一块石头飞过头顶,把眼前的一个小伙子打得满头鲜血。一场建国以来新疆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了。截至12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已造成184人死亡,1680人受伤,627辆机动车被烧、被砸,633户房屋受损(其中店面291家)。从7日至10日,本刊记者实地探访上述路段和区域,还原“7·5”之夜的情景。 记者◎魏一平 杨璐(发自乌鲁木齐)                   人民广场—解放南路   7月5日,星期天。由于与北京时间有两小时时差,下午16点,仍是乌鲁木齐一天中最热的时间。人民广场旁一栋办公楼里的保安刘先生看到有人开始在广场上聚集,“女的大多围着头巾,男的站在广场边,遇到有群众经过就喊着往里拉”。从长相和穿着看,他判断其中有很多是“十七八岁的学生娃娃”。   乌鲁木齐是南北狭长的城市结构,人民广场位于中间稍偏东位置,南北走向的解放路、新华路,以及东西走向的中山路、人民路等主干道均以此为中心展开。广场中央竖立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解放纪念碑,北面是自治区党委大楼,西面和南面分布着海德酒店、伊斯兰大饭店等几家高档酒店,东面则是大型商场。白天这里是全市最热闹的地带之一,晚上则成为市民们跳舞、唱戏的休闲乐园。   18点钟刚过,静坐的人陆续起来,队伍逆时针绕着广场开始游行,刘先生说,“队伍里开始有人拿矿泉水和方便面扔向旁边拍照的市民,情绪有些激动”。   从广场出来后,队伍沿解放北路往南走几百米就到了乌鲁木齐市有名的南门。作为人民路和解放路的交会点,解放后建成的人民剧场成为这里的标志性建筑,而解放南路,是乌鲁木齐唯一一条民族特色商业街,旅游季节的日人流量要超过5万人。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解放南路与新市路的交会处,将近19点的时候,新疆巴楚烧烤店的老板克里木接到电话,店员告诉他有一两百人在门前拿着小旗游行,有些人开始踢打被堵住的过往车辆。他让店员们关好门躲进地下室。店员们事后向本刊记者回忆,游行队伍边往南走,边有人喊围观的青年加入,不明真相的人开始裹挟进来,“没过几分钟,就已经是黑压压一片”。   继续往南,位于第二个十字路口处的解放南路街道办,主管社会治安的刁森林副主任已经召集了所有联防队员前来备勤。从他位于五楼的办公室望出去,西边龙泉街上的人一下子就多起来,车早已动弹不得。“辖区派出所的20多名民警全部上街,再加上20多个联防队员,还有几个交警,面对满大街的人群,只能驱散。”   于是,每到一个十字路口,人群中就有一部分被驱散到两边路上。以解放南路为分界线,龙泉街对面就是爱国巷,当地人都称呼三巷子。7月9日,本刊记者在这里看到,路旁分布了几十家小商店、饭馆、肉摊,十字路口处,摆地摊的流动小商贩五花八门。“平日里这都是人挤人的地方,比现在还要热闹。”刁森林告诉本刊记者,“只要一喊,不出两分钟,就能聚集上千人,那天的速度更快。”   20点钟左右,刁森林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去大巴扎(集市)观察一下形势。他拐上解放南路,看到越聚越多的人群已经塞满了街道,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喇叭声响成一片。刚走到白大寺门前,“人群突然骚动起来,有人开始砸公交车,人们边叫边跑,路中间的护栏瞬间被推倒”。   与此同时,市公交集团公司调度指挥信息中心的赵昌主任也感觉到不对劲了。从下午18点30分左右,他就从监控屏幕上看到陆续有公交车在解放南路一带发生拥堵,到20点,这一路段的三四十辆公交车已基本停滞。“红色箭头横在中间,聚了一堆,一直不能动弹,肯定不是正常的堵车。”他指着屏幕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乌鲁木齐是南北交通走廊,单是经过解放路的公交车就有5条线路、166辆车,其中包括乌鲁木齐最早的1路公交车,此时正全部在路上。                   大巴扎—二道桥   白大寺以南100多米,一组土黄色的民族建筑群落就是国际大巴扎。这个建于2003年的商贸中心里有2000多家经营维吾尔族特色商品的店铺,家乐福超市、肯德基快餐店等一应俱全,现在已经成为乌鲁木齐民族特色旅游的中心点。路对面隔街相望的二道桥市场,门前一座石碑上有简介:二道桥原是解放路与天池路交界处一座跨越防洪渠的木桥,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成为乌市的重要贸易圈,是各国洋货和国内杂货的固定集贸点。   边打电话边往大巴扎跑的刁森林,很快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乱飞的石块和地面砖,把前面的人打倒在血泊中。跟他一起躲进旁边一家维吾尔族商店的人,“都吓得浑身哆嗦,雨点一样的石头砸到卷帘门上,都不明白突然发生了什么。几个维吾尔族店员也没反应过来,透过门缝看看外面,转过身来也是一脸惊恐”。接到电话,从南门一路跑过来的二道桥市场保安公司经理迪木拉提首先想到的是迅速召集自己的保安队员,可大家已被冲散,市场边的4个小路口里,暴徒跟警察展开了拉锯战。   迪木拉提告诉本刊记者,2002
  边打电话边往大巴扎跑的刁森林,很快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乱飞的石块和地面砖,把前面的人打倒在血泊中。跟他一起躲进旁边一家维吾尔族商店的人,“都吓得浑身哆嗦,雨点一样的石头砸到卷帘门上,都不明白突然发生了什么。几个维吾尔族店员也没反应过来,透过门缝看看外面,转过身来也是一脸惊恐”。接到电话,从南门一路跑过来的二道桥市场保安公司经理迪木拉提首先想到的是迅速召集自己的保安队员,可大家已被冲散,市场边的4个小路口里,暴徒跟警察展开了拉锯战。
  迪木拉提告诉本刊记者,2002年建成的新市场里总共有近千家商户,大多也是维吾尔族特色店铺。平日,除了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上万游客,游荡在这一区域的闲散人员更是无法统计,“很多年轻小伙子一看就是三无人员”。刁森林坦言这里是乌市治安压力最大的地方,“案发量在天山区乃至乌鲁木齐都算最大”,“在这里活动的很多是刑满释放人员和跟‘三股势力’有关的危安人员,一旦有预谋,转眼就是暴徒”。
  住在二道桥市场旁边南大寺小区里的居民王女士,此时刚从人民广场附近理完发走回来。本想着游行人群已经驱散,快到二道桥的时候却听到了震天的叫喊声。她本能地躲开人群奔跑,到了大巴扎,眼前已经一片混乱,成百上千的暴徒,挥舞着棍棒、石块,见车就砸,见人就打,她说她“第一反应是快跑,可又不知道往哪里跑,周围全是人,慌不择路地逃命”。另一位居民张先生被堵在离小区门口100多米远的街对面,本想朝着有警察的地方跑,可马上就看到二三十名警察在几百个暴徒的围攻下退到了街角,无奈之下,他只好翻墙回家。年建成的新市场里总共有近千家商户,大多也是维吾尔族特色店铺。平日,除了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上万游客,游荡在这一区域的闲散人员更是无法统计,“很多年轻小伙子一看就是三无人员”。刁森林坦言这里是乌市治安压力最大的地方,“案发量在天山区乃至乌鲁木齐都算最大”,“在这里活动的很多是刑满释放人员和跟‘三股势力’有关的危安人员,一旦有预谋,转眼就是暴徒”。   住在二道桥市场旁边南大寺小区里的居民王女士,此时刚从人民广场附近理完发走回来。本想着游行人群已经驱散,快到二道桥的时候却听到了震天的叫喊声。她本能地躲开人群奔跑,到了大巴扎,眼前已经一片混乱,成百上千的暴徒,挥舞着棍棒、石块,见车就砸,见人就打,她说她“第一反应是快跑,可又不知道往哪里跑,周围全是人,慌不择路地逃命”。另一位居民张先生被堵在离小区门口100多米远的街对面,本想朝着有警察的地方跑,可马上就看到二三十名警察在几百个暴徒的围攻下退到了街角,无奈之下,他只好翻墙回家。   事件迅速升级,让这里的警力捉襟见肘。特警尚未进入,少数派出所民警根本招架不住暴徒的进攻,即便是有一支正在巡逻的武警中队,因为没带武器,也只能在乱飞的石块中用盾牌边堵边撤,被暴徒残害的武警中队长万金刚就牺牲在这里。   20点20分左右,在南门一带处理完一起火警的消防八中队指导员伍晟刚刚带车回到营区,就接到命令说,“要迅速赶到热比娅大厦前,有辆警车着火了”。组建于2004年的八中队就位于解放南路以东不足千米的跃进街上,是距离大巴扎最近的一支消防队。伍晟没有下车直接掉头,可刚刚拐上和平南路走了不足200米,消防车就遭到了暴徒围攻,这条平日里只需5分钟的路,在石块包围中艰难前行了半小时才赶到,他们成为第一批到达前线的消防力量。   20点40分,乌鲁木齐消防支队特勤大队政委王林也接到通知,要他们迅速增援八中队。走外环路是最快的选择,可此时外环路上已经严重拥堵,王林带领一中队27名消防员被夹在汽车长龙里,前后动弹不得。对讲机里,在热比娅大厦前指挥灭火的消防局长声音嘶哑:“怎么还没到?我们被困了,快来救人!……再不来我们就完了!”王林也急得给中队长下了死命令:“就是撞也要给我撞开一条路!”但是,平时20分钟就能到达的路,还是足足走了50分钟。21点30分,王林他们赶到大巴扎的时候,周围已是浓烟滚滚。   “为什么那么快?!”王林一直在自问,事态的发展几乎让各方面都有些措手不及,他亲眼看到,刚开始打人时候,旁边还有群众好奇地围观,可转眼间棍棒和砍刀就挥向了他们。家住二道桥旁边的和平路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张东玲此时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有人告诉我今天不要出去乱逛”。她晚上20点还给街道办主任打过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你不用来了,我们都在值班”。可到了21点多钟,站在自家10楼的窗户往外望,解放南路、大巴扎等地已是火光冲天,由于天还未黑,腾起的黑烟遮蔽了天际线。   至此,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对这次事件的精心策划已经暴露无遗,以大巴扎为中心地带,西边的龙泉街、新华南路,北边的解放南路、大小西门,南边的胜利路、延安路、团结路,东面的和平南路、东环市场等地,都开始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很多地方几乎是同时行动。                       二医院   从大巴扎步行不到10分钟就可以走到自治区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市民习惯称它为二医院,实力数一数二,也是距暴力事件最为激烈地区二道桥最近的大医院。7月5日晚上到6日凌晨,这里救治了250多名伤员,是此次“7·5”事件中收治伤员最为集中的医院。   阿里木医生的周日是在医院度过的。20点刚下白班准备回家,就听见解放南路妇幼保健院方向传来隐约的喊叫声,此前就有朋友发短信告诉他外面有游行,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和一同值班的同事们又换回了白大褂,推迟了回家的时间。大约就在这时候,一楼的急诊大厅里来了一位头部受伤的病人——年轻的小伙子马俊。马俊晚饭后正在南门附近自家小区门口散步,他说:“我的鞋带松了,就蹲下系鞋带,还没等抬起头来,就挨了几棍子,头上的血就流下来了。”他赶紧去自治区人民医院包扎,当时路上还一切如常,而在他走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从南门到二医院的这条路就骚乱起来。“我可能是第一个到医院的伤者,我来的时候医生和护士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是自己挂号看病的。后来的伤者就是特殊时期特别对待了。”   马俊的伤势刚处理完,医院外面就闹起来。他说透过医院大玻璃窗向外望,“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打砸了,医院马路对面停着一辆桑塔纳,我亲眼看见他们用铁棒捣碎了车窗,打里面的司机,然后搬来一块大石头从司机的正面向他砸了过去。我不敢再看,怕他们冲到这边来,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怎样了”。   20点30分,在办公室值班的急救中心副主任景海涛接到通知,要有批量伤员送来。“最开始都是群众自发送来的,用卖桃、卖杏的小车一次推一个、两个,这一批大约送来了十几个,都是头破血流的。”经验丰富的景海涛以为一会儿就能处理完,没想到这十几个伤员只是刚开始。   推迟下班的阿里木医生也开始了紧急救治。
  事件迅速升级,让这里的警力捉襟见肘。特警尚未进入,少数派出所民警根本招架不住暴徒的进攻,即便是有一支正在巡逻的武警中队,因为没带武器,也只能在乱飞的石块中用盾牌边堵边撤,被暴徒残害的武警中队长万金刚就牺牲在这里。
  20点20分左右,在南门一带处理完一起火警的消防八中队指导员伍晟刚刚带车回到营区,就接到命令说,“要迅速赶到热比娅大厦前,有辆警车着火了”。组建于2004年的八中队就位于解放南路以东不足千米的跃进街上,是距离大巴扎最近的一支消防队。伍晟没有下车直接掉头,可刚刚拐上和平南路走了不足200米,消防车就遭到了暴徒围攻,这条平日里只需5分钟的路,在石块包围中艰难前行了半小时才赶到,他们成为第一批到达前线的消防力量。
  20点40分,乌鲁木齐消防支队特勤大队政委王林也接到通知,要他们迅速增援八中队。走外环路是最快的选择,可此时外环路上已经严重拥堵,王林带领一中队27名消防员被夹在汽车长龙里,前后动弹不得。对讲机里,在热比娅大厦前指挥灭火的消防局长声音嘶哑:“怎么还没到?我们被困了,快来救人!……再不来我们就完了!”王林也急得给中队长下了死命令:“就是撞也要给我撞开一条路!”但是,平时20分钟就能到达的路,还是足足走了50分钟。21点30分,王林他们赶到大巴扎的时候,周围已是浓烟滚滚。
  “为什么那么快?!”王林一直在自问,事态的发展几乎让各方面都有些措手不及,他亲眼看到,刚开始打人时候,旁边还有群众好奇地围观,可转眼间棍棒和砍刀就挥向了他们。家住二道桥旁边的和平路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张东玲此时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有人告诉我今天不要出去乱逛”。她晚上20点还给街道办主任打过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你不用来了,我们都在值班”。可到了21点多钟,站在自家10楼的窗户往外望,解放南路、大巴扎等地已是火光冲天,由于天还未黑,腾起的黑烟遮蔽了天际线。
  至此,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对这次事件的精心策划已经暴露无遗,以大巴扎为中心地带,西边的龙泉街、新华南路,北边的解放南路、大小西门,南边的胜利路、延安路、团结路,东面的和平南路、东环市场等地,都开始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很多地方几乎是同时行动。
“缝合室有两张床,每张床坐6个人,其余人都坐在地上,像难民一样。”阿里木医生回忆,很多伤员的头上除了流血还有玻璃碴儿。阿里木医生说,当时紧张得几乎是“眼睛在这边,脑子已经到那边了”,即便过了3天,说起7月5日的经历,阿里木的情绪还是无法平复,“20多个浑身是血的人向你扑来,你是医生但你只有一双手,真是束手无策”。   几乎同时,二医院周围的街巷成了风暴中心。在医院上班的保安韦新安刚一出门,就看到有一伙暴徒在砸车。“马路中间有个人被打倒在地上,我正想过去看看,一个1.8米左右的小伙子冲过来,朝我头上打来。”韦新安说他本能地从地上爬起来,赶紧加入了住院楼前的保安队伍,防止暴徒冲进医院。   柳玲和朋友赵长光吃饭回来,一路上已经看到被点燃的汽车和消防车。司机不敢再走,让他们下车。柳玲对地形不熟,赵长光就拉着她在人群中穿梭。“我们远远看见有武警拿着盾牌,就决定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他们刚刚走出去几十米,就有八九个人拿着木棒冲出来,“有两个人把我拉过来打,其余人都去打赵长光,一开始我抱着头使劲叫,后来被打得没知觉就松了手。我躺在地上,看见赵长光浑身是血也躺在地上,几个人就掏他的口袋,拿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柳玲以为噩梦就这样结束,可就在这时,“一个30多岁穿着休闲鞋、包着头巾的女人来翻我口袋,然后脚从我的脸上使劲儿踩着走过去”。柳玲爬过去喊赵长光,可是他的意识已经很弱了,两人被武警救进了一间警卫室,“警卫室旁边有一条小路直通二医院,可我再也不敢走了”。   景海涛主任回忆,到了二十一二点钟,医院进入了最忙的状态,“跟战地医院没什么区别”,救护车络绎不绝送人来,二医院迅速转入了群体伤的应急处理。“我们几个年资高、有经验的医生负责对刚送来的伤员预检,送来的很多伤员都全身是血,还要送到CT室先找出伤口在哪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马上分到各科室。全院的外科缝合包都调了来,手术室和ICU全部打开收治重伤,所有CT机一直开着,简略所有手续,直接排队做检查。”虽然二医院的外科大楼有十几层,但一下子涌进来250多个伤员,加之接到上级通知“不能放走一个伤员”,很快就人满为患。“各个科室过道里只要能放一张床的地方没有不放的,后来又把内科七层的高血压科病房腾出一层来,可是这些床位也很快就满了,只好让急救中心赶紧往别的医院拉人。”   柳玲和赵长光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医院里已经到处是人。“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医生要给我缝针,我疼,就哭着不让缝,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说赵长光不能放在这儿。”这是柳玲对那天晚上最后的印象。再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她不知道朋友赵长光的生死,直到两天之后,才隔着玻璃在ICU病房外看了赵长光一眼,帮着医院确认了他的身份。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6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二医院
“缝合室有两张床,每张床坐6个人,其余人都坐在地上,像难民一样。”阿里木医生回忆,很多伤员的头上除了流血还有玻璃碴儿。阿里木医生说,当时紧张得几乎是“眼睛在这边,脑子已经到那边了”,即便过了3天,说起7月5日的经历,阿里木的情绪还是无法平复,“20多个浑身是血的人向你扑来,你是医生但你只有一双手,真是束手无策”。   几乎同时,二医院周围的街巷成了风暴中心。在医院上班的保安韦新安刚一出门,就看到有一伙暴徒在砸车。“马路中间有个人被打倒在地上,我正想过去看看,一个1.8米左右的小伙子冲过来,朝我头上打来。”韦新安说他本能地从地上爬起来,赶紧加入了住院楼前的保安队伍,防止暴徒冲进医院。   柳玲和朋友赵长光吃饭回来,一路上已经看到被点燃的汽车和消防车。司机不敢再走,让他们下车。柳玲对地形不熟,赵长光就拉着她在人群中穿梭。“我们远远看见有武警拿着盾牌,就决定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他们刚刚走出去几十米,就有八九个人拿着木棒冲出来,“有两个人把我拉过来打,其余人都去打赵长光,一开始我抱着头使劲叫,后来被打得没知觉就松了手。我躺在地上,看见赵长光浑身是血也躺在地上,几个人就掏他的口袋,拿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柳玲以为噩梦就这样结束,可就在这时,“一个30多岁穿着休闲鞋、包着头巾的女人来翻我口袋,然后脚从我的脸上使劲儿踩着走过去”。柳玲爬过去喊赵长光,可是他的意识已经很弱了,两人被武警救进了一间警卫室,“警卫室旁边有一条小路直通二医院,可我再也不敢走了”。   景海涛主任回忆,到了二十一二点钟,医院进入了最忙的状态,“跟战地医院没什么区别”,救护车络绎不绝送人来,二医院迅速转入了群体伤的应急处理。“我们几个年资高、有经验的医生负责对刚送来的伤员预检,送来的很多伤员都全身是血,还要送到CT室先找出伤口在哪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马上分到各科室。全院的外科缝合包都调了来,手术室和ICU全部打开收治重伤,所有CT机一直开着,简略所有手续,直接排队做检查。”虽然二医院的外科大楼有十几层,但一下子涌进来250多个伤员,加之接到上级通知“不能放走一个伤员”,很快就人满为患。“各个科室过道里只要能放一张床的地方没有不放的,后来又把内科七层的高血压科病房腾出一层来,可是这些床位也很快就满了,只好让急救中心赶紧往别的医院拉人。”   柳玲和赵长光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医院里已经到处是人。“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医生要给我缝针,我疼,就哭着不让缝,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说赵长光不能放在这儿。”这是柳玲对那天晚上最后的印象。再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她不知道朋友赵长光的生死,直到两天之后,才隔着玻璃在ICU病房外看了赵长光一眼,帮着医院确认了他的身份。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6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从大巴扎步行不到10分钟就可以走到自治区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市民习惯称它为二医院,实力数一数二,也是距暴力事件最为激烈地区二道桥最近的大医院。7月5日晚上到6日凌晨,这里救治了250多名伤员,是此次“7·5”事件中收治伤员最为集中的医院。
  阿里木医生的周日是在医院度过的。20点刚下白班准备回家,就听见解放南路妇幼保健院方向传来隐约的喊叫声,此前就有朋友发短信告诉他外面有游行,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和一同值班的同事们又换回了白大褂,推迟了回家的时间。大约就在这时候,一楼的急诊大厅里来了一位头部受伤的病人——年轻的小伙子马俊。马俊晚饭后正在南门附近自家小区门口散步,他说:“我的鞋带松了,就蹲下系鞋带,还没等抬起头来,就挨了几棍子,头上的血就流下来了。”他赶紧去自治区人民医院包扎,当时路上还一切如常,而在他走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从南门到二医院的这条路就骚乱起来。“我可能是第一个到医院的伤者,我来的时候医生和护士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是自己挂号看病的。后来的伤者就是特殊时期特别对待了。”
  马俊的伤势刚处理完,医院外面就闹起来。他说透过医院大玻璃窗向外望,“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打砸了,医院马路对面停着一辆桑塔纳,我亲眼看见他们用铁棒捣碎了车窗,打里面的司机,然后搬来一块大石头从司机的正面向他砸了过去。我不敢再看,怕他们冲到这边来,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怎样了”。“缝合室有两张床,每张床坐6个人,其余人都坐在地上,像难民一样。”阿里木医生回忆,很多伤员的头上除了流血还有玻璃碴儿。阿里木医生说,当时紧张得几乎是“眼睛在这边,脑子已经到那边了”,即便过了3天,说起7月5日的经历,阿里木的情绪还是无法平复,“20多个浑身是血的人向你扑来,你是医生但你只有一双手,真是束手无策”。   几乎同时,二医院周围的街巷成了风暴中心。在医院上班的保安韦新安刚一出门,就看到有一伙暴徒在砸车。“马路中间有个人被打倒在地上,我正想过去看看,一个1.8米左右的小伙子冲过来,朝我头上打来。”韦新安说他本能地从地上爬起来,赶紧加入了住院楼前的保安队伍,防止暴徒冲进医院。   柳玲和朋友赵长光吃饭回来,一路上已经看到被点燃的汽车和消防车。司机不敢再走,让他们下车。柳玲对地形不熟,赵长光就拉着她在人群中穿梭。“我们远远看见有武警拿着盾牌,就决定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他们刚刚走出去几十米,就有八九个人拿着木棒冲出来,“有两个人把我拉过来打,其余人都去打赵长光,一开始我抱着头使劲叫,后来被打得没知觉就松了手。我躺在地上,看见赵长光浑身是血也躺在地上,几个人就掏他的口袋,拿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柳玲以为噩梦就这样结束,可就在这时,“一个30多岁穿着休闲鞋、包着头巾的女人来翻我口袋,然后脚从我的脸上使劲儿踩着走过去”。柳玲爬过去喊赵长光,可是他的意识已经很弱了,两人被武警救进了一间警卫室,“警卫室旁边有一条小路直通二医院,可我再也不敢走了”。   景海涛主任回忆,到了二十一二点钟,医院进入了最忙的状态,“跟战地医院没什么区别”,救护车络绎不绝送人来,二医院迅速转入了群体伤的应急处理。“我们几个年资高、有经验的医生负责对刚送来的伤员预检,送来的很多伤员都全身是血,还要送到CT室先找出伤口在哪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马上分到各科室。全院的外科缝合包都调了来,手术室和ICU全部打开收治重伤,所有CT机一直开着,简略所有手续,直接排队做检查。”虽然二医院的外科大楼有十几层,但一下子涌进来250多个伤员,加之接到上级通知“不能放走一个伤员”,很快就人满为患。“各个科室过道里只要能放一张床的地方没有不放的,后来又把内科七层的高血压科病房腾出一层来,可是这些床位也很快就满了,只好让急救中心赶紧往别的医院拉人。”   柳玲和赵长光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医院里已经到处是人。“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医生要给我缝针,我疼,就哭着不让缝,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说赵长光不能放在这儿。”这是柳玲对那天晚上最后的印象。再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她不知道朋友赵长光的生死,直到两天之后,才隔着玻璃在ICU病房外看了赵长光一眼,帮着医院确认了他的身份。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6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20点30分,在办公室值班的急救中心副主任景海涛接到通知,要有批量伤员送来。“最开始都是群众自发送来的,用卖桃、卖杏的小车一次推一个、两个,这一批大约送来了十几个,都是头破血流的。”经验丰富的景海涛以为一会儿就能处理完,没想到这十几个伤员只是刚开始。
  推迟下班的阿里木医生也开始了紧急救治。“缝合室有两张床,每张床坐6个人,其余人都坐在地上,像难民一样。”阿里木医生回忆,很多伤员的头上除了流血还有玻璃碴儿。阿里木医生说,当时紧张得几乎是“眼睛在这边,脑子已经到那边了”,即便过了3天,说起7月5日的经历,阿里木的情绪还是无法平复,“20多个浑身是血的人向你扑来,你是医生但你只有一双手,真是束手无策”。
  几乎同时,二医院周围的街巷成了风暴中心。在医院上班的保安韦新安刚一出门,就看到有一伙暴徒在砸车。“马路中间有个人被打倒在地上,我正想过去看看,一个1.8米左右的小伙子冲过来,朝我头上打来。”韦新安说他本能地从地上爬起来,赶紧加入了住院楼前的保安队伍,防止暴徒冲进医院。“缝合室有两张床,每张床坐6个人,其余人都坐在地上,像难民一样。”阿里木医生回忆,很多伤员的头上除了流血还有玻璃碴儿。阿里木医生说,当时紧张得几乎是“眼睛在这边,脑子已经到那边了”,即便过了3天,说起7月5日的经历,阿里木的情绪还是无法平复,“20多个浑身是血的人向你扑来,你是医生但你只有一双手,真是束手无策”。   几乎同时,二医院周围的街巷成了风暴中心。在医院上班的保安韦新安刚一出门,就看到有一伙暴徒在砸车。“马路中间有个人被打倒在地上,我正想过去看看,一个1.8米左右的小伙子冲过来,朝我头上打来。”韦新安说他本能地从地上爬起来,赶紧加入了住院楼前的保安队伍,防止暴徒冲进医院。   柳玲和朋友赵长光吃饭回来,一路上已经看到被点燃的汽车和消防车。司机不敢再走,让他们下车。柳玲对地形不熟,赵长光就拉着她在人群中穿梭。“我们远远看见有武警拿着盾牌,就决定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他们刚刚走出去几十米,就有八九个人拿着木棒冲出来,“有两个人把我拉过来打,其余人都去打赵长光,一开始我抱着头使劲叫,后来被打得没知觉就松了手。我躺在地上,看见赵长光浑身是血也躺在地上,几个人就掏他的口袋,拿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柳玲以为噩梦就这样结束,可就在这时,“一个30多岁穿着休闲鞋、包着头巾的女人来翻我口袋,然后脚从我的脸上使劲儿踩着走过去”。柳玲爬过去喊赵长光,可是他的意识已经很弱了,两人被武警救进了一间警卫室,“警卫室旁边有一条小路直通二医院,可我再也不敢走了”。   景海涛主任回忆,到了二十一二点钟,医院进入了最忙的状态,“跟战地医院没什么区别”,救护车络绎不绝送人来,二医院迅速转入了群体伤的应急处理。“我们几个年资高、有经验的医生负责对刚送来的伤员预检,送来的很多伤员都全身是血,还要送到CT室先找出伤口在哪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马上分到各科室。全院的外科缝合包都调了来,手术室和ICU全部打开收治重伤,所有CT机一直开着,简略所有手续,直接排队做检查。”虽然二医院的外科大楼有十几层,但一下子涌进来250多个伤员,加之接到上级通知“不能放走一个伤员”,很快就人满为患。“各个科室过道里只要能放一张床的地方没有不放的,后来又把内科七层的高血压科病房腾出一层来,可是这些床位也很快就满了,只好让急救中心赶紧往别的医院拉人。”   柳玲和赵长光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医院里已经到处是人。“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医生要给我缝针,我疼,就哭着不让缝,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说赵长光不能放在这儿。”这是柳玲对那天晚上最后的印象。再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她不知道朋友赵长光的生死,直到两天之后,才隔着玻璃在ICU病房外看了赵长光一眼,帮着医院确认了他的身份。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6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柳玲和朋友赵长光吃饭回来,一路上已经看到被点燃的汽车和消防车。司机不敢再走,让他们下车。柳玲对地形不熟,赵长光就拉着她在人群中穿梭。“我们远远看见有武警拿着盾牌,就决定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他们刚刚走出去几十米,就有八九个人拿着木棒冲出来,“有两个人把我拉过来打,其余人都去打赵长光,一开始我抱着头使劲叫,后来被打得没知觉就松了手。我躺在地上,看见赵长光浑身是血也躺在地上,几个人就掏他的口袋,拿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柳玲以为噩梦就这样结束,可就在这时,“一个30多岁穿着休闲鞋、包着头巾的女人来翻我口袋,然后脚从我的脸上使劲儿踩着走过去”。柳玲爬过去喊赵长光,可是他的意识已经很弱了,两人被武警救进了一间警卫室,“警卫室旁边有一条小路直通二医院,可我再也不敢走了”。
  景海涛主任回忆,到了二十一二点钟,医院进入了最忙的状态,“跟战地医院没什么区别”,救护车络绎不绝送人来,二医院迅速转入了群体伤的应急处理。“我们几个年资高、有经验的医生负责对刚送来的伤员预检,送来的很多伤员都全身是血,还要送到CT室先找出伤口在哪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马上分到各科室。全院的外科缝合包都调了来,手术室和ICU全部打开收治重伤,所有CT机一直开着,简略所有手续,直接排队做检查。”虽然二医院的外科大楼有十几层,但一下子涌进来250多个伤员,加之接到上级通知“不能放走一个伤员”,很快就人满为患。“各个科室过道里只要能放一张床的地方没有不放的,后来又把内科七层的高血压科病房腾出一层来,可是这些床位也很快就满了,只好让急救中心赶紧往别的医院拉人。”
  柳玲和赵长光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医院里已经到处是人。“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医生要给我缝针,我疼,就哭着不让缝,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说赵长光不能放在这儿。”这是柳玲对那天晚上最后的印象。再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她不知道朋友赵长光的生死,直到两天之后,才隔着玻璃在ICU病房外看了赵长光一眼,帮着医院确认了他的身份。年建成的新市场里总共有近千家商户,大多也是维吾尔族特色店铺。平日,除了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上万游客,游荡在这一区域的闲散人员更是无法统计,“很多年轻小伙子一看就是三无人员”。刁森林坦言这里是乌市治安压力最大的地方,“案发量在天山区乃至乌鲁木齐都算最大”,“在这里活动的很多是刑满释放人员和跟‘三股势力’有关的危安人员,一旦有预谋,转眼就是暴徒”。   住在二道桥市场旁边南大寺小区里的居民王女士,此时刚从人民广场附近理完发走回来。本想着游行人群已经驱散,快到二道桥的时候却听到了震天的叫喊声。她本能地躲开人群奔跑,到了大巴扎,眼前已经一片混乱,成百上千的暴徒,挥舞着棍棒、石块,见车就砸,见人就打,她说她“第一反应是快跑,可又不知道往哪里跑,周围全是人,慌不择路地逃命”。另一位居民张先生被堵在离小区门口100多米远的街对面,本想朝着有警察的地方跑,可马上就看到二三十名警察在几百个暴徒的围攻下退到了街角,无奈之下,他只好翻墙回家。   事件迅速升级,让这里的警力捉襟见肘。特警尚未进入,少数派出所民警根本招架不住暴徒的进攻,即便是有一支正在巡逻的武警中队,因为没带武器,也只能在乱飞的石块中用盾牌边堵边撤,被暴徒残害的武警中队长万金刚就牺牲在这里。   20点20分左右,在南门一带处理完一起火警的消防八中队指导员伍晟刚刚带车回到营区,就接到命令说,“要迅速赶到热比娅大厦前,有辆警车着火了”。组建于2004年的八中队就位于解放南路以东不足千米的跃进街上,是距离大巴扎最近的一支消防队。伍晟没有下车直接掉头,可刚刚拐上和平南路走了不足200米,消防车就遭到了暴徒围攻,这条平日里只需5分钟的路,在石块包围中艰难前行了半小时才赶到,他们成为第一批到达前线的消防力量。   20点40分,乌鲁木齐消防支队特勤大队政委王林也接到通知,要他们迅速增援八中队。走外环路是最快的选择,可此时外环路上已经严重拥堵,王林带领一中队27名消防员被夹在汽车长龙里,前后动弹不得。对讲机里,在热比娅大厦前指挥灭火的消防局长声音嘶哑:“怎么还没到?我们被困了,快来救人!……再不来我们就完了!”王林也急得给中队长下了死命令:“就是撞也要给我撞开一条路!”但是,平时20分钟就能到达的路,还是足足走了50分钟。21点30分,王林他们赶到大巴扎的时候,周围已是浓烟滚滚。   “为什么那么快?!”王林一直在自问,事态的发展几乎让各方面都有些措手不及,他亲眼看到,刚开始打人时候,旁边还有群众好奇地围观,可转眼间棍棒和砍刀就挥向了他们。家住二道桥旁边的和平路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张东玲此时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有人告诉我今天不要出去乱逛”。她晚上20点还给街道办主任打过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你不用来了,我们都在值班”。可到了21点多钟,站在自家10楼的窗户往外望,解放南路、大巴扎等地已是火光冲天,由于天还未黑,腾起的黑烟遮蔽了天际线。   至此,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对这次事件的精心策划已经暴露无遗,以大巴扎为中心地带,西边的龙泉街、新华南路,北边的解放南路、大小西门,南边的胜利路、延安路、团结路,东面的和平南路、东环市场等地,都开始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很多地方几乎是同时行动。                       二医院   从大巴扎步行不到10分钟就可以走到自治区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市民习惯称它为二医院,实力数一数二,也是距暴力事件最为激烈地区二道桥最近的大医院。7月5日晚上到6日凌晨,这里救治了250多名伤员,是此次“7·5”事件中收治伤员最为集中的医院。   阿里木医生的周日是在医院度过的。20点刚下白班准备回家,就听见解放南路妇幼保健院方向传来隐约的喊叫声,此前就有朋友发短信告诉他外面有游行,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和一同值班的同事们又换回了白大褂,推迟了回家的时间。大约就在这时候,一楼的急诊大厅里来了一位头部受伤的病人——年轻的小伙子马俊。马俊晚饭后正在南门附近自家小区门口散步,他说:“我的鞋带松了,就蹲下系鞋带,还没等抬起头来,就挨了几棍子,头上的血就流下来了。”他赶紧去自治区人民医院包扎,当时路上还一切如常,而在他走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从南门到二医院的这条路就骚乱起来。“我可能是第一个到医院的伤者,我来的时候医生和护士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是自己挂号看病的。后来的伤者就是特殊时期特别对待了。”   马俊的伤势刚处理完,医院外面就闹起来。他说透过医院大玻璃窗向外望,“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打砸了,医院马路对面停着一辆桑塔纳,我亲眼看见他们用铁棒捣碎了车窗,打里面的司机,然后搬来一块大石头从司机的正面向他砸了过去。我不敢再看,怕他们冲到这边来,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怎样了”。   20点30分,在办公室值班的急救中心副主任景海涛接到通知,要有批量伤员送来。“最开始都是群众自发送来的,用卖桃、卖杏的小车一次推一个、两个,这一批大约送来了十几个,都是头破血流的。”经验丰富的景海涛以为一会儿就能处理完,没想到这十几个伤员只是刚开始。   推迟下班的阿里木医生也开始了紧急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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