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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梁实秋

(2007-03-31 23:24:56)
分类: 口述历史

我的父亲梁实秋

口述◎梁文蔷  记者◎李菁        

  “梁实秋”是20世纪华语世界里一个沉甸甸的名字,他用40年的时间,以一己之力,翻译了四百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又著成一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及三十多种英文词典和教科书,堪称翻译史上的一个辉煌。而他亦以一系列清新雅致的的散文作品,确立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的梁文蔷并没有“子承父业”,但来自父亲生前的鼓励,一直成为她勇敢地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虽然父亲离去已近20年,但提起往事,那样一位真性情的父亲还时时让她沉浸于快乐、忧伤和怀念交织的复杂情感中。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一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心情有些烦躁。

  “我发誓,我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性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我有些吃惊地抬头看他,父亲并没有回应我的眼神,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我有些纳闷地问。

  “梁实秋。”父亲把目光从很远的地方移过来,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我一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地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我写,但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我虽不是文学家,但在父亲故去的这些年来,我努力地用各种方式了解父亲,零零散散写下了不少文字。每每回忆起来,感觉又回到了温暖的父爱中。

  1903年父亲出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1912年,北京发生兵变,梁家被变兵流氓洗劫,从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职,不愁生活,以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时,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这都应归功于早期教育赋予的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上的修养。

  父亲14岁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父亲是一个老式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外闯荡过,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寻常之事;况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决定后,便急得哭起来。

  但父亲很顺利地考上清华。我想清华八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校”,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进行西式教育。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那些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来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的8年学习中,对父亲影响较大的一位应该是梁启超。那时梁思成是父亲的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学生商议想请梁启超来演讲。通过梁思成这层关系,父亲他们很顺利地请来了梁启超。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又自负的话是很难听得到的。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启超的激情和文采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以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的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之后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亏他有“先见之明”,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出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或许由于太紧张,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

                 负笈美国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地恋爱了;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培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的消息,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经许地山的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两个人就没话说了。

  因为旅途漫长,不晕船的几个人,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兴致勃勃地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三天一换,报名定为“海啸”。冰心的那几首著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是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冰心并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冰心后来写首小诗戏称父亲为“秋郎”,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文革中,父亲在台湾听说“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他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一文,回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以悼念。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是误传。父亲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总算由悲转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但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正在医院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但仍能感觉得到她的风度和优雅。冰心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交给她父亲叫我带给她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很开心地笑了,然后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没有几个人能有机会知道,别人会在自己死后评价些什么,所以对于父亲写文章“悼念”她一事,虽然有点不吉利,冰心可能觉得颇为有趣,也并不介意。

  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1924年秋,父亲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那时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父亲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亲正在厨房作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父亲慷慨应允,暗地里却往小碗炸酱里加了四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父亲敢这样恶作剧,也是因为他和潘光旦在清华时就是互相熟识的好朋友。

  1925年,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筹划的责任落到父亲和顾一樵身上。父亲平时就喜欢话剧,他经常和顾一樵省吃俭用跑到波士顿市内的一个戏院里看剧。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父亲译成英文。对于戏中男主角蔡伯喈的人选,一时竟然竞争颇为激烈,争来争去之下,顾一樵干脆让父亲自己来演。冰心在里面演丞相之女。

  上演之前,父亲他们还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父亲扮演的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女演员站在那里微笑,但父亲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走过去,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实外国人并不懂得他们究竟在演了些什么,只是觉得那些红红绿绿的服装和正冠捋须甩袖迈步等的姿态很有趣,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插曲:他们让演赵五娘的那位中国留学生抱着琵琶,选个词阙自弹自唱,结果“赵五娘”唱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要知道这是唐朝贺知章的诗,而唱的人“赵五娘”却是东汉时期的人,不过好在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

              动荡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三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的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之言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着年纪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意中人,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就赶紧回国了。1927年2月11日,父亲与母亲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亲以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父母那里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了回去。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过从甚密,他们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胡大哥”。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与毛泽东的书一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陆续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父亲回答地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作品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写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现在关于那场论战,已经有书把他们的文章全部都收集起来,现在的读者也有阅读所有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年,父亲又带着家人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年在青岛出生的,1岁多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请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没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回到青岛,寻访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时,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有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战爆发,父亲听说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7年之久。

  1944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11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于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我们团圆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三个孩子,“这就是我的孩子!”他一个个指着我们,连说了三次。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也许是个“洋派”的人,这可能归根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他们当时一半时间住在美国白人家庭里,一起吃饭,就要遵守美国传统家庭的规矩:吃饭要打领带,正襟危坐。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一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穿中式长袍,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父亲也不以为意。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二人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同行。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那时北京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为临时跑道,母亲乘坐的飞机擦着树枝尖起飞。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

  当时大姐文茜已结婚,没有同我们一起走。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的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北大。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离开大陆时,母亲让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箱子,怕兵荒马乱时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这个小箱子就还能有一点点生存的资本。那个小箱子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别无它物。

  我们初到台湾时,对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2·28”事件不甚清楚,只知道,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当时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房地产商叫林挺生先生,是台湾属一属二的富商工业家兼教育家,由朋友介绍借我们初到台湾时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但他对父亲十分景仰,某年过节时包了个红包,把父亲给他的房租悉数退了回来。父亲很过意不去,林先生就请父亲到他办的工业学校的公司里为员工教课,或是教的是初中生孩子们。,中文、历史、英文,哪门老师找不到,他就让父亲教哪门课。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学习,父亲的课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旁听,并且记笔记,非常认真。每隔一段时间,他都来向父亲请教问题,每次来都毕恭毕敬地向父亲鞠躬,他们的谈话绝对不涉及个人闲谈,全部都是为人处事之类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帮助,我们渡过了在台湾最初的艰难时期。

  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专心教书、写稿。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竟直接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此事,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然说出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的信件也会被偷偷地检查。查私人信件、将内容外传、又传回写信人,我们当时除了觉得滑稽,也只有无奈。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马上准备返美,母亲特地作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的心脏,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时,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是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都一律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助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了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3岁。后来因为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十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之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台湾的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但无论天气多热,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经常是挥汗如雨地坐在那翻译,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建议父亲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其余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在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很苦的事,因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写的,首先很难读懂,再“信达雅”地翻译出来,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翻译的后期对父亲来说尤其艰苦,因为他喜欢的剧本已先译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较枯燥艰涩的。这时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订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而在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他不做,但喜欢品。到了台湾、美国以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么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的,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独生女”。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道地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1972年,父母搬到美国西雅图与我同住。1974年4月30日上午,他们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前,母亲以一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到手术室门口,母亲还应医师之请微笑了一下。几个小时之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虽然父亲后来与韩菁清女士又结了婚,但我没有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详细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给我写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坏,他仍然时常陷于对母亲的思念里不能自拔,几乎每年在母亲的祭日那天他都会写一首诗纪念,而且几乎在每一封信里,他都会写“汝母”,他都会很沉痛地怀念母亲。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诵经焚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在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得到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平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时前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着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在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作他的没出过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父亲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七手八脚忙乱了5分钟。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父亲的手一生中写了不知几万万字,没想到,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思及此,肝肠寸断。

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3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博文分类: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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