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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 与红色特工面对面

(2015-12-03 09: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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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

分类: 叶永烈纪实文学
叶永烈: 与红色特工面对面
 
 
叶永烈: <wbr>与红色特工面对面

叶永烈: <wbr>与红色特工面对面

   从早年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到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到2015年的热门电视剧《锋刃》,反映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的影视作品,那跌宕起伏的情节,那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总是会吸引众多的观众。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直接访问隐蔽战线的英雄们。

  如果不是上海国家安全局的介绍,我难以结识平日与媒体“绝缘”的国家安全部的离休老干部田云樵。

  自从1991年7月3日在北京采访了田云樵之后,我收到他1991年8月11日的来信:

  永烈同志:

  您好!

  大作《红色的起点》和《周佛海的浮沉》已收到了。您如此讲信用,使我很感动,十分感谢。

  大作我们正在拜读中,一个初中的孩子一定要抢先看,只好(答)应孩子的要求。他看完后说:“此书正如内容提要说的史料丰富、翔实,而且文笔流畅,其中故事引人入胜,令人爱不释手。”(孩子)要求他姥姥给他买一本。他们到北京作家书店去买,据书店说已售完,正拟给上海出版社去函索购。我们现在正在阅读,的确是一开始就有引人入胜之感,获知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知识,请允许我们再一次向您道谢。

  原锦江饭店的老板,现全国政协委员董竹君先生,她20年代末期以来,为我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对党的贡献很大,这人很值得一写。她自己本人已写了几十万字的详细经历,行将写完,很想请一位作家写成小说传记,或想在您的笔耕之下,一定会写出一部生动而又动人的小说。不知意下如何?是否会影响您的计划?如获允准,我就告诉老太太,她会很高兴。

  祝

  夏祺!并祝

  阖府安康!

  田云樵

  田夫敬上

  1991年8月11日

  田云樵是怎样的人?他为什么如此推荐董竹君?

  记得,在1991年7月3日,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来到田云樵家,已经82岁的他很欢迎我的到访。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您很守时。”他说,守时是秘密工作的重要原则。在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会面地点,就意味着可能出了意外,要马上准备转移。

  他家客厅的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幅《岁寒三友》国画,我一看,画上署名“正鸿画”,但是落款这么写着:

  田云樵同志八旬大寿

  田夫同志七旬大寿

  遵竹君亲嘱,画此岁寒三友图致贺

  画上还写着“董竹君”三字,盖着她的图章。

  “哦,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的女老板!”我说道。看得出,董竹君跟田云樵的交情非同一般。

  我对田云樵的采访,就从董竹君开始。

  田云樵告诉我,他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其中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联络董竹君。

  田云樵说,董竹君乃女中豪杰,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盟友——其实,她早在1935年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独力在上海滩打拼,1935年3月15日创办了锦江川菜馆,1936年初又创办了锦江茶室。国民党军政要员以及青帮、红帮的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锦江川菜馆的常客。然而董竹君心向共产党,掩护、赞助了许多中共地下工作者。

  田云樵记得,他第一次与董竹君见面是在1945年夏天。当时,他在新四军敌工部工作,秘密从苏北来到上海,先是会见了董竹君手下的中共地下党员任百尊,然后约定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锦江川菜馆跟董竹君见面。当时他以顾客“宋老板”的身份走进锦江川菜馆,董竹君在二楼一个小房间里与他谈话。董竹君知道“宋老板”是从“里面”(指苏北根据地)来的,显得非常高兴。当时,董竹君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出资创办了永业印刷所。“宋老板”跟董竹君商议,秘密在永业印刷所印刷新四军的宣传品。为了便于工作,“宋老板”就住在永业印刷所,名义上是那里的业务经理。那时候,董竹君称他“宋先生”,而他则称董竹君为“董先生”——尽管董竹君是女性,但是锦江上上下下都称她“董先生”。

  田云樵完成任务之后,回到苏北根据地。1946年元旦,田云樵奉命携妻来沪“安家”,这一回要长期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刚来上海,无处落脚,董竹君就让田云樵夫妇住到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163弄6号自己家中。住了三个月,才另迁他处。从此,田云樵成为中共地下党与董竹君之间的秘密联络员。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反蒋的“2·28事件”。当“2·28事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2·28事件”的领导人、台湾共产党负责人谢雪红遭到追捕,谢雪红和她的中共党员丈夫杨克煌从台湾逃到上海。中共上海地下党打算让她秘密前往香港。1947年5月,田云樵受命执行这一任务。当时,从上海到香港,陆路关卡重重,比较可靠的途径是搭乘轮船。然而,让这样处于追捕之中的“红色人物”上船,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田云樵求助于交际广泛的董竹君。董竹君想及锦江的律师刘良跟航运界熟悉,终于找到一艘从上海驶往香港的轮船的船长,打通关系,在开船前夕护送谢雪红、杨克煌通过码头军警的岗哨,秘密上船。谢雪红到达香港之后,1947年11月在香港发起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1948年,谢雪红北上,进入解放区。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站在毛泽东身后的,便是谢雪红。

  解放后,董竹君多次受到陈毅、周恩来的接见。1951年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在上海设立一个招待中央首长、高级干部及外宾们的安全而有保卫工作的高级食宿场所,选中了董竹君的锦江川菜馆。于是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合并,在长乐路89号成立锦江饭店。那里原本是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13层楼”),从此锦江饭店创立,直至今日……

  田云樵1909年7月29日出生于山东潍县西关田家大院,说话带有明显的山东口音。田家大院是一座清朝的老院落,这里出了三位颇有成就的人物:一是“田老二”——田云樵的二哥田仲济——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教授,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二是在田家大院出生的李燧英(原名隋家干,他的姐姐隋培素后来成为田云樵的妻子),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至于“田老三”——田云樵——则鲜为人知,因为他一直在秘密岗位上工作。

  田云樵告诉我,其实“田云樵”是他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想不到这化名一直用到今天。他原名田荩宽,而做地下工作时,要不断改名,他用过田忠符、田修华、田逸村等名字。他有一时期连姓都改了,化名“宋硕吾”,所以人称“宋先生”“宋老板”。我问他当年化名“云樵”的含义,他笑着说,“云中樵夫”,时隐时现。

  这位山东大汉,是1931年11月入党的资深中共老党员。据云,他入党不久,在山东济南做政治交通员。他在山东益都师范学校求学时用本名田荩宽,这时改名田忠符。他的任务是掩护、保卫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最初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叫“老柳”,真实姓名叫武平。后“老柳”在青岛被捕、叛变,上级派来新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老马”。

  有一回,他陪“老马”去澡堂洗澡,“老马”特地嘱咐要一个单间。单间的费用当然贵,他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老马”在经费不宽裕的情况下坚持要单间。他陪同“老马”进入单间,见到“老马”遍体鳞伤,方知“老马”为什么要单间。后来他才知道,“老马”原来是任弼时的堂弟任作民,不久前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时被捕,受到敌人严刑拷打,敌人用皮鞭抽、烙铁烫,他坚不吐实,才终于获释。田云樵从任作民身上,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1932年12月,田云樵的住处遭到警察搜查,他的一件行李中有他和一些同志的合影。任作民的警惕性很高,一方面批评他做秘密工作不能拍照,一方面令他当夜和妻子一起乘火车转移到上海。

  田云樵告诉我,他是在1929年结婚的,当时他20岁,新娘是潍县田家大院隋家的18岁长女隋培素。隋培素也是中共党员。

  这是田云樵第一次来到上海。按照任作民的嘱咐,田云樵和隋培素来到上海福建路吉祥里,住在那里的吉安大旅馆。任作民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会派人到这家旅店跟他联系,还交代了接头的暗号。

  田云樵在吉安大旅馆苦等了半个月,所带的经费都用光,隋培素也因水土不服而病倒。正在焦急万分之际,上海地下党的联系人终于出现。

  之后,田云樵夫妇转移到另一处安身。不过,他俩有浓重的山东口音,而且对上海陌生,不易在上海开展工作,而北平那里需要人。在上海住了两个月,田云樵夫妇奉党组织之命,到北平工作。中共上海地下党给田云樵写了接头用的信件,田云樵把这张字条缝在毯子里。途经天津时,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搜查。士兵用刺刀挑开毯子,田云樵安之若素,处之泰然。还好,国民党士兵没有发现那封信件。

  到了北平,按照联络地点以及接头信件,田云樵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一位姓李的同志接上关系(后来才知道,这位李同志就是李培南,解放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交给田云樵的任务是建立秘密联络点。在北平,他改名田修华,在北海附近开了一家“艺海书店”。从此,那里成为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一个接头、开会、交换情报、掩护同志的场所。

  正当田云樵把北平的“艺海书店”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突然接到地下党派人急急送来的字条:“党内有14名同志被捕,请火速转移。”

  田云樵立即把“艺海书店”关闭,和妻子迅速回到故乡山东潍县。这时,田云樵失去了中共组织关系,只得在潍县中学当代课教师。1936年4月,田云樵到上海协助李一凡筹办《文化报》,终于在上海寻到党组织。

  1937年,田云樵进入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习。此后,他在八路军115师工作,转战苏鲁豫皖。后来他到新四军工作,担任过江苏淮安县大队、县总队、县武工大队的队长。

  1945年,田云樵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敌工部(后来改称城市工作部)工作,部长为张登(即沙文汉的化名,解放后沙文汉任浙江省省长)。受沙文汉派遣,田云樵来到上海,跟董竹君建立了联系。在上海,他化名宋硕吾。

  在上海,满口山东话的人容易引起特务怀疑。为了让田云樵在上海长期立足,沙文汉给田云樵配备了一个助手,她便是来自上海的女学生、中共党员张朝素(化名方寺)。张朝素出身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在上海长大,熟悉上海。

  党组织要田云樵在上海建立一个地下联络站。田云樵打算重操旧业——在上海开设一家书店,作为地下联络点。

  1946年初,田云樵来到上海,在董竹君家住了三个月,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生活。

  “宋老板”看中上海市中心淮海路的一幢三层房屋,便在那里开设了书店。楼下是书店,楼上是住家,三楼则是地下党开会以及电台工作的地方。这时候,为了便于在书店用上海话接待顾客,张朝素的身份是“宋太太”,而生了孩子的隋培素则成了“奶妈”。

  淮海路人多眼杂,书店很快引起特务的注意。隋培素有一次外出,回来时书店里出现搜查的特务,而“宋老板”与“宋太太”不见了踪影。

  隋培素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不得不回山东老家,从此一直在山东潍县生活,直至2007年去世,享年96岁。

  “宋老板”与“宋太太”躲过了警察的搜查,却无法回到淮海路书店,只得在外借住旅馆。

  很巧,此时田云樵的二哥田仲济也从重庆来到上海工作。抗战期间,1942年田仲济在重庆任东方书社编辑主任、总编辑,并与臧克家等合编《东方文艺丛书》。抗战胜利之后,他前往上海,担任现代出版社总编辑兼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文艺教授,住在上海虹口多伦路202弄71号一幢三层楼房里。由于田仲济是专注于学术的知名学者,不会被特务们所注意,于是,“宋老板”与“宋太太”便搬来同住。这时,兄弟俩一个姓田,一个姓宋,怎么行呢?于是“宋硕吾”改名田云樵,而张朝素则成为名副其实“田太太”,跟田云樵结为夫妻。

  之后,田云樵调往中共中央上海局从事特工工作。

  田云樵从张朝素的胞兄张朝杰那里得知重要情报:周佛海之子周幼海是张朝杰的中学同学,希望通过张朝杰寻找中共党组织。众所周知,周佛海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叛党成为国民党要员,后来又成了汉奸,出任日伪的上海市市长。尽管周佛海堕落为汉奸,但是他的儿子周幼海却与父亲背道而驰。田云樵得知,周幼海在重庆的时候便曾经来到中共办事处求见董必武,因为他知道周佛海和董必武同为中共“一大”代表,有过交往。董必武的秘书接待了他。他提出希望到延安去,秘书称赞了他的革命热情,但是由于他没有带任何组织介绍信,不便马上安排他去延安,秘书只得说“现在去还不方便”。

  周幼海千方百计寻找中共组织,在1946年6月初来到上海。这时,他得知母亲杨淑慧已被军统特务押回上海,正在逼她交出财产。他不敢回家,躲在上海复兴公园附近的一幢公寓里。他得知老同学张朝杰的妹妹是共产党员,喜出望外,要求见面。

  张朝杰马上把情况转告了田云樵。于是,张朝杰带周幼海来到江西中路的永康大楼,在那儿的一个写字间里跟田云樵见面。周幼海表示了要求投奔革命根据地的愿望。事后,田云樵请示上级,同意了周幼海的请求。

  这样,在1946年6月底,周幼海由田云樵安排来到淮阴,找到了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社会部副部长扬帆热情地接待了周幼海。他改名周之友。

  1946年8月2日,是周幼海人生的转折点。这天,经扬帆、何荦介绍,周幼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身份是“特别党员”,候补期两年(1948年3月由田云樵向他宣布转正)。举行入党仪式时,恽逸群也在场。

  入党之后,周幼海被扬帆派回上海,在田云樵的领导下工作。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只和田云樵保持单线联系。

  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张执一任书记,田云樵、李正文、王锡珍(即陈约珥)等为策反委员。策反工作委员会在辣斐德路(今复兴西路)租了一套公寓作为联络点,由张朝杰、叶佩仪夫妇住在那里。机关的支部书记为陈黄瑛,交通员为刘敏兰。周幼海在田云樵领导下从事策反工作。张朝杰于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便是田云樵。

  那时,周幼海的公开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的交易所里做投机生意的商人。他在中央大楼租了写字间,化名“周开理”,在永大银行开了户头。表面上,这位“大公子”正忙于生意,整天跟“孔方兄”打交道,而实际上,他是在“孔方兄”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

  形势日益吃紧,不知内情的朋友不断地提醒他:“陈公博的子女到国外去了,汪精卫的子女到国外去了。”言外之意,劝他赶紧滑脚。他呢,也就顺着这些话,说自己正打算去“英国留学”。

  周幼海曾参加“国民政治协会”活动,与李洁、胡伯敏、汤济溪等策反了浙东税警大队长。他也曾策反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他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策反工作。

  他还竭尽自己的能力为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据不完全统计,周幼海交给地下党黄金12根(大条)、港币375万元、美金5000元,还有翡翠6块、红蓝宝石2枚。在1949年4月,又交给地下党2000美元。解放初,杨淑慧“分家”,分给周幼海1万美元,他又全部通过赵铮转交扬帆。据估计,周幼海总共向共产党组织上交了总额约为10万美元的资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于革命的一片赤胆忠心。当杨淑慧知道他把钱交给了共产党,曾气急败坏地说:“这么多的钱,够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的。你都交掉了,将来怎么办?”

  周幼海曾以周佛海家属身份陪伴杨淑慧,“名正言顺”地前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周佛海。当时,在战场上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垒的国民党将军之中,有好几位是周佛海的旧部下。周幼海从父亲那里探听情况,为策反工作提供重要情报。

  周幼海在上海秘密地收购手枪,逐批交给地下交通员运往苏北。有一回,风声甚紧,家中面临搜查的危险,周幼海和妻子匆忙把手枪藏在地毯下面。

  1947年夏,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成立帮会工作委员会,田云樵任书记。上海是青帮红帮的发源地,田云樵混入帮会,做统战工作。

  田云樵从青帮女帮主李志慎那里得知,她收养了一个孤儿,乃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烈士蔡和森之子蔡林。田云樵立即报告中共中央上海局。不久中央来电报证实,蔡和森遗孤确实叫蔡林。田云樵马上采取措施,把蔡林安排在汾阳路的白公馆保护起来。

  田云樵记得,1948年底的一天,著名诗人臧克家突然来敲田仲济家的门,因为他当时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不得不前来老朋友田仲济多伦路家中躲避。田仲济理所当然收留了臧克家。

  然而,田仲济并不知道弟弟田云樵是特务们更为关注的人物。黎明前,最黑暗。由于担心特务们追踪臧克家而使自己暴露,田云樵当即决定搬离多伦路。

  田云樵回忆,那段时间,由于情况多变,他和张朝素不断迁居,在上海北四川路、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太原路等处都住过。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田云樵受命策反驻在上海的国民党伞兵第3团。伞兵第3团大约2000人,团长刘农畯经过策反,成为中共秘密党员。4月12日,伞兵第3团集结,在上海杨树浦上船。部队按计划原本是要驶往厦门,但经过田云樵策划,伞兵第3团在驶出黄浦江之后,宣布起义,向北驶往连云港,投向解放区。这件事后来曾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通电嘉奖。

  随着南京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朝上海进军。田云樵被中共党组织任命为沪西人民保安队大队长,马纯古任政治委员,组织沪西地区的工人护厂,迎接解放。

  就在这时候,田云樵接到紧急任务,策反守备上海的国民党第51军。当时,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已经带着他的5万精兵在吴淞口准备从海上逃跑,而把守护上海市区的任务交给第51军。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推进到苏州河南岸时,国民党第51军布防于苏州河北岸,两军隔河相对。如果国民党第51军顽固地凭借上海的高楼大厦展开巷战,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在巷战中无法发挥作用,那么面临的将是一场恶战,不仅将牺牲很多战士,而且会损坏上海很多楼房。所以策反第51军,就可以使上海市区避免一场灾难。第51军军长是王秉钺中将,田云樵过去曾经了解过他,并试图策反,但是没有成功。眼下第51军已经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田云樵认为策反有十足的把握。

  5月25日上午10时,田云樵派出国民党军队的投诚人员、王秉钺的老朋友王中民(原国民党少将)作为谈判使者,打算走过苏州河上的造币厂桥,走向国民党第51军阵地,但是第51军射来密集的枪弹,使王中民无法上桥。王中民急中生智,手持写着“和平使者”的牌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位参谋的护送下,走过苏州河上的造币厂桥,走向第51军防区。田云樵告诉王中民,他守在江宁路第二劳工医院解放军第81师师部的电话旁,如果在谈判中出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

  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出乎意料,在第51军军部王中民见到的不是王秉钺,却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后来才知道,5月16日在浦东白龙港战斗中,第51军军长王秉钺被俘,汤恩伯让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兼任第51军军长。王中民向刘昌义说明来意,说是共产党派他来商议起义之事。刘昌义问,谁相信你能够代表共产党?王中民说,可以跟共产党代表直接通话。于是王中民让刘昌义接通了苏州河对岸第二劳工医院的电话,田云樵正等在那里。田云樵在电话中对刘昌义说:“王中民是我们派去的。现在形势逼人,突围是绝对不可能了,放下武器是唯一出路。”田云樵陈明利害,讲明政策,欢迎刘昌义过桥谈判,并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刘昌义非蒋介石嫡系,属于杂牌军,在田云樵的策反下,同意过河谈判。在5月25日下午,刘昌义与王中民、军法处长魏震亚乘坐吉普车,在两辆坦克的保护下,通过造币厂桥,驶向南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临走,刘昌义对留守在军部的参谋长王震潭说:“如果汤恩伯司令来电话,就说我到前线视察去了。”

  在田云樵陪同下,刘昌义先是与解放军第81师师长罗维道谈判,然后又与军长聂凤智谈判。谈判成功之后,田云樵送刘昌义过造币厂桥,进入国民党第51军阵地。

  刘昌义毕竟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他向第51军下达了起义命令,第51军执行了他的命令。就这样,第51军在5月26日中午终于起义。在刘昌义指挥下,第51军沿苏州河向北撤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使上海市中心避免了一场血战。

  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这一天,成为上海的历史性的日子。田云樵这位隐蔽战线上的红色特工,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解放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总指挥聂凤智将军曾这样说过:“追忆此次对刘部的策动工作,确为田云樵同志在枪林弹雨中,亲临两地前线奋不顾身所努力进行的成果。”

  刘昌义起义有功,解放后受到优待,而被俘的第51军原军长王秉钺则成为战犯,直至1975年获释,在美国度过晚年。

  上海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兼社会处处长。社会处下辖三个室,田云樵为二室主任。

  当年从事地下策反、情报工作的人员转入社会处。他们接到通知,聚集一堂。这时,他们才彼此知道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工作——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只有垂直的单线联系,没有横向联系。田云樵记得,当时周幼海非常惊讶地对他说:“有这么多的同志呀!”

  田云樵还担任了上海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处长。遗憾的是,1955年6月,田云樵受“潘汉年、扬帆冤案”株连,被捕入狱达七年之久,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获得平反,先后担任上海市新浦机器厂副厂长、党委书记,上海市机电一局复查组组长等职。田云樵于1983年12月离休。1985年,张朝素病故。

  我与红色特工面对面,深为他讲述的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故事而感动。

  此后,我写了关于周佛海之子周幼海的报告文学,给他寄去:

  田云樵、田夫同志:

  大函敬悉,谢谢。

  关于周之友的报道最近已发表,附上。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今天,正值上海国家安全局40周年大庆,将给到会的扬帆、何荦等老同志一一送上这份杂志。

  董竹君女士的情况,过去从《团结报》及文中资料上见过。不知她现住何处?北京我常去的,以后当可前往拜望。

  祝

  如意!

  叶永烈上

  1991年9月11日

  田云樵依然关注着董竹君,期望我能够为这位传奇的巾帼豪杰写一部长篇传记——

  永烈同志:

  信和大作已收阅。因近抱采薪之忧,未及时作复,望恕宥。昨接上海家里电话,始知您为此很挂记,曾两次给上海家电话询及,实在对不起,十分抱歉。

  您的大作我们已拜读,史实相符,内容生动,文字流畅,很感人,对青年人很有教育意义。

  据闻您的作品已出版一百几十部,堪称多产作家。除《红色的起点》外,其他作品我们都未读过,很感歉然。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汇款去,请您烦神代选购几本。当然,要是购书有难处,也不必强求。可能出版时间太久,书店已无存货,就不要勉为其难了。如《红色的起点》北京作家书店就已卖光了。

  董竹君老人处我近日曾去拜访过,她的初稿约30万字左右,只是最后两章尚未脱稿,她的意思待她最后脱稿后,欢迎您驾临采访,她很乐意接见您。

  您有机会到北京时,欢迎到我们家做客。有什么须在北京办理,可函告,我们当尽力而为。

  祝

  阖府安乐!

  云樵

  田夫

  1991年10月11日

  田云樵于2003年10月7日病逝,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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