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陈独秀的秘密夫人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陈独秀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陈独秀曾经离奇地失踪了一段时间，没有历史记载。我因写作《红色的起点》涉及陈独秀，访问了当年陈独秀的秘书、密友郑超麟先生。郑先生当时已 90岁高龄，记忆力不错。他向我透露了其失踪的鲜为人知的原因：“陈独秀因为患伤寒病住进医院，那时候陈独秀与一个女人同居，所以他不愿让任何人上他家。他住进医院，也是由那个女人照料生活，不愿让其他人知道。”郑超麟终于说出了其中的“秘密”…… 离奇的陈独秀失踪事件 在中共党史上，总书记失踪事件绝无仅有，发生过一回…… 事情发生在1926年1月下旬，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总书记哪里去了?是被敌人秘密拘捕、暗杀，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陈独秀是中共早期的首脑人物。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 央局书记，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二大”、“三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长，也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四大”、“五大”上，陈独秀担任总书记。陈独秀连任中 共五届总书记，而且又是“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语)，名声很大，引人注目，所以他 的行踪隐秘，以避开敌探耳目。他的住处经常搬动，而且地址绝对保密。中央和他往往单线 联系。在1926年初，是由中共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和陈独秀单线联系的。 当时陈独秀住在上海。他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926年1月中旬接见从广州参加国 民党“二大”后回沪的朱蕴山。通常会见客人或者开会，陈独秀总是到上海虬江大戏院西边 广东街上正兴里任作民住处来，从不让客人上他家。会见朱蕴山时，陈独秀听取了汇报，并 派柯庆施、薛卓汉和他前往安徽，开展工作。 此后，陈独秀多日未来任作民处办公。往日，他常去的上海长沙路亚东图书馆编辑 所，也不见他的踪影。这时陈独秀的家连任作民都不知道。 中央机关与总书记失去了联系，不由得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来到上海，急于见父亲一面。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 1922年入党，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即省 委书记)。陈延年来到上海亚东图书馆，找到经理汪孟邹。汪是陈独秀的密友，居然也不知 陈独秀的下落。四处寻找，杳无音讯。 大家都急了。陈延年甚至急得流泪了。大家猜测：凶多吉少! 陈独秀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进国民党右派的耳朵里去。国民党右派趁机放出谣 言：陈独秀秘密前往武汉去了，去勾结军阀吴佩孚! 于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1926年1月21日出版的第143期上发表了题为 《国民党右派的小伎俩》一文，对国民党右派的谣言加以驳斥。 不过，陈独秀究竟在哪里?中共中央机关也心中无数。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被敌 人暗中抓去。中央派出了青年团员高尔柏，来到上海远郊的松江县城。高尔柏是松江人，而 当时的江苏省长陈陶遗也是松江人，高、陈两家有着世交之谊。高尔柏见到了正在松江的陈 陶遗，转弯抹角地摸动态，结果陈陶遗一句也没提到过陈独秀，似乎他们没有抓到过陈独秀。 实在找不到陈独秀，只得由任作民出面在《民国日报》上登载了“寻人启事”(联 络暗号)。见报之后，依然毫无音讯! 直至2月下旬，陈独秀突然出现在任作民的住处!陈独秀笑嘻嘻的，一点也没有被捕 的样子。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获知总书记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陈延年正准备上船离沪， 也被急急召回，父子相见，格外高兴。 总书记“失踪”一个来月，到哪里去了呢?据陈独秀解释说，他在1月下旬突然患伤 寒，住进了医院，于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医院里，他看到了《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启 事”。他以为反正过些日子就可康复出院，所以没有马上与任作民联系…… 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此事被1926年2月下旬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称之 为“陈独秀失踪”事件。 　　 陈独秀的三次婚姻 　　陈独秀曾结婚三次。他先后的三位夫人，都是公开结合的： 陈独秀的结发之妻叫高晓岚。结婚时陈独秀 17 岁，高晓岚20 岁。高晓岚是清朝安徽安庆营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陈独秀是安庆人）。这一婚姻是由陈独秀的母亲和他的叔父陈衍庶择定的（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早亡）。婚后，高晓岚生三子一女，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筱秀。高晓岚是一旧式女子，文盲，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不止一世纪”。随着陈独秀日趋进步，走向革命，家庭矛盾日深。高晓岚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喜爱文学，思想进步。陈独秀与高君曼意趣相投，产生热恋。1909 年，31 岁的陈独秀和高君曼正式同居。后来，高君曼生了一子一女，即陈鹤年、陈子美。 　　高晓岚于 1930 年 8 月去世。翌年，高君曼病逝。 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叫潘兰珍，比他小 20 岁，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1930 年，陈独秀和潘兰珍在上海同居。当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的政治身份。直至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她才明白陈独秀的真实面目。但她没有离陈独秀而去。陈出狱后，她一直与其生活在一起，直至陈独秀 1942 年 5 月 27 日晚病故于四川江津。 　　高晓岚、高君曼、潘兰珍都与陈独秀先后共同生活多年，三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公开的。唯一例外的，便是那位造成“总书记失踪”事件的女人。当时，陈独秀与高君曼已分居而未离婚。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造成陈独秀与高君曼不和的原因，便是因为陈独秀另有所爱。那个女人究竟是谁？郑超麟从未见过她，陈独秀也未谈起她。关于她，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 1954 年 2 月 23 日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里，倒是提及几笔： 　　1922 年陈独秀出狱以后，仍住在（上海）老渔阳里 2 号，他被拘留的时间，不过两星期，他的寓所并没有党的文件（文件都在辅德里 625 号），所以他在原寓所还住了两个多月。4 月间，他一个人曾在（上海）南成都路靠马路的住房中，租了楼上一间统厢房住下，我曾去过这地方。他在这里也 只住了一个月。5 月间，他又搬到上海县地界住下。他的住所并不曾通知我，每隔三五日到我的寓所来处理一些文件。他在上海县地界的寓所，只有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同志知道，因为李启汉在上海县地界无意中遇到了陈独秀，才进到他的寓所去，据说有一个年青的女子和陈独秀同住着。这位“年青的女子”是谁？李达不知道。李达夫人王会悟在她的回忆录《忆往事》中，也曾提及：“当时党中央是秘密的，李达白天不大出门，有关信、稿等日常事务常由我做，我总要费力才能找到陈独秀。随后从陈独秀的妻子口中才得知，陈独秀另租小房子和另一女子同居。 　　笔者在 1989、1990 年曾几度访问王会悟，问及她所说的“另一女子”是什么样的人物，王会悟说她从未见过。那位青年女子确实是一个谜。她是谁？ 　　　　　　　 据称“陈独秀女儿”的人 　　雪泥鸿爪，毕竟还是有踪迹可寻。据郑超麟回忆，在陈独秀去世之后，潘兰珍曾跟他说及一桩往事：1937年 8 月，陈独秀在南京获释。9 月中旬，由潘兰珍陪同前往武汉，住在汉口德润里。陈独秀曾在汉口青年会发表讲演。一天，忽有一位十三四岁姑娘前来汉口青年会找陈独秀，自称是陈独秀之女，名叫陈虹。陈独秀与陈虹会面时，潘兰珍在侧。潘兰珍在此之前，从未听　叶永烈：陈独秀的秘密夫人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陈独秀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陈独秀曾经离奇地失踪了一段时间，没有历史记载。我因写作《红色的起点》涉及陈独秀，访问了当年陈独秀的秘书、密友郑超麟先生。郑先生当时已 90岁高龄，记忆力不错。他向我透露了其失踪的鲜为人知的原因：“陈独秀因为患伤寒病住进医院，那时候陈独秀与一个女人同居，所以他不愿让任何人上他家。他住进医院，也是由那个女人照料生活，不愿让其他人知道。”郑超麟终于说出了其中的“秘密”……
    

                   离奇的陈独秀失踪事件

 
    在中共党史上，总书记失踪事件绝无仅有，发生过一回……邻居看过，平常放在阁楼里。此外，还有全套银质餐具。 　　1969 年，王蔚如死后，施芝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曾向居民委员会申请困难补助。她只领过一个月，就有人反映说她生活不困难。这话传进她的耳朵，她就声言不要补助，从此再也没有领过。她靠着变卖家中细软过日子，生活不错。她常常喜欢独自在家玩牌。 每逢阴历除夕，看她太孤单了，另一幢楼里杨家老太太总是请她去吃年夜饭。那杨家老太太跟她是小姐妹，有几十年友谊，可惜现已去世。据杨老太太的女儿回忆，施芝英喝酒之后，话便多起来，总说待她最好的是“老陈”。杨家不知“老陈”何人，她轻声答：“陈独秀呀！”于是，她说起那时如何跟陈独秀一起生活，一起躲躲藏藏，做地下工作。杨家的人听得稀里糊涂，以为施老太太（杨家称她“大大姆妈”）大约酒后说胡话，谁都没有当真。年迈之人常常怀念青春岁月。据邻居周阿姨回忆，施芝英在王蔚如去世之后，也多次跟她聊起“老陈”。只是周阿姨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她不好意思多问人家前夫的情况，但施芝英看见那张大照片，常爱唠叨不停。 她甚为怀念那位“老陈” 　　施芝英是怎样离世的呢？ 　　邻居周阿姨对此最为了解。她记得，施芝英死于 1973 年冬至翌日（我查了一下《万年历》，1973 年的冬至为 12 月 22 日，翌日即 23 日，与户籍档 案所载施芝英死亡日期完全一致）。冬至，上海人称“冬节”，一般要吃进补之类东西过节。这天，施芝英在菜场排队买了两只猪蹄膀，和人参一起炖汤。她和周阿姨共用一个灶间，所以周阿姨知道她这次如何过冬节。那天，施芝英一切都很正常。 　　夜里，周阿姨已睡下，忽听施芝英一声声呼喊她。她急忙起床，推施芝英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她喊来居委会干部，用劲推门，总算推开门。一进屋，见施芝英坐在痰盂上，腹泻。居民委员会干部急忙喊来“大姑娘”。这位“大姑娘”是环卫工人，倒马桶的，力气大，大家都叫她“大姑娘”。“大姑娘”当即背起施芝英，送往附近普安路 185 号的曙光医院。 　　经医生检查，认为病情不算很重。如果要住院的话，要有人陪同、照料。居委会干部考虑到施芝英独自居住，没有亲人可以陪同、照料，便决定仍由“大姑娘”背回家中。到家后，施芝英神态清醒，叫“大姑娘”把她放在床上，连声道谢，还请她把房门关好。周阿姨记得，这时大约已是深夜 12 时。翌日清早，不见屋里有动静。周阿姨在门外叫喊了一声，也无人答应。于是，推门探视，见施芝英已死于床上。据医生诊断，施芝英死于脑溢血。施芝英身边无人，请谁料理后事呢？居委会干部记得，四年前王蔚如死后，骨灰盒是由他的子女送回南通安葬的。王蔚如的前妻生三子一女，在南通。于是，拍电报到南通，王的外孙女等赶来，料理后事，决定施芝英火化之后不要骨灰。王的外孙女清理了遗物，装了一卡车，运回南通。那个装有施芝英大照片的镜框被拆过，不要，扔进了垃圾堆。 　　邻居之中有位中学生，名叫刘科达，出于好奇，翻看那被扔掉的照片，发现在施芝英的大照片背面，有一张同样大的照片。唷，照片上是一个神气潇洒的男人，穿笔挺西装，理大包头，手握“司的克”（手杖）至今，刘科达仍清楚记得照片上的形象，向笔者叙述着。邻居们明白，那穿西装的男人，便是施芝英生前常常说起的“老陈”。 消息传入杨家，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施芝英酒后的话，并非胡言，那“老陈”便是陈独秀！怪不得，我在门口遇见那位 30 来岁的男子，一见面便提到陈独秀——他是刘科达的弟弟。他们后来从书报上见到陈独秀的照片，发觉正是施芝英所珍藏的大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王蔚如的后人扔掉那个镜框，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施芝英是王蔚如的续弦，与他们原本隔着一层，何况镜框里又藏着施芝英前夫的照片，“理所当然”弃之如敝屣。 　　至于那两张大照片被扔进垃圾堆之后的命运，不得而知。倘今日尚存，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了。 　　另外，据邻居们的目击，王家后人走后，施芝英屋里满地撒着解放前的旧纸币。 　　据云，施芝英与王蔚如结合后，未生养。那个王美珍的身世，眼下不得而知。在陈独秀之后，王蔚如之前，施芝英是否另嫁他人，亦不知道。 　　施芝英的经历，经过这样多方查访，总算大致明朗化了。她曾与陈独秀有过几年婚恋，这是无疑的。“总书记失踪”的真相，也已清楚。当然，将来也许会查找到更详尽的史料，以求弄清陈独秀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事情发生在1926年1月下旬，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总书记哪里去了?是被敌人秘密拘捕、暗杀，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陈独秀是中共早期的首脑人物。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
央局书记，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二大”、“三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长，也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四大”、“五大”上，陈独秀担任总书记。陈独秀连任中
共五届总书记，而且又是“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语)，名声很大，引人注目，所以他
的行踪隐秘，以避开敌探耳目。他的住处经常搬动，而且地址绝对保密。中央和他往往单线
联系。在1926年初，是由中共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和陈独秀单线联系的。
     当时陈独秀住在上海。他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926年1月中旬接见从广州参加国　叶永烈：陈独秀的秘密夫人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陈独秀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陈独秀曾经离奇地失踪了一段时间，没有历史记载。我因写作《红色的起点》涉及陈独秀，访问了当年陈独秀的秘书、密友郑超麟先生。郑先生当时已 90岁高龄，记忆力不错。他向我透露了其失踪的鲜为人知的原因：“陈独秀因为患伤寒病住进医院，那时候陈独秀与一个女人同居，所以他不愿让任何人上他家。他住进医院，也是由那个女人照料生活，不愿让其他人知道。”郑超麟终于说出了其中的“秘密”…… 离奇的陈独秀失踪事件 在中共党史上，总书记失踪事件绝无仅有，发生过一回…… 事情发生在1926年1月下旬，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总书记哪里去了?是被敌人秘密拘捕、暗杀，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陈独秀是中共早期的首脑人物。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 央局书记，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二大”、“三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长，也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四大”、“五大”上，陈独秀担任总书记。陈独秀连任中 共五届总书记，而且又是“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语)，名声很大，引人注目，所以他 的行踪隐秘，以避开敌探耳目。他的住处经常搬动，而且地址绝对保密。中央和他往往单线 联系。在1926年初，是由中共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和陈独秀单线联系的。 当时陈独秀住在上海。他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926年1月中旬接见从广州参加国 民党“二大”后回沪的朱蕴山。通常会见客人或者开会，陈独秀总是到上海虬江大戏院西边 广东街上正兴里任作民住处来，从不让客人上他家。会见朱蕴山时，陈独秀听取了汇报，并 派柯庆施、薛卓汉和他前往安徽，开展工作。 此后，陈独秀多日未来任作民处办公。往日，他常去的上海长沙路亚东图书馆编辑 所，也不见他的踪影。这时陈独秀的家连任作民都不知道。 中央机关与总书记失去了联系，不由得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来到上海，急于见父亲一面。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 1922年入党，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即省 委书记)。陈延年来到上海亚东图书馆，找到经理汪孟邹。汪是陈独秀的密友，居然也不知 陈独秀的下落。四处寻找，杳无音讯。 大家都急了。陈延年甚至急得流泪了。大家猜测：凶多吉少! 陈独秀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进国民党右派的耳朵里去。国民党右派趁机放出谣 言：陈独秀秘密前往武汉去了，去勾结军阀吴佩孚! 于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1926年1月21日出版的第143期上发表了题为 《国民党右派的小伎俩》一文，对国民党右派的谣言加以驳斥。 不过，陈独秀究竟在哪里?中共中央机关也心中无数。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被敌 人暗中抓去。中央派出了青年团员高尔柏，来到上海远郊的松江县城。高尔柏是松江人，而 当时的江苏省长陈陶遗也是松江人，高、陈两家有着世交之谊。高尔柏见到了正在松江的陈 陶遗，转弯抹角地摸动态，结果陈陶遗一句也没提到过陈独秀，似乎他们没有抓到过陈独秀。 实在找不到陈独秀，只得由任作民出面在《民国日报》上登载了“寻人启事”(联 络暗号)。见报之后，依然毫无音讯! 直至2月下旬，陈独秀突然出现在任作民的住处!陈独秀笑嘻嘻的，一点也没有被捕 的样子。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获知总书记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陈延年正准备上船离沪， 也被急急召回，父子相见，格外高兴。 总书记“失踪”一个来月，到哪里去了呢?据陈独秀解释说，他在1月下旬突然患伤 寒，住进了医院，于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医院里，他看到了《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启 事”。他以为反正过些日子就可康复出院，所以没有马上与任作民联系…… 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此事被1926年2月下旬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称之 为“陈独秀失踪”事件。 　　 陈独秀的三次婚姻 　　陈独秀曾结婚三次。他先后的三位夫人，都是公开结合的： 陈独秀的结发之妻叫高晓岚。结婚时陈独秀 17 岁，高晓岚20 岁。高晓岚是清朝安徽安庆营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陈独秀是安庆人）。这一婚姻是由陈独秀的母亲和他的叔父陈衍庶择定的（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早亡）。婚后，高晓岚生三子一女，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筱秀。高晓岚是一旧式女子，文盲，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不止一世纪”。随着陈独秀日趋进步，走向革命，家庭矛盾日深。高晓岚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喜爱文学，思想进步。陈独秀与高君曼意趣相投，产生热恋。1909 年，31 岁的陈独秀和高君曼正式同居。后来，高君曼生了一子一女，即陈鹤年、陈子美。 　　高晓岚于 1930 年 8 月去世。翌年，高君曼病逝。 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叫潘兰珍，比他小 20 岁，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1930 年，陈独秀和潘兰珍在上海同居。当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的政治身份。直至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她才明白陈独秀的真实面目。但她没有离陈独秀而去。陈出狱后，她一直与其生活在一起，直至陈独秀 1942 年 5 月 27 日晚病故于四川江津。 　　高晓岚、高君曼、潘兰珍都与陈独秀先后共同生活多年，三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公开的。唯一例外的，便是那位造成“总书记失踪”事件的女人。当时，陈独秀与高君曼已分居而未离婚。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造成陈独秀与高君曼不和的原因，便是因为陈独秀另有所爱。那个女人究竟是谁？郑超麟从未见过她，陈独秀也未谈起她。关于她，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 1954 年 2 月 23 日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里，倒是提及几笔： 　　1922 年陈独秀出狱以后，仍住在（上海）老渔阳里 2 号，他被拘留的时间，不过两星期，他的寓所并没有党的文件（文件都在辅德里 625 号），所以他在原寓所还住了两个多月。4 月间，他一个人曾在（上海）南成都路靠马路的住房中，租了楼上一间统厢房住下，我曾去过这地方。他在这里也 只住了一个月。5 月间，他又搬到上海县地界住下。他的住所并不曾通知我，每隔三五日到我的寓所来处理一些文件。他在上海县地界的寓所，只有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同志知道，因为李启汉在上海县地界无意中遇到了陈独秀，才进到他的寓所去，据说有一个年青的女子和陈独秀同住着。这位“年青的女子”是谁？李达不知道。李达夫人王会悟在她的回忆录《忆往事》中，也曾提及：“当时党中央是秘密的，李达白天不大出门，有关信、稿等日常事务常由我做，我总要费力才能找到陈独秀。随后从陈独秀的妻子口中才得知，陈独秀另租小房子和另一女子同居。 　　笔者在 1989、1990 年曾几度访问王会悟，问及她所说的“另一女子”是什么样的人物，王会悟说她从未见过。那位青年女子确实是一个谜。她是谁？ 　　　　　　　 据称“陈独秀女儿”的人 　　雪泥鸿爪，毕竟还是有踪迹可寻。据郑超麟回忆，在陈独秀去世之后，潘兰珍曾跟他说及一桩往事：1937年 8 月，陈独秀在南京获释。9 月中旬，由潘兰珍陪同前往武汉，住在汉口德润里。陈独秀曾在汉口青年会发表讲演。一天，忽有一位十三四岁姑娘前来汉口青年会找陈独秀，自称是陈独秀之女，名叫陈虹。陈独秀与陈虹会面时，潘兰珍在侧。潘兰珍在此之前，从未听
民党“二大”后回沪的朱蕴山。通常会见客人或者开会，陈独秀总是到上海虬江大戏院西边
广东街上正兴里任作民住处来，从不让客人上他家。会见朱蕴山时，陈独秀听取了汇报，并
派柯庆施、薛卓汉和他前往安徽，开展工作。邻居看过，平常放在阁楼里。此外，还有全套银质餐具。 　　1969 年，王蔚如死后，施芝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曾向居民委员会申请困难补助。她只领过一个月，就有人反映说她生活不困难。这话传进她的耳朵，她就声言不要补助，从此再也没有领过。她靠着变卖家中细软过日子，生活不错。她常常喜欢独自在家玩牌。 每逢阴历除夕，看她太孤单了，另一幢楼里杨家老太太总是请她去吃年夜饭。那杨家老太太跟她是小姐妹，有几十年友谊，可惜现已去世。据杨老太太的女儿回忆，施芝英喝酒之后，话便多起来，总说待她最好的是“老陈”。杨家不知“老陈”何人，她轻声答：“陈独秀呀！”于是，她说起那时如何跟陈独秀一起生活，一起躲躲藏藏，做地下工作。杨家的人听得稀里糊涂，以为施老太太（杨家称她“大大姆妈”）大约酒后说胡话，谁都没有当真。年迈之人常常怀念青春岁月。据邻居周阿姨回忆，施芝英在王蔚如去世之后，也多次跟她聊起“老陈”。只是周阿姨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她不好意思多问人家前夫的情况，但施芝英看见那张大照片，常爱唠叨不停。 她甚为怀念那位“老陈” 　　施芝英是怎样离世的呢？ 　　邻居周阿姨对此最为了解。她记得，施芝英死于 1973 年冬至翌日（我查了一下《万年历》，1973 年的冬至为 12 月 22 日，翌日即 23 日，与户籍档 案所载施芝英死亡日期完全一致）。冬至，上海人称“冬节”，一般要吃进补之类东西过节。这天，施芝英在菜场排队买了两只猪蹄膀，和人参一起炖汤。她和周阿姨共用一个灶间，所以周阿姨知道她这次如何过冬节。那天，施芝英一切都很正常。 　　夜里，周阿姨已睡下，忽听施芝英一声声呼喊她。她急忙起床，推施芝英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她喊来居委会干部，用劲推门，总算推开门。一进屋，见施芝英坐在痰盂上，腹泻。居民委员会干部急忙喊来“大姑娘”。这位“大姑娘”是环卫工人，倒马桶的，力气大，大家都叫她“大姑娘”。“大姑娘”当即背起施芝英，送往附近普安路 185 号的曙光医院。 　　经医生检查，认为病情不算很重。如果要住院的话，要有人陪同、照料。居委会干部考虑到施芝英独自居住，没有亲人可以陪同、照料，便决定仍由“大姑娘”背回家中。到家后，施芝英神态清醒，叫“大姑娘”把她放在床上，连声道谢，还请她把房门关好。周阿姨记得，这时大约已是深夜 12 时。翌日清早，不见屋里有动静。周阿姨在门外叫喊了一声，也无人答应。于是，推门探视，见施芝英已死于床上。据医生诊断，施芝英死于脑溢血。施芝英身边无人，请谁料理后事呢？居委会干部记得，四年前王蔚如死后，骨灰盒是由他的子女送回南通安葬的。王蔚如的前妻生三子一女，在南通。于是，拍电报到南通，王的外孙女等赶来，料理后事，决定施芝英火化之后不要骨灰。王的外孙女清理了遗物，装了一卡车，运回南通。那个装有施芝英大照片的镜框被拆过，不要，扔进了垃圾堆。 　　邻居之中有位中学生，名叫刘科达，出于好奇，翻看那被扔掉的照片，发现在施芝英的大照片背面，有一张同样大的照片。唷，照片上是一个神气潇洒的男人，穿笔挺西装，理大包头，手握“司的克”（手杖）至今，刘科达仍清楚记得照片上的形象，向笔者叙述着。邻居们明白，那穿西装的男人，便是施芝英生前常常说起的“老陈”。 消息传入杨家，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施芝英酒后的话，并非胡言，那“老陈”便是陈独秀！怪不得，我在门口遇见那位 30 来岁的男子，一见面便提到陈独秀——他是刘科达的弟弟。他们后来从书报上见到陈独秀的照片，发觉正是施芝英所珍藏的大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王蔚如的后人扔掉那个镜框，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施芝英是王蔚如的续弦，与他们原本隔着一层，何况镜框里又藏着施芝英前夫的照片，“理所当然”弃之如敝屣。 　　至于那两张大照片被扔进垃圾堆之后的命运，不得而知。倘今日尚存，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了。 　　另外，据邻居们的目击，王家后人走后，施芝英屋里满地撒着解放前的旧纸币。 　　据云，施芝英与王蔚如结合后，未生养。那个王美珍的身世，眼下不得而知。在陈独秀之后，王蔚如之前，施芝英是否另嫁他人，亦不知道。 　　施芝英的经历，经过这样多方查访，总算大致明朗化了。她曾与陈独秀有过几年婚恋，这是无疑的。“总书记失踪”的真相，也已清楚。当然，将来也许会查找到更详尽的史料，以求弄清陈独秀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此后，陈独秀多日未来任作民处办公。往日，他常去的上海长沙路亚东图书馆编辑
所，也不见他的踪影。这时陈独秀的家连任作民都不知道。
 中央机关与总书记失去了联系，不由得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来到上海，急于见父亲一面。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
1922年入党，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即省
委书记)。陈延年来到上海亚东图书馆，找到经理汪孟邹。汪是陈独秀的密友，居然也不知
陈独秀的下落。四处寻找，杳无音讯。
     大家都急了。陈延年甚至急得流泪了。大家猜测：凶多吉少!
 陈独秀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进国民党右派的耳朵里去。国民党右派趁机放出谣邻居看过，平常放在阁楼里。此外，还有全套银质餐具。 　　1969 年，王蔚如死后，施芝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曾向居民委员会申请困难补助。她只领过一个月，就有人反映说她生活不困难。这话传进她的耳朵，她就声言不要补助，从此再也没有领过。她靠着变卖家中细软过日子，生活不错。她常常喜欢独自在家玩牌。 每逢阴历除夕，看她太孤单了，另一幢楼里杨家老太太总是请她去吃年夜饭。那杨家老太太跟她是小姐妹，有几十年友谊，可惜现已去世。据杨老太太的女儿回忆，施芝英喝酒之后，话便多起来，总说待她最好的是“老陈”。杨家不知“老陈”何人，她轻声答：“陈独秀呀！”于是，她说起那时如何跟陈独秀一起生活，一起躲躲藏藏，做地下工作。杨家的人听得稀里糊涂，以为施老太太（杨家称她“大大姆妈”）大约酒后说胡话，谁都没有当真。年迈之人常常怀念青春岁月。据邻居周阿姨回忆，施芝英在王蔚如去世之后，也多次跟她聊起“老陈”。只是周阿姨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她不好意思多问人家前夫的情况，但施芝英看见那张大照片，常爱唠叨不停。 她甚为怀念那位“老陈” 　　施芝英是怎样离世的呢？ 　　邻居周阿姨对此最为了解。她记得，施芝英死于 1973 年冬至翌日（我查了一下《万年历》，1973 年的冬至为 12 月 22 日，翌日即 23 日，与户籍档 案所载施芝英死亡日期完全一致）。冬至，上海人称“冬节”，一般要吃进补之类东西过节。这天，施芝英在菜场排队买了两只猪蹄膀，和人参一起炖汤。她和周阿姨共用一个灶间，所以周阿姨知道她这次如何过冬节。那天，施芝英一切都很正常。 　　夜里，周阿姨已睡下，忽听施芝英一声声呼喊她。她急忙起床，推施芝英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她喊来居委会干部，用劲推门，总算推开门。一进屋，见施芝英坐在痰盂上，腹泻。居民委员会干部急忙喊来“大姑娘”。这位“大姑娘”是环卫工人，倒马桶的，力气大，大家都叫她“大姑娘”。“大姑娘”当即背起施芝英，送往附近普安路 185 号的曙光医院。 　　经医生检查，认为病情不算很重。如果要住院的话，要有人陪同、照料。居委会干部考虑到施芝英独自居住，没有亲人可以陪同、照料，便决定仍由“大姑娘”背回家中。到家后，施芝英神态清醒，叫“大姑娘”把她放在床上，连声道谢，还请她把房门关好。周阿姨记得，这时大约已是深夜 12 时。翌日清早，不见屋里有动静。周阿姨在门外叫喊了一声，也无人答应。于是，推门探视，见施芝英已死于床上。据医生诊断，施芝英死于脑溢血。施芝英身边无人，请谁料理后事呢？居委会干部记得，四年前王蔚如死后，骨灰盒是由他的子女送回南通安葬的。王蔚如的前妻生三子一女，在南通。于是，拍电报到南通，王的外孙女等赶来，料理后事，决定施芝英火化之后不要骨灰。王的外孙女清理了遗物，装了一卡车，运回南通。那个装有施芝英大照片的镜框被拆过，不要，扔进了垃圾堆。 　　邻居之中有位中学生，名叫刘科达，出于好奇，翻看那被扔掉的照片，发现在施芝英的大照片背面，有一张同样大的照片。唷，照片上是一个神气潇洒的男人，穿笔挺西装，理大包头，手握“司的克”（手杖）至今，刘科达仍清楚记得照片上的形象，向笔者叙述着。邻居们明白，那穿西装的男人，便是施芝英生前常常说起的“老陈”。 消息传入杨家，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施芝英酒后的话，并非胡言，那“老陈”便是陈独秀！怪不得，我在门口遇见那位 30 来岁的男子，一见面便提到陈独秀——他是刘科达的弟弟。他们后来从书报上见到陈独秀的照片，发觉正是施芝英所珍藏的大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王蔚如的后人扔掉那个镜框，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施芝英是王蔚如的续弦，与他们原本隔着一层，何况镜框里又藏着施芝英前夫的照片，“理所当然”弃之如敝屣。 　　至于那两张大照片被扔进垃圾堆之后的命运，不得而知。倘今日尚存，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了。 　　另外，据邻居们的目击，王家后人走后，施芝英屋里满地撒着解放前的旧纸币。 　　据云，施芝英与王蔚如结合后，未生养。那个王美珍的身世，眼下不得而知。在陈独秀之后，王蔚如之前，施芝英是否另嫁他人，亦不知道。 　　施芝英的经历，经过这样多方查访，总算大致明朗化了。她曾与陈独秀有过几年婚恋，这是无疑的。“总书记失踪”的真相，也已清楚。当然，将来也许会查找到更详尽的史料，以求弄清陈独秀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言：陈独秀秘密前往武汉去了，去勾结军阀吴佩孚!
     于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1926年1月21日出版的第143期上发表了题为
《国民党右派的小伎俩》一文，对国民党右派的谣言加以驳斥。　叶永烈：陈独秀的秘密夫人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陈独秀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陈独秀曾经离奇地失踪了一段时间，没有历史记载。我因写作《红色的起点》涉及陈独秀，访问了当年陈独秀的秘书、密友郑超麟先生。郑先生当时已 90岁高龄，记忆力不错。他向我透露了其失踪的鲜为人知的原因：“陈独秀因为患伤寒病住进医院，那时候陈独秀与一个女人同居，所以他不愿让任何人上他家。他住进医院，也是由那个女人照料生活，不愿让其他人知道。”郑超麟终于说出了其中的“秘密”…… 离奇的陈独秀失踪事件 在中共党史上，总书记失踪事件绝无仅有，发生过一回…… 事情发生在1926年1月下旬，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总书记哪里去了?是被敌人秘密拘捕、暗杀，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陈独秀是中共早期的首脑人物。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 央局书记，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二大”、“三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长，也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四大”、“五大”上，陈独秀担任总书记。陈独秀连任中 共五届总书记，而且又是“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语)，名声很大，引人注目，所以他 的行踪隐秘，以避开敌探耳目。他的住处经常搬动，而且地址绝对保密。中央和他往往单线 联系。在1926年初，是由中共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和陈独秀单线联系的。 当时陈独秀住在上海。他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926年1月中旬接见从广州参加国 民党“二大”后回沪的朱蕴山。通常会见客人或者开会，陈独秀总是到上海虬江大戏院西边 广东街上正兴里任作民住处来，从不让客人上他家。会见朱蕴山时，陈独秀听取了汇报，并 派柯庆施、薛卓汉和他前往安徽，开展工作。 此后，陈独秀多日未来任作民处办公。往日，他常去的上海长沙路亚东图书馆编辑 所，也不见他的踪影。这时陈独秀的家连任作民都不知道。 中央机关与总书记失去了联系，不由得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来到上海，急于见父亲一面。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 1922年入党，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即省 委书记)。陈延年来到上海亚东图书馆，找到经理汪孟邹。汪是陈独秀的密友，居然也不知 陈独秀的下落。四处寻找，杳无音讯。 大家都急了。陈延年甚至急得流泪了。大家猜测：凶多吉少! 陈独秀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进国民党右派的耳朵里去。国民党右派趁机放出谣 言：陈独秀秘密前往武汉去了，去勾结军阀吴佩孚! 于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1926年1月21日出版的第143期上发表了题为 《国民党右派的小伎俩》一文，对国民党右派的谣言加以驳斥。 不过，陈独秀究竟在哪里?中共中央机关也心中无数。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被敌 人暗中抓去。中央派出了青年团员高尔柏，来到上海远郊的松江县城。高尔柏是松江人，而 当时的江苏省长陈陶遗也是松江人，高、陈两家有着世交之谊。高尔柏见到了正在松江的陈 陶遗，转弯抹角地摸动态，结果陈陶遗一句也没提到过陈独秀，似乎他们没有抓到过陈独秀。 实在找不到陈独秀，只得由任作民出面在《民国日报》上登载了“寻人启事”(联 络暗号)。见报之后，依然毫无音讯! 直至2月下旬，陈独秀突然出现在任作民的住处!陈独秀笑嘻嘻的，一点也没有被捕 的样子。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获知总书记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陈延年正准备上船离沪， 也被急急召回，父子相见，格外高兴。 总书记“失踪”一个来月，到哪里去了呢?据陈独秀解释说，他在1月下旬突然患伤 寒，住进了医院，于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医院里，他看到了《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启 事”。他以为反正过些日子就可康复出院，所以没有马上与任作民联系…… 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此事被1926年2月下旬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称之 为“陈独秀失踪”事件。 　　 陈独秀的三次婚姻 　　陈独秀曾结婚三次。他先后的三位夫人，都是公开结合的： 陈独秀的结发之妻叫高晓岚。结婚时陈独秀 17 岁，高晓岚20 岁。高晓岚是清朝安徽安庆营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陈独秀是安庆人）。这一婚姻是由陈独秀的母亲和他的叔父陈衍庶择定的（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早亡）。婚后，高晓岚生三子一女，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筱秀。高晓岚是一旧式女子，文盲，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不止一世纪”。随着陈独秀日趋进步，走向革命，家庭矛盾日深。高晓岚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喜爱文学，思想进步。陈独秀与高君曼意趣相投，产生热恋。1909 年，31 岁的陈独秀和高君曼正式同居。后来，高君曼生了一子一女，即陈鹤年、陈子美。 　　高晓岚于 1930 年 8 月去世。翌年，高君曼病逝。 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叫潘兰珍，比他小 20 岁，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1930 年，陈独秀和潘兰珍在上海同居。当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的政治身份。直至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她才明白陈独秀的真实面目。但她没有离陈独秀而去。陈出狱后，她一直与其生活在一起，直至陈独秀 1942 年 5 月 27 日晚病故于四川江津。 　　高晓岚、高君曼、潘兰珍都与陈独秀先后共同生活多年，三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公开的。唯一例外的，便是那位造成“总书记失踪”事件的女人。当时，陈独秀与高君曼已分居而未离婚。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造成陈独秀与高君曼不和的原因，便是因为陈独秀另有所爱。那个女人究竟是谁？郑超麟从未见过她，陈独秀也未谈起她。关于她，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 1954 年 2 月 23 日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里，倒是提及几笔： 　　1922 年陈独秀出狱以后，仍住在（上海）老渔阳里 2 号，他被拘留的时间，不过两星期，他的寓所并没有党的文件（文件都在辅德里 625 号），所以他在原寓所还住了两个多月。4 月间，他一个人曾在（上海）南成都路靠马路的住房中，租了楼上一间统厢房住下，我曾去过这地方。他在这里也 只住了一个月。5 月间，他又搬到上海县地界住下。他的住所并不曾通知我，每隔三五日到我的寓所来处理一些文件。他在上海县地界的寓所，只有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同志知道，因为李启汉在上海县地界无意中遇到了陈独秀，才进到他的寓所去，据说有一个年青的女子和陈独秀同住着。这位“年青的女子”是谁？李达不知道。李达夫人王会悟在她的回忆录《忆往事》中，也曾提及：“当时党中央是秘密的，李达白天不大出门，有关信、稿等日常事务常由我做，我总要费力才能找到陈独秀。随后从陈独秀的妻子口中才得知，陈独秀另租小房子和另一女子同居。 　　笔者在 1989、1990 年曾几度访问王会悟，问及她所说的“另一女子”是什么样的人物，王会悟说她从未见过。那位青年女子确实是一个谜。她是谁？ 　　　　　　　 据称“陈独秀女儿”的人 　　雪泥鸿爪，毕竟还是有踪迹可寻。据郑超麟回忆，在陈独秀去世之后，潘兰珍曾跟他说及一桩往事：1937年 8 月，陈独秀在南京获释。9 月中旬，由潘兰珍陪同前往武汉，住在汉口德润里。陈独秀曾在汉口青年会发表讲演。一天，忽有一位十三四岁姑娘前来汉口青年会找陈独秀，自称是陈独秀之女，名叫陈虹。陈独秀与陈虹会面时，潘兰珍在侧。潘兰珍在此之前，从未听
 不过，陈独秀究竟在哪里?中共中央机关也心中无数。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被敌
人暗中抓去。中央派出了青年团员高尔柏，来到上海远郊的松江县城。高尔柏是松江人，而
当时的江苏省长陈陶遗也是松江人，高、陈两家有着世交之谊。高尔柏见到了正在松江的陈
陶遗，转弯抹角地摸动态，结果陈陶遗一句也没提到过陈独秀，似乎他们没有抓到过陈独秀。
 实在找不到陈独秀，只得由任作民出面在《民国日报》上登载了“寻人启事”(联
络暗号)。见报之后，依然毫无音讯!
      直至2月下旬，陈独秀突然出现在任作民的住处!陈独秀笑嘻嘻的，一点也没有被捕
的样子。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获知总书记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陈延年正准备上船离沪，
也被急急召回，父子相见，格外高兴。　叶永烈：陈独秀的秘密夫人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陈独秀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陈独秀曾经离奇地失踪了一段时间，没有历史记载。我因写作《红色的起点》涉及陈独秀，访问了当年陈独秀的秘书、密友郑超麟先生。郑先生当时已 90岁高龄，记忆力不错。他向我透露了其失踪的鲜为人知的原因：“陈独秀因为患伤寒病住进医院，那时候陈独秀与一个女人同居，所以他不愿让任何人上他家。他住进医院，也是由那个女人照料生活，不愿让其他人知道。”郑超麟终于说出了其中的“秘密”…… 离奇的陈独秀失踪事件 在中共党史上，总书记失踪事件绝无仅有，发生过一回…… 事情发生在1926年1月下旬，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总书记哪里去了?是被敌人秘密拘捕、暗杀，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陈独秀是中共早期的首脑人物。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 央局书记，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二大”、“三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长，也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四大”、“五大”上，陈独秀担任总书记。陈独秀连任中 共五届总书记，而且又是“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语)，名声很大，引人注目，所以他 的行踪隐秘，以避开敌探耳目。他的住处经常搬动，而且地址绝对保密。中央和他往往单线 联系。在1926年初，是由中共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和陈独秀单线联系的。 当时陈独秀住在上海。他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926年1月中旬接见从广州参加国 民党“二大”后回沪的朱蕴山。通常会见客人或者开会，陈独秀总是到上海虬江大戏院西边 广东街上正兴里任作民住处来，从不让客人上他家。会见朱蕴山时，陈独秀听取了汇报，并 派柯庆施、薛卓汉和他前往安徽，开展工作。 此后，陈独秀多日未来任作民处办公。往日，他常去的上海长沙路亚东图书馆编辑 所，也不见他的踪影。这时陈独秀的家连任作民都不知道。 中央机关与总书记失去了联系，不由得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来到上海，急于见父亲一面。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 1922年入党，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即省 委书记)。陈延年来到上海亚东图书馆，找到经理汪孟邹。汪是陈独秀的密友，居然也不知 陈独秀的下落。四处寻找，杳无音讯。 大家都急了。陈延年甚至急得流泪了。大家猜测：凶多吉少! 陈独秀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进国民党右派的耳朵里去。国民党右派趁机放出谣 言：陈独秀秘密前往武汉去了，去勾结军阀吴佩孚! 于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1926年1月21日出版的第143期上发表了题为 《国民党右派的小伎俩》一文，对国民党右派的谣言加以驳斥。 不过，陈独秀究竟在哪里?中共中央机关也心中无数。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被敌 人暗中抓去。中央派出了青年团员高尔柏，来到上海远郊的松江县城。高尔柏是松江人，而 当时的江苏省长陈陶遗也是松江人，高、陈两家有着世交之谊。高尔柏见到了正在松江的陈 陶遗，转弯抹角地摸动态，结果陈陶遗一句也没提到过陈独秀，似乎他们没有抓到过陈独秀。 实在找不到陈独秀，只得由任作民出面在《民国日报》上登载了“寻人启事”(联 络暗号)。见报之后，依然毫无音讯! 直至2月下旬，陈独秀突然出现在任作民的住处!陈独秀笑嘻嘻的，一点也没有被捕 的样子。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获知总书记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陈延年正准备上船离沪， 也被急急召回，父子相见，格外高兴。 总书记“失踪”一个来月，到哪里去了呢?据陈独秀解释说，他在1月下旬突然患伤 寒，住进了医院，于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医院里，他看到了《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启 事”。他以为反正过些日子就可康复出院，所以没有马上与任作民联系…… 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此事被1926年2月下旬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称之 为“陈独秀失踪”事件。 　　 陈独秀的三次婚姻 　　陈独秀曾结婚三次。他先后的三位夫人，都是公开结合的： 陈独秀的结发之妻叫高晓岚。结婚时陈独秀 17 岁，高晓岚20 岁。高晓岚是清朝安徽安庆营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陈独秀是安庆人）。这一婚姻是由陈独秀的母亲和他的叔父陈衍庶择定的（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早亡）。婚后，高晓岚生三子一女，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筱秀。高晓岚是一旧式女子，文盲，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不止一世纪”。随着陈独秀日趋进步，走向革命，家庭矛盾日深。高晓岚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喜爱文学，思想进步。陈独秀与高君曼意趣相投，产生热恋。1909 年，31 岁的陈独秀和高君曼正式同居。后来，高君曼生了一子一女，即陈鹤年、陈子美。 　　高晓岚于 1930 年 8 月去世。翌年，高君曼病逝。 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叫潘兰珍，比他小 20 岁，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1930 年，陈独秀和潘兰珍在上海同居。当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的政治身份。直至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她才明白陈独秀的真实面目。但她没有离陈独秀而去。陈出狱后，她一直与其生活在一起，直至陈独秀 1942 年 5 月 27 日晚病故于四川江津。 　　高晓岚、高君曼、潘兰珍都与陈独秀先后共同生活多年，三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公开的。唯一例外的，便是那位造成“总书记失踪”事件的女人。当时，陈独秀与高君曼已分居而未离婚。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造成陈独秀与高君曼不和的原因，便是因为陈独秀另有所爱。那个女人究竟是谁？郑超麟从未见过她，陈独秀也未谈起她。关于她，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 1954 年 2 月 23 日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里，倒是提及几笔： 　　1922 年陈独秀出狱以后，仍住在（上海）老渔阳里 2 号，他被拘留的时间，不过两星期，他的寓所并没有党的文件（文件都在辅德里 625 号），所以他在原寓所还住了两个多月。4 月间，他一个人曾在（上海）南成都路靠马路的住房中，租了楼上一间统厢房住下，我曾去过这地方。他在这里也 只住了一个月。5 月间，他又搬到上海县地界住下。他的住所并不曾通知我，每隔三五日到我的寓所来处理一些文件。他在上海县地界的寓所，只有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同志知道，因为李启汉在上海县地界无意中遇到了陈独秀，才进到他的寓所去，据说有一个年青的女子和陈独秀同住着。这位“年青的女子”是谁？李达不知道。李达夫人王会悟在她的回忆录《忆往事》中，也曾提及：“当时党中央是秘密的，李达白天不大出门，有关信、稿等日常事务常由我做，我总要费力才能找到陈独秀。随后从陈独秀的妻子口中才得知，陈独秀另租小房子和另一女子同居。 　　笔者在 1989、1990 年曾几度访问王会悟，问及她所说的“另一女子”是什么样的人物，王会悟说她从未见过。那位青年女子确实是一个谜。她是谁？ 　　　　　　　 据称“陈独秀女儿”的人 　　雪泥鸿爪，毕竟还是有踪迹可寻。据郑超麟回忆，在陈独秀去世之后，潘兰珍曾跟他说及一桩往事：1937年 8 月，陈独秀在南京获释。9 月中旬，由潘兰珍陪同前往武汉，住在汉口德润里。陈独秀曾在汉口青年会发表讲演。一天，忽有一位十三四岁姑娘前来汉口青年会找陈独秀，自称是陈独秀之女，名叫陈虹。陈独秀与陈虹会面时，潘兰珍在侧。潘兰珍在此之前，从未听
 总书记“失踪”一个来月，到哪里去了呢?据陈独秀解释说，他在1月下旬突然患伤
寒，住进了医院，于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医院里，他看到了《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启
事”。他以为反正过些日子就可康复出院，所以没有马上与任作民联系……说过陈独秀有这么个女儿。陈虹如今在哪里？倘若能够找到陈虹，也就能找到她的母亲。我从另一途径获知一重要线索：1980 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邓小平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信，信是陈虹之女张某从新疆写给邓小平的，内中要求为她母亲落实政策。由于陈虹是在上海工作的，所以此信转往上海。据信中反映，陈虹原在上海电影系统工作，死于“文革”。中共上海市委派出了联络员，前往陈虹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了解。该单位派专人核查陈虹死亡经过。陈虹之女还曾专程从新疆赶来上海，我访问了当年负责调查工作的王长江同志。他告诉我，陈虹出生于 1924年 2 月 15 日。解放前，她曾学戏，当过演员，在重庆与一姓夏的国民党官员结婚。后来，与夏某离婚，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与该厂张燕结婚，生下一女。解放后，张燕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陈虹则在上海一家电影制片 厂当化妆品保管员。她是很普通的职员。自 1962 年起，因身体不好，不大来上班。“文革”开始之后，不得不每日来厂参加运动。在“文革”初期，因为她不属“三名三高”之列，没有遭批斗，只是参加化妆组的政治学习罢了。后来，开始清查一些人的所谓历史问题，于是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陈虹乃 “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之女”。陈虹则申辩，她是陈独秀的养女，并非亲生女儿。1969 年，陈虹因患食道癌而去世，当时不过 45 岁。 据郑超麟回忆，潘兰珍曾谈及陈独秀与陈虹在汉口会面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如此说来，陈虹确系陈独秀养女，并非嫡出。然而，陈虹生前给家人留下一份自传，却讲自己是陈独秀亲生之女，她说，在厂里申辩自己是陈独秀养女，为的是减轻对自己的政治压力。 　　另外，陈虹生于 1924 年，正是陈独秀与那位不知名的女人秘密同居的时候（前后同居约三四年）。据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脸部鼻子以下，很像陈独秀。 　　陈虹究竟是不是陈独秀的亲生女儿？照理，陈虹的档案上应有记载。陈虹在 1960 年 3 月及 1965年 6月，两次填写过“职工登记表”。遗憾的是，不仅“家庭成员”栏目中没有提及她的父母，就连“社会关系”栏目中也只写她的姓夏的前夫。 　　既然如此，在“文革”中怎么会有人在大字报中披露她的鲜为人知的身世？这消息从何而来？ 　　细细一查陈虹的档案，明白了：陈虹在填写“职工登记表”时，还另附了一张纸，向组织上说明若干问题，内中提及自己的父亲为陈独秀。不过，陈虹对父亲的印象极为淡薄，因为陈独秀很早就与她的母亲分手了。陈虹自幼学戏，以谋自立。她提及自己懂事之后唯一的那次与陈独秀在汉口见面的情况。她说，她去找父亲，是希望父亲能接济她的生活。可是在见面时，父亲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即潘兰珍）。陈虹见此情景，跟陈独秀没说几句话，便生气地离开了。 　　陈虹的这一段说明，跟郑超麟的回忆，大致相近。但是，陈虹没有提到陈独秀所说的那句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关于陈虹的身世，迄今尚是一个谜。据王长江同志调查，以为陈虹系陈独秀的养女；然而，又有陈虹自传等表明，她是陈独秀的嫡女。 　　不过，我在了解陈虹身世的过程中，却在陈虹说明历史问题那张纸头上，得知她母亲的名字——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原名叫施芝英！ 　　当陈虹填写“职工登记表”时，施芝英尚在人世，只是她跟陈虹已很少来往。陈虹的档案上记载着施芝英在上海的地址。于是，拨开 60 多年前的历史迷雾，终于有了线索。 户籍档案勾勒出她的大致身世 　　上海最拥挤的所在，是城隍庙一带，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狭窄的街道两侧，旧式住房鳞次栉比。按照地址，我来到一条短小的马路——安澜路。在一幢三层楼房里，我询问住户是否知道这里住过一位名叫施芝英的老太太。一位老妇人告诉我，这儿只住过姓王的一家，未听说有姓施的。 　　只得求助于派出所。在民警葛学鸿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翻查了户籍档案。我庆幸地查到了施芝英的名字。据户籍记载，她生于 1901 年 12 月 25 日，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人（现隶属江苏泗洪县），初小二年级文化程度，职业栏内写着“家务”两字。户籍档案上简单的记载，粗线条地勾勒出施芝英的大致身世。因为她是家庭妇女，也就不会有详细的人事档案。陈独秀生于 1879 年，比她大 22 岁。 户籍册里还记载着施芝英的丈夫的简况：王蔚如，又名王清林，生于 1898年 1 月 6 日，江苏南通人，原在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工作。1957 年 3 月 12 日由南通市寺街，把户口迁来此处。施芝英则原住上海永吉新村。 　　如此说来，那位老妇人说安澜路小楼里住过姓王一家是不错的。一般来说，上海人习惯对老年妇女冠以夫姓称为“王伯母”、“王家阿婆”之类，不会知道施芝英自己的姓名。 从户籍档案上得知，他们于 1965 年 1 月 4 日迁往上海会稽路。于是，我前往另一个派出所，查阅户籍档案。一查，他俩的名字下方，都盖上了“死亡”黑色印戳：王蔚如于 1969 年 11 月 3 日因胃出血死亡，享年 71 岁；4 年之后，施芝英于 1973 年 12 月 23 日因脑溢血病故，终年 72 岁。他们还有没有别的亲属呢？户籍册上只写着他俩的名字，似乎家庭没有其他成员。 　　我细细翻阅着旧的户籍资料，发觉在王蔚如、施芝英那一页之后，写着 “王美珍”其人，注明系他们的女儿，王美珍生于 1927 年 2 月 16 日，备注栏内写明“由香港迁来”。非常遗憾，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户籍册上只盖了“迁出”图章，却忘了写明迁出年月以及迁往何处。 施芝英、王蔚如、陈虹已经到了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无缘采访。王美珍不知去向。施芝英又无人事材料可查。为了详细了解施芝英的生平，我试着前往会稽路她当年的住处访问。 在一条长长的里弄里，两旁都是三层楼房。我找到了施芝英住过的那一座房子。在门口，遇见一位 30 来岁的男人。他一看我的介绍信，出语惊人：“喔，施芝英，不就是陈独秀的小老婆？！” 　　我的介绍信上只写着了解施芝英情况，他怎么马上提到陈独秀呢？看来，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活档案”，比档案室里的死档案更丰富，更生动。他招呼施芝英的老邻居周阿姨，周阿姨又为我找来好几位老邻居，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许多关于施芝英的情况。据云，施芝英细高个子，四方脸，眉清目秀。她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 不过，她久居上海，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能看书报。待人和气，很有礼貌。她住在二楼。平常，与邻居们合用一个灶间从未发生过不快，人缘不错。施芝英平常几乎不出远门。她与丈夫王蔚如两人住在一起，没有什么客人来访。偶尔来过一个女人，叫她妈妈，但从未在她家住，连春节也不来拜年。平常，一早起来，她跟丈夫到公园走走，打打太极拳，买菜，然后回家，烧三顿饭。闲得无聊，玩玩麻将。 　　她家全套红木家具，看得出家底不错。但是，她没有工资，王蔚如也只有退休工资——起初从南通逐月汇来，后来转到附近的广达袜厂领取。据施芝英说起过，她原在上海永吉新村的住房，是她解放前用钱典赁的。 　　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挂着她 20 多岁时拍的一幅大照片，比 26 吋电视屏幕还大，用红木镜框镶嵌。到过她家的人，第一眼便可见到这张大照片。那是她的半身照，年轻俏丽，光彩照人，穿高领旗袍，手腕上戴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猫眼宝石戒指。这张照片在“文革”中仍照样挂在那里。她家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还有一尊金质观音菩萨，拿给
     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此事被1926年2月下旬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称之
为“陈独秀失踪”事件。
　　

                   陈独秀的三次婚姻

说过陈独秀有这么个女儿。陈虹如今在哪里？倘若能够找到陈虹，也就能找到她的母亲。我从另一途径获知一重要线索：1980 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邓小平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信，信是陈虹之女张某从新疆写给邓小平的，内中要求为她母亲落实政策。由于陈虹是在上海工作的，所以此信转往上海。据信中反映，陈虹原在上海电影系统工作，死于“文革”。中共上海市委派出了联络员，前往陈虹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了解。该单位派专人核查陈虹死亡经过。陈虹之女还曾专程从新疆赶来上海，我访问了当年负责调查工作的王长江同志。他告诉我，陈虹出生于 1924年 2 月 15 日。解放前，她曾学戏，当过演员，在重庆与一姓夏的国民党官员结婚。后来，与夏某离婚，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与该厂张燕结婚，生下一女。解放后，张燕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陈虹则在上海一家电影制片 厂当化妆品保管员。她是很普通的职员。自 1962 年起，因身体不好，不大来上班。“文革”开始之后，不得不每日来厂参加运动。在“文革”初期，因为她不属“三名三高”之列，没有遭批斗，只是参加化妆组的政治学习罢了。后来，开始清查一些人的所谓历史问题，于是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陈虹乃 “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之女”。陈虹则申辩，她是陈独秀的养女，并非亲生女儿。1969 年，陈虹因患食道癌而去世，当时不过 45 岁。 据郑超麟回忆，潘兰珍曾谈及陈独秀与陈虹在汉口会面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如此说来，陈虹确系陈独秀养女，并非嫡出。然而，陈虹生前给家人留下一份自传，却讲自己是陈独秀亲生之女，她说，在厂里申辩自己是陈独秀养女，为的是减轻对自己的政治压力。 　　另外，陈虹生于 1924 年，正是陈独秀与那位不知名的女人秘密同居的时候（前后同居约三四年）。据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脸部鼻子以下，很像陈独秀。 　　陈虹究竟是不是陈独秀的亲生女儿？照理，陈虹的档案上应有记载。陈虹在 1960 年 3 月及 1965年 6月，两次填写过“职工登记表”。遗憾的是，不仅“家庭成员”栏目中没有提及她的父母，就连“社会关系”栏目中也只写她的姓夏的前夫。 　　既然如此，在“文革”中怎么会有人在大字报中披露她的鲜为人知的身世？这消息从何而来？ 　　细细一查陈虹的档案，明白了：陈虹在填写“职工登记表”时，还另附了一张纸，向组织上说明若干问题，内中提及自己的父亲为陈独秀。不过，陈虹对父亲的印象极为淡薄，因为陈独秀很早就与她的母亲分手了。陈虹自幼学戏，以谋自立。她提及自己懂事之后唯一的那次与陈独秀在汉口见面的情况。她说，她去找父亲，是希望父亲能接济她的生活。可是在见面时，父亲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即潘兰珍）。陈虹见此情景，跟陈独秀没说几句话，便生气地离开了。 　　陈虹的这一段说明，跟郑超麟的回忆，大致相近。但是，陈虹没有提到陈独秀所说的那句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关于陈虹的身世，迄今尚是一个谜。据王长江同志调查，以为陈虹系陈独秀的养女；然而，又有陈虹自传等表明，她是陈独秀的嫡女。 　　不过，我在了解陈虹身世的过程中，却在陈虹说明历史问题那张纸头上，得知她母亲的名字——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原名叫施芝英！ 　　当陈虹填写“职工登记表”时，施芝英尚在人世，只是她跟陈虹已很少来往。陈虹的档案上记载着施芝英在上海的地址。于是，拨开 60 多年前的历史迷雾，终于有了线索。 户籍档案勾勒出她的大致身世 　　上海最拥挤的所在，是城隍庙一带，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狭窄的街道两侧，旧式住房鳞次栉比。按照地址，我来到一条短小的马路——安澜路。在一幢三层楼房里，我询问住户是否知道这里住过一位名叫施芝英的老太太。一位老妇人告诉我，这儿只住过姓王的一家，未听说有姓施的。 　　只得求助于派出所。在民警葛学鸿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翻查了户籍档案。我庆幸地查到了施芝英的名字。据户籍记载，她生于 1901 年 12 月 25 日，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人（现隶属江苏泗洪县），初小二年级文化程度，职业栏内写着“家务”两字。户籍档案上简单的记载，粗线条地勾勒出施芝英的大致身世。因为她是家庭妇女，也就不会有详细的人事档案。陈独秀生于 1879 年，比她大 22 岁。 户籍册里还记载着施芝英的丈夫的简况：王蔚如，又名王清林，生于 1898年 1 月 6 日，江苏南通人，原在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工作。1957 年 3 月 12 日由南通市寺街，把户口迁来此处。施芝英则原住上海永吉新村。 　　如此说来，那位老妇人说安澜路小楼里住过姓王一家是不错的。一般来说，上海人习惯对老年妇女冠以夫姓称为“王伯母”、“王家阿婆”之类，不会知道施芝英自己的姓名。 从户籍档案上得知，他们于 1965 年 1 月 4 日迁往上海会稽路。于是，我前往另一个派出所，查阅户籍档案。一查，他俩的名字下方，都盖上了“死亡”黑色印戳：王蔚如于 1969 年 11 月 3 日因胃出血死亡，享年 71 岁；4 年之后，施芝英于 1973 年 12 月 23 日因脑溢血病故，终年 72 岁。他们还有没有别的亲属呢？户籍册上只写着他俩的名字，似乎家庭没有其他成员。 　　我细细翻阅着旧的户籍资料，发觉在王蔚如、施芝英那一页之后，写着 “王美珍”其人，注明系他们的女儿，王美珍生于 1927 年 2 月 16 日，备注栏内写明“由香港迁来”。非常遗憾，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户籍册上只盖了“迁出”图章，却忘了写明迁出年月以及迁往何处。 施芝英、王蔚如、陈虹已经到了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无缘采访。王美珍不知去向。施芝英又无人事材料可查。为了详细了解施芝英的生平，我试着前往会稽路她当年的住处访问。 在一条长长的里弄里，两旁都是三层楼房。我找到了施芝英住过的那一座房子。在门口，遇见一位 30 来岁的男人。他一看我的介绍信，出语惊人：“喔，施芝英，不就是陈独秀的小老婆？！” 　　我的介绍信上只写着了解施芝英情况，他怎么马上提到陈独秀呢？看来，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活档案”，比档案室里的死档案更丰富，更生动。他招呼施芝英的老邻居周阿姨，周阿姨又为我找来好几位老邻居，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许多关于施芝英的情况。据云，施芝英细高个子，四方脸，眉清目秀。她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 不过，她久居上海，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能看书报。待人和气，很有礼貌。她住在二楼。平常，与邻居们合用一个灶间从未发生过不快，人缘不错。施芝英平常几乎不出远门。她与丈夫王蔚如两人住在一起，没有什么客人来访。偶尔来过一个女人，叫她妈妈，但从未在她家住，连春节也不来拜年。平常，一早起来，她跟丈夫到公园走走，打打太极拳，买菜，然后回家，烧三顿饭。闲得无聊，玩玩麻将。 　　她家全套红木家具，看得出家底不错。但是，她没有工资，王蔚如也只有退休工资——起初从南通逐月汇来，后来转到附近的广达袜厂领取。据施芝英说起过，她原在上海永吉新村的住房，是她解放前用钱典赁的。 　　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挂着她 20 多岁时拍的一幅大照片，比 26 吋电视屏幕还大，用红木镜框镶嵌。到过她家的人，第一眼便可见到这张大照片。那是她的半身照，年轻俏丽，光彩照人，穿高领旗袍，手腕上戴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猫眼宝石戒指。这张照片在“文革”中仍照样挂在那里。她家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还有一尊金质观音菩萨，拿给
　　陈独秀曾结婚三次。他先后的三位夫人，都是公开结合的： 陈独秀的结发之妻叫高晓岚。结婚时陈独秀 17 岁，高晓岚20 岁。高晓岚是清朝安徽安庆营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陈独秀是安庆人）。这一婚姻是由陈独秀的母亲和他的叔父陈衍庶择定的（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早亡）。婚后，高晓岚生三子一女，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筱秀。高晓岚是一旧式女子，文盲，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不止一世纪”。随着陈独秀日趋进步，走向革命，家庭矛盾日深。高晓岚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喜爱文学，思想进步。陈独秀与高君曼意趣相投，产生热恋。1909 年，31 岁的陈独秀和高君曼正式同居。后来，高君曼生了一子一女，即陈鹤年、陈子美。
　　高晓岚于 1930 年 8 月去世。翌年，高君曼病逝。 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叫潘兰珍，比他小 20 岁，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1930 年，陈独秀和潘兰珍在上海同居。当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的政治身份。直至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她才明白陈独秀的真实面目。但她没有离陈独秀而去。陈出狱后，她一直与其生活在一起，直至陈独秀 1942 年 5 月 27 日晚病故于四川江津。
　　高晓岚、高君曼、潘兰珍都与陈独秀先后共同生活多年，三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公开的。唯一例外的，便是那位造成“总书记失踪”事件的女人。当时，陈独秀与高君曼已分居而未离婚。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造成陈独秀与高君曼不和的原因，便是因为陈独秀另有所爱。那个女人究竟是谁？郑超麟从未见过她，陈独秀也未谈起她。关于她，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 1954 年 2 月 23 日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里，倒是提及几笔：说过陈独秀有这么个女儿。陈虹如今在哪里？倘若能够找到陈虹，也就能找到她的母亲。我从另一途径获知一重要线索：1980 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邓小平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信，信是陈虹之女张某从新疆写给邓小平的，内中要求为她母亲落实政策。由于陈虹是在上海工作的，所以此信转往上海。据信中反映，陈虹原在上海电影系统工作，死于“文革”。中共上海市委派出了联络员，前往陈虹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了解。该单位派专人核查陈虹死亡经过。陈虹之女还曾专程从新疆赶来上海，我访问了当年负责调查工作的王长江同志。他告诉我，陈虹出生于 1924年 2 月 15 日。解放前，她曾学戏，当过演员，在重庆与一姓夏的国民党官员结婚。后来，与夏某离婚，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与该厂张燕结婚，生下一女。解放后，张燕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陈虹则在上海一家电影制片 厂当化妆品保管员。她是很普通的职员。自 1962 年起，因身体不好，不大来上班。“文革”开始之后，不得不每日来厂参加运动。在“文革”初期，因为她不属“三名三高”之列，没有遭批斗，只是参加化妆组的政治学习罢了。后来，开始清查一些人的所谓历史问题，于是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陈虹乃 “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之女”。陈虹则申辩，她是陈独秀的养女，并非亲生女儿。1969 年，陈虹因患食道癌而去世，当时不过 45 岁。 据郑超麟回忆，潘兰珍曾谈及陈独秀与陈虹在汉口会面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如此说来，陈虹确系陈独秀养女，并非嫡出。然而，陈虹生前给家人留下一份自传，却讲自己是陈独秀亲生之女，她说，在厂里申辩自己是陈独秀养女，为的是减轻对自己的政治压力。 　　另外，陈虹生于 1924 年，正是陈独秀与那位不知名的女人秘密同居的时候（前后同居约三四年）。据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脸部鼻子以下，很像陈独秀。 　　陈虹究竟是不是陈独秀的亲生女儿？照理，陈虹的档案上应有记载。陈虹在 1960 年 3 月及 1965年 6月，两次填写过“职工登记表”。遗憾的是，不仅“家庭成员”栏目中没有提及她的父母，就连“社会关系”栏目中也只写她的姓夏的前夫。 　　既然如此，在“文革”中怎么会有人在大字报中披露她的鲜为人知的身世？这消息从何而来？ 　　细细一查陈虹的档案，明白了：陈虹在填写“职工登记表”时，还另附了一张纸，向组织上说明若干问题，内中提及自己的父亲为陈独秀。不过，陈虹对父亲的印象极为淡薄，因为陈独秀很早就与她的母亲分手了。陈虹自幼学戏，以谋自立。她提及自己懂事之后唯一的那次与陈独秀在汉口见面的情况。她说，她去找父亲，是希望父亲能接济她的生活。可是在见面时，父亲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即潘兰珍）。陈虹见此情景，跟陈独秀没说几句话，便生气地离开了。 　　陈虹的这一段说明，跟郑超麟的回忆，大致相近。但是，陈虹没有提到陈独秀所说的那句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关于陈虹的身世，迄今尚是一个谜。据王长江同志调查，以为陈虹系陈独秀的养女；然而，又有陈虹自传等表明，她是陈独秀的嫡女。 　　不过，我在了解陈虹身世的过程中，却在陈虹说明历史问题那张纸头上，得知她母亲的名字——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原名叫施芝英！ 　　当陈虹填写“职工登记表”时，施芝英尚在人世，只是她跟陈虹已很少来往。陈虹的档案上记载着施芝英在上海的地址。于是，拨开 60 多年前的历史迷雾，终于有了线索。 户籍档案勾勒出她的大致身世 　　上海最拥挤的所在，是城隍庙一带，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狭窄的街道两侧，旧式住房鳞次栉比。按照地址，我来到一条短小的马路——安澜路。在一幢三层楼房里，我询问住户是否知道这里住过一位名叫施芝英的老太太。一位老妇人告诉我，这儿只住过姓王的一家，未听说有姓施的。 　　只得求助于派出所。在民警葛学鸿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翻查了户籍档案。我庆幸地查到了施芝英的名字。据户籍记载，她生于 1901 年 12 月 25 日，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人（现隶属江苏泗洪县），初小二年级文化程度，职业栏内写着“家务”两字。户籍档案上简单的记载，粗线条地勾勒出施芝英的大致身世。因为她是家庭妇女，也就不会有详细的人事档案。陈独秀生于 1879 年，比她大 22 岁。 户籍册里还记载着施芝英的丈夫的简况：王蔚如，又名王清林，生于 1898年 1 月 6 日，江苏南通人，原在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工作。1957 年 3 月 12 日由南通市寺街，把户口迁来此处。施芝英则原住上海永吉新村。 　　如此说来，那位老妇人说安澜路小楼里住过姓王一家是不错的。一般来说，上海人习惯对老年妇女冠以夫姓称为“王伯母”、“王家阿婆”之类，不会知道施芝英自己的姓名。 从户籍档案上得知，他们于 1965 年 1 月 4 日迁往上海会稽路。于是，我前往另一个派出所，查阅户籍档案。一查，他俩的名字下方，都盖上了“死亡”黑色印戳：王蔚如于 1969 年 11 月 3 日因胃出血死亡，享年 71 岁；4 年之后，施芝英于 1973 年 12 月 23 日因脑溢血病故，终年 72 岁。他们还有没有别的亲属呢？户籍册上只写着他俩的名字，似乎家庭没有其他成员。 　　我细细翻阅着旧的户籍资料，发觉在王蔚如、施芝英那一页之后，写着 “王美珍”其人，注明系他们的女儿，王美珍生于 1927 年 2 月 16 日，备注栏内写明“由香港迁来”。非常遗憾，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户籍册上只盖了“迁出”图章，却忘了写明迁出年月以及迁往何处。 施芝英、王蔚如、陈虹已经到了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无缘采访。王美珍不知去向。施芝英又无人事材料可查。为了详细了解施芝英的生平，我试着前往会稽路她当年的住处访问。 在一条长长的里弄里，两旁都是三层楼房。我找到了施芝英住过的那一座房子。在门口，遇见一位 30 来岁的男人。他一看我的介绍信，出语惊人：“喔，施芝英，不就是陈独秀的小老婆？！” 　　我的介绍信上只写着了解施芝英情况，他怎么马上提到陈独秀呢？看来，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活档案”，比档案室里的死档案更丰富，更生动。他招呼施芝英的老邻居周阿姨，周阿姨又为我找来好几位老邻居，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许多关于施芝英的情况。据云，施芝英细高个子，四方脸，眉清目秀。她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 不过，她久居上海，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能看书报。待人和气，很有礼貌。她住在二楼。平常，与邻居们合用一个灶间从未发生过不快，人缘不错。施芝英平常几乎不出远门。她与丈夫王蔚如两人住在一起，没有什么客人来访。偶尔来过一个女人，叫她妈妈，但从未在她家住，连春节也不来拜年。平常，一早起来，她跟丈夫到公园走走，打打太极拳，买菜，然后回家，烧三顿饭。闲得无聊，玩玩麻将。 　　她家全套红木家具，看得出家底不错。但是，她没有工资，王蔚如也只有退休工资——起初从南通逐月汇来，后来转到附近的广达袜厂领取。据施芝英说起过，她原在上海永吉新村的住房，是她解放前用钱典赁的。 　　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挂着她 20 多岁时拍的一幅大照片，比 26 吋电视屏幕还大，用红木镜框镶嵌。到过她家的人，第一眼便可见到这张大照片。那是她的半身照，年轻俏丽，光彩照人，穿高领旗袍，手腕上戴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猫眼宝石戒指。这张照片在“文革”中仍照样挂在那里。她家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还有一尊金质观音菩萨，拿给
　　1922 年陈独秀出狱以后，仍住在（上海）老渔阳里 2 号，他被拘留的时间，不过两星期，他的寓所并没有党的文件（文件都在辅德里 625 号），所以他在原寓所还住了两个多月。4 月间，他一个人曾在（上海）南成都路靠马路的住房中，租了楼上一间统厢房住下，我曾去过这地方。他在这里也 只住了一个月。5 月间，他又搬到上海县地界住下。他的住所并不曾通知我，每隔三五日到我的寓所来处理一些文件。他在上海县地界的寓所，只有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同志知道，因为李启汉在上海县地界无意中遇到了陈独秀，才进到他的寓所去，据说有一个年青的女子和陈独秀同住着。这位“年青的女子”是谁？李达不知道。李达夫人王会悟在她的回忆录《忆往事》中，也曾提及：“当时党中央是秘密的，李达白天不大出门，有关信、稿等日常事务常由我做，我总要费力才能找到陈独秀。随后从陈独秀的妻子口中才得知，陈独秀另租小房子和另一女子同居。
　　笔者在 1989、1990 年曾几度访问王会悟，问及她所说的“另一女子”是什么样的人物，王会悟说她从未见过。那位青年女子确实是一个谜。她是谁？
　　　　　　　 

                   据称“陈独秀女儿”的人

　　雪泥鸿爪，毕竟还是有踪迹可寻。据郑超麟回忆，在陈独秀去世之后，潘兰珍曾跟他说及一桩往事：1937年 8 月，陈独秀在南京获释。9 月中旬，由潘兰珍陪同前往武汉，住在汉口德润里。陈独秀曾在汉口青年会发表讲演。一天，忽有一位十三四岁姑娘前来汉口青年会找陈独秀，自称是陈独秀之女，名叫陈虹。陈独秀与陈虹会面时，潘兰珍在侧。潘兰珍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陈独秀有这么个女儿。陈虹如今在哪里？倘若能够找到陈虹，也就能找到她的母亲。我从另一途径获知一重要线索：1980 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邓小平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信，信是陈虹之女张某从新疆写给邓小平的，内中要求为她母亲落实政策。由于陈虹是在上海工作的，所以此信转往上海。据信中反映，陈虹原在上海电影系统工作，死于“文革”。中共上海市委派出了联络员，前往陈虹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了解。该单位派专人核查陈虹死亡经过。陈虹之女还曾专程从新疆赶来上海，我访问了当年负责调查工作的王长江同志。他告诉我，陈虹出生于 1924年 2 月 15 日。解放前，她曾学戏，当过演员，在重庆与一姓夏的国民党官员结婚。后来，与夏某离婚，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与该厂张燕结婚，生下一女。解放后，张燕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陈虹则在上海一家电影制片 厂当化妆品保管员。她是很普通的职员。自 1962 年起，因身体不好，不大来上班。“文革”开始之后，不得不每日来厂参加运动。在“文革”初期，因为她不属“三名三高”之列，没有遭批斗，只是参加化妆组的政治学习罢了。后来，开始清查一些人的所谓历史问题，于是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陈虹乃 “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之女”。陈虹则申辩，她是陈独秀的养女，并非亲生女儿。1969 年，陈虹因患食道癌而去世，当时不过 45 岁。
据郑超麟回忆，潘兰珍曾谈及陈独秀与陈虹在汉口会面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如此说来，陈虹确系陈独秀养女，并非嫡出。然而，陈虹生前给家人留下一份自传，却讲自己是陈独秀亲生之女，她说，在厂里申辩自己是陈独秀养女，为的是减轻对自己的政治压力。
　　另外，陈虹生于 1924 年，正是陈独秀与那位不知名的女人秘密同居的时候（前后同居约三四年）。据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脸部鼻子以下，很像陈独秀。
　　陈虹究竟是不是陈独秀的亲生女儿？照理，陈虹的档案上应有记载。陈虹在 1960 年 3 月及 1965年 6月，两次填写过“职工登记表”。遗憾的是，不仅“家庭成员”栏目中没有提及她的父母，就连“社会关系”栏目中也只写她的姓夏的前夫。
　　既然如此，在“文革”中怎么会有人在大字报中披露她的鲜为人知的身世？这消息从何而来？邻居看过，平常放在阁楼里。此外，还有全套银质餐具。 　　1969 年，王蔚如死后，施芝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曾向居民委员会申请困难补助。她只领过一个月，就有人反映说她生活不困难。这话传进她的耳朵，她就声言不要补助，从此再也没有领过。她靠着变卖家中细软过日子，生活不错。她常常喜欢独自在家玩牌。 每逢阴历除夕，看她太孤单了，另一幢楼里杨家老太太总是请她去吃年夜饭。那杨家老太太跟她是小姐妹，有几十年友谊，可惜现已去世。据杨老太太的女儿回忆，施芝英喝酒之后，话便多起来，总说待她最好的是“老陈”。杨家不知“老陈”何人，她轻声答：“陈独秀呀！”于是，她说起那时如何跟陈独秀一起生活，一起躲躲藏藏，做地下工作。杨家的人听得稀里糊涂，以为施老太太（杨家称她“大大姆妈”）大约酒后说胡话，谁都没有当真。年迈之人常常怀念青春岁月。据邻居周阿姨回忆，施芝英在王蔚如去世之后，也多次跟她聊起“老陈”。只是周阿姨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她不好意思多问人家前夫的情况，但施芝英看见那张大照片，常爱唠叨不停。 她甚为怀念那位“老陈” 　　施芝英是怎样离世的呢？ 　　邻居周阿姨对此最为了解。她记得，施芝英死于 1973 年冬至翌日（我查了一下《万年历》，1973 年的冬至为 12 月 22 日，翌日即 23 日，与户籍档 案所载施芝英死亡日期完全一致）。冬至，上海人称“冬节”，一般要吃进补之类东西过节。这天，施芝英在菜场排队买了两只猪蹄膀，和人参一起炖汤。她和周阿姨共用一个灶间，所以周阿姨知道她这次如何过冬节。那天，施芝英一切都很正常。 　　夜里，周阿姨已睡下，忽听施芝英一声声呼喊她。她急忙起床，推施芝英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她喊来居委会干部，用劲推门，总算推开门。一进屋，见施芝英坐在痰盂上，腹泻。居民委员会干部急忙喊来“大姑娘”。这位“大姑娘”是环卫工人，倒马桶的，力气大，大家都叫她“大姑娘”。“大姑娘”当即背起施芝英，送往附近普安路 185 号的曙光医院。 　　经医生检查，认为病情不算很重。如果要住院的话，要有人陪同、照料。居委会干部考虑到施芝英独自居住，没有亲人可以陪同、照料，便决定仍由“大姑娘”背回家中。到家后，施芝英神态清醒，叫“大姑娘”把她放在床上，连声道谢，还请她把房门关好。周阿姨记得，这时大约已是深夜 12 时。翌日清早，不见屋里有动静。周阿姨在门外叫喊了一声，也无人答应。于是，推门探视，见施芝英已死于床上。据医生诊断，施芝英死于脑溢血。施芝英身边无人，请谁料理后事呢？居委会干部记得，四年前王蔚如死后，骨灰盒是由他的子女送回南通安葬的。王蔚如的前妻生三子一女，在南通。于是，拍电报到南通，王的外孙女等赶来，料理后事，决定施芝英火化之后不要骨灰。王的外孙女清理了遗物，装了一卡车，运回南通。那个装有施芝英大照片的镜框被拆过，不要，扔进了垃圾堆。 　　邻居之中有位中学生，名叫刘科达，出于好奇，翻看那被扔掉的照片，发现在施芝英的大照片背面，有一张同样大的照片。唷，照片上是一个神气潇洒的男人，穿笔挺西装，理大包头，手握“司的克”（手杖）至今，刘科达仍清楚记得照片上的形象，向笔者叙述着。邻居们明白，那穿西装的男人，便是施芝英生前常常说起的“老陈”。 消息传入杨家，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施芝英酒后的话，并非胡言，那“老陈”便是陈独秀！怪不得，我在门口遇见那位 30 来岁的男子，一见面便提到陈独秀——他是刘科达的弟弟。他们后来从书报上见到陈独秀的照片，发觉正是施芝英所珍藏的大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王蔚如的后人扔掉那个镜框，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施芝英是王蔚如的续弦，与他们原本隔着一层，何况镜框里又藏着施芝英前夫的照片，“理所当然”弃之如敝屣。 　　至于那两张大照片被扔进垃圾堆之后的命运，不得而知。倘今日尚存，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了。 　　另外，据邻居们的目击，王家后人走后，施芝英屋里满地撒着解放前的旧纸币。 　　据云，施芝英与王蔚如结合后，未生养。那个王美珍的身世，眼下不得而知。在陈独秀之后，王蔚如之前，施芝英是否另嫁他人，亦不知道。 　　施芝英的经历，经过这样多方查访，总算大致明朗化了。她曾与陈独秀有过几年婚恋，这是无疑的。“总书记失踪”的真相，也已清楚。当然，将来也许会查找到更详尽的史料，以求弄清陈独秀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细细一查陈虹的档案，明白了：陈虹在填写“职工登记表”时，还另附了一张纸，向组织上说明若干问题，内中提及自己的父亲为陈独秀。不过，陈虹对父亲的印象极为淡薄，因为陈独秀很早就与她的母亲分手了。陈虹自幼学戏，以谋自立。她提及自己懂事之后唯一的那次与陈独秀在汉口见面的情况。她说，她去找父亲，是希望父亲能接济她的生活。可是在见面时，父亲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即潘兰珍）。陈虹见此情景，跟陈独秀没说几句话，便生气地离开了。
　　陈虹的这一段说明，跟郑超麟的回忆，大致相近。但是，陈虹没有提到陈独秀所说的那句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关于陈虹的身世，迄今尚是一个谜。据王长江同志调查，以为陈虹系陈独秀的养女；然而，又有陈虹自传等表明，她是陈独秀的嫡女。
　　不过，我在了解陈虹身世的过程中，却在陈虹说明历史问题那张纸头上，得知她母亲的名字——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原名叫施芝英！
　　当陈虹填写“职工登记表”时，施芝英尚在人世，只是她跟陈虹已很少来往。陈虹的档案上记载着施芝英在上海的地址。于是，拨开 60 多年前的历史迷雾，终于有了线索。

邻居看过，平常放在阁楼里。此外，还有全套银质餐具。 　　1969 年，王蔚如死后，施芝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曾向居民委员会申请困难补助。她只领过一个月，就有人反映说她生活不困难。这话传进她的耳朵，她就声言不要补助，从此再也没有领过。她靠着变卖家中细软过日子，生活不错。她常常喜欢独自在家玩牌。 每逢阴历除夕，看她太孤单了，另一幢楼里杨家老太太总是请她去吃年夜饭。那杨家老太太跟她是小姐妹，有几十年友谊，可惜现已去世。据杨老太太的女儿回忆，施芝英喝酒之后，话便多起来，总说待她最好的是“老陈”。杨家不知“老陈”何人，她轻声答：“陈独秀呀！”于是，她说起那时如何跟陈独秀一起生活，一起躲躲藏藏，做地下工作。杨家的人听得稀里糊涂，以为施老太太（杨家称她“大大姆妈”）大约酒后说胡话，谁都没有当真。年迈之人常常怀念青春岁月。据邻居周阿姨回忆，施芝英在王蔚如去世之后，也多次跟她聊起“老陈”。只是周阿姨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她不好意思多问人家前夫的情况，但施芝英看见那张大照片，常爱唠叨不停。 她甚为怀念那位“老陈” 　　施芝英是怎样离世的呢？ 　　邻居周阿姨对此最为了解。她记得，施芝英死于 1973 年冬至翌日（我查了一下《万年历》，1973 年的冬至为 12 月 22 日，翌日即 23 日，与户籍档 案所载施芝英死亡日期完全一致）。冬至，上海人称“冬节”，一般要吃进补之类东西过节。这天，施芝英在菜场排队买了两只猪蹄膀，和人参一起炖汤。她和周阿姨共用一个灶间，所以周阿姨知道她这次如何过冬节。那天，施芝英一切都很正常。 　　夜里，周阿姨已睡下，忽听施芝英一声声呼喊她。她急忙起床，推施芝英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她喊来居委会干部，用劲推门，总算推开门。一进屋，见施芝英坐在痰盂上，腹泻。居民委员会干部急忙喊来“大姑娘”。这位“大姑娘”是环卫工人，倒马桶的，力气大，大家都叫她“大姑娘”。“大姑娘”当即背起施芝英，送往附近普安路 185 号的曙光医院。 　　经医生检查，认为病情不算很重。如果要住院的话，要有人陪同、照料。居委会干部考虑到施芝英独自居住，没有亲人可以陪同、照料，便决定仍由“大姑娘”背回家中。到家后，施芝英神态清醒，叫“大姑娘”把她放在床上，连声道谢，还请她把房门关好。周阿姨记得，这时大约已是深夜 12 时。翌日清早，不见屋里有动静。周阿姨在门外叫喊了一声，也无人答应。于是，推门探视，见施芝英已死于床上。据医生诊断，施芝英死于脑溢血。施芝英身边无人，请谁料理后事呢？居委会干部记得，四年前王蔚如死后，骨灰盒是由他的子女送回南通安葬的。王蔚如的前妻生三子一女，在南通。于是，拍电报到南通，王的外孙女等赶来，料理后事，决定施芝英火化之后不要骨灰。王的外孙女清理了遗物，装了一卡车，运回南通。那个装有施芝英大照片的镜框被拆过，不要，扔进了垃圾堆。 　　邻居之中有位中学生，名叫刘科达，出于好奇，翻看那被扔掉的照片，发现在施芝英的大照片背面，有一张同样大的照片。唷，照片上是一个神气潇洒的男人，穿笔挺西装，理大包头，手握“司的克”（手杖）至今，刘科达仍清楚记得照片上的形象，向笔者叙述着。邻居们明白，那穿西装的男人，便是施芝英生前常常说起的“老陈”。 消息传入杨家，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施芝英酒后的话，并非胡言，那“老陈”便是陈独秀！怪不得，我在门口遇见那位 30 来岁的男子，一见面便提到陈独秀——他是刘科达的弟弟。他们后来从书报上见到陈独秀的照片，发觉正是施芝英所珍藏的大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王蔚如的后人扔掉那个镜框，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施芝英是王蔚如的续弦，与他们原本隔着一层，何况镜框里又藏着施芝英前夫的照片，“理所当然”弃之如敝屣。 　　至于那两张大照片被扔进垃圾堆之后的命运，不得而知。倘今日尚存，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了。 　　另外，据邻居们的目击，王家后人走后，施芝英屋里满地撒着解放前的旧纸币。 　　据云，施芝英与王蔚如结合后，未生养。那个王美珍的身世，眼下不得而知。在陈独秀之后，王蔚如之前，施芝英是否另嫁他人，亦不知道。 　　施芝英的经历，经过这样多方查访，总算大致明朗化了。她曾与陈独秀有过几年婚恋，这是无疑的。“总书记失踪”的真相，也已清楚。当然，将来也许会查找到更详尽的史料，以求弄清陈独秀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户籍档案勾勒出她的大致身世

　　上海最拥挤的所在，是城隍庙一带，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狭窄的街道两侧，旧式住房鳞次栉比。按照地址，我来到一条短小的马路——安澜路。在一幢三层楼房里，我询问住户是否知道这里住过一位名叫施芝英的老太太。一位老妇人告诉我，这儿只住过姓王的一家，未听说有姓施的。
　　只得求助于派出所。在民警葛学鸿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翻查了户籍档案。我庆幸地查到了施芝英的名字。据户籍记载，她生于 1901 年 12 月 25 日，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人（现隶属江苏泗洪县），初小二年级文化程度，职业栏内写着“家务”两字。户籍档案上简单的记载，粗线条地勾勒出施芝英的大致身世。因为她是家庭妇女，也就不会有详细的人事档案。陈独秀生于 1879 年，比她大 22 岁。说过陈独秀有这么个女儿。陈虹如今在哪里？倘若能够找到陈虹，也就能找到她的母亲。我从另一途径获知一重要线索：1980 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邓小平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信，信是陈虹之女张某从新疆写给邓小平的，内中要求为她母亲落实政策。由于陈虹是在上海工作的，所以此信转往上海。据信中反映，陈虹原在上海电影系统工作，死于“文革”。中共上海市委派出了联络员，前往陈虹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了解。该单位派专人核查陈虹死亡经过。陈虹之女还曾专程从新疆赶来上海，我访问了当年负责调查工作的王长江同志。他告诉我，陈虹出生于 1924年 2 月 15 日。解放前，她曾学戏，当过演员，在重庆与一姓夏的国民党官员结婚。后来，与夏某离婚，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与该厂张燕结婚，生下一女。解放后，张燕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陈虹则在上海一家电影制片 厂当化妆品保管员。她是很普通的职员。自 1962 年起，因身体不好，不大来上班。“文革”开始之后，不得不每日来厂参加运动。在“文革”初期，因为她不属“三名三高”之列，没有遭批斗，只是参加化妆组的政治学习罢了。后来，开始清查一些人的所谓历史问题，于是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陈虹乃 “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之女”。陈虹则申辩，她是陈独秀的养女，并非亲生女儿。1969 年，陈虹因患食道癌而去世，当时不过 45 岁。 据郑超麟回忆，潘兰珍曾谈及陈独秀与陈虹在汉口会面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如此说来，陈虹确系陈独秀养女，并非嫡出。然而，陈虹生前给家人留下一份自传，却讲自己是陈独秀亲生之女，她说，在厂里申辩自己是陈独秀养女，为的是减轻对自己的政治压力。 　　另外，陈虹生于 1924 年，正是陈独秀与那位不知名的女人秘密同居的时候（前后同居约三四年）。据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脸部鼻子以下，很像陈独秀。 　　陈虹究竟是不是陈独秀的亲生女儿？照理，陈虹的档案上应有记载。陈虹在 1960 年 3 月及 1965年 6月，两次填写过“职工登记表”。遗憾的是，不仅“家庭成员”栏目中没有提及她的父母，就连“社会关系”栏目中也只写她的姓夏的前夫。 　　既然如此，在“文革”中怎么会有人在大字报中披露她的鲜为人知的身世？这消息从何而来？ 　　细细一查陈虹的档案，明白了：陈虹在填写“职工登记表”时，还另附了一张纸，向组织上说明若干问题，内中提及自己的父亲为陈独秀。不过，陈虹对父亲的印象极为淡薄，因为陈独秀很早就与她的母亲分手了。陈虹自幼学戏，以谋自立。她提及自己懂事之后唯一的那次与陈独秀在汉口见面的情况。她说，她去找父亲，是希望父亲能接济她的生活。可是在见面时，父亲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即潘兰珍）。陈虹见此情景，跟陈独秀没说几句话，便生气地离开了。 　　陈虹的这一段说明，跟郑超麟的回忆，大致相近。但是，陈虹没有提到陈独秀所说的那句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关于陈虹的身世，迄今尚是一个谜。据王长江同志调查，以为陈虹系陈独秀的养女；然而，又有陈虹自传等表明，她是陈独秀的嫡女。 　　不过，我在了解陈虹身世的过程中，却在陈虹说明历史问题那张纸头上，得知她母亲的名字——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原名叫施芝英！ 　　当陈虹填写“职工登记表”时，施芝英尚在人世，只是她跟陈虹已很少来往。陈虹的档案上记载着施芝英在上海的地址。于是，拨开 60 多年前的历史迷雾，终于有了线索。 户籍档案勾勒出她的大致身世 　　上海最拥挤的所在，是城隍庙一带，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狭窄的街道两侧，旧式住房鳞次栉比。按照地址，我来到一条短小的马路——安澜路。在一幢三层楼房里，我询问住户是否知道这里住过一位名叫施芝英的老太太。一位老妇人告诉我，这儿只住过姓王的一家，未听说有姓施的。 　　只得求助于派出所。在民警葛学鸿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翻查了户籍档案。我庆幸地查到了施芝英的名字。据户籍记载，她生于 1901 年 12 月 25 日，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人（现隶属江苏泗洪县），初小二年级文化程度，职业栏内写着“家务”两字。户籍档案上简单的记载，粗线条地勾勒出施芝英的大致身世。因为她是家庭妇女，也就不会有详细的人事档案。陈独秀生于 1879 年，比她大 22 岁。 户籍册里还记载着施芝英的丈夫的简况：王蔚如，又名王清林，生于 1898年 1 月 6 日，江苏南通人，原在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工作。1957 年 3 月 12 日由南通市寺街，把户口迁来此处。施芝英则原住上海永吉新村。 　　如此说来，那位老妇人说安澜路小楼里住过姓王一家是不错的。一般来说，上海人习惯对老年妇女冠以夫姓称为“王伯母”、“王家阿婆”之类，不会知道施芝英自己的姓名。 从户籍档案上得知，他们于 1965 年 1 月 4 日迁往上海会稽路。于是，我前往另一个派出所，查阅户籍档案。一查，他俩的名字下方，都盖上了“死亡”黑色印戳：王蔚如于 1969 年 11 月 3 日因胃出血死亡，享年 71 岁；4 年之后，施芝英于 1973 年 12 月 23 日因脑溢血病故，终年 72 岁。他们还有没有别的亲属呢？户籍册上只写着他俩的名字，似乎家庭没有其他成员。 　　我细细翻阅着旧的户籍资料，发觉在王蔚如、施芝英那一页之后，写着 “王美珍”其人，注明系他们的女儿，王美珍生于 1927 年 2 月 16 日，备注栏内写明“由香港迁来”。非常遗憾，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户籍册上只盖了“迁出”图章，却忘了写明迁出年月以及迁往何处。 施芝英、王蔚如、陈虹已经到了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无缘采访。王美珍不知去向。施芝英又无人事材料可查。为了详细了解施芝英的生平，我试着前往会稽路她当年的住处访问。 在一条长长的里弄里，两旁都是三层楼房。我找到了施芝英住过的那一座房子。在门口，遇见一位 30 来岁的男人。他一看我的介绍信，出语惊人：“喔，施芝英，不就是陈独秀的小老婆？！” 　　我的介绍信上只写着了解施芝英情况，他怎么马上提到陈独秀呢？看来，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活档案”，比档案室里的死档案更丰富，更生动。他招呼施芝英的老邻居周阿姨，周阿姨又为我找来好几位老邻居，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许多关于施芝英的情况。据云，施芝英细高个子，四方脸，眉清目秀。她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 不过，她久居上海，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能看书报。待人和气，很有礼貌。她住在二楼。平常，与邻居们合用一个灶间从未发生过不快，人缘不错。施芝英平常几乎不出远门。她与丈夫王蔚如两人住在一起，没有什么客人来访。偶尔来过一个女人，叫她妈妈，但从未在她家住，连春节也不来拜年。平常，一早起来，她跟丈夫到公园走走，打打太极拳，买菜，然后回家，烧三顿饭。闲得无聊，玩玩麻将。 　　她家全套红木家具，看得出家底不错。但是，她没有工资，王蔚如也只有退休工资——起初从南通逐月汇来，后来转到附近的广达袜厂领取。据施芝英说起过，她原在上海永吉新村的住房，是她解放前用钱典赁的。 　　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挂着她 20 多岁时拍的一幅大照片，比 26 吋电视屏幕还大，用红木镜框镶嵌。到过她家的人，第一眼便可见到这张大照片。那是她的半身照，年轻俏丽，光彩照人，穿高领旗袍，手腕上戴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猫眼宝石戒指。这张照片在“文革”中仍照样挂在那里。她家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还有一尊金质观音菩萨，拿给
户籍册里还记载着施芝英的丈夫的简况：王蔚如，又名王清林，生于 1898年 1 月 6 日，江苏南通人，原在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工作。1957 年 3 月 12 日由南通市寺街，把户口迁来此处。施芝英则原住上海永吉新村。
　　如此说来，那位老妇人说安澜路小楼里住过姓王一家是不错的。一般来说，上海人习惯对老年妇女冠以夫姓称为“王伯母”、“王家阿婆”之类，不会知道施芝英自己的姓名。
从户籍档案上得知，他们于 1965 年 1 月 4 日迁往上海会稽路。于是，我前往另一个派出所，查阅户籍档案。一查，他俩的名字下方，都盖上了“死亡”黑色印戳：王蔚如于 1969 年 11 月 3 日因胃出血死亡，享年 71 岁；4 年之后，施芝英于 1973 年 12 月 23 日因脑溢血病故，终年 72 岁。他们还有没有别的亲属呢？户籍册上只写着他俩的名字，似乎家庭没有其他成员。邻居看过，平常放在阁楼里。此外，还有全套银质餐具。 　　1969 年，王蔚如死后，施芝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曾向居民委员会申请困难补助。她只领过一个月，就有人反映说她生活不困难。这话传进她的耳朵，她就声言不要补助，从此再也没有领过。她靠着变卖家中细软过日子，生活不错。她常常喜欢独自在家玩牌。 每逢阴历除夕，看她太孤单了，另一幢楼里杨家老太太总是请她去吃年夜饭。那杨家老太太跟她是小姐妹，有几十年友谊，可惜现已去世。据杨老太太的女儿回忆，施芝英喝酒之后，话便多起来，总说待她最好的是“老陈”。杨家不知“老陈”何人，她轻声答：“陈独秀呀！”于是，她说起那时如何跟陈独秀一起生活，一起躲躲藏藏，做地下工作。杨家的人听得稀里糊涂，以为施老太太（杨家称她“大大姆妈”）大约酒后说胡话，谁都没有当真。年迈之人常常怀念青春岁月。据邻居周阿姨回忆，施芝英在王蔚如去世之后，也多次跟她聊起“老陈”。只是周阿姨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她不好意思多问人家前夫的情况，但施芝英看见那张大照片，常爱唠叨不停。 她甚为怀念那位“老陈” 　　施芝英是怎样离世的呢？ 　　邻居周阿姨对此最为了解。她记得，施芝英死于 1973 年冬至翌日（我查了一下《万年历》，1973 年的冬至为 12 月 22 日，翌日即 23 日，与户籍档 案所载施芝英死亡日期完全一致）。冬至，上海人称“冬节”，一般要吃进补之类东西过节。这天，施芝英在菜场排队买了两只猪蹄膀，和人参一起炖汤。她和周阿姨共用一个灶间，所以周阿姨知道她这次如何过冬节。那天，施芝英一切都很正常。 　　夜里，周阿姨已睡下，忽听施芝英一声声呼喊她。她急忙起床，推施芝英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她喊来居委会干部，用劲推门，总算推开门。一进屋，见施芝英坐在痰盂上，腹泻。居民委员会干部急忙喊来“大姑娘”。这位“大姑娘”是环卫工人，倒马桶的，力气大，大家都叫她“大姑娘”。“大姑娘”当即背起施芝英，送往附近普安路 185 号的曙光医院。 　　经医生检查，认为病情不算很重。如果要住院的话，要有人陪同、照料。居委会干部考虑到施芝英独自居住，没有亲人可以陪同、照料，便决定仍由“大姑娘”背回家中。到家后，施芝英神态清醒，叫“大姑娘”把她放在床上，连声道谢，还请她把房门关好。周阿姨记得，这时大约已是深夜 12 时。翌日清早，不见屋里有动静。周阿姨在门外叫喊了一声，也无人答应。于是，推门探视，见施芝英已死于床上。据医生诊断，施芝英死于脑溢血。施芝英身边无人，请谁料理后事呢？居委会干部记得，四年前王蔚如死后，骨灰盒是由他的子女送回南通安葬的。王蔚如的前妻生三子一女，在南通。于是，拍电报到南通，王的外孙女等赶来，料理后事，决定施芝英火化之后不要骨灰。王的外孙女清理了遗物，装了一卡车，运回南通。那个装有施芝英大照片的镜框被拆过，不要，扔进了垃圾堆。 　　邻居之中有位中学生，名叫刘科达，出于好奇，翻看那被扔掉的照片，发现在施芝英的大照片背面，有一张同样大的照片。唷，照片上是一个神气潇洒的男人，穿笔挺西装，理大包头，手握“司的克”（手杖）至今，刘科达仍清楚记得照片上的形象，向笔者叙述着。邻居们明白，那穿西装的男人，便是施芝英生前常常说起的“老陈”。 消息传入杨家，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施芝英酒后的话，并非胡言，那“老陈”便是陈独秀！怪不得，我在门口遇见那位 30 来岁的男子，一见面便提到陈独秀——他是刘科达的弟弟。他们后来从书报上见到陈独秀的照片，发觉正是施芝英所珍藏的大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王蔚如的后人扔掉那个镜框，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施芝英是王蔚如的续弦，与他们原本隔着一层，何况镜框里又藏着施芝英前夫的照片，“理所当然”弃之如敝屣。 　　至于那两张大照片被扔进垃圾堆之后的命运，不得而知。倘今日尚存，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了。 　　另外，据邻居们的目击，王家后人走后，施芝英屋里满地撒着解放前的旧纸币。 　　据云，施芝英与王蔚如结合后，未生养。那个王美珍的身世，眼下不得而知。在陈独秀之后，王蔚如之前，施芝英是否另嫁他人，亦不知道。 　　施芝英的经历，经过这样多方查访，总算大致明朗化了。她曾与陈独秀有过几年婚恋，这是无疑的。“总书记失踪”的真相，也已清楚。当然，将来也许会查找到更详尽的史料，以求弄清陈独秀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我细细翻阅着旧的户籍资料，发觉在王蔚如、施芝英那一页之后，写着 “王美珍”其人，注明系他们的女儿，王美珍生于 1927 年 2 月 16 日，备注栏内写明“由香港迁来”。非常遗憾，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户籍册上只盖了“迁出”图章，却忘了写明迁出年月以及迁往何处。
施芝英、王蔚如、陈虹已经到了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无缘采访。王美珍不知去向。施芝英又无人事材料可查。为了详细了解施芝英的生平，我试着前往会稽路她当年的住处访问。
在一条长长的里弄里，两旁都是三层楼房。我找到了施芝英住过的那一座房子。在门口，遇见一位 30 来岁的男人。他一看我的介绍信，出语惊人：“喔，施芝英，不就是陈独秀的小老婆？！”说过陈独秀有这么个女儿。陈虹如今在哪里？倘若能够找到陈虹，也就能找到她的母亲。我从另一途径获知一重要线索：1980 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邓小平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信，信是陈虹之女张某从新疆写给邓小平的，内中要求为她母亲落实政策。由于陈虹是在上海工作的，所以此信转往上海。据信中反映，陈虹原在上海电影系统工作，死于“文革”。中共上海市委派出了联络员，前往陈虹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了解。该单位派专人核查陈虹死亡经过。陈虹之女还曾专程从新疆赶来上海，我访问了当年负责调查工作的王长江同志。他告诉我，陈虹出生于 1924年 2 月 15 日。解放前，她曾学戏，当过演员，在重庆与一姓夏的国民党官员结婚。后来，与夏某离婚，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与该厂张燕结婚，生下一女。解放后，张燕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陈虹则在上海一家电影制片 厂当化妆品保管员。她是很普通的职员。自 1962 年起，因身体不好，不大来上班。“文革”开始之后，不得不每日来厂参加运动。在“文革”初期，因为她不属“三名三高”之列，没有遭批斗，只是参加化妆组的政治学习罢了。后来，开始清查一些人的所谓历史问题，于是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陈虹乃 “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之女”。陈虹则申辩，她是陈独秀的养女，并非亲生女儿。1969 年，陈虹因患食道癌而去世，当时不过 45 岁。 据郑超麟回忆，潘兰珍曾谈及陈独秀与陈虹在汉口会面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如此说来，陈虹确系陈独秀养女，并非嫡出。然而，陈虹生前给家人留下一份自传，却讲自己是陈独秀亲生之女，她说，在厂里申辩自己是陈独秀养女，为的是减轻对自己的政治压力。 　　另外，陈虹生于 1924 年，正是陈独秀与那位不知名的女人秘密同居的时候（前后同居约三四年）。据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脸部鼻子以下，很像陈独秀。 　　陈虹究竟是不是陈独秀的亲生女儿？照理，陈虹的档案上应有记载。陈虹在 1960 年 3 月及 1965年 6月，两次填写过“职工登记表”。遗憾的是，不仅“家庭成员”栏目中没有提及她的父母，就连“社会关系”栏目中也只写她的姓夏的前夫。 　　既然如此，在“文革”中怎么会有人在大字报中披露她的鲜为人知的身世？这消息从何而来？ 　　细细一查陈虹的档案，明白了：陈虹在填写“职工登记表”时，还另附了一张纸，向组织上说明若干问题，内中提及自己的父亲为陈独秀。不过，陈虹对父亲的印象极为淡薄，因为陈独秀很早就与她的母亲分手了。陈虹自幼学戏，以谋自立。她提及自己懂事之后唯一的那次与陈独秀在汉口见面的情况。她说，她去找父亲，是希望父亲能接济她的生活。可是在见面时，父亲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即潘兰珍）。陈虹见此情景，跟陈独秀没说几句话，便生气地离开了。 　　陈虹的这一段说明，跟郑超麟的回忆，大致相近。但是，陈虹没有提到陈独秀所说的那句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关于陈虹的身世，迄今尚是一个谜。据王长江同志调查，以为陈虹系陈独秀的养女；然而，又有陈虹自传等表明，她是陈独秀的嫡女。 　　不过，我在了解陈虹身世的过程中，却在陈虹说明历史问题那张纸头上，得知她母亲的名字——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原名叫施芝英！ 　　当陈虹填写“职工登记表”时，施芝英尚在人世，只是她跟陈虹已很少来往。陈虹的档案上记载着施芝英在上海的地址。于是，拨开 60 多年前的历史迷雾，终于有了线索。 户籍档案勾勒出她的大致身世 　　上海最拥挤的所在，是城隍庙一带，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狭窄的街道两侧，旧式住房鳞次栉比。按照地址，我来到一条短小的马路——安澜路。在一幢三层楼房里，我询问住户是否知道这里住过一位名叫施芝英的老太太。一位老妇人告诉我，这儿只住过姓王的一家，未听说有姓施的。 　　只得求助于派出所。在民警葛学鸿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翻查了户籍档案。我庆幸地查到了施芝英的名字。据户籍记载，她生于 1901 年 12 月 25 日，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人（现隶属江苏泗洪县），初小二年级文化程度，职业栏内写着“家务”两字。户籍档案上简单的记载，粗线条地勾勒出施芝英的大致身世。因为她是家庭妇女，也就不会有详细的人事档案。陈独秀生于 1879 年，比她大 22 岁。 户籍册里还记载着施芝英的丈夫的简况：王蔚如，又名王清林，生于 1898年 1 月 6 日，江苏南通人，原在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工作。1957 年 3 月 12 日由南通市寺街，把户口迁来此处。施芝英则原住上海永吉新村。 　　如此说来，那位老妇人说安澜路小楼里住过姓王一家是不错的。一般来说，上海人习惯对老年妇女冠以夫姓称为“王伯母”、“王家阿婆”之类，不会知道施芝英自己的姓名。 从户籍档案上得知，他们于 1965 年 1 月 4 日迁往上海会稽路。于是，我前往另一个派出所，查阅户籍档案。一查，他俩的名字下方，都盖上了“死亡”黑色印戳：王蔚如于 1969 年 11 月 3 日因胃出血死亡，享年 71 岁；4 年之后，施芝英于 1973 年 12 月 23 日因脑溢血病故，终年 72 岁。他们还有没有别的亲属呢？户籍册上只写着他俩的名字，似乎家庭没有其他成员。 　　我细细翻阅着旧的户籍资料，发觉在王蔚如、施芝英那一页之后，写着 “王美珍”其人，注明系他们的女儿，王美珍生于 1927 年 2 月 16 日，备注栏内写明“由香港迁来”。非常遗憾，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户籍册上只盖了“迁出”图章，却忘了写明迁出年月以及迁往何处。 施芝英、王蔚如、陈虹已经到了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无缘采访。王美珍不知去向。施芝英又无人事材料可查。为了详细了解施芝英的生平，我试着前往会稽路她当年的住处访问。 在一条长长的里弄里，两旁都是三层楼房。我找到了施芝英住过的那一座房子。在门口，遇见一位 30 来岁的男人。他一看我的介绍信，出语惊人：“喔，施芝英，不就是陈独秀的小老婆？！” 　　我的介绍信上只写着了解施芝英情况，他怎么马上提到陈独秀呢？看来，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活档案”，比档案室里的死档案更丰富，更生动。他招呼施芝英的老邻居周阿姨，周阿姨又为我找来好几位老邻居，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许多关于施芝英的情况。据云，施芝英细高个子，四方脸，眉清目秀。她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 不过，她久居上海，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能看书报。待人和气，很有礼貌。她住在二楼。平常，与邻居们合用一个灶间从未发生过不快，人缘不错。施芝英平常几乎不出远门。她与丈夫王蔚如两人住在一起，没有什么客人来访。偶尔来过一个女人，叫她妈妈，但从未在她家住，连春节也不来拜年。平常，一早起来，她跟丈夫到公园走走，打打太极拳，买菜，然后回家，烧三顿饭。闲得无聊，玩玩麻将。 　　她家全套红木家具，看得出家底不错。但是，她没有工资，王蔚如也只有退休工资——起初从南通逐月汇来，后来转到附近的广达袜厂领取。据施芝英说起过，她原在上海永吉新村的住房，是她解放前用钱典赁的。 　　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挂着她 20 多岁时拍的一幅大照片，比 26 吋电视屏幕还大，用红木镜框镶嵌。到过她家的人，第一眼便可见到这张大照片。那是她的半身照，年轻俏丽，光彩照人，穿高领旗袍，手腕上戴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猫眼宝石戒指。这张照片在“文革”中仍照样挂在那里。她家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还有一尊金质观音菩萨，拿给
　　我的介绍信上只写着了解施芝英情况，他怎么马上提到陈独秀呢？看来，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活档案”，比档案室里的死档案更丰富，更生动。他招呼施芝英的老邻居周阿姨，周阿姨又为我找来好几位老邻居，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许多关于施芝英的情况。据云，施芝英细高个子，四方脸，眉清目秀。她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
不过，她久居上海，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能看书报。待人和气，很有礼貌。她住在二楼。平常，与邻居们合用一个灶间从未发生过不快，人缘不错。施芝英平常几乎不出远门。她与丈夫王蔚如两人住在一起，没有什么客人来访。偶尔来过一个女人，叫她妈妈，但从未在她家住，连春节也不来拜年。平常，一早起来，她跟丈夫到公园走走，打打太极拳，买菜，然后回家，烧三顿饭。闲得无聊，玩玩麻将。
　　她家全套红木家具，看得出家底不错。但是，她没有工资，王蔚如也只有退休工资——起初从南通逐月汇来，后来转到附近的广达袜厂领取。据施芝英说起过，她原在上海永吉新村的住房，是她解放前用钱典赁的。　叶永烈：陈独秀的秘密夫人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陈独秀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陈独秀曾经离奇地失踪了一段时间，没有历史记载。我因写作《红色的起点》涉及陈独秀，访问了当年陈独秀的秘书、密友郑超麟先生。郑先生当时已 90岁高龄，记忆力不错。他向我透露了其失踪的鲜为人知的原因：“陈独秀因为患伤寒病住进医院，那时候陈独秀与一个女人同居，所以他不愿让任何人上他家。他住进医院，也是由那个女人照料生活，不愿让其他人知道。”郑超麟终于说出了其中的“秘密”…… 离奇的陈独秀失踪事件 在中共党史上，总书记失踪事件绝无仅有，发生过一回…… 事情发生在1926年1月下旬，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总书记哪里去了?是被敌人秘密拘捕、暗杀，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陈独秀是中共早期的首脑人物。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 央局书记，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二大”、“三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长，也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四大”、“五大”上，陈独秀担任总书记。陈独秀连任中 共五届总书记，而且又是“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语)，名声很大，引人注目，所以他 的行踪隐秘，以避开敌探耳目。他的住处经常搬动，而且地址绝对保密。中央和他往往单线 联系。在1926年初，是由中共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和陈独秀单线联系的。 当时陈独秀住在上海。他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926年1月中旬接见从广州参加国 民党“二大”后回沪的朱蕴山。通常会见客人或者开会，陈独秀总是到上海虬江大戏院西边 广东街上正兴里任作民住处来，从不让客人上他家。会见朱蕴山时，陈独秀听取了汇报，并 派柯庆施、薛卓汉和他前往安徽，开展工作。 此后，陈独秀多日未来任作民处办公。往日，他常去的上海长沙路亚东图书馆编辑 所，也不见他的踪影。这时陈独秀的家连任作民都不知道。 中央机关与总书记失去了联系，不由得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来到上海，急于见父亲一面。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 1922年入党，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即省 委书记)。陈延年来到上海亚东图书馆，找到经理汪孟邹。汪是陈独秀的密友，居然也不知 陈独秀的下落。四处寻找，杳无音讯。 大家都急了。陈延年甚至急得流泪了。大家猜测：凶多吉少! 陈独秀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进国民党右派的耳朵里去。国民党右派趁机放出谣 言：陈独秀秘密前往武汉去了，去勾结军阀吴佩孚! 于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1926年1月21日出版的第143期上发表了题为 《国民党右派的小伎俩》一文，对国民党右派的谣言加以驳斥。 不过，陈独秀究竟在哪里?中共中央机关也心中无数。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被敌 人暗中抓去。中央派出了青年团员高尔柏，来到上海远郊的松江县城。高尔柏是松江人，而 当时的江苏省长陈陶遗也是松江人，高、陈两家有着世交之谊。高尔柏见到了正在松江的陈 陶遗，转弯抹角地摸动态，结果陈陶遗一句也没提到过陈独秀，似乎他们没有抓到过陈独秀。 实在找不到陈独秀，只得由任作民出面在《民国日报》上登载了“寻人启事”(联 络暗号)。见报之后，依然毫无音讯! 直至2月下旬，陈独秀突然出现在任作民的住处!陈独秀笑嘻嘻的，一点也没有被捕 的样子。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获知总书记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陈延年正准备上船离沪， 也被急急召回，父子相见，格外高兴。 总书记“失踪”一个来月，到哪里去了呢?据陈独秀解释说，他在1月下旬突然患伤 寒，住进了医院，于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医院里，他看到了《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启 事”。他以为反正过些日子就可康复出院，所以没有马上与任作民联系…… 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此事被1926年2月下旬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称之 为“陈独秀失踪”事件。 　　 陈独秀的三次婚姻 　　陈独秀曾结婚三次。他先后的三位夫人，都是公开结合的： 陈独秀的结发之妻叫高晓岚。结婚时陈独秀 17 岁，高晓岚20 岁。高晓岚是清朝安徽安庆营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陈独秀是安庆人）。这一婚姻是由陈独秀的母亲和他的叔父陈衍庶择定的（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早亡）。婚后，高晓岚生三子一女，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筱秀。高晓岚是一旧式女子，文盲，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不止一世纪”。随着陈独秀日趋进步，走向革命，家庭矛盾日深。高晓岚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喜爱文学，思想进步。陈独秀与高君曼意趣相投，产生热恋。1909 年，31 岁的陈独秀和高君曼正式同居。后来，高君曼生了一子一女，即陈鹤年、陈子美。 　　高晓岚于 1930 年 8 月去世。翌年，高君曼病逝。 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叫潘兰珍，比他小 20 岁，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1930 年，陈独秀和潘兰珍在上海同居。当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的政治身份。直至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她才明白陈独秀的真实面目。但她没有离陈独秀而去。陈出狱后，她一直与其生活在一起，直至陈独秀 1942 年 5 月 27 日晚病故于四川江津。 　　高晓岚、高君曼、潘兰珍都与陈独秀先后共同生活多年，三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公开的。唯一例外的，便是那位造成“总书记失踪”事件的女人。当时，陈独秀与高君曼已分居而未离婚。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造成陈独秀与高君曼不和的原因，便是因为陈独秀另有所爱。那个女人究竟是谁？郑超麟从未见过她，陈独秀也未谈起她。关于她，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 1954 年 2 月 23 日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里，倒是提及几笔： 　　1922 年陈独秀出狱以后，仍住在（上海）老渔阳里 2 号，他被拘留的时间，不过两星期，他的寓所并没有党的文件（文件都在辅德里 625 号），所以他在原寓所还住了两个多月。4 月间，他一个人曾在（上海）南成都路靠马路的住房中，租了楼上一间统厢房住下，我曾去过这地方。他在这里也 只住了一个月。5 月间，他又搬到上海县地界住下。他的住所并不曾通知我，每隔三五日到我的寓所来处理一些文件。他在上海县地界的寓所，只有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同志知道，因为李启汉在上海县地界无意中遇到了陈独秀，才进到他的寓所去，据说有一个年青的女子和陈独秀同住着。这位“年青的女子”是谁？李达不知道。李达夫人王会悟在她的回忆录《忆往事》中，也曾提及：“当时党中央是秘密的，李达白天不大出门，有关信、稿等日常事务常由我做，我总要费力才能找到陈独秀。随后从陈独秀的妻子口中才得知，陈独秀另租小房子和另一女子同居。 　　笔者在 1989、1990 年曾几度访问王会悟，问及她所说的“另一女子”是什么样的人物，王会悟说她从未见过。那位青年女子确实是一个谜。她是谁？ 　　　　　　　 据称“陈独秀女儿”的人 　　雪泥鸿爪，毕竟还是有踪迹可寻。据郑超麟回忆，在陈独秀去世之后，潘兰珍曾跟他说及一桩往事：1937年 8 月，陈独秀在南京获释。9 月中旬，由潘兰珍陪同前往武汉，住在汉口德润里。陈独秀曾在汉口青年会发表讲演。一天，忽有一位十三四岁姑娘前来汉口青年会找陈独秀，自称是陈独秀之女，名叫陈虹。陈独秀与陈虹会面时，潘兰珍在侧。潘兰珍在此之前，从未听
　　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挂着她 20 多岁时拍的一幅大照片，比 26 吋电视屏幕还大，用红木镜框镶嵌。到过她家的人，第一眼便可见到这张大照片。那是她的半身照，年轻俏丽，光彩照人，穿高领旗袍，手腕上戴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猫眼宝石戒指。这张照片在“文革”中仍照样挂在那里。她家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还有一尊金质观音菩萨，拿给邻居看过，平常放在阁楼里。此外，还有全套银质餐具。
　　1969 年，王蔚如死后，施芝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曾向居民委员会申请困难补助。她只领过一个月，就有人反映说她生活不困难。这话传进她的耳朵，她就声言不要补助，从此再也没有领过。她靠着变卖家中细软过日子，生活不错。她常常喜欢独自在家玩牌。
每逢阴历除夕，看她太孤单了，另一幢楼里杨家老太太总是请她去吃年夜饭。那杨家老太太跟她是小姐妹，有几十年友谊，可惜现已去世。据杨老太太的女儿回忆，施芝英喝酒之后，话便多起来，总说待她最好的是“老陈”。杨家不知“老陈”何人，她轻声答：“陈独秀呀！”于是，她说起那时如何跟陈独秀一起生活，一起躲躲藏藏，做地下工作。杨家的人听得稀里糊涂，以为施老太太（杨家称她“大大姆妈”）大约酒后说胡话，谁都没有当真。年迈之人常常怀念青春岁月。据邻居周阿姨回忆，施芝英在王蔚如去世之后，也多次跟她聊起“老陈”。只是周阿姨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她不好意思多问人家前夫的情况，但施芝英看见那张大照片，常爱唠叨不停。邻居看过，平常放在阁楼里。此外，还有全套银质餐具。 　　1969 年，王蔚如死后，施芝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曾向居民委员会申请困难补助。她只领过一个月，就有人反映说她生活不困难。这话传进她的耳朵，她就声言不要补助，从此再也没有领过。她靠着变卖家中细软过日子，生活不错。她常常喜欢独自在家玩牌。 每逢阴历除夕，看她太孤单了，另一幢楼里杨家老太太总是请她去吃年夜饭。那杨家老太太跟她是小姐妹，有几十年友谊，可惜现已去世。据杨老太太的女儿回忆，施芝英喝酒之后，话便多起来，总说待她最好的是“老陈”。杨家不知“老陈”何人，她轻声答：“陈独秀呀！”于是，她说起那时如何跟陈独秀一起生活，一起躲躲藏藏，做地下工作。杨家的人听得稀里糊涂，以为施老太太（杨家称她“大大姆妈”）大约酒后说胡话，谁都没有当真。年迈之人常常怀念青春岁月。据邻居周阿姨回忆，施芝英在王蔚如去世之后，也多次跟她聊起“老陈”。只是周阿姨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她不好意思多问人家前夫的情况，但施芝英看见那张大照片，常爱唠叨不停。 她甚为怀念那位“老陈” 　　施芝英是怎样离世的呢？ 　　邻居周阿姨对此最为了解。她记得，施芝英死于 1973 年冬至翌日（我查了一下《万年历》，1973 年的冬至为 12 月 22 日，翌日即 23 日，与户籍档 案所载施芝英死亡日期完全一致）。冬至，上海人称“冬节”，一般要吃进补之类东西过节。这天，施芝英在菜场排队买了两只猪蹄膀，和人参一起炖汤。她和周阿姨共用一个灶间，所以周阿姨知道她这次如何过冬节。那天，施芝英一切都很正常。 　　夜里，周阿姨已睡下，忽听施芝英一声声呼喊她。她急忙起床，推施芝英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她喊来居委会干部，用劲推门，总算推开门。一进屋，见施芝英坐在痰盂上，腹泻。居民委员会干部急忙喊来“大姑娘”。这位“大姑娘”是环卫工人，倒马桶的，力气大，大家都叫她“大姑娘”。“大姑娘”当即背起施芝英，送往附近普安路 185 号的曙光医院。 　　经医生检查，认为病情不算很重。如果要住院的话，要有人陪同、照料。居委会干部考虑到施芝英独自居住，没有亲人可以陪同、照料，便决定仍由“大姑娘”背回家中。到家后，施芝英神态清醒，叫“大姑娘”把她放在床上，连声道谢，还请她把房门关好。周阿姨记得，这时大约已是深夜 12 时。翌日清早，不见屋里有动静。周阿姨在门外叫喊了一声，也无人答应。于是，推门探视，见施芝英已死于床上。据医生诊断，施芝英死于脑溢血。施芝英身边无人，请谁料理后事呢？居委会干部记得，四年前王蔚如死后，骨灰盒是由他的子女送回南通安葬的。王蔚如的前妻生三子一女，在南通。于是，拍电报到南通，王的外孙女等赶来，料理后事，决定施芝英火化之后不要骨灰。王的外孙女清理了遗物，装了一卡车，运回南通。那个装有施芝英大照片的镜框被拆过，不要，扔进了垃圾堆。 　　邻居之中有位中学生，名叫刘科达，出于好奇，翻看那被扔掉的照片，发现在施芝英的大照片背面，有一张同样大的照片。唷，照片上是一个神气潇洒的男人，穿笔挺西装，理大包头，手握“司的克”（手杖）至今，刘科达仍清楚记得照片上的形象，向笔者叙述着。邻居们明白，那穿西装的男人，便是施芝英生前常常说起的“老陈”。 消息传入杨家，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施芝英酒后的话，并非胡言，那“老陈”便是陈独秀！怪不得，我在门口遇见那位 30 来岁的男子，一见面便提到陈独秀——他是刘科达的弟弟。他们后来从书报上见到陈独秀的照片，发觉正是施芝英所珍藏的大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王蔚如的后人扔掉那个镜框，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施芝英是王蔚如的续弦，与他们原本隔着一层，何况镜框里又藏着施芝英前夫的照片，“理所当然”弃之如敝屣。 　　至于那两张大照片被扔进垃圾堆之后的命运，不得而知。倘今日尚存，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了。 　　另外，据邻居们的目击，王家后人走后，施芝英屋里满地撒着解放前的旧纸币。 　　据云，施芝英与王蔚如结合后，未生养。那个王美珍的身世，眼下不得而知。在陈独秀之后，王蔚如之前，施芝英是否另嫁他人，亦不知道。 　　施芝英的经历，经过这样多方查访，总算大致明朗化了。她曾与陈独秀有过几年婚恋，这是无疑的。“总书记失踪”的真相，也已清楚。当然，将来也许会查找到更详尽的史料，以求弄清陈独秀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她甚为怀念那位“老陈”

　　施芝英是怎样离世的呢？
　　邻居周阿姨对此最为了解。她记得，施芝英死于 1973 年冬至翌日（我查了一下《万年历》，1973 年的冬至为 12 月 22 日，翌日即 23 日，与户籍档 案所载施芝英死亡日期完全一致）。冬至，上海人称“冬节”，一般要吃进补之类东西过节。这天，施芝英在菜场排队买了两只猪蹄膀，和人参一起炖汤。她和周阿姨共用一个灶间，所以周阿姨知道她这次如何过冬节。那天，施芝英一切都很正常。
　　夜里，周阿姨已睡下，忽听施芝英一声声呼喊她。她急忙起床，推施芝英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她喊来居委会干部，用劲推门，总算推开门。一进屋，见施芝英坐在痰盂上，腹泻。居民委员会干部急忙喊来“大姑娘”。这位“大姑娘”是环卫工人，倒马桶的，力气大，大家都叫她“大姑娘”。“大姑娘”当即背起施芝英，送往附近普安路 185 号的曙光医院。
　　经医生检查，认为病情不算很重。如果要住院的话，要有人陪同、照料。居委会干部考虑到施芝英独自居住，没有亲人可以陪同、照料，便决定仍由“大姑娘”背回家中。到家后，施芝英神态清醒，叫“大姑娘”把她放在床上，连声道谢，还请她把房门关好。周阿姨记得，这时大约已是深夜 12 时。翌日清早，不见屋里有动静。周阿姨在门外叫喊了一声，也无人答应。于是，推门探视，见施芝英已死于床上。据医生诊断，施芝英死于脑溢血。施芝英身边无人，请谁料理后事呢？居委会干部记得，四年前王蔚如死后，骨灰盒是由他的子女送回南通安葬的。王蔚如的前妻生三子一女，在南通。于是，拍电报到南通，王的外孙女等赶来，料理后事，决定施芝英火化之后不要骨灰。王的外孙女清理了遗物，装了一卡车，运回南通。那个装有施芝英大照片的镜框被拆过，不要，扔进了垃圾堆。说过陈独秀有这么个女儿。陈虹如今在哪里？倘若能够找到陈虹，也就能找到她的母亲。我从另一途径获知一重要线索：1980 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邓小平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信，信是陈虹之女张某从新疆写给邓小平的，内中要求为她母亲落实政策。由于陈虹是在上海工作的，所以此信转往上海。据信中反映，陈虹原在上海电影系统工作，死于“文革”。中共上海市委派出了联络员，前往陈虹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了解。该单位派专人核查陈虹死亡经过。陈虹之女还曾专程从新疆赶来上海，我访问了当年负责调查工作的王长江同志。他告诉我，陈虹出生于 1924年 2 月 15 日。解放前，她曾学戏，当过演员，在重庆与一姓夏的国民党官员结婚。后来，与夏某离婚，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与该厂张燕结婚，生下一女。解放后，张燕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陈虹则在上海一家电影制片 厂当化妆品保管员。她是很普通的职员。自 1962 年起，因身体不好，不大来上班。“文革”开始之后，不得不每日来厂参加运动。在“文革”初期，因为她不属“三名三高”之列，没有遭批斗，只是参加化妆组的政治学习罢了。后来，开始清查一些人的所谓历史问题，于是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陈虹乃 “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之女”。陈虹则申辩，她是陈独秀的养女，并非亲生女儿。1969 年，陈虹因患食道癌而去世，当时不过 45 岁。 据郑超麟回忆，潘兰珍曾谈及陈独秀与陈虹在汉口会面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如此说来，陈虹确系陈独秀养女，并非嫡出。然而，陈虹生前给家人留下一份自传，却讲自己是陈独秀亲生之女，她说，在厂里申辩自己是陈独秀养女，为的是减轻对自己的政治压力。 　　另外，陈虹生于 1924 年，正是陈独秀与那位不知名的女人秘密同居的时候（前后同居约三四年）。据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脸部鼻子以下，很像陈独秀。 　　陈虹究竟是不是陈独秀的亲生女儿？照理，陈虹的档案上应有记载。陈虹在 1960 年 3 月及 1965年 6月，两次填写过“职工登记表”。遗憾的是，不仅“家庭成员”栏目中没有提及她的父母，就连“社会关系”栏目中也只写她的姓夏的前夫。 　　既然如此，在“文革”中怎么会有人在大字报中披露她的鲜为人知的身世？这消息从何而来？ 　　细细一查陈虹的档案，明白了：陈虹在填写“职工登记表”时，还另附了一张纸，向组织上说明若干问题，内中提及自己的父亲为陈独秀。不过，陈虹对父亲的印象极为淡薄，因为陈独秀很早就与她的母亲分手了。陈虹自幼学戏，以谋自立。她提及自己懂事之后唯一的那次与陈独秀在汉口见面的情况。她说，她去找父亲，是希望父亲能接济她的生活。可是在见面时，父亲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即潘兰珍）。陈虹见此情景，跟陈独秀没说几句话，便生气地离开了。 　　陈虹的这一段说明，跟郑超麟的回忆，大致相近。但是，陈虹没有提到陈独秀所说的那句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关于陈虹的身世，迄今尚是一个谜。据王长江同志调查，以为陈虹系陈独秀的养女；然而，又有陈虹自传等表明，她是陈独秀的嫡女。 　　不过，我在了解陈虹身世的过程中，却在陈虹说明历史问题那张纸头上，得知她母亲的名字——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原名叫施芝英！ 　　当陈虹填写“职工登记表”时，施芝英尚在人世，只是她跟陈虹已很少来往。陈虹的档案上记载着施芝英在上海的地址。于是，拨开 60 多年前的历史迷雾，终于有了线索。 户籍档案勾勒出她的大致身世 　　上海最拥挤的所在，是城隍庙一带，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狭窄的街道两侧，旧式住房鳞次栉比。按照地址，我来到一条短小的马路——安澜路。在一幢三层楼房里，我询问住户是否知道这里住过一位名叫施芝英的老太太。一位老妇人告诉我，这儿只住过姓王的一家，未听说有姓施的。 　　只得求助于派出所。在民警葛学鸿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翻查了户籍档案。我庆幸地查到了施芝英的名字。据户籍记载，她生于 1901 年 12 月 25 日，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人（现隶属江苏泗洪县），初小二年级文化程度，职业栏内写着“家务”两字。户籍档案上简单的记载，粗线条地勾勒出施芝英的大致身世。因为她是家庭妇女，也就不会有详细的人事档案。陈独秀生于 1879 年，比她大 22 岁。 户籍册里还记载着施芝英的丈夫的简况：王蔚如，又名王清林，生于 1898年 1 月 6 日，江苏南通人，原在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工作。1957 年 3 月 12 日由南通市寺街，把户口迁来此处。施芝英则原住上海永吉新村。 　　如此说来，那位老妇人说安澜路小楼里住过姓王一家是不错的。一般来说，上海人习惯对老年妇女冠以夫姓称为“王伯母”、“王家阿婆”之类，不会知道施芝英自己的姓名。 从户籍档案上得知，他们于 1965 年 1 月 4 日迁往上海会稽路。于是，我前往另一个派出所，查阅户籍档案。一查，他俩的名字下方，都盖上了“死亡”黑色印戳：王蔚如于 1969 年 11 月 3 日因胃出血死亡，享年 71 岁；4 年之后，施芝英于 1973 年 12 月 23 日因脑溢血病故，终年 72 岁。他们还有没有别的亲属呢？户籍册上只写着他俩的名字，似乎家庭没有其他成员。 　　我细细翻阅着旧的户籍资料，发觉在王蔚如、施芝英那一页之后，写着 “王美珍”其人，注明系他们的女儿，王美珍生于 1927 年 2 月 16 日，备注栏内写明“由香港迁来”。非常遗憾，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户籍册上只盖了“迁出”图章，却忘了写明迁出年月以及迁往何处。 施芝英、王蔚如、陈虹已经到了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无缘采访。王美珍不知去向。施芝英又无人事材料可查。为了详细了解施芝英的生平，我试着前往会稽路她当年的住处访问。 在一条长长的里弄里，两旁都是三层楼房。我找到了施芝英住过的那一座房子。在门口，遇见一位 30 来岁的男人。他一看我的介绍信，出语惊人：“喔，施芝英，不就是陈独秀的小老婆？！” 　　我的介绍信上只写着了解施芝英情况，他怎么马上提到陈独秀呢？看来，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活档案”，比档案室里的死档案更丰富，更生动。他招呼施芝英的老邻居周阿姨，周阿姨又为我找来好几位老邻居，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许多关于施芝英的情况。据云，施芝英细高个子，四方脸，眉清目秀。她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 不过，她久居上海，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能看书报。待人和气，很有礼貌。她住在二楼。平常，与邻居们合用一个灶间从未发生过不快，人缘不错。施芝英平常几乎不出远门。她与丈夫王蔚如两人住在一起，没有什么客人来访。偶尔来过一个女人，叫她妈妈，但从未在她家住，连春节也不来拜年。平常，一早起来，她跟丈夫到公园走走，打打太极拳，买菜，然后回家，烧三顿饭。闲得无聊，玩玩麻将。 　　她家全套红木家具，看得出家底不错。但是，她没有工资，王蔚如也只有退休工资——起初从南通逐月汇来，后来转到附近的广达袜厂领取。据施芝英说起过，她原在上海永吉新村的住房，是她解放前用钱典赁的。 　　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挂着她 20 多岁时拍的一幅大照片，比 26 吋电视屏幕还大，用红木镜框镶嵌。到过她家的人，第一眼便可见到这张大照片。那是她的半身照，年轻俏丽，光彩照人，穿高领旗袍，手腕上戴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猫眼宝石戒指。这张照片在“文革”中仍照样挂在那里。她家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还有一尊金质观音菩萨，拿给
　　邻居之中有位中学生，名叫刘科达，出于好奇，翻看那被扔掉的照片，发现在施芝英的大照片背面，有一张同样大的照片。唷，照片上是一个神气潇洒的男人，穿笔挺西装，理大包头，手握“司的克”（手杖）至今，刘科达仍清楚记得照片上的形象，向笔者叙述着。邻居们明白，那穿西装的男人，便是施芝英生前常常说起的“老陈”。
消息传入杨家，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施芝英酒后的话，并非胡言，那“老陈”便是陈独秀！怪不得，我在门口遇见那位 30 来岁的男子，一见面便提到陈独秀——他是刘科达的弟弟。他们后来从书报上见到陈独秀的照片，发觉正是施芝英所珍藏的大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王蔚如的后人扔掉那个镜框，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施芝英是王蔚如的续弦，与他们原本隔着一层，何况镜框里又藏着施芝英前夫的照片，“理所当然”弃之如敝屣。
　　至于那两张大照片被扔进垃圾堆之后的命运，不得而知。倘今日尚存，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了。
　　另外，据邻居们的目击，王家后人走后，施芝英屋里满地撒着解放前的旧纸币。
　　据云，施芝英与王蔚如结合后，未生养。那个王美珍的身世，眼下不得而知。在陈独秀之后，王蔚如之前，施芝英是否另嫁他人，亦不知道。说过陈独秀有这么个女儿。陈虹如今在哪里？倘若能够找到陈虹，也就能找到她的母亲。我从另一途径获知一重要线索：1980 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邓小平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信，信是陈虹之女张某从新疆写给邓小平的，内中要求为她母亲落实政策。由于陈虹是在上海工作的，所以此信转往上海。据信中反映，陈虹原在上海电影系统工作，死于“文革”。中共上海市委派出了联络员，前往陈虹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了解。该单位派专人核查陈虹死亡经过。陈虹之女还曾专程从新疆赶来上海，我访问了当年负责调查工作的王长江同志。他告诉我，陈虹出生于 1924年 2 月 15 日。解放前，她曾学戏，当过演员，在重庆与一姓夏的国民党官员结婚。后来，与夏某离婚，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与该厂张燕结婚，生下一女。解放后，张燕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陈虹则在上海一家电影制片 厂当化妆品保管员。她是很普通的职员。自 1962 年起，因身体不好，不大来上班。“文革”开始之后，不得不每日来厂参加运动。在“文革”初期，因为她不属“三名三高”之列，没有遭批斗，只是参加化妆组的政治学习罢了。后来，开始清查一些人的所谓历史问题，于是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陈虹乃 “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之女”。陈虹则申辩，她是陈独秀的养女，并非亲生女儿。1969 年，陈虹因患食道癌而去世，当时不过 45 岁。 据郑超麟回忆，潘兰珍曾谈及陈独秀与陈虹在汉口会面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如此说来，陈虹确系陈独秀养女，并非嫡出。然而，陈虹生前给家人留下一份自传，却讲自己是陈独秀亲生之女，她说，在厂里申辩自己是陈独秀养女，为的是减轻对自己的政治压力。 　　另外，陈虹生于 1924 年，正是陈独秀与那位不知名的女人秘密同居的时候（前后同居约三四年）。据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脸部鼻子以下，很像陈独秀。 　　陈虹究竟是不是陈独秀的亲生女儿？照理，陈虹的档案上应有记载。陈虹在 1960 年 3 月及 1965年 6月，两次填写过“职工登记表”。遗憾的是，不仅“家庭成员”栏目中没有提及她的父母，就连“社会关系”栏目中也只写她的姓夏的前夫。 　　既然如此，在“文革”中怎么会有人在大字报中披露她的鲜为人知的身世？这消息从何而来？ 　　细细一查陈虹的档案，明白了：陈虹在填写“职工登记表”时，还另附了一张纸，向组织上说明若干问题，内中提及自己的父亲为陈独秀。不过，陈虹对父亲的印象极为淡薄，因为陈独秀很早就与她的母亲分手了。陈虹自幼学戏，以谋自立。她提及自己懂事之后唯一的那次与陈独秀在汉口见面的情况。她说，她去找父亲，是希望父亲能接济她的生活。可是在见面时，父亲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即潘兰珍）。陈虹见此情景，跟陈独秀没说几句话，便生气地离开了。 　　陈虹的这一段说明，跟郑超麟的回忆，大致相近。但是，陈虹没有提到陈独秀所说的那句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关于陈虹的身世，迄今尚是一个谜。据王长江同志调查，以为陈虹系陈独秀的养女；然而，又有陈虹自传等表明，她是陈独秀的嫡女。 　　不过，我在了解陈虹身世的过程中，却在陈虹说明历史问题那张纸头上，得知她母亲的名字——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原名叫施芝英！ 　　当陈虹填写“职工登记表”时，施芝英尚在人世，只是她跟陈虹已很少来往。陈虹的档案上记载着施芝英在上海的地址。于是，拨开 60 多年前的历史迷雾，终于有了线索。 户籍档案勾勒出她的大致身世 　　上海最拥挤的所在，是城隍庙一带，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狭窄的街道两侧，旧式住房鳞次栉比。按照地址，我来到一条短小的马路——安澜路。在一幢三层楼房里，我询问住户是否知道这里住过一位名叫施芝英的老太太。一位老妇人告诉我，这儿只住过姓王的一家，未听说有姓施的。 　　只得求助于派出所。在民警葛学鸿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翻查了户籍档案。我庆幸地查到了施芝英的名字。据户籍记载，她生于 1901 年 12 月 25 日，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人（现隶属江苏泗洪县），初小二年级文化程度，职业栏内写着“家务”两字。户籍档案上简单的记载，粗线条地勾勒出施芝英的大致身世。因为她是家庭妇女，也就不会有详细的人事档案。陈独秀生于 1879 年，比她大 22 岁。 户籍册里还记载着施芝英的丈夫的简况：王蔚如，又名王清林，生于 1898年 1 月 6 日，江苏南通人，原在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工作。1957 年 3 月 12 日由南通市寺街，把户口迁来此处。施芝英则原住上海永吉新村。 　　如此说来，那位老妇人说安澜路小楼里住过姓王一家是不错的。一般来说，上海人习惯对老年妇女冠以夫姓称为“王伯母”、“王家阿婆”之类，不会知道施芝英自己的姓名。 从户籍档案上得知，他们于 1965 年 1 月 4 日迁往上海会稽路。于是，我前往另一个派出所，查阅户籍档案。一查，他俩的名字下方，都盖上了“死亡”黑色印戳：王蔚如于 1969 年 11 月 3 日因胃出血死亡，享年 71 岁；4 年之后，施芝英于 1973 年 12 月 23 日因脑溢血病故，终年 72 岁。他们还有没有别的亲属呢？户籍册上只写着他俩的名字，似乎家庭没有其他成员。 　　我细细翻阅着旧的户籍资料，发觉在王蔚如、施芝英那一页之后，写着 “王美珍”其人，注明系他们的女儿，王美珍生于 1927 年 2 月 16 日，备注栏内写明“由香港迁来”。非常遗憾，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户籍册上只盖了“迁出”图章，却忘了写明迁出年月以及迁往何处。 施芝英、王蔚如、陈虹已经到了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无缘采访。王美珍不知去向。施芝英又无人事材料可查。为了详细了解施芝英的生平，我试着前往会稽路她当年的住处访问。 在一条长长的里弄里，两旁都是三层楼房。我找到了施芝英住过的那一座房子。在门口，遇见一位 30 来岁的男人。他一看我的介绍信，出语惊人：“喔，施芝英，不就是陈独秀的小老婆？！” 　　我的介绍信上只写着了解施芝英情况，他怎么马上提到陈独秀呢？看来，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活档案”，比档案室里的死档案更丰富，更生动。他招呼施芝英的老邻居周阿姨，周阿姨又为我找来好几位老邻居，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许多关于施芝英的情况。据云，施芝英细高个子，四方脸，眉清目秀。她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 不过，她久居上海，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能看书报。待人和气，很有礼貌。她住在二楼。平常，与邻居们合用一个灶间从未发生过不快，人缘不错。施芝英平常几乎不出远门。她与丈夫王蔚如两人住在一起，没有什么客人来访。偶尔来过一个女人，叫她妈妈，但从未在她家住，连春节也不来拜年。平常，一早起来，她跟丈夫到公园走走，打打太极拳，买菜，然后回家，烧三顿饭。闲得无聊，玩玩麻将。 　　她家全套红木家具，看得出家底不错。但是，她没有工资，王蔚如也只有退休工资——起初从南通逐月汇来，后来转到附近的广达袜厂领取。据施芝英说起过，她原在上海永吉新村的住房，是她解放前用钱典赁的。 　　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挂着她 20 多岁时拍的一幅大照片，比 26 吋电视屏幕还大，用红木镜框镶嵌。到过她家的人，第一眼便可见到这张大照片。那是她的半身照，年轻俏丽，光彩照人，穿高领旗袍，手腕上戴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猫眼宝石戒指。这张照片在“文革”中仍照样挂在那里。她家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还有一尊金质观音菩萨，拿给
　　施芝英的经历，经过这样多方查访，总算大致明朗化了。她曾与陈独秀有过几年婚恋，这是无疑的。“总书记失踪”的真相，也已清楚。当然，将来也许会查找到更详尽的史料，以求弄清陈独秀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