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非常公平的，你在这方面欠缺的，必然会在另一方面给你相应的补偿。那时侯，虽然物质贫乏，但我们的童年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广阔的绿色乡村无疑是我们成长的天堂。现在，每每想起童年那些事儿，我都要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

 

打滚

 

    我小时侯最喜欢穿花衣裳了。

记得两岁多一点的时候，过年前，妈妈给我在裁缝师傅那里夹了一件小小的花棉袄，我自然是欢喜得不得了，流了鼻涕都不再用袖子去擦了，直接再用力地吸进去，嘿嘿。

    正月初一一大早，我就兴高采烈地夺门而出，去生产队的办公室玩。生产队的办公室门口有一块晒谷的水泥坪。平时没有谷子可晒的时候，就是我们小孩玩耍的地方。我来到水泥坪上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大人和小孩。他们有的在放鞭炮，有的在打牌，还有的在谈一些我听不懂的事情。

    我们生产队在外面做事的老大哥和申宝哥哥刚好也在。他们都二、三十岁了，但跟我是一个辈分。喜欢逗小孩玩的他们见我穿来一个漂亮的花衣裳，就对我说：“你打个滚给我们看，我们给你糖吃，还帮你放炮，好不好！”说着把袋子里五颜六色的纸包糖掏出来，在我面前亮了亮。我咽了一下口水，想都没想就说：“好！”

    于是，老大哥站在这边，申宝哥哥站在那边，不知是谁一声令下，我就开始滚起来。滚过去，放个鞭炮，滚过来，得到一粒纸包糖作为奖赏。我的滚打得又快又好，吸引来了晒谷坪周围所有的目光，并赢得满堂喝彩。我越滚越起劲，把他们口袋里的纸包糖都赚完了。没有纸包糖了，他们就说给我发烟，问我还打不打。我还是想也没想就大声回答道：“还打！”在他们哈哈的笑声中，打滚继续进行。滚过去，照例放个鞭炮，滚过来，得到一枝烟作为奖赏。我不抽烟，但我知道我爹抽烟。我就把烟送回去给爹爹，然后回来继续打滚……

    这样滚来滚去差不多一个上午，我崭新的花棉袄脏得不成样子了，可我一点也不感到可惜，因为我得了那么多纸包糖和烟啊。我爹爹妈妈也非但没有骂我，还直夸我聪明，说我这么小就晓得把烟送回来给爹爹抽。如今，妈妈已经七十多岁了，对我两岁多打滚的事依然津津乐道，甚至赞不绝口呢！

 

过家家

 

    过家家，大概是每个小孩子都玩过的游戏吧。

    白天，爹爹妈妈都到田地里劳动去了，每次要到天断黑才能收工回来，我们这帮年纪相仿的小孩就在家里无法无天地玩。那时玩得比较多的，当然是过家家了。

    男孩子和女孩子，先是一对一对配好，然后煞有介事地办“婚事”。但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玩的男孩子多，女孩子少，所以，剩下的“单身汉”就只能帮忙抬轿子和嫁妆，干些吹吹打打的活儿。因为年龄偏小，我也常常只能做个帮忙的。但我一点也不嫉妒那些“新郎倌”，帮忙帮得干劲十足。我们抬“新娘”的轿子，就是家里放在脚盆、箍桶上搁东西的木头架子，打击乐器就是石头和瓦片。我们真的把“新娘”抬起来，在大院子里热热闹闹绕一圈，边走边唱：“新妇娘，顶顶唱，斩烂斩烂煮忙忙……”唱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把新娘送到新郎倌家里后，新郎倌和新娘就开始进洞房，并真的把房门关起来，睡在一起，等他们再出来的时候，“新娘”的肚子就大了——往衣服里面塞个小棉袄什么的。再然后，就是生“小孩”。女孩子抱着个枕头，左一句“满崽昂盎”，又一句“满崽昂盎”，喊得跟真的一样。我们这些帮忙的人呢，开开心心吵闹一阵之后，就又忙着煮“灰饭”吃了。

    记忆中，我也是有幸做过几次“新郎倌”的，只可惜年深日久，我早已忘了新娘是谁……

 

埋老鼠

 

    死人，是我们从小就司空见惯的事情。

    每次院子里死了人，我们都会一窝蜂地跑去看热闹，吃崩饭，捡鞭炮，看八排锣鼓和放响铳、做道场。在我们小小的心灵世界里，死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一件很有趣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根本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要哭得那么伤心。

    小孩子总喜欢模仿大人，这大概是孩子的天性使然。待院子里的丧事办完之后，我们便又有新鲜事情可干了：埋老鼠。

    我们想方设法弄来一只死老鼠，然后把一块木头掏空，给它做一副简易的“棺材”。先按我们地方的习俗，给老鼠做道场。做完道场之后，就把它“抬”到屋背后的山上去安葬。鞭炮一响，于是，男孩子们抬的抬棺材，打的打八排锣鼓，放的放响铳，女孩子呢，主要的任务就是哭——哭腔也完全是模仿大人的。安葬完老鼠之后，一队人马就飞跑着回来做“崩饭”吃。隔几天，我们还要跑到山上去“看坟”。看坟，也是我们老家悼念死者的一个习俗。不过，我们去“看坟”的时候，甚至会把土堆刨开，把“棺材”盖子揭开。这自然是由胆大的哥哥们去完成的。随着一股恶臭扑鼻而来，我们便大笑着作鸟兽散。

    这种的事情，我们每年都要干好几次，乐此不疲。在生命的最初，我们就这样以游戏的方式认识了死亡。

 

打砖窑

 

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里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木头或土砖做的。我们家住的，是一半土砖一半木头的房子。那时也有少数富裕人家，开始兴建相对来说比较气派的红砖楼房。小小的我，好想什么时候也能住上崭新的红砖屋啊。

对于穷苦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期待当然是十分渺茫的。于是，我们这般穷孩子便自己动手，开始构建关于红砖屋的梦想。在别人那里看了做砖和烧砖的全过程后，我们就一边忙着做砖匣子，一边在屋前屋后打起砖窑来。我们的砖匣子跟大人的一样，也是木头做的，呈长方形，但比真正的砖匣子小好多倍。砖窑则通常打在菜园子的埂上。

我们首先挖来黄土，加水和成软硬适中的泥巴，然后，把泥巴灌到砖匣子里做成砖，砖做好后让它自然风干，再放进早已挖好的小砖窑里。当时，煤炭是很稀有很宝贵的东西，大人是绝不允许我们拿来浪费的，我们就到处去捡柴，用干柴代替煤炭来烧砖。火苗把我们的小脸蛋烤得红彤彤的，柴烟把我们熏得眼泪直流，我们的心里只有创造的快乐。一窑一窑的砖出炉了，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

我的外公是有名的瓦匠，我妈妈从小就跟着外公干活赚饭吃。多多少少有点遗传吧，我小时侯手艺活干得很不错，做什么就像什么。我曾经做过一只非常精致的砖匣子，一直把它当作宝贝一样珍藏着。1984年，在爹爹妈妈和姐姐们的辛勤努力下，我和哥哥终于盼来了做梦都渴望拥有的真正的红砖屋。但，生活在给我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同时，也不忘给我们制造一些小小的遗憾。我那个精致漂亮的砖匣子，在拆除老屋的过程中被埋在了瓦砾堆中，再也没有找回来。

 

                                       滚铁环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小孩，几乎没有不会滚铁环的。

做铁环很简单，就是用一根一米来长的铁丝，弯成标准的环状，一个铁环就做成了。铁丝最好是粗一点的。有条件的甚至可以用六码丝也就是钢筋来做。但那时侯钢筋很难弄到，而且太硬，需要到铁匠铺里去打。所以对于六码丝做的铁环，我只有羡慕的份儿。

做铁环虽然简单，却是一件很费力的活。家里没有钳子，我只能用柴刀把铁丝砍断。因为力气小的缘故，要砍断一根铁丝谈何容易？往往把柴刀都砍出了缺口，铁丝就是断不了。但我有的是耐性，没砍断我是誓不罢休的。这时候如果妈妈喊我吃饭，我肯定充耳不闻，回答妈妈的永远是“筐当筐当”的声音。

铁环做好了，再做一个推着铁环滚动的钩子，才算是大功告成。滚铁环，先是在平整的晒谷坪上，待慢慢熟练后，再扩大到屋前屋后的空地，最后便是转移到凹凸不平的田间小路。往往一滚就是大半天，根本就不感到疲倦。而且，夏天滚，冬天也滚。夏天滚得汗爬水流却并不觉得热，冬天，小小的身子滚得热乎乎的，不知寒冷为何物。

滚铁环是常常摔交的。滚得飞快的时候，铁环突然遇到一块石头，人在后边想刹却刹不下来，便飞也似的往前面的地上扑去。那滋味够难受的，但即使眼泪都痛出来了也会忍住不哭。翻身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让布满牛粪和石子的小路继续在圆圆的铁环和我的脚下延伸。

 

吃冰棒

 

    小孩子嘴谗。童年的夏天，我最想吃的无疑就是冰棒了。那清凉可口的冰棒对我极具诱惑力，看到背冰棒箱子的人，或听到叫卖冰棒雪糕的声音，我就直流口水。

    当年，吃一支冰棒大概是三分钱或五分钱，一个雪糕一毛钱，但贫穷如我者是注定买不起的，一般情况下只有咽口水的分。偶尔，到了下午太阳下山的时候，有人如果冰棒箱子里的冰棒快化了还没卖掉的话，就会降价处理，我才有机会得到一支解解馋。那无疑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总是把快化的冰棒轻轻含在嘴里，一点一点地舔，而不愿奢侈地把它狼吞虎咽地吃掉。但不管我怎么珍惜，冰棒还是很快会吃完的，冰棒化成了水，我便常常把冰棒条咬着，半天也舍不得丢掉。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天天都可以吃冰棒的孩子啊，我觉得他们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终于有一天，刚刚高中毕业的二姐也背起冰棒箱子来了。二姐自小就很有经商头脑，也很有持家的意识。扯草，采茶，摘蘑菇，拾稻穗，她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能力有限的父母来改善我们的家庭生活。盘算着卖冰棒能挣钱，她就自作主张去卖冰棒（天知道她的本钱是哪里来的）。二姐的冰棒箱子是我家里那口未漆的小木箱，应该是妈妈的嫁妆吧。冰棒上面盖着厚厚的破棉絮。我当时怎么也想不清，天气那么热，盖棉絮的冰棒怎么就不会很快就化了呢？二姐的冰棒是在沙江的冰厂里批发的，往往清早出门，要到天黑才回来。二姐回来时总会给我们留几个化得只剩下一半的冰棒。所以，如果哪天二姐背着冰棒箱子出门了，那一天我的潜意识里就充满了一种期待，期待着天黑，二姐早点回来。二姐回来后，便把特意给我们留的冰棒一人一支分给我们。吃完冰棒，我们又把垫在木箱里的尼龙纸小心翼翼地取出来，小狗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尼龙纸上盛着的冰水。那舌尖上的甜，一直留存到多年后的今天。

 

打波

 

    这里说的打波，不是亲嘴，是我小时侯玩的一种游戏。

    打波，也叫打跪彩波，就是在地上立一块条石，然后，在十米开外划一条线，打波的人每人拿一块石头或砖头，首先以“石头剪刀布”等方法确定一个顺序，然后按着顺序轮流去打前面那块立着的条石。在打之前，必须先下一道口令：“打倒某某去跪倒。”如果把那块条石打倒了，某某就得乖乖的跪在旁边。后面的人呢，也可以让跪着的人继续跪，也可以把他救起来。要救他的话，在打波之前也要下一道口令：“打倒某某去跪倒，某某起来。”

    我们小孩子也是分派别的，如果你人缘不好，又想进来一起玩的话，你就只有经常去跪的份了。不过不管是谁，在打跪彩波的时候，一般都是会老老实实去跪着的。因为如果你不遵守游戏规则“扮赖”的话，下回就再也不会有人跟你玩了。记忆中，我跪得好象不是太多吧，因为我跟伙伴们都相处得比较好，并没有故意惩罚我的。当然，我不被人排挤和欺负，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有个比我大三岁半的哥哥。如果伙伴们中间有谁想要欺负我，我就会这样警告他：“要得，我回去告诉我哥哥！”或者说：“我去喊我的哥哥来！”对方立刻就怕了。有哥的人，就是幸福！

 

玩四角板

 

    我们男孩子的衣服口袋裤子口袋，总是鼓鼓胀胀的。到底装的什么东西呢？四角板。四角板是用纸折的，薄薄的，有四个角，大小约一寸见方。也有折得很大的，我们把这种大四角板叫做“雷趴”。四角板有两种玩法，打和摔。

    伙伴们用瓦片在地上划一个小圆圈，每人把同等数量的四角板，押到那个圆圈里面。然后，在距离圆圈几米的地方划一条线，每人拿一块从小河里精心挑选来的光滑平整的小石板，按事先确定的顺序一个一个轮流去打圆圈里的四角板，打出圆圈的四角板就归打的人所有，把圆圈里面所有的四角板打完算一盘。这就是打四角板。因为大家都出了“赌资”（四角板），打赢了有“战利品”，所以，这个比打跪彩波更过瘾，常常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从上午打到下午，到了家里人喊吃晚饭的时候都不愿意走。实在被喊急了，就匆匆跑回家端一碗饭出来，扒几口，把饭碗摆到一边继续打。直到天完全断黑，赢了的输了的，便都心满意足兴高采烈地各回各的家。

    摔四角板，用土话讲是“扮四角板”。两个或两个人以上都可以玩。四角板有正面和反面之分，有折痕的一面为正面，平整的那一面为反面。大家首先都把四角板铺在地上。可以指定一个人先摔，也可以划“石头剪刀布”来确定一个顺序。摔的人把自己的四角板捡起来拿在手上，正面朝上反面朝下，用力地朝铺着的四角板旁摔下去。四角板摔到地面后会有一股风，风大的话就可以把铺在地上的四角板掀翻。被掀翻的四角板就属于那个摔四角板的人了，运气好的话可以一次掀翻好几只，运气不好的话，一只也翻不过来。摔四角板可费力气了，摔一个上午或下午，第二天手臂就会酸疼酸疼的。为了确保成功率，我偶尔也会耍耍小花招，比如四角板落地的时候，以最快的速度顺势用手去扒一下，这样的话，至少有一个手指肯定要碰到地面，扒重了就会又麻又痛，但我总会装着没事一样的。嘿嘿，只要能把四角板赢到手，这点痛算得了什么呢？

 

开火车

 

    70年代修通的湘黔铁路，正好从我们家乡经过。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看见火车奔跑。

    那时的乡村比现在还要安静许多，火车来了隔好远就能听得见声音。每次听到火车的轰鸣声，我和小伙伴们便从各自的家里不约而同地跑出来看火车。开始我们不明白火车为什么有两种颜色。后来从大人那里，我们知道了，黑皮车箱的是货车，绿皮车厢的是客车。火车长鸣一声，冒一股青烟，从天马山下露出一个头，到尾巴从农场坳上消失，大概要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数着车厢，看哪一列长些，哪一列短些。有时看到二、三十节车厢的火车，心里就不由得特别兴奋。第一个看到的人就会喊：“快来看罗，好长好长的火车呢！”立刻就有人跟着感叹：“我个崽唠，真格好长啊！”

    尽管我们每天都有火车看，但从来也没有机会坐一次，所以，对于只能远远地欣赏的我们来说，火车一直都是新鲜事物。于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很自然的就有了一个开火车的游戏。那时，农村还没有电灯，开火车，总是选择在有月亮的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就在生产队办公室前的晒谷坪上集合，几十个孩子，由年龄大胆子也大的在最前面做火车头，其余的，则一个一个抓着衣服排成长列。因为鬼故事听多了，我胆子很小，不敢在最前面，也不敢在最后面，总是跟在最中间。“火车头”“喔——”的长啸一声，“火车”便“嘀嘣嘀嘣”的前进了。于是，整个村子里，便反复响彻着“嘀嘣嘀嘣” “喔——”的声音。“火车”没有固定的轨道，“火车头”想往哪里开就往哪里开。有时候，他想故意吓唬吓唬大家，便一头拐进一条漆黑漆黑的巷子里，吓得大家一阵尖叫。有时候，他会故意在拐弯处来个突然加速，后面的脚步一时调整不过来，“火车”就会脱节，甚至倒翻一大片……但大家都不会哭，只有无拘无束的笑声和惊险刺激的尖叫，回荡在宁静的乡村的夜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