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我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成长路弯弯》将在“人生加油站”陆续连载。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故事。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一是回顾温馨的过往，二是与熟悉或陌生的朋友们分享我成长中的点点滴滴。仅此而已。
    在成长的过程中，叛逆而个性独具的我走了不少的弯路，但我并不感到遗憾和后悔。因为正是那一段又一段坎坷不平的弯路，锻炼了我的脚力，也使我欣赏到了更多更美的人生风景。
                                        
                                                        ——写在前面的话

    我的第一声啼哭，无力地留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国家的厄运注定了民众的苦难，更加要命的是，生不逢时的我，偏又选择了全国一百个贫困县之一的湖南省新化县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
    据母亲回忆说，我出生的那天是个雨天。夏雨滂沱，山洪爆发，屋前的小河发疯似的涨起了浑黄的大水，河上的小木桥颤抖着贴在水面，像个严重酒精中毒的老人。父亲在离家几十里的木材站工作，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一次，这天刚好不在家。母亲只得打发二姐提着煤油灯去找隔壁的利五叔，要利五叔帮忙去喊河对面的接生婆。热情的利五叔一口就答应了，就着黎明前的蒙蒙光亮，顶风冒雨往河那边赶。由于河水太深太急，木桥太窄太抖，天色又半明半晦，利五叔只得俯下身子，手脚并用，一步一步爬过桥。好在回来时天已大亮，而走惯了小木桥的接生婆也不是很胆小，否则我的出生能否顺利肯定是个问题了。就这样，农历四月初五的辰时，严重营养不良的我哭喊着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大姐闻讯喜滋滋跟父亲一道赶回来，抱着用烂布片包裹着的像小老鼠一样轻的我说，我弟弟真可怜呢。然而，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姐应该知道，真正可怜的日子还在后面。我前面已经有了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本来还有一个大哥的，几个月大的时候因为腹泻，被邻村的庸医给治死了），在这个食不果腹的年代，多了一个我，家里无疑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负担。

　　我家是一个“半边户”家庭。“半边户”就是家庭的主体在农村，但父亲或母亲至少有一个在外面工作。熟悉当时的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半边户”家庭的日子是尤其不好过的。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主要劳动力，而女劳动力出一次工只能记七八分工，到了年底分粮食时，我家每次都只能分到很少的一部分。父亲是普通的伐木工人，每月就20几块钱的工资，回来还要向生产队投资。生产队对于粮食的分配也是很不公平的，家里不强的半边户常常是被欺负的对象。看到辛劳一年就分来那么一点点口粮，母亲总是黯然神伤又无可奈何。母亲只有更加努力地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来获得稍微多一点的报酬。
　　因为父亲不在家，哥哥和二姐还小，母亲一生下我就得下地劳动，加上产前产后都没有一口饱饭吃，更没钱买鸡来补补身子，家里蒸的一坛准备坐月子喝的糯米酒，又被好客的母亲用来招待在我们那里蹲点的干部了，所以，原本体弱的母亲自此落下了一身的病痛。幼小的我，几乎就是在母亲病痛的呻吟中长大的。　
　母亲是个左撇子，在家或者下地干活都是用左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靠一只左手吃饭的。然而，1976年那个黑色的夏天，靠左手吃饭的母亲，却不幸把左手摔断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使举国上下都处于一片对地震的惊恐之中，我所在的新化县也不例外。夏天的夜晚，先是公社喊广播，然后是生产队队长吹着哨子挨家挨户喊，我们这里也很可能发生地震，要大家千万不要睡着了，最好就在坪里乘凉，发生地震的时候安全些。幼小的我，开始不知道地震为何物，当我明白了地震就是大地猛地一抖，裂出一条缝来，像狮子大张口一样把人、房屋和牲畜统统吞下去之后，我就吓得再也不敢睡觉了。可是，广播喊了很多遍，哨子吹了很多遍，可怖的地震却没有降临我们县我们公社我们小小的村庄。于是，大人们都开始放松警惕了，晚上虽然照例要到坪里坐一会儿，摇着蒲扇乘乘凉，论论国家大事，谈谈家常小事，但到了九点十点，大家就陆续回家睡觉去了，淌着月光的坪里，渐渐归于寂静。我却仍然害怕得很，对地震的那种莫名的本能的恐惧，让我总是担心夜晚的来临。而夜晚终究是挡也挡不住的，太阳一落，它就准时来到。那是一个漆黑漆黑的夜晚，天气热得出奇。母亲说带我上楼去睡，说楼上通风些，凉快些。我哭着闹着，坚决不同意。我的歪理是，发生地震的时候，睡楼下逃出来快一些，逃到了坪里，就不会被倒塌的房子压住。历来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母亲马上就依了我的，终于放心了的我，在母亲蒲扇送过来的风里甜甜地睡着了。半夜，我从一阵噩梦中惊醒，醒来，习惯性地用手摸摸身边，空空的，母亲每晚垫在我头下的温软的手不见了。原来，母亲因为热得实在受不了，把我哄着睡熟之后，就一个人到楼上睡觉去了。哥哥在那一头睡得很香，我的眼前一片深渊般的黑暗黑暗黑暗，我的满脑子都是对地震的恐惧恐惧恐惧。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警醒的母亲听到我的哭声，翻身从楼板上（楼上没有床）爬起来，找了一下放在枕边的火柴，没有找着，就急急忙忙往楼梯口摸，却不料一手摸空，从楼梯口重重地摔了下来。滚下楼梯之后是左手着地，被摔断的左手，鲜血直流。住在附近的俊叔等闻讯赶来，帮母亲把手匆匆包扎一下，就用竹靠椅火急火燎地把痛得直晕过去的母亲抬往七八里外的区医院。母亲的伤势很重，骨头粉碎，血管断裂太多，难以缝合，医生建议把左手锯掉。母亲坚决不同意：“医生，求求你，这只手不能锯，我是靠这只手吃饭的，锯掉了，我一家大小怎么活啊！”在母亲的央求下，母亲的左手被保留了下来，但一连几年，这只手都负不了重力气，而且每到刮风下雨或变天的时候，她的手就又痒又痛。令我敬佩的是，母亲硬是咬着牙，用这只“断手”把我们那贫苦不堪摇摇欲坠的家支撑了下来！

    那年月，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自己喂的猪不能自己杀，要送给食品站，叫做“送生猪”，辛辛苦苦喂大一头猪，到头来自己血汤都喝不到一口。只有那些当干部的或有关系走后门的，才能隔三差五开点荤，打个牙祭。常年吃黑乎乎的薯米饭，难得闻到一次肉香的我们，最盼望的无疑是吃一顿香喷喷的白米饭和诱人的辣椒炒肉了。当然，猪的“内货”（内脏）如猪肝等，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但因为肉食供应困难，肉票总是要到过年过节才能发几张的。于是，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常常是刚过完年就又盼望过年。“大人盼插田，细人盼过年”，到了过年的时候，既有肉吃，又有新衣服穿（常常是蓝咔叽或灯心绒的新衣服），还能放几挂一百响或者两百响的鞭炮，那才叫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呢。
　　生产队解散的前两年，队里还是经常出工，碰到干一些重体力活的时候，公家就会打一次牙祭。那年夏天，或者是秋天吧，具体时间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队里召集本生产队的劳动力，去雷公山上用三合泥打蓄水池，用于干旱季节土地的灌溉。三合泥是石灰、黄土和水的混合物。蓄水池挖好后，就把石灰和黄土倒到池子的底部，从旁边的庙冲水库里挑来一担一担的水，倒进池子里进行浸泡。把石灰浸湿浸透了，把黄土泡松泡软了，十几二十个劳动力就一拥而下，光着脚使劲踩，直到把这团三合泥踩熟，便又接着再踩一团。踩熟后的三合泥，先抹在四周池壁上，抹好了四壁，最后就是打底。虽然太阳很毒，晒在身上麻辣火烧；石灰的刺激性又很强，踩完三合泥后是要脱掉好几层皮的，但大家还是干劲十足，因为等着他们的，将是一顿久违了的喷香喷香的饭菜！我的妈妈，还有我十多岁含苞待放的二姐，在这一群踩三合泥的人中，汗花四溅，踩着破碎的梦想，踩着人生的艰辛。
　　落日熔金时刻，散工了，大家洗净腿上的石灰泥巴，拖着快散架的身子骨，戴着被太阳晒旧晒爆了的棕丝斗笠欢欢喜喜回家去。打牙祭的地点，在生产队用来开会的办公室。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先回去安顿一下老人孩子，顺便洗把脸，没老人孩子的，脸也懒得回去洗了，从雷公山上下来就直奔冒着浓烈柴烟的生产队办公室去，把斗笠一摘，就地而坐，巴不得厨子师傅早点出饭菜。母亲让二姐先去办公室等，自己则回来看看我和哥哥。因为队里有规矩，我们这些没做事的小孩子是不能跟着大人去吃的。母亲告诉我们在家里听话，说她到办公室去吃饭，一下子就回来。尽管我和哥哥都很想去，但还是听话地点点头。办公室隔我家就只有一个屋和两块坪的距离，晚风带着饭菜的香味儿，一股一股地往我们的鼻子里飘，我们咽下去一口口水，接着又咽下去一口口水，也许是饿了的缘故，口水咽得咕咚作响。去办公室吃饭的母亲果然一下子就回来了，给我们带回来一大碗白米饭，白米饭上罩着的是我们垂涎已久的豆腐干子炒肉。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天自己一口也没吃，而是把她的那一份带回来给我们兄弟俩吃了。那天，母亲提出要带回家吃，有的人居然马上就提出反对。是掌厨的美山奶奶帮母亲说了一番好话，母亲才得以把饭带回家的。实际上，母亲带回家的只是一碗饭，如果她坐在那里吃，至少要吃两三大碗啊。可是，为了孩子，善良的母亲却默默地吞下了这些委屈。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的祖国，如同一辆偏离了轨道的列车，重新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土地承包到户了，农村经济开始渐渐复苏。但毕竟“十年浩劫”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浩劫后的农村就像霜打过雪压过的荒芜已久的草地，和煦的春风只能将它徐徐地唤醒。
　　食品站没有了，农民喂的猪，不用再“送生猪”了，可肉食品依旧并不丰富，除了过年过节，平时买得起肉吃的还是极少数的家庭。家家户户喂的猪，大都是要等到过年才杀的。旧历年底一到，村里的屠户就忙开了，今天给这户人家杀猪，明天又被另一户人家喊去。看别人杀猪，又成为我们小孩子的一桩乐事。因为既可以看热闹，碰到特别热情的主人，还能够解一下嘴谗，要么给你吃一块热热的“池子油”，要么打发你几块猪血，作为你清早起来看杀猪的“报酬”。猪杀好了，主人要请屠户师傅吃饭，用猪肝和肉炒两个下酒菜。有时候，如果看杀猪的小孩不多的话，老板就会盛一小碗饭夹点肉和几片猪肝送到你的面前：“来，莫做客，趁热吃了。”我们往往表面上故做推迟，喉咙里却已伸出一只手来。像这样的恩惠，我们在俊叔家得到的要多一些。因为俊叔的儿子——建平哥哥跟我们兄弟俩玩得很好，一年四季，几乎是形影不离的。然而，我们看杀猪，也给母亲留下了一次永远的痛。有一次，一个邻居杀猪，哥哥听到猪的叫声，一骨碌就从床上爬起来，顾不上熟睡中的我就跑了过去。因为看杀猪的人比较多，哥哥挤进去看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户人家的宝贝儿子碰了一下，正好那宝贝儿子的父亲在场，那做父亲的不问清红皂白，狠狠地敲了哥哥一指头，把老实听话的哥哥敲得哇哇大哭。母亲知道后伤心不已，习惯了忍气吞声的母亲没有去找那个打哥哥的男人计较，却一个人心疼地流了很久的泪。因为家里穷，母亲见孩子们跟着大人受苦，所以对每一个孩子都特别疼爱，从来都舍不得骂，更舍不得弹孩子们一个手指头。可是，从来没被父母打骂过的哥哥，却被别人打哭了。对于这件事情，母亲多年后仍记忆犹新，每每提起，语气里还饱含着当年的心疼。现在，那个打过哥哥的人早已不在人间了，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了，我想，一向博大宽容的母亲应该已经在心里默默原谅了他。

    云依旧飘，叶依旧落，太阳依旧升起又降落，我们贫寒而苦涩绵长的日子，依旧水一样从屋前屋后不声不响地流过。在薯米饭的喂养下，在对美好生活永无尽头的羡慕与渴望中，我长成了一个圆圆脸的有着一头淡黄头发的少年。不变的蓝咔叽或灯心绒的衣服。不变的一寸左右的运动头。偶尔戴一顶有着红五角星的旧军帽，端一支自己用柴刀精心制作的木头枪，自豪地在田间地头冲锋陷阵。而饥饿依旧袭来，肉、白米饭和包子面条依旧是我们永远的诱惑。
    那天，我记得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家的饭还没有熟，就在老屋一侧的坪里玩。当时我们每天都只吃两顿饭——早饭和晚饭，早上吃一顿，要到天墨黑墨黑的时候才能再吃上一顿。我想，那天我一定是很饿了，当隔壁的蚂蚁（一位与我同龄的男孩，不知为什么，大家从小都叫他蚂蚁。他哥哥的外号更有趣，叫做老鼠精）端着一碗热热的面条到坪里来吃时，我居然厚着脸皮对他说：“蚂蚁，给我吃一口吧！”蚂蚁家跟我们家一样的穷，一碗面条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盛宴，怎么舍得分一口给我吃呢？他用眼睛白了我一眼，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我还是不死心，又说：“你以前在我们屋里吃了东西的！”言外之意是说，他以前吃了我家的东西，今天理所当然应该给我吃。他还是不肯。我继续求他：“一口，好喃？就吃一口。”“你想呢！”他不耐烦，边吃边闪到一边去。眼看他就要吃完了，我的饥饿感突然特别强烈，他碗里的面条也就格外的香。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竟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把手直接伸进他的碗里，抓一把就往嘴里塞。也许，这是我这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口面条了。多少年来，我走南闯北，吃过湖南津市的牛肉面，四川的酸辣面和担担面，北方的拉面和刀削面，可真的还没有一种面条，比我小时候在邻家小孩碗里抢来的那把没有任何作料的清汤面好吃！蚂蚁显然被激怒了，他把碗朝地上一放，拣起一块瓦片，像只凶猛的小野兽一样哭着骂着向我追来。我以闪电般的速度逃进屋里。蚂蚁扔来的瓦片砰地一声砸在我家的木板墙上。那一瞬间，我不敢做声，一种强烈的羞辱感像一副魔爪一样痛苦地攫住了我。当妈妈问我是不是真的吃了蚂蚁碗里的面条时，我坚决地否认了。
    时代过去了，我们长大了，年少时的羞辱感却如一道荆棘筑成的栅栏，永远横亘在我和蚂蚁之间。我们始终没有成为很好的玩伴和朋友，甚至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常常相见却从没说过一句话。这不能不说，是那个苦难的时代在我们本无怨恨的心灵上写下的遗憾。

　　在我五岁那年，我年仅42岁的二姨妈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留下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和嗷嗷待哺的两岁半的女儿。在娘家，母亲排行老大，底下有五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因为从小带弟弟妹妹长大的缘故，母亲非常能吃苦，也很有责任感。哭着喊着把可怜的二姨妈送上山后，姨父红着眼对母亲说：“大姐，你妹妹走了，没办法，我满妹子就只能拜托你了。”母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问父亲，父亲也满口答应。就这样，两岁半的满妹来到了我家。我的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家庭，步履更加艰难。
　　日子过得真苦啊，可是，再苦也得撑下去。母亲一年四季忙里又忙外地劳动。父亲照例在木材站上班，大姐先是在父亲所在的单位做临时工，快转正时却被副站长的亲戚通过关系硬挤掉了，这一层阴影从此跟随了她大半生，大姐因此少有开心的时候。当时，每到星期六，父亲就会披星戴月从单位赶回来，星期天忙一整天，担柴，挑粪，挖红薯，打稻谷，连夜又赶回单位去。由于劳累过度，生活又过于节俭（他和大姐曾经吃一个辣椒就下一顿饭），父亲病了，患了肺结核。知道他生病的消息，母亲带着我清早起程，沿新修的湘黔铁路步行了几十里路，赶到父亲所在的坪口木材站。到了木材站，才知道父亲已经住院了。我们娘儿俩只得又折回二十余里，赶到建在一片菜地和稻田之间的团结山医院。在路上，我和母亲心里都非常焦急，待见到了父亲才放心了些。父亲见到我们特别高兴，情绪也不错，乐呵呵地招呼着我们。如果不是瘦一点黑一点，还真看不出是个在这里住院的病人。父亲有着坚强的毅力，这毅力帮助他不久就战胜了疾病。肺部铜钱大的病灶清除了，扛木头出身的父亲又拥有了强有力的呼吸。

    父亲九岁丧母，从小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饱尝了生活艰辛的父亲很爱我们，对我们却也要求严格。在我刚刚几岁的时候，就给我买了草鞋，并在铁匠铺里给我打了一把柴刀。跟着父亲上山去担柴，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常常，我的手上、腿上和身上，到处是被荆棘划破的斑斑血迹，我的被禾枪擦破的双肩，又红又肿，久了，居然长出一个厚厚的肉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屋背后的弯弯山道上，留下了我数不清的稚嫩的脚印。那脚印深深浅浅歪歪扭扭，却是我永不磨灭的成长的痕迹。关于少时担柴的记忆，因为深深铭刻在心坎，所以至今难忘。一天黄昏，我和满妹跟着父亲去坳背后担柴，父亲砍一阵后，看看够一担柴了，就给我捆了一担，让我先回家去。我把柴放到肩上试了试，比平时的要重，有点榨人。但我为了能够早点回去休息，就鼓足干劲挑着柴上路了。结果没走多远就在深深的林子里迷路了。因为坳背后虽然柴又深又密，但离家太远，我们一般是不去的。找不到路，我只有挑着柴在林子里横冲直撞。一不小心，前边的柴捆碰到高大粗壮的树干上，树的强大的反弹力，就会毫不客气地将我连柴带人撂倒在地上。膝盖摔青了，屁股摔肿了，我只能强忍着疼痛和眼泪，强忍着愤怒和委屈，继续向前。不知摔了多少次交，不知骂了多少次娘，不知多少次眼泪到了眼眶里又到底没哭出来，我终于跌跌撞撞来到了林子的边缘。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林子里怪鸟的鸣叫，高一声，低一声，让人心惊胆寒。远远的山下，模糊的灯火次第亮起，更增添了这山林的冷清、幽深和寂寞。我没有立刻下山去，孤独地站在那里，又气，又恨，又惊恐。突然，一股莫名的愤怒，使我猛一低头，把柴用力地扔了出去。落日黄昏里，柴担呼啸着越过我的头顶，像一束黑色的闪电，翻滚着，消失了。接下来就是一声沉闷的钝响，和山谷愤怒的回音。

　　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从这所大学里毕业的学生，往往是最有出息的人才。著名作家曹文轩说：“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风度，长大时才可能是一个强者。”我经历过的那些苦难，虽然已经成为永远的过去，但苦难这所大学发给我的那张无字却无比过硬的文凭，无疑将使我受用终身。是它教会了我，在苦难面前决不低头，保持一种优雅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