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永权和他的三个“五年计划”_安顿

晋永权和他的三个“五年计划”(2009-07-17 00:31:29)

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 ——奥斯卡王尔德

    按一般写人物的八股，总要先有此人的简历吧？
    晋永权没提供他的履历表和个人照片。跟他说过，大概是忘了。互联网时代，人皆透明。其传略在百度百科中，比较详尽。平实如词条的文字，涵盖了他以摄影记者身份从业以来所做的几件“大事”，以及一些颇能令人仰视的经历——
    晋永权，现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纪实摄影家。1968年生于安徽；199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进入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工作至今。1994年，日本东京新闻摄影研讨班学员；1995-1997年，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讲授西方摄影史、摄影专题、新闻摄影理论课程；1997年，接受路透基金会资助拍摄、学习；2001年，中国平遥摄影节展出作品《傩》；2001年，系列摄影作品《傩》被法国国家艺术中心收藏(拍摄时间1995-2000) ；2001-2003年，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WPPh)中国班学员(班长) ；2002年，作品《傩》在韩国汉南摄影节展出；2003年，系列摄影作品《傩》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巴黎岛摄影中心展出。2004年，完成为期五年的“三峡移民”(2000-2004)拍摄。2007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摄影展。主要著述：《最后的汉族》（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三峡记》（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6），《红旗照相馆》（金城出版社；2009年）。
    晋永权41岁，入行16年，套用行政级别，有硕士学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背景的他目前的职位相当于正处级，放在一个县城大约可做县长，如果是在军队，能统领一个团。眼下，他治下有编辑记者暗房师共计11人，以规模看，只能算个偏大的组。摄影记者本身是个随时在路上、在现场的游击型职业，他组里的人大多数时间并不在他视线之内。晋永权自己也觉得这种松散的、各司其职的稳定结构是好的，符合他走出校门时坚决不去坐机关、当秘书、挣扎仕途的初衷之一，即自由，行走和思考、观看和表达的自由，当然这自由会有折扣，但这样的句子，一说出来，还是充满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让人高兴——晋永权有这种情结，知识分子，略带骑士精神，职业生涯中常常理性与激情并存，这样的人，每每如此。
看传略，大概能确定，晋永权的照片应该拍得出色，但这往往也见仁见智。在大多数读过他书的人心目中，晋永权接近于“全才”——他是会照相的人中能把文章写得漂亮并写出了影响的人，他是写一手好文章的人中能靠照相养家还硕果累累、博得了功名的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猜测，一直“潜伏”在照片和著作背后的晋永权，便有了榜样的意味——也许他走过的路和他在路上想的那些事儿，能给人些启发。晋永权对自己的记者生涯有一些设计，目前能看见的是他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每一个计划的成果拿出来就是一本书，当然他的成果还不仅仅是这本书。

1995年——2000年：《最后的汉族》——行走、激动有时，无语亦有时
    对于如何走上记者这条路，晋永权是这样说的——
    我在安徽不同的地方长大。爸爸是中学老师，工作调动频繁，我一直跟着。
    我的专业跟现在所做的新闻摄影没有关系。我在合肥师范学校先学英语，后来上教育学院，学政治。考研究生时，考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我1990年进入马列所，开始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培训。按照学校的评价标准，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学生干部，年度奖学金获得者。我可以进国家机关，去写理论文章，或者做领导的秘书，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我经历了一个思想过程，选择了做记者。这个职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并不是最高。但这是我比较想做的。
    研究生最后一年，通过新闻系同学的介绍，我到了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实习。当年，这是一家非常活跃，官僚体制因素影响似乎少一些的报纸，对年轻人比较有吸引力，不论资排辈，能接触到社会的一些真实东西。
    1993年7月，我正式进入了中国青年报。
    和很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记者一样，晋永权要用很长时间来发现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有很多机会来看着自己如何失望、落寞于某种职业习惯。最初想不明白的事情依然想不明白，他搞不清楚宣传和新闻的关系，在自我期许方面，落差也令人难受。
    大约就是这时，有一个词，开始反复出现——“易碎”。既然，每天看的新闻或者宣传终究易碎，那么什么才能保留得时间长一些、影响能深远一点？
    人生的很多事最初无法规划，要看机缘，机缘一到，顺理成章，然后，才是规划。对晋永权来说，与“傩”相识，始于偶遇——
    1995年9月，我与几个人一起去江西抚州采访，间隙，主人请我们去汤显祖故居参观。在后院一间展室，有一张模模糊糊，并且被雨水打湿过的彩色照片吸引了我——一群穿得花花绿绿的村民戴着面具在跳傩。当时我非常吃惊，怎么会在江西、福建交界的这个地方也有“傩”？它们不是在贵州等地似乎少数民族才有吗？
    第二天，我找来江西南丰县的县志(跳傩的石邮村所在地)，一看才知这个地方被称作“傩舞之乡”。再找到一位了解当地掌故的老先生聊天，他告诉我：“你说的那个地方没有任何少数民族，他们都是纯粹的汉族。那个叫石邮的村子是个古村落，跳了好几百年傩了！”
    汉族——傩——古村落，这些断断续续的概念在我脑子里盘旋了一夜。凌晨4点多，我给抚州的朋友家里打电话，让他给我找辆车，天一亮我就要去那个叫“石邮”的村庄。那时，大概我是被自己的热情烧的朦朦胧胧，那位朋友睡得也是朦朦胧胧，总之，十分钟后，他就惊慌失措地赶到我住的旅馆。敲开门，见到我正趴在床上画去那里的地图。
    生活的轨迹就这样在偶然间改变。那年春节，妻子留学回国，打算与我一起过年。她哪里知道，我在几个月前已另有打算。这期间，我读了不少关于傩的资料，等她一回来，我给她大谈“拍摄汉民族傩仪式”的特殊意义，说什么那可能是“汉民族外在形式的最后显现”等等，总之，快到春节时她已经在催促我准备行李了。以后的每个春节都是这样。
    除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另外的一些原因我至今不知道占的比例有多大，那就是城市生活对我的威压。初出校门的这两年，现实逼迫我整天思考着一些不着边际的形而上的问题，什么尊严呀、秩序呀、信仰呀等等。看到这个典型的汉民族村庄的一切，我的心灵似乎找到了依傍，对现实的无奈转瞬之间化作了对遥远异邦热情而浪漫的想象。走，让我去那里！我这样的一个迷失了自己的汉族青年，或许在这里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答案。
    实际上晋永权用了五个春节去拍摄这组后来成为他的代表作的系列作品，《傩》。2001年，他的图片配合着另外两名女记者的文字，组合成《最后的汉族》这本书，在当年流行的一系列“人类学著作”、“田野调查”类图书中，占了些风光。
    在与他合作的记者陈彤和刘春的笔下，“摄影记者小晋”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比如他趴在火车卧铺上颤抖着双手去画石邮村的地图，寻找各种机会说起他正在乐之不疲的这件事，说起他拍过的那些人时的熟稔和亲切程度远超过说生活中的其他人，像回老家一样貌似自然潇洒地给当地的老辈买酒，诉说“九妹”的花容月貌……
    至今，回忆当年拍《傩》的时光，晋永权仍然得意。在回忆中，不经意地把自己的形象变得高大而有趣起来：“我游历的时间长，经常在一家住，以他家为中心，在几十公里范围内划圆圈。曾经有几个人陪着我。有的给我扛箱子，有的给我扛架子，有的给我拎相机，我就空着手。有点像早期的英国人类学家到亚洲腹地，雇着当地的人。当然我不用雇人了，都成朋友了。我绝对不用担心中午在哪里吃饭，今天晚上住在哪里，那儿都是他们的亲戚。”但如此令人开心的故事频频发生的结果，却是擅长文字、说话常爱引经据典的他最终只在《最后的汉族》中留下简短的序言，名为《遥远的目光》。他说他写不了那五年间曾遭遇的震撼、抱着相机坐在傩神庙前每次发自心底的感慨和一个个类似“大古里空茫两眼对江山”似的瞬间，如果让他写，感情因素或许会伤害到这本有充足的信息量、史料性和纪实性的著作，会流于抒情和自我。
    行走和行走中的激动，在晋永权的第一个五年中频频震到他自己。初出茅庐的敏感青年，以对遥远乡村、清苦生活、古老民俗的沉溺来逃避在现代化都市中得风气之先的职业里内心的复杂与纠结包括对已有秩序的不适应，原本这是晋永权一次次深入到古老村落中的深层动机，而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好题材，并且在对这个题材的研究与观照中，完成了自我砺炼。他开始生活在地表，成为一名能相对平静地面对现实的记者。

2000年——2005年：《出三峡记》——我不能给你说出他的名字来。有什么不便吗？当然不是！
    2006年初，晋永权的《出三峡记》出版后，有媒体如此介绍这本书——
    自2000年8月至2004年8月，因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中国政府历时5年，从三峡库区向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中东部地区11省市外迁移民16．6万人。作为世界瞩目的水利工程，三峡的建设吸引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在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前后，不断有人以各种方式探访、记录、拍摄三峡，试图从一条河的变迁来见证历史，认识生命。
    在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出三峡记》一书中，作者晋永权以文字、图像并行的方式，努力探究三峡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私人记忆，力图把这批“非志愿移民”大迁徙的过程深入立体地呈现出来。为此，他曾16次赴重庆、湖北三峡库区采访拍摄。
    “拍照能够干什么，能够见证这记忆的深沟吗？这种记录到底是真相还是谬误，诚实还是欺骗，纯粹的想像重构，还是辛苦得来的可靠洞见呢？”《出三峡记》出版的时候，作者在后记中借用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伊赛亚－柏林式的拷问，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困惑。
    在工业化的车轮下，在全球化的喧嚣中，透视移民这一背井离乡的特殊群体的命运，具有不同寻常的社会学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在书中试图还原的移民的个体记忆，是不容忽略的，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他们身上有整个时代的缩影，他们不该被滚滚浪潮所淹没、被世人所忘却。
    这段文字很准确地概括了《出三峡记》的内容和题旨，也简短说明了晋永权五年间的基本工作量。16次赴重庆，每次都是半个月以上，最长的一次是四个星期。晋永权的同事、暗房师张左曾为他制作过三峡移民这个系列的照片。他说据他所知，晋永权在这16次采访中有很多机会可以“不那么艰苦”，他可以享受到记者通常会遇到的良好待遇，比如吃得像样一点，有一些官方的接待，住比较好的酒店，以及交通工具方面的一些方便条件，但他放弃了。他选了一种让自己灰头土脸、疲惫不堪的工作方式，就是到处走，往那些记者们不爱去、有关方面也不太主张记者们去的地方走，因此他拍回来的大多是一些有故事的个人，这些人在照片上定格的一切远远不如他们的故事精彩。张左说晋永权在拍摄这个题材的五年之中“变化非常明显”，每次回来聊天的时候，他都不爱说见闻，而且“一次比一次不爱说”。
    实际上，读过《出三峡记》的读者，在网络上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晋永权的文笔之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字的魅力几乎超过了他精心挑选的那些照片。
    “我不能给你说出他的名字来。有什么不便吗？当然不是！”这是《出三峡记》的开头。这个开头注定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常”的记者作品、传统纪实作品的套路，他写的是三峡移民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那些渺小个体的私人记忆，有意思的是，写作这些经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记者扎实的采访而得到的个体经历，也是靠的他——晋永权的私人记忆。这本书的文本中出现了多重叙述，有时候是“我”，即采访者也是转述者，有时候是“你”，是诉说者，是原始的素材来源，而“他”也同时出现，是我们一贯熟悉的、在历史的洪流中每每供人描述和记录的主体，在这里，概括为移民。晋永权设计这样一种特别的行文方式，也是为了表达他关于记者所记录的一切究竟是真相与否的质疑和思考。
    关于《出三峡记》，在读者中有过一些争议，恰好也围绕着真实性的问题。因为在这本书中，有些讲述了自己、自家移民故事的人，并没有留下可供调查、搜索的真名实姓。纠缠在这个细节上，素材的可靠性成了问题。比如《巴女谣》中的女孩子，怀着梦想一步步离开家乡，一步步被生活把梦想打碎了最后再也捏不成形直至成为妓女，然后，她要参加移民。她甚至为父母在移民点买好了房子，而她父母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新家选择了回老家。她是移民中的受益者，她内心对这件事是有些庆幸的，她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财富积累，移民迁徙让她有机会为自己掩埋前史、重新做人。这个故事很动人，也很曲折，但是，这是真的吗？如果是，这个女孩子，是谁？
    “其实，那几年，我也在不停地追问这一问题。听到的看到的都是真的吗？但后来，我发觉，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于真实性的追寻，实在是有些初级的疑问。”晋永权这样说，他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底线的底线，只能是保持那些有关事件的背景、坐标、符号的存在。我不会道听途说。只要不是自己的采访，不是自己看到的东西，我不会去写成文章，照片更不可能。我有严格的笔记，甚至录音，当然还有图片。但当我最终开始写作的时候，把这些都放下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当我一个人在三峡腹地的小山村中居住时，也时常产生类似的困惑。我只能说自己探究了，并呈现了自己解读的内容，其中的一些解读甚至与真相无关。在这样大的变故面前，个体的真相、群体的真相都超乎寻常，或许，以我们正常的思维，探究真相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这也是晋永权在写作《出三峡记》时的初衷。书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三个移民的脚，他们都穿着清一色的草鞋。他写道：“或许过不了多久，有关这种鞋的一切都将变为传说及考古学的意义了。……在这些河流身旁发生的故事，产生的语言，在它们生成时就已经快消失了——所谓的正史对此从来就不屑一顾。”近年来，关于长江的各种文本中，有关移民的叙述大体也是这样，在我们的正史中见不到“人”的状态，他们只是被大而化之书写出来的符号。而晋永权希望自己这五年的辛苦集结起来的这本书，能让一些“人”活下来。
    从晋永权的面相上看，应该不是那种特别固执的人。但在一个特别讲究“多快好省”、一切速成的时代，用五年做一件事，最后只体现在150张照片和九万字的一本书，能这样做的人，似乎又固执得很。
    “做这个题目做到第四、第五次以后，只要有和三峡、长江相关的事情，像大江截流等，他们就会来找我，说，哎，你怎么还在这里？明天就去吧。谁批准我去，谁给我出路费，都不成问题了。问题是：赶快去吧，坐飞机，坐火车，想怎么去怎么去。我能够把这个题目做下来，可能是利用了人们的弱点，把固执当成优点。这个活儿非你莫属。你闭着眼睛都知道上哪条船。而且，除了你，谁愿意上那里去呀？很多人可能更愿意去上海，去深圳，去香港、去西方出差呢。唯独去那里，领导找不到别的人去，只有这么个人，在七、八月三峡最热的时候，愿意去。他愿意跟农民一起住五块钱一天的小旅馆，他愿意吃人家的瓜，喝河里的水，喝很差的酒。让他去吧！”晋永权说，《出三峡记》就是这样炼成的。

2000年——2005年：《红旗照相馆》——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
    2009年3月，晋永权出版了号称“十年磨一剑”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责任编辑谢艳芝在编辑手记中如此概括这本书的内容：“本书以1956-1959年间关于照片摆拍、作假这一争论为立脚点，讲述了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大跃进中的浮夸之风、布列松访华以及深处历史旋涡中的老摄影人的命运如何由此发生逆转……”
    不是新闻圈中的人，不是新闻摄影圈中的人，有多少人会关心这样一部中国新闻摄影的断代史？采访晋永权时，这种疑问变成了“这本书给谁看”这样的问题。和《最后的汉族》这本书的作者描述的一样，“小晋”是不屑于用简单的、简短的语言来说明自己格外钟情并因此总是在回味的某些见地的，他说了很多关于这本书的内容，说着说着意思就含混起来，他有点儿沉溺于已经过去的那些整理史料、采访当事人、在故纸堆和口述中寻找真相的日子。最后，需要总结性发言，终于言简意赅：“这本书告诉我们，新闻如何变成了今天这样的新闻，新闻摄影如何变成了今天这样的新闻摄影。”这样说来，一切读新闻、读图的人，也许都应该了解一下，你今天看到的一切宣传报道的样式，在最初，是怎么形成的？规范是如何确定的？在方圆初定的时刻，发生了怎样的争端以及争端如何平息。这是当代新闻摄影史中比较幽暗的部分，时间过得太快，资讯过于密集，以至于来时的路被遮蔽了，或者，因为每一场激辩中都难免有个人命运的倾覆，那些被倾覆的人又正好在胜利者的身边，于是，谁也不愿意再看，让历史尽快成为历史，也是一种逃避吧？晋永权做的这件事，是把今日新闻摄影中仍在沿用的一些“潜规则”的来时路打扫一番，让人看个清楚。
    用最通俗的话说，《红旗照相馆》的开篇讲的是“摆拍”。在我们看过的无数50年代宣传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形势一片大好的历史图片中，有多少是摆拍的成果？晋永权的书中有30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蔚为壮观。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晋永权的摄影生涯中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恰好是一次真正的“摆拍”。当时他在合肥师范学校学习，参加了学校的摄影小组，并因为目测距离准确的强项而成为教物理课出身的摄影指导老师的得意门生，获得了管理器材和耗材的大权，最终成为摄影组组长。在这位老师的授意之下，晋永权拍摄的此生第一张中规中矩的照片，一群孩子聆听教诲般围在老师身边，一幅亲密无间桃李图。这张照片被他投稿到《安徽日报》，经过不厌其烦的每天亲赴编辑部督促，终于得见天日，并且，他因此第一次凭摄影作品得到了稿费。这笔稿费令他的同学们兴奋不已，最终，全班同学齐聚学校附近的小店，每人喝一碗酸梅汤由晋永权买单。多年以后，晋永权说他从没想到过，有一天，他会去写一部起始于摆拍的摄影史专著，而当年已经对摆拍无师自通的他，并不知晓在1956年到1959年之间，有多少摄影人被卷入了这场关于以宣传为功能的图片报道是否应该加入人为造假的争论，又有多少摄影人因为拿捏不好这“摆拍”与“抓拍”的分寸而遭遇不测。

回忆《红旗照相馆》的采访和写作过程，晋永权感慨良多：
    穿梭在城市的图书馆、资料室、家庭、办公室甚至旧货市场里，一次次去寻访当事人的过程，实与人类学家不远千里抛开自己的生活而做的所谓田野调查并无二致。
写作过程中参阅的大量史料、档案、图书出版物、内部印刷品等，得益于书中所涉新闻机构同行及资料管理人员的帮助。
    先前，我以为单位里的那些摄影史料定是像机密一般，保存在带有密码的保险柜内，但当我偶然去其中一新闻机构摄影部办事，在装修现场的楼道内看到一本散落的《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发言纪要（1958.8—1959.12）》散装书页时，便陡增了得到这些研究资料的信心。因为我看出那与建筑垃圾堆在一起的几麻袋资料，并没有被当作珍稀之物得到应有的保护与尊重，推及其他，亦当与此境地相差无几。那天中午，我随手翻捡两本，小心地征询这家单位的一位同行是否可以借阅，他多少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拿走！拿走！
    与新闻单位里那些锁在柜子里，被编号，据说会日渐升值的老底片比较，许多时候这些泛黄的资料几近废纸。在一些看似保管严谨的图片库内，照片拍摄者的名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没有任何内容、可有可无的符号，甚至空白。我去一机构的分社查阅资料时，分管的人告诉我：“很不巧，你说的那些东西去年全卖废品了。”
    当我通过私人关系向其中一些可敬而又忠于职守的资料管理人员请求帮助时，他们甚至还会为我感动，说：“你为什么要看那没人要的东西呢，这些东西已经多年没人看了，我们还在考虑是不是要把它们处理掉呢！”得到资料时的喜悦与激动，瞬间化为复杂的情感。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红旗照相馆》在出版至今的3个月时间里，很多摄影人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这本书，其中不乏一些以摄影评论而出名的言论先锋，不乏一些在国内新闻摄影界常年担当着旗手的大家，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保持了沉默，或者仅仅是和作者有了一些表面的、客气的交流，而没有像以往一样立即激动不已地在专业媒体或大众媒体上公开评论一番。晋永权的书送出去很多，出版社反馈的销售业绩也不错，但，没有像样的、来自业内人士的书评。也许，这本书也会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偶尔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摆拍在很多时候发生在不经意的一瞬间。2008年3月，也就是《红旗照相馆》出版前一年，晋永权的书稿已经完成，尚在修订之中，扉页上有一句引自王尔德的话：“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大概那时候，他对此也多少有些预料吧——我们的痛处，常常也是隐秘的，每一个伤疤都有一段前史。
    与《最后的汉族》和《出三峡记》相比，《红旗照相馆》被认为是晋永权目前最好的作品，冷静、客观、资料翔实、文本开放多元、有历史价值。这本书让《最后的汉族》中的浪漫青年和《出三峡记》中痛苦的行吟诗人渐行渐远，至此，他完成了从记者向学者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