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文学类作家与流行类作家的界限正在消失，作家写作品只是为了好读与赢利，除自己以外，他们并不关心别人，若非说是关心，他们只关心他们与他们想法相同的人，我们的出版社并不支持有质量的作家，我们的读者更不支持，他们一个生产，一个消费，结果是，我们很难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去欣赏小说，而只是从作品中得到娱乐，在我们的时代，英国儿童作家卡罗琳最为成功，她夺得巨大的市场份额，然而她的小说在我眼里并不具备多少文学性。也可以这么说，文学性在当代作品中并不重要，它属于传统，现在过时了——真的是这样吗？

在两千年前，原始宗教为社会文化框架制定了尺度，东方的佛陀的无我倾向于极小化，因极小而渗透到一切，而西方的上帝倾向于极大化，代表一种英雄都做不到的万能，这两个极端把人类精神推向纵深，人类是在宇宙视野里思考，使人类精神高飞于世俗生活之上。

而两千年后的民主时代的文化落了地，东西方文化在世俗化的平面方向找到了共识，这种文化非常现实主义，它落地的地方也很容易令人理解，那就是与数量尺寸挂上了钩儿，里面的潜规则是，凡多凡大就是好，我发现，短篇小说市场几乎消失了，在画店，小幅画卖不出好价钱，我们的特征是工业化生产，也就是批量复制，我们的质量是用数量支持的，所有的投入产出都被会计核算所框定，我们的成功最终被统一成会计报表上的成功。

当一这潮流被推及文化生产后，我们的作家的理想便是成为销书大王，在中国，金庸与琼瑶写得最好，因他们最畅销，其实只是他们的书被使用得最多而已，我们的文化目标是为人民服务，更准确的说，是用一些方便实用的产品赚那些有消费能力的人的钱，这一方式最终确定了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向。

人民是一个复数，并且是一个数量级很大的复数，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大数政治，然而我们人人都知道，“为每一个人类服务”更合理，我们更加清楚，高质量服务多半是个性化的，因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然而就在以上这种氛围中，中国小说基本上消失了，与小说一起消失的，还有中国现实的那些令人不堪面对的背面，它存在于那些时尚杂志漏掉的地方，我们的作家对于那些他们可以理解的痛苦，只使用愤怒、纠缠、抱怨、谩骂与诅咒，事实上，无论是读与写，全是发泄，我们缺乏建设性的与批评性的视点。

但我们的文学总还有一些东西，就如同倒掉垃圾后会在空中留下那么灰灰的一小团儿——叫做什么呢？我叫它们应用类小说吧。其中的成熟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游戏，一书几吃，那么剩下的呢？或许只是一些不成熟的作品，它们至多可算是一种写作练习罢了。

然而就连这些练习也多半向着一个方向练习，即销量大的方向。标志便是，在小说中，普遍缺乏文学性，普遍缺乏生动的文学形象，作家们只是运用华丽无当的言辞写出好看离奇的故事，那种曾经出现在文学书中，充满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的段落消失了，那种准确而令人浮想连翩的描写也消失了，那些作品中所明确表达的独特思想不见了，我们读到的只是千篇一律故事，这使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读者无小说可读了，他们从经典小说中建立的个人阅读品味在当代小说中得不到丝毫的满足，他们还能干什么？

也许去看漫画与美剧吧。

从这里，你便可看到社会需要作家们去干些什么了——是为头顶的天空与天空之后的上帝吗？当然不是。是为那些消费者，他们被统计报表精确地定位了，作家创作的框架是如此的狭小局促，他们中最聪明最努力的人也只好从网上得到那些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信息，然后为他们而量身定制，而那些倾听后自己心灵后写作的作家，他们不得不成为日记作家，他们只能为自己而写。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框架限制住了作家的灵感，并不是作家们全无灵感。

再也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限定作家的了，对此，作家们大概不得接受现实，就如同身为中国作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可让中国以外的读者感兴趣。中国现在正集中力量搞经济复兴，什么时候才能轮上文艺复兴呢？估计也要看社会需求，也许最近一两百年中国社会对文艺复兴都没什么需求，那么，成为作家就是入错行了，乱写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