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此文纪念中国队世界杯出线七周年。

                                    ——题记

2001年10月7日，于根伟攻入中国足球历史性一球后欢庆。

    如果不是有人提醒，我甚至都已忘却“10月7日”对中国足球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七年前的今天，中国队终于历史性地第一次获得了世界杯出线权，时任中国足协掌门人阎世铎曾在五里河体育场内振臂高呼：“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可面对一片乱象的中国足坛，我始终不敢确定：中国足球究竟是真的“从此站起来了”，抑或究竟是“从此倒下了”。这不，奥运期间，中国足球成为社会各界恶搞、嘲讽的对象，“谢亚龙”更是成为了娱乐符号。国庆期间武汉的退出风波尚未平息，身处中甲的安徽又传出因为大环境问题而放弃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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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绩足球”、“政治足球”是中国足坛这些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热门词汇，核心便在于中国足球的高层管理者始终认定“中国队出线＝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成功”，认为只要中国队能够出线，就可以极大地振奋国民精神，赞助商、资金等也将随之而来，中国足球固有的一切问题与矛盾也将随之化解。职业化倡导者王俊生从一开始就在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标志性“成果”，于是，阎世铎才会在出线之夜发出“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的感言。

    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队的出线不仅没有换来中国足球美好的今天，更令人难以对未来有奢望。因为中国足球从来就只有成绩的冲动，在现有的体制与机制下，惟“政绩”是举、惟“成绩”是举。中国足球走到今天，恰恰是“政绩与成绩”这个“两点一线”指导思路下的必然结果与选择。

2001年10月7日出线后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体坛周报办公室内奋笔疾书

    在一线采访中国足球十多年，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2001年世界杯出线后，无论自己写报道还是看有关中国足球的报道，“总局如何如何评说”、“总局如何如何要求”等字眼近些年日益增多，频率远超过韩日世界杯之前。按说，随着职业化的深入，期间需要行政“调控”，更高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的主导声音与意见应日趋减少，实际却是行政主管部门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是完全“掌控”。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建设过程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要逐步规范政府行为，而不是反过来在现在的机制下再运去强化政府各部门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即所谓的“不是‘市场不好’、而是‘政府不好’”。但在中国足坛，高层管理部门对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指手画脚反而成了“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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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一种说法，称：不是职业化在中国足球行不通，而是高层管理部门不希望职业化取得成功。其理由就是一旦职业化在中国足球界成功了，其他项目肯定也要走这条路，国家和中央政府也就不会每年拨款那么多钱去培养专业运动员，更没有必要专门为体育设立一个部级政府部门，随之而来的便是国家体育总局这个管理部门以及部门中那么多官员的自身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它牵涉到整个行业的生存问题。

    尽管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中国社会逐步进入税收社会，越来越多的纳税人有权提出：纳税人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在重新思考体育之于中国的意义。这也使得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对职业化也有越来越排斥之嫌。恰恰是在这种矛盾之中，让中国足球在职业轨道与举国体制的争论与夹缝中苟延残喘。

2001年10月7日出线后次日，米卢来到沈阳体坛周报住地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举国体制下的中国体育军团战绩辉煌，面对步入职业化轨道的中国足球的惨状，管理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让中国足球重新纳入到举国体制轨道中，而不是承认“举国体制”与“职业化”完全可以并存的、甚至能起到互补的效果。我们完全不能让体育主管部门像有些国家那样弱化成一个奥委会，而是应该继续保持一定的行政管理权限和一定的财富支配权力，因为它要保证一些没有市场价值的运动项目如体操、举重等也能继续发展。

    而步入职业轨道的中国足球就应严格职业足球的规矩去规范，而且搞职业足球就必定脱离行政体制，否则就不叫“职业足球”，我们还要老板们来赞助、投资足球作甚？既然我们都看到了现行中国足球管理模式存在着的诸多弊端，为什么我们就不敢大胆地提出来、正视并进行变革？中国足球到今天这步，尤其是下一步怎么走，关键不在中国足协(中国足球管理中心)而在于更高一级主管部门——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足球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站起来”过，因而也就没有彻底“倒下”！

                                                                2008年10月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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