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失败，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抱怨受制于“体制”时，却根本无法解释体制比我们更僵硬的朝鲜队闯入亚洲十强赛、八强赛，反倒是中国队连续无缘。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再次“解放思想”，各行各业都在展开探究并付诸行动。中国足球界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始终无动于衷？
    ●中国足球曾经历过第一次“思想解放”，职业联赛的创办便是其标志。它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更是中国体育改革的先锋。
    ●经历15年的职业联赛之后，曾被誉为“灵丹妙药”的职业化为什么在中国足球失灵了？圈内、外对中国足球为什么越来越感到迷茫与困惑？
    ●困惑起因在于管理者们缺乏解放思想、大胆开拓的精神，导致中国足协成为“没有思想”的“执行者”，即变成“靠揣摩并执行领导意图”而运转的“机器”。
    ●08奥运之后，不仅仅中国足球，中国体育同样面临怎么走的问题。中国足球面对历史机遇，应该再一次承担起“改革先锋”与“突破口”的历史使命。
    ●再次惨败后的中国足球需要再次“思想解放”，不仅仅理论上，更需行动上。突破足球发展的瓶颈，不仅需要体制改革，更有必要修订《体育法》。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在前进，成就辉煌的同时又是问题多多，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成绩与问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唯独中国足球很难与“成绩辉煌”联系起来，甚至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显得极不协调。以世界杯和奥运会为坐标，两年一个“轮回”，除了2001年圆了一次世界杯梦外，中国足球几乎一无所剩。仅存的职业联赛如果不是当时足协内部少数有识之士的坚持，也可能被彻底折腾掉，但现在也已成了“四不像”。

    每一任领导上任后总想取得“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于是“豪赌”充斥着中国足坛。中国足球成为了某些领导者仕途上的“工具”，“政绩足球”、“政治足球”甚至“官僚足球”等字眼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耳边。国家队不行“赌”国奥队，国字号队伍不行“赌”俱乐部球队，男足不行“赌”女足，女足不行“赌”青年，青年不行“赌”少年。但“逢赌必输”，连续两次无缘世界杯亚洲区八强赛和十强赛后，中国足球已输光了全部家底，甚至连裤衩都已快没了，何以谈“遮羞”？但领导们还是念念不忘一个“赌”字，因为输完后总是感慨自己“运气不好”……

    一、所有从业者都在迷茫与困惑

    国足折戟南非世界杯预选赛，关心、热爱中国足球的人都在思考，为什么又一次失败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向哪个方向走？但更多的人还是感到迷茫与困惑，难道真该像某些极端人士所说的，“中国当取消足球这个项目”？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尽管男足国奥队和女足国家队即将出征家门口的奥运会，但谁都清楚，即便两支队伍都夺取金牌也无法挽救中国足球(更何况这样的机率几乎为零)。

    几乎，每一个人都感到困惑和迷茫。曾经，我们把职业化当作“灵丹妙药”，希望职业联赛一开展，中国足球便可以有质的飞跃。但中国足球的沉垢太多，职业联赛兴起后，不仅成绩没有上去，反而每况愈下。难怪老百姓感慨“中国球员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曾一只脚踏上了西班牙、我们曾只差三分钟便可进军罗马，如今却连亚洲十强赛、八强赛都进不去！而且职业联赛中“黑哨”、“假球”、“赌球”等屡见不鲜，更有甚者，还出现了“罢赛”这一职业联赛展开前从未有过的荒唐事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腰包渐长的企业家们也曾抑止不住足球的商业诱惑，不再满足于荧屏前的煎熬与叹息，所谓“足球搭台、经济唱戏”，纷纷投身于足球市场大潮中。怎奈期望与水平、投入与产出相去甚远，眼看数千万、上亿元打水漂，突然发现中国足球其实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大蛋糕”，更是一个无底的“黑洞”。“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机制一天不改革，我一天就不会再踏进中国足球这个圈子！”企业家们发出了这样的怒吼！

    曾经，中国的足球运动员被称为“暴发户”，以致于元老们纷纷感叹：球员钱多了，腰包鼓起来了，但吃苦精神太差了，无论是训练还是自我约束能力，根本无法和职业化前所带的那些运动员相比，甚至公开呼吁“不要惯坏了绿荫骄子！”多位外籍教练离开中国前均发出这样的忠告：如果球员的职业素质不提高，中国足球水平还上不去。时至今日，以郝海东为代表的球员则发出了“中国足球运动员连农民工度不如”的感叹。

    数年前，球员一上大街会被前拥后堵，要求合影、留念，“我看见×××了！”这都是普通球迷引以为豪的“资本”。如今的足球运动员走在大街上都不敢承认自己是踢球的。围绕着中国足球的“笑话段子”层出不穷：“吸烟有害健康、看国足有害生命。”“珍爱生命，远离国足。”“看英超要钱，看国足要命。”“国足不是病，踢起来真要命！”“甲：听说你哥是踢球的？乙：你哥才是踢球的，你全家都在国家队踢球！”

    ……

    中国足球该怎么办？

    这些年来，我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足球的反思，但我们更多地拘泥于教练员的排兵布阵、用人，热衷于“密闻”、“真相”，再到大谈体制、领导、管理问题，可体制如何改、管理究竟怎么管？谁也无法解答。就以这次南非世界杯失利为例，之前一直被追捧为“神”的杜伊因败走天津一夜间变成了“鬼”。谢亚龙和中国足协更为千夫所指，老百姓甚至恨不得“踩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顺着这个逻辑，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换一个管理者，情况就可以扭转了？但如今对谢亚龙的指责、批评，与当初对阎世铎、王俊生的指责、批评又有何差异？都说出不去是教练的问题，来了一个好教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同我在前一篇引子《宿命轮回还是“人祸”轮回？》中所表达的，同样的边路防守问题，四年了，换了三任教练，缘何依旧？中国足球的技战术水平是否真的达到了进入世界杯这个大舞台的标准和要求？

    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中国足球在历经16年的“红山口会议效应”后已遇到了新的瓶颈，而解决新问题的关键，不仅需要体制改革，甚至有必要重新修订《体育法》，专门为足球立法，其前提当然是首先解放思想。

    二、“第一次思想解放”与红山口会议

    中国足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没有问题和矛盾，重要的在于科学的前瞻和认真地回顾总结，通过思想解放、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不断地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回想16年前，徐根宝的国奥队折戟吉隆坡后，恰恰是中国足球界有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众多地方足球队才能从专业走向职业，竖起俱乐部大旗。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就曾指出：“中国足球到了目前这样的状况，根本出路就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并提出了“足球要作加快体育改革的先锋”的指导性口号。

    随着1994年具有浓厚中国色彩的首届职业联赛终于登上历史舞台时，应该说足球项目很好地完成了作为“突破口”的使命，包括其后的篮球、排球等项目均按足球为蓝本，相继推出了各自的职业联赛。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职业联赛”的创立仅仅是中国足球“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非一劳永逸。可当时的管理者们却急于要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放慢了改革步伐，面对职业化初期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大胆解放思想、积极想办法去解决，导致矛盾不断激化，积重难返。如同中国加入WTO，进去了仅仅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平等做生意的平台，并不等于一入关就万事大吉，中国这些年对外进出口贸易方面取得如此大成就，说到底还是我们自身努力、发展的结果。

    当年推出职业联赛的王俊生离开足协后感慨：“甲A联赛不应该这样搞！”被外界称为“中超之父”的郎效农在离开后也一直在感慨：“中超不应该这样搞，现在的中超与甲A几乎没有区别。”而且郎效农也一直在后悔一件事，即职业联赛出台前，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是可以完全独立起来的，就是像现在外界所期望的那样，是一个类似于英超、意甲等由相对独立的“职业联盟”牵头的一个联赛，但就是因为差了仅仅七天，时任足协副主席许放突然因病去世，此事被耽搁下来。否则，中国足球史很有可能改写。

    在整个过程中，足球的管理者们就是缺乏一种解放思想、大胆开拓的精神，导致现在的中国足协成为了“没有思想”的“执行者”，具体说来就是变成了一个“靠揣摩并执行领导意图”而运转的“机器”，哪怕是选一个主教练这样纯业务范围内的事务，都要揣摩领导的意图！2005年2月18日，我在《致足管中心新主任谢亚龙的一封公开信》中曾写道：“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坚决反对动辄把中国足球的问题归结于‘体制原因’，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足球的发展不能脱离国家与地区的自身制度、社会大环境，在中国现行制度和体制下，要求中国足球的发展脱离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不切合实际的。而且，人的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实，文章的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谢亚龙的前任阎世铎曾在总局工作过，受总局派遣到足协全面负责工作，任职期间就是听命于领导意图，导致中国足球出现了大倒退，篮协公开叫板，称“篮球超过足球成为中国第一体育运动”就是在阎世铎任职期间。遗憾的是，谢亚龙再一次重蹈了阎世铎的覆辙。而在2007年亚洲杯赛之后，08年的中超联赛之所以能够维持现状，决定性因素也是具体负责人敢于“顶”、合理地“顶”，并赢得舆论支持，最终没有让领导意图变成现实。这同样说明了“人”的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这期间，中国足球依托市场经济的职业化发展与行政部门管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央在思想领域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作出了科学论述，突破了“公”与“私”的束缚，并对投资、计划、金融、分配体制以及国企制等进行了市场化方向的全面改革，取得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但中国足球界却依然“死水一潭”，没有随着中国足球的客观实际发展和需求而不断发展、深化改革。譬如，外界一直都在说中国足球是“无法无天”，对诸多根本不在自己掌管范围内的问题，足协束手无策、听之任之，没有适时地提出为足球“立法”。

    可以说，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首先就在于足球的直接管理者。面对失败，管理者们不要抱怨受制于“体制”，否则根本无法解释比我们体制更僵硬的朝鲜队可以闯入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八强赛而中国队却早早地无缘了，而是首先应该反思作为管理者任职期间具体做了些什么。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于中国社会发展是如此，具体到中国足球，何尝又不是如此？

    三、再次思想解放刻不容缓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职业化改革前，中国足球屡战屡败，想尽了各种办法与手段来提高水平，并希望能出线、实现“金牌战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把“职业化”当作是一种“万能良药”，希望一走上职业化，水平马上就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确，欧美足球强国无一不是职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职业化对促进足球水平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在促进水平的同时，也在腐蚀着足球，球场暴力、贿赂丑闻、假球等等，这些都是职业化后带来的“副产品”，是职业化的“弊”。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在迈向职业化前，没有一整套指导中国足球改革的理论，没有将欧美先进的东西联系中国的实际，形成一套可行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足球改革理论，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完善。而且从一开始就只谈职业化之“利”和过去专业体制的“弊”，对于专业体制的“利”和职业化的“弊”却避而不谈，加上对职业化本身的“弊”缺少足够认识，自然也就导致了现在中国足球的畸形。一旦受挫，便开始怀疑“职业化”本身，又开始怀念起“举国体制”的好来。

    如同中国经济要发展、首先必须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一样，中国足球要发展、走向世界，同样存在着一个“核心竞争力”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有发展，包括职业联赛的创立、不断地“走出去与请进来”等，但结果更多地是失败的经历与教训，始终没有明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也在不断地总结成功的个例与失败教训，但更多地流于形式与表面，而不是从足球内在规律与本质出发去研究、探讨，没有在宏观上形成发展中国足球的整体战略指导思想。经过这些年实践，中国足球到了该是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时候了。

    16年前，小平同志在上海提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于是，中国足球才有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成为了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更是中国体育改革的先锋。16年后的今天，在08奥运后，不仅仅中国足球，中国体育同样面临怎么走的问题。中国足球面对历史机遇，应该再一次承担起“改革先锋”与“突破口”的历史使命。这首先需要中国足球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因为“思想解放的空间决定发展的空间”。

    对于足球界来讲，解放思想，就是要有全球意识，自我批判意识和创新意识，要用宽广眼界来思考中国足球的特色问题，树立鲜明的时代意识。譬如，欧洲杯刚刚落幕，在这次欧洲杯赛上，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俄罗斯异军突起是不是仅靠希丁克一个人的“神话”？在俄罗斯足球“复兴”中，俄罗斯足协起到了怎样的意义和作用、于我们有何借鉴意义？譬如，西班牙队最终夺冠，再一次阐释了“技术足球”，这与中国足球“越来越没有技术、就只会踢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为什么？

    再譬如，中国队以1比0击败澳大利亚队的当天，澳足协宣布前荷兰青年队主帅扬·维尔斯莱延担任澳青年队主教练兼任澳大利亚技术学员足球项目总负责人，这样，整个澳大利亚足球从足协技术总监到国家队主教练、到青年队、到整个青训计划，清一色荷兰人，坚定走“荷兰路线”。联想到邻国日本的“巴西路线”、韩国的“德国路线”等等，中国足球这些年来选对过我们自己的“路线”了没有、是否坚定地走下来了？

    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都需要新的理论思想做指导，在以后的篇章中将对中国足球的具体问题，参照足球发达国家及“后发国家”的成功经验，抛砖引玉，希望在中国足球界再一次展开“思想大解放”。

                                                                         2008年7月3日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