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评论家关于《皇粮钟》的系列评论一篇，首发《保安日报》2009年10月18日。

                初税亩与《皇粮钟》

                     王  彬

    鲁宣公十五年七月，古代的中国发生了这样几件大事：

    一件是秦桓公攻打晋国，在辅氏被晋军打败，秦国的大力士杜回被晋国的将军魏颗俘虏。这个事件是成语“衔草结环”的出典。

    再一件是晋侯攻占了狄人的土地，派遣赵同到洛阳，把俘获的狄人进献给周天子。但是，在进献的过程中，赵同的态度不是很恭敬。

    第三件是，在这月，鲁国开始根据田亩的数量征税。

    前两件，涉及战争、俘虏以及对周天子的态度。后一件则是著名的“初税亩”。

什么是初税亩？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初，是开始的意思；税亩，即根据土地的亩数征税。初税亩的出现标志着私有土地合法性的开始。在此之前的西周时期，封建领主对农民采取劳役地租，也就是井田制的形式进行剥削。井田制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土地形态。《孟子·滕文公》中有一段经常被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者援引的话：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其大意是，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一井为九百亩。九百亩等分九份，每份百亩。中间的一份是公田，为领主直接所有；其余的八百亩，称私田，分给八户农民耕种。领主的土地称公田，也就是：“藉”，今天在的北京先农坛里还保留有明清时期皇帝耕种的“藉”，也是采取公田的意思。在一块长方或者正方形的田地上，只要是归划出九等分，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字的形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为私田投入劳动之前，必需先为领主服务。八户农民同耕公田，为领主的土地提供劳役。两千多年以前的《诗经》中有这样四句诗：“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真实地表述了那时的农民心境。那时的一亩约等于现在的三分之一亩，如果种粟的话，也就是谷子，脱壳后叫小米，亩产量大致是45斤。私田100亩则可收4500斤。公田100亩，除20亩用于房舍等用地外，尚有80亩用于耕作，可收粟3600斤。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计算，实际的情况是公田的收获比私田要少很多。公田的收获与农民无关，他们怎末会像对自己的土地那样精心劳作呢。这样，进入春秋时期，封建领主逐渐废弃公田上的劳役，转而不分公田、私田，只向农民征收粮食，从“藉而不税”，转变为“税而不藉”，从劳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无论是公田还是私田，都根据农民耕种的亩数，征集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余下的十分之九归农民自己所有。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这样既增加了封建领主的收入，也将农民从封建领主的土地上解放出来，促进了从封建领主向封建地主制度的过渡。

    初税亩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农民源源不断地为统治者提供这样的粮食，农民称为皇粮。1949年以后由于政权性质的变化改叫公粮，但是农民仍然习惯性地称皇粮。如果哪位作家延揽了这样的题材，其笔触的锋芒必然伸向历史的腹地深处。

    天津作家秦岭创作的《皇粮钟》便是这样一部小说。小说以皇粮为线索描述了一个西北的小山村秦家坝子的形形色色农民形象。中心人物是唐岁求。幼年时，唐岁求丧失了父母被秦长赢收养，与秦长赢的女儿秦穗子青梅竹马，依照正常的生活轨迹，两人应该是相爱、结婚、生子的。但是，生活往往不按正常的逻辑发展。麦收时节，唐岁求到别处的村庄做麦客，遇到了隋圆圆，将近分手的时候隋圆圆送给他一只蝴蝶荷包，塞进唐岁求的褡兜儿里。虽然隔着一层布仍能感觉到“丝丝的、美妙的凉，传给了皮肉，导入了骨髓。”唐岁求不愿意接受，他想起了秦穗儿，但是他不能拒绝隋圆圆的眼睛，亮晶晶的，“能照见空中掠过的画眉鸟”，这样的女人能拒绝吗？再往后，唐岁求到煤矿做工，因为解救遇难的矿工，而被砸伤瘸了腿，秦长赢对他迅速冷却，而每当想到秦穗儿，走神的时候，隋圆圆的影子便重叠上来，唐岁求对秦穗儿的感情逐渐疏远而最终分手。

    瘸了腿的唐岁求困顿万分。但是事情总有变化，一天，县里的粮站招收验粮员，唐岁求凭着好牙功顺利得到了这个岗位。这个身份的变化给唐岁求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好处。一是全村的人请他吃饭，再是做了寡妇的秦穗儿与他重修旧好，唐岁求成了秦家坝子倍受尊敬的人物。之所以会是这样，就在于唐岁求是验粮员，是农民能否顺利上交公粮的一道闸口。符合粮站要求的麦子必须是颗粒饱满，干燥瓷实，麦粒抛入嘴里：“舌尖往大牙之间一顶，轻轻一磕碰，如果是‘嚓’地一声，嘎巴脆，面粉飞溅，那就有可能过关。”而瘪粒、潮湿的非但没有脆响，还有可能粘牙，是万万过不了关的。同样，秦家坝子的小麦是瘪瘪的瘦瘦的，也不可能过关。但是，别人的麦子可以不管，秦穗儿的，唐岁求则不能不管。为此，唐岁求借钱花高价买上等麦子，保障秦穗儿——其实已经不是秦穗儿的麦子，完成质检流进粮站的仓库。这就令人心痛。农民上交公粮原本是对国家做贡献，然而如果为了上交公粮，上交的不是自己土地上生长的麦子，而是花高价购买他人的麦子，这样的公粮，对农民而言，难道不是沉重万分的负轭吗？相对于我们在宣传画上见到的上交公粮的农民在眉梢上挂满喜悦的幸福形象，难道不应该令我们深思吗？多年以来，我们把上交公粮的经济问题等同于政治任务与农民觉悟，在一大二公的时代，上交公粮是集体行为，而在改革开发时代，上交公粮则变成一家一户的个人行为，而且在粮食价格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价值的时候，这个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困扰农民、国家与社会的重大问题。这样的公粮，难道不应该取缔？为此，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二00六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 这一年，距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恰好是2600年。如果说初税亩是将农民从封建领主的土地上解放出来，那么，“全部免征农业税” 则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而且对中国农业发展与中国社会变革具有曾么说也不为过的巨大的推进意义。这么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上交了多少皇粮，从未有人计算，如果有哪一位细心的经济学家把它统计出来，公之于众，认真分析当会发现不少启人心智的东西。而在这个领域，中国当下的文学家则走到了前列，对皇粮的必然终结从农村男女的欢乐与苦难之中进行了具象而又精彩的解读，《皇粮钟》的社会价值与美学意义，我想就在于此。

作者简介：王彬，1982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毕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研究员。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偶写散文。学术著作有：《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中国文学观念研究》、《禁书·文字狱》、《北京老宅门图例》、《北京街巷图志》。文学作品有散文《沉船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