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为某文学期刊“秦岭专辑”约稿

                作为“他者”的秦岭

                       闫立飞  秦岭

    闫立飞（以下简称闫）：在天津文坛，你总给人以鲜明的“他者”角色凸现。中国作协在北京举办的长篇小说《皇粮钟》举办研讨会上，蒋子龙先生认为几年前你在天津的冒出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无独有偶，在2007年天津作协为你与龙一、武歆三人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你被称为天津文坛的“外来生物”，这一方面说明了天津作为沿海大都市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你与天津本土作家的异质性特点，作为“他者”，你在建构天津文坛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昭示了自己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我的问题是，你的这种个性特征对你的文学创作构成了怎样的影响，在你的意识深处，它是否存在和你生活的环境有着认同上的矛盾。

    秦岭（以下简称秦）：如果说基因学也适合于分析地域特征的话，那么西部和渤海湾地区在经济、文化、常态生活上的区别必将永久存在。我在甘肃出生并生活了20多年，如今又在天津生活了10多年，今后的生活形态必将继续服从于天津的生活逻辑，而地域基因和故乡情结决定了我很难做到去“甘肃化”，这就使我的文学与我的生活一样呈现更多双重的、冲突的元素。文学恰恰需要这样的元素，因为它异样，不平静，客观上成全了我思考的热情、分析事物的视角和精神世界的拓伸。其实，蒋子龙先生本人也是来自河北沧州的“外来生物”，我和他在《文学界》杂志的一次对话中，恰恰也涉及类似问题，他说：“我的文学气脉中的理性、态势，可能得益于我所在天津的工厂。而性格和情感，或许更多地接受了家乡沧州的营养。”这样的诠释同样适合于我。生活在他乡写故乡，不可逆转的时空和现实距离首先让我在对生活的认识、感受上存在一些停顿、转折、回味乃至割裂和隔膜，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让我在海滨城市梳理高原生活脉络时常常感到疙疙瘩瘩。而文学的魅力恰恰需要这样的疙疙瘩瘩，疙瘩越大，重力越大，掉下来，就能自毁矛盾的堤坝，让文学泄洪，让诗意升华。矛盾的对立至此又被文学所统一。

    闫：尽管少年时代你曾做过文学的梦想，并小有成就，但走出校门后的十多年，你当过教师、做过领导身边的“大秘”，搞过经济、唯独没有进行文学创作。你从乡村到小城，从教育系统到党政机关，从西部高原的天水来到渤海湾的天津市，也是凭借着管理才能，而非你的文学创作，对于天津官场来说你是“他者”，对于文学界来说，你也是一个“他者”，因为直到你在而立之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实际上是以“他者”的身份闯入到这个圈子内的。这种双重的“他者”身份给你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经验与后果。

    秦岭：我首先要排除一个文坛普遍存在的浅陋观点，那就是把官场误认为是常态生活的真空地带，似乎官场环境中的文人多习惯于附庸风雅。要我说，除了附庸风雅呢？当文人们一边怀抱屈原、王安石、欧阳修、曾国藩等千古官场文人作品为主体的古典文学范本，一边又对当今官场的文学视角嗤之以鼻时，这些自命清高的家伙恰恰陷入了一个认识盲区，他们不可能认识到社会变革背景下没有任何环境比中国官场更能直接地、全面地、深透地、近距离地靠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纵深和形态，更何况，这是一个早已知识化、智能化的集体，政绩和浮夸并生，光明与腐朽共存，良知与世俗交融，坚守与迷失相伴，常态生活中极致的人性博弈和灵魂底板在这里尤为异彩纷呈。我在一些访谈中说过，作为一个情感上倾向于艺术而绝非附庸风雅的人，能在中国官场生活，是一笔千金难买的宝贵财富。曾几何时，我的身份确曾有点小意思，在官场，我被叫做文人；在地方文坛，我被叫做官员，而现在，又变成官员、作家兼文艺工作者了，用您的话说，似乎是他者的他者的他者。在我看来，“他者”的身份越多，就越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幻角色换位观察、分析、感受、解决艺术领域的问题。具体讲，角色决定了我能还算自如地在不同的生活圈子里找到适应点，无疑于用多棱镜看世界，世界就像一件挂在那里的时装，眼睛一眨巴，所有的原色、质地、形态、款式、图案一目了然，根本用不着像某些作家那样非得进行所谓的深入生活，所谓的调查了解，所谓的所谓的所谓，在我这里行不通，答案很明朗了，如你所说我是“他者”。

    闫：官场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地方，是什么动力使你离开熟悉的职业而冒险从事文学创作，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危险性你是否有充分的认识。

    秦岭：创作类似于发明，没有自己的发现就会栽在文学墓场。发现便是我文学创作的原动力。10年前在天津某机关谋事时，闲暇时节受文艺理论界的牵引和鼓噪，硬着头皮阅读那些所谓的农村题材小说，惊讶地发现许多所谓关注现实的名作本质上离现实、离民族文化、离审美根基的核心很远，有些获奖作品与盲人摸象没什么区别，具体讲就是作家们对我们这样一个从权力到民主渐次过度的国家社会的形态模糊不清，根本谈不上有深刻的发现，从而在认识农村生活上出现了严重的偏离和表面化。而我在这方面多年的思考，极容易转化成小说后在文坛广阔的空白地带和盐碱地上信马由缰，于是，我比较自信地以自己的方式跃马农村题材领域的旷野，果然，以《绣花鞋垫》、《硌牙的沙子》、《烧水做饭的女人》等农村教师题材为主的“乡村教师” 系列、以《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皇粮》为主的“皇粮” 系列很快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初时，是把文学当机关“三产”来偷偷摸摸经营的，有点冒险，但危险性不大，后来干脆放开手脚“自负盈亏”了。我是个理性的人，官场增加了我脸皮的厚度，大不了，再返回官场夹着尾巴“干革命”。许多人认为我年纪轻轻的就干到县处级染指文学有些可惜，我不这样认为，不是说职级有何不好，而是我从艺术的发现中发现了另一个我自己，这种发现比官场的“进步”从外观到内涵都要更漂亮、更丰富、更诱人。我看重发现和呈现的快乐，而小说满足了我的愿望。

    闫：我知道，你创作的主方向是农村题材小说。但是，几年前你对官场形态和官场文化的深切体验和独到见解，曾使你的长篇小说《断裂》、中篇小说《难言之隐》等作品迥异于当下流行的官场文学，让人刮目相看；你对西部乡村教师生存状态与爱情生活的关注，使你的《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烧水做饭的女人》等作品在“开拓了我国农村教育文学描绘的领域”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鸣。这两种类型的小说在主题、题材方面距离较远，但你却能熟练掌控，作为你进入文学界后的早期作品，它们除了给了你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以外，在你的创作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秦岭：那些初试牛刀式的小说引起的关注，对我目前的创作的确是有意义的，比如，长篇小说《断裂》的畅销，使我发现了作家、专家、读者关注现实的交叉点，社会的，文学的，这恰恰是小说的意义。而《不娶你娶谁》等不同类型的教师系列题材小说发表后，转载率也比较高。据知，许多作家为了所谓的转型被弄得焦头烂额，而我却能从不同的题材领域跳来闪去，我很珍惜这一点，我发现我是可塑的、可改变的、可颠覆的、可再造的。当时北京一家出版社包定我写类似《断裂》的畅销书，版税优厚，一年签一部，我谢绝了。天津百花社的老总闻讯，朝我翘起大拇指：“这才是秦岭！我们和你签《皇粮钟》，放心！”因为我没有急功近利，乡村的驿站为我打开了所有的门，这使我至少明确了一个方向，广袤的现实农村和文学意义的农村期待着我、盼望着我、看重着我，那里有好多生活的矿藏需要我去涉猎、探险、开掘。近两年继《皇粮钟》、《硌牙的沙子》之后，我发现，在这一领域，我快马扬鞭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闫：从短篇小说《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到中篇小说《皇粮》，再到目前出版的长篇小说《皇粮钟》，你的“皇粮”题材系列小说敏锐地捕捉到国家免征农业税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这一过程，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和《皇粮》分获全国首届和第二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后来又摘取了《小说月报》“百花奖”，并分别被改编成影视、评剧和晋剧，而由中国作协、天津作协和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皇粮钟》作品研讨会也于2009年5月在北京召开。可以说，“皇粮”系列小说不仅在你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意味着你创作上的一次转折，尤其是《皇粮种》的出版，使你的创作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我想知道，你是如何把握住这个题材的，在“皇粮”中你想实现怎样的抱负，是否达到。

    秦岭：皇粮制度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农民的精神世界长达2600年，并成为现实农村生活中最大的文学蛋糕。我很奇怪那么多作家竟然没人狠狠地咬它一口，或者说咬了，却没有咬够。我当然清醒把握这个题材的难度，我没有刻意地去写皇粮史，却又离不开史，我所有的皇粮题材小说，都有意把“史”掰碎了，在现实农民的常态生活中来体现，因为无论是现实的、百年前的、千年前的皇粮制度均是以种地纳粮为基本形式，内在的生活逻辑、生命感受和精神链条是一致的，我要做的，是如何让现实呈现来回应“史”、折射“史”，并以“史”来反观我们当下政治、经济结构和农民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现实农村的境况和农民身上的国民性特征。当然，我还有更多的表达指向设伏其中，陈建功、蒋子龙、雷达、从维熙、崔道怡等众多文坛智者均做过分析，这里不一一罗列。尽管我的“皇粮”系列在文学、戏剧、话剧、影视等不同的艺术领域受到热评，我还是没有底气把笑意在脸上，由于客观和自身的局限，我的目的远远没有达到。

    闫：我们看到，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遭受城市侵蚀和被边缘化的同时，以农村为表现对象的乡土叙事也呈现出集体沦陷的态势，它们对中国的农村现状普遍呈现为一种盲视或失语状态。你的《皇粮钟》，却对乡土叙事的这种盲视和失语构成了有力的冲击，因为你是“站在崖畔看村庄”，在这个制高点上，你不仅看到了农村最为真实的一面，而且从乡村内部“找到了中国农民”。因此，《皇粮钟》不仅代表了现实主义的回归，而且对改变当前乡土叙事的形态也构成了重要的意义，而你也由此成为当前中国文坛上的一个“他者”，你以“他者”的身份烛照出当前文坛的缺失与不足。然而你作为都市的寓居者，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与实惠的同时，你如何安置“崖畔”这个观察的制高点，并以何种态度看待和表现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处境，以及这一进程中农民的精神状态。《皇粮钟》是否仅是你表现这一过程的开始。

    秦岭：这是个很要命的问题，足以让许多躲在都市象牙塔里写农村的写手们跌落尘埃，包括我在内。观察农村的制高点在哪里？要我说，除了步履和精神必须要抵达的现实农村，它还在中国乡村史里，在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专家以及各门类艺术家的理论成果里。你知道，我从事社科理论研究十多年，如今照样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充满浓厚的兴趣，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被那种改变历史进程和社会形态的惊天动地的力量所迷恋。我认为，作家了解中国现实如果不从政治、历史开始，简直就是滑稽的，荒谬的，我的制高点也就在这里。近年来，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深层次的原因社科界有很多精辟的论述。良知的目光从社会表象上也能一目了然，比如同样的共和国公民，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国民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这在国际社会绝无仅有。长期以来，10亿农民其实是3亿城市居民眼中的另类或者下层，仅此一点，不用窥视，放眼可知农民精神是怎样的构成和颜色。我的《皇粮钟》涉及了这一层面，写农村，不是绕不过，而是现实农村本身就是问题的核心。

    闫：其实，你的“他者”姿态还表现在许多方面，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透明的废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人们还在忍受着地震带来的巨大创痛，精神还处于震惊的空白期时，还在用直白的诗歌语言发泄情绪时，你却以小说家的敏锐和识见，在“灾难题材的废墟”上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想象，创作了“第一篇反映汶川地震的小说”。事实上，当人们渐渐抚平地震的创伤，开始直面它所造成的影响时，灾难题材仍然是小说创作的废墟。唐山大地震如此，汶川地震到目前为止也是如此，小说创作面对大地震仍是默默无言。在这种沉默之中，你虽然呐喊出第一声，但你的呐喊却被陷入这种沉默之中，最终也将消散于无形。所以，面对小说家的集体沉默，而你的呐喊注定没有回音和响应时，这种呐喊的意义何在，是否对呐喊行为进行过反思。

    秦岭：对这一现象，我早已不奇怪了。你一定发现了一个残酷得近似于有趣的现象，汶川地震过去一年多，别说小说鲜有介入，诗歌的喧嚣也早已退潮。中国艺术家们对于灾难和死亡的态度是多么的感性、潦草和可悲。《透明的废墟》是地震发生不久《小说月报》原创版向我约的稿子，当时我正在鲁院高研班上学，其他同学没人写，我就赤膊上阵了。某选刊在转载前突然摇摆不定，认为“《透明的废墟》是个烫手的山芋”，并在那些挂着教授、博士头衔的专家堆儿里展开了激烈争论，占上风的谬论居然是“地震小说没有可能，因为小说再成功，也不如记者的镜头和新闻报道来得有现场感。”这样的说法在汶川地震一周年后的全国首届地震文学研讨会上，再次被几位赫赫有名的评论家重申，我在发言中当场进行了批驳，我说：“小说就是小说，凭借的是虚构和想象的力量，小说如果用来和镜头比现场感，是中国文坛的愚蠢和无知。”我还说，诸如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式的海难，早就被国外文学、影视界表现得淋漓尽致，按国内专家的逻辑，作家们是否非得潜入海底找“现场感”呢？好在，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可悲的是中国文学的话语权掌握在评论家手里，我说了也是白说。反思中国文学的症结对我来说早已不划算，也犯不着当这个医生。我只能说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社会的低矮形象是自取其辱，是活该，是犯贱。说这些，并不是说我的灾难小说就多么没有缺点，这是另一个话题。

    闫：杨显惠先生撰文指出你已经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这也是你坚持独特的创作个性，以“他者”身份和姿态站立在当前文坛上的主要原因，你在“他者”的行为中找到了自我。当文学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和网络电子媒体的冲击时，你对保持自我的创作个性有何考虑。

    秦岭：这正是我日前在一所大学演讲时的话题：作家的成功取决于脚下的路。老是跟着名家的屁股颠颠儿跑，还不被臭屁熏死？我的性格、尊严和能量习惯了独辟蹊径。儿时在偏远农村捡拾野鸡蛋时发现了一个经验，越是披荆斩棘向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挺进，得到的野鸡蛋越多。只要磨快了镰刀，下面走，上面割，就有底气藐视前面的难度。诚如你所言，物欲社会的作家极易迷失方向，就我而言，容易诱惑我的是小说被影视、戏剧界人士合盘捧来的高额版权费，好在我从来没有刻意过，人家看上了，一边交钱，一边交货，算是捎带着做一笔生意；看不上，也无所谓。小说是我最大的兴趣，我会捍卫我的兴趣，商业诱惑至今距离我的心灵比较远，更多的热情还在于把小说的路走远。正前方有魅力盼望着我，引力不变，我亦不变。

                                                       2009年10月18日

附：作者简介

闫立飞：青年评论家，天津市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