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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说来就来了。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仍然没有要放晴的样子。大雨有时间歇，有时持续。灾后的宕昌古城、葱茏苍翠的松林、竹林、枇杷林和漫山遍野的花草笼罩在一片江南才有的烟雨之中。世界一下变得柔媚而清丽。
恍惚之中，出身于广东、上海的黄礼孩、金莹认为自己仿佛不在甘肃，他们和许多非甘肃人一样，在他们来自书本、图像的记忆里，甘肃应该是大漠驼铃，戈壁荒滩啊！怎么会和江南有瓜葛？我只好挺身而出了。我告诉他们，在甘肃，渭河以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均属于长江流域。眼前的岷江和下游的白龙江，是长江最著名的支流，这一带，是典型的江南气候。
大雨，丝毫没有阻挡我们的采访。
在雨中，我们考察了两种类型的安置点：一种是异地搬迁安置，另一种是原地重建安置。共计3个安置点。甘江头谢家坝村，民福村和城关镇乔家村。
印象最深的是民福村，这是我们今天考察的重点。
在民福村，我们考察、座谈了足足一个半小时。
这里位于国道212线旁，距县城约8公里，是宕昌县第一批灾后重建异地安置点，占地102.4亩，集中安置“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受灾严重，已失去就地重建条件的官亭镇仇家山村、蒿古堆村、王山村和两河口乡两河口村的219户灾民，该点于2008年6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在县委、县政府和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下，领导小组成员和县政协及相关单位、相关乡镇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攻坚克难，终于使一个崭新的、具有现代化小城镇建设标准的新农村在这里拔地而起。
据介绍，民福村是新诞生的一个名字，这里的原名叫老树川，属新城子藏族乡。据张昉讲，在陇南，异地重建诞生了许多新的村名。一个村的名字往往传承百年、千年而亘古不变，而且在漫长的岁月里，往往渗透着、沉淀着很深的民俗和文化。因此，村名不可能像大城市街道改造时可以随时以文字的形式给街道以标识那样随便可以命名的。——而这次灾后重建，完全打破了承袭千年的村名文化称谓，几乎来了一次村名大革命。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
老树川这个名字渊源，早已无法追根朔源，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民福村从现在开始，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符号，镶嵌进人们的记忆。
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的源泉就在目前抗震救灾的所有脉络里，皱褶里，点点滴滴里。我敢肯定，将来随着地震题材的文化、文学形式的不断丰富和抵达，村名将成为这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我感兴趣的不光停留在一个村名的诞生上，我更关注的是这个名字的背后。我大致绕民福村一圈，发现大多数房子已经有农民入住。一打听，他们有来自官亭镇仇家山村、蒿古堆村、王山村的，也有来自毗邻两河口乡两河口村的。
我惊讶于这里的户型，基本都是砖混结构的平房和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与昨天看到的南河乡南川村的安置点相比，风格独具，很有特色。
据建设局技术员苏卫平介绍，灾民建房分砖混结构平房和砖混结构两层楼房两种房型，砖混结构平房，每户占地面积180.55平方米，砖混结构两层楼房每户占地面积182.4平方米，并配套圈舍、厕所、道路、供水、供电、有线电视、学校、卫生所、村级组织活动室等公用设施，突出了近期救灾与远期减灾相结合、新农村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成为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健全、干净整洁、交通便利的灾后民房重建示范点。
镇长何韩城强调说，当时在建设过程中，县委书记王先民多次在安置点进行现场办公，督查和指导灾后重建工作，协调解决重建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了工程的建设进度。
民福村地理位置很优越，完全可以想象，在这之前，这里只不过是一片属于老树川的荒滩。如今这里化废为宝，一个全新的安置点让这里充满了人间最迷人的烟火气。电视机里播放的音乐声、孩子们的欢笑声和老人们吼秦腔的声音，让我们在这绵延几千里的秦岭怀抱中，感受到什么叫世外桃源。
滂沱大雨中，我们的团队初步考察了房舍修建情况，然后集中在民福村灾后重建指挥小组的工棚里。详细听取民福村灾后重建的情况的介绍。宕昌县副县长郑贵麟、建设局局长赵明俊、镇长何韩城、临江乡副乡长董斐等地方领导从各自的角度，介绍了全县以及民福村灾后重建的情况。
刘辉说：“民福村的建设是一个典型，也是一个样板。”
典型和样板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为了建设民福村，建设者按照安全、经济、实用、省地的总方针，坚持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下山入川、建新还旧，群众自主、政府补助，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的基本原则，确保工程的标准和质量。
为了提高采访质量和效率，经验丰富的米吉提先生一声令下，把团队化整为零，一部分在套间里继续听取地方领导介绍，一部分在大厅里和村民代表交流，另一部分继续深入现场考察。
为了克服方言障碍，同时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我拽了刘辉和城建局技术员苏卫平，来到了村民中间。
这是几位典型的西北偏远山区的农民，拘谨，本分，朴实，矜持。灾难已经让他们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洗礼，重建让他们找到了自信，但是灾难带来的阴影仍然可以从他们不曾打理的乱发，疲惫的眼神中看得出来。作为同样出身于西北偏远山区的我，我所生活的直辖市天津并没有改变我本质上的东西。我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我亲切，我自由，我舒畅。我主动“暴露”了我作为甘肃天水人的身份。几位农民一下放松了许多。有位大爷说：“嘿嘿，如果不是你说，还真以为你是大城市来的哩，看你长的细皮嫩肉的，一看就和咱不一样。如今心里踏实了，敢说了。”
为了渲染气氛，我笑着调侃：“当年我如果不是考学走出了大山，如今还不一样外出打工，如今这番细皮嫩肉准成布鞋底儿的样儿了。”
“哈哈哈哈……”大家乐了。
一乐，话题就多了。多了，就好聊。好聊，就容易进入正题，得到我所想得到的。
“啊呀呀！这次灾后重建，咱算了一下，把我们的日子提前了至少50年呐！”村民杨明生感慨万千。
我惊讶于这种农民式的算法，这是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算法。之所以传统，是因为他是按照日子的常态来算的；之所以现代，是因为他的这种算法，完全符合现代统计学的基本原理，50年，其中必然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的诸多因素。比如收入，比如福利，比如精神状态等。
70岁高龄的蒋义仁老人说：“住上这样的房子，没想到，真格没想到。没有党和政府，咱就全完蛋了。”
那么，农民说的党和政府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呢？
我看了苏卫平给我提供的资料，资料显示，自2008年民福村集中安置点工程启动以来，县委、县政府把灾民建房作为保民生、保稳定、促发展的第一要务、第一责任，成立了灾后重建指挥部及领导小组，健全完善帮扶机制，实行领导干部和部门联村驻点帮建责任制，县政协及有关乡镇尽职尽责，倾力帮建，严格标准，确保质量，在建筑模式上，采取统一建设与分户建设相结合的方式，特别是集中安置点内的公用设施和群众住房基础工程，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施工，主房、厨房、圈舍等配套设施由建设部门统一采购物资，采取群众参与自建或承包技工的方式建设，并通过道路、排水、沼气池建设，实现路、水、电三通，使民福村集中安置点成为全县灾后重建的优质工程、放心工程。
何韩城说：“许多农户乔迁新居时，像过年一样高兴。”
我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灾后重建前，仇家山村、蒿古堆村、王山村许多外出打工的20多位壮劳力全部返回家乡加入到灾后重建队伍中。在后期工程中，施工队的重体力活已经不是太多，他们本想重新出去打工，却担心家里的工程质量，担心施工队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后来看到建设局的技术员、工程监理人员搬在民福村坐镇监督，雷打不动，这才放心地离开了故乡。
还有一个话题，是我和蒋义仁老人在讨论当时搬迁的情况时引起的。蒋义仁老人讲，在安置房的分配上，蒿古堆村的支部书记李文林在安置地点、面积上不争不抢，甚至主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使大多数村民深受感染，在搬迁问题上都能服从大局，从而体现了“和谐”。当然，和谐不是一个人就能起决定因素的，但是至少，村支书在“和谐”的问题上，的确发挥作用了。
其实这些话题都不新鲜，与我们通过党报党刊看到的许多光彩夺目的事迹相比，这些话题更平实，更朴素。正因为平实，因为朴素，我们反而品出了一种原汁原味，一种扑面而来的清香。
过去的老树川村、如今的民福村真的让我们开了眼界。
在民福村之前，我们还快马加鞭地考察了甘江头谢家坝村和城关镇乔家村两个安置点。
甘江头谢家坝村重建工地属于异地重建安置点。谢家坝安置点位于212国道旁，属于宕昌县第二批灾后重建集中安置点，该店占地面积130亩，共安置甘江头、临江、两河口、新寨村四个乡的240户1218人受灾群众。
城关镇乔家村则属于原地重建示范点。
在这两个村子，我们同样听到了我们渴望听到的，渴望看到的，
有了渴望，重新回味“民福”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会不自觉地多一些思考。不仅老树川村享有“民福”，甘江头谢家坝村、城关镇乔家村同样享有，因为“民福”在这个时代的灾区，本质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党群血肉联系、干群紧密团结的优良风气，表达了受灾群众对党恩的感激之情以及建设更美好新家园的决心和信心。
这里的干部告诉我，“民福”是群众自己取的名字。是的，唯有百姓才有这个资格。
他们还说过这样的话：挺起脊梁，架起房梁。
此话掷地有声，如雷贯耳。
他们不是没有忧虑，比如，面对量大面宽的重建任务，要问灾区最需要的是什么，两个字儿：资金。最困难的问题往往出在贷款上，政策有，但是由于有些老百姓家中底子薄，抵押贷款难以实现。
还有，现代化的小城镇建设全面完成后，“提前50年进入现代化”的现实中的村民，能否真正在心理和精神层面适应时代的要求？
光有民福不够，还应该有民忧。
两者从来都是孪生的，很亲！
一夜大雨，一阵紧似一阵，为我们心头罩上了巨大的阴影。这是泥石流多发的季节。在陇南，泥石流是驱车出行的最险恶的魔鬼。
也许是天公给我们动了恻隐之心。早上推窗一看，大山里的一切仿佛都是透明的，透明的蓝天，透明的大地，透明的绿色，清新的空气仿佛天然氧吧。应了句古诗：“空山新雨后”。
出发了。我们和宕昌的朋友们挥手告别。下一个目标：文县。
如果说我们极其有限的逐村逐户的考察促进了我们对灾后重建点上感性、理性认识，那么，沿着212国道，那些从山梁上、沟壑里、陡坡上不时闯入我们视野的村村寨寨灾后重建的生动场面，则让我们有了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我们不是走马观花，我们在认真地观花，观它盛开的模样。
从临江到甘江头……从官亭镇到秦裕……
从化马到两河口……从沙湾镇到角弓……
从石门到两水镇……
从两河口开始，平静温顺的岷江汇入了水流湍急的白龙江，212国道还是212国道，但它开始甩掉岷江，转而沿着白龙江南下。
文县的灾情，我早有所知。去年大地震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第8届高研班写我的长篇小说《皇粮钟》。当时中国作协给我们班分配了两个前往灾区采访的弥足珍贵的名额。作为班长，我义无反顾地报了名。但是鲁院权衡再三，让我临危“坐阵”，委派副班长玄武和班委春树去了。玄武去的是陕西汉中，春树去的是陇南文县。春树在灾区期间，不断把那里的情况发给鲁院。我一直关注着那里，因为甘肃是我的故乡。记得当时全国人根据媒体最初的指向，几乎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汶川，而灾情同样严重的陇南，被称为灾区的“孤岛”。为此，我们焦灼过，心里还有那么点的不平。如今，我来了。
还是路。越是深入陇南腹地，路越来越难走。
奔赴文县，要途径陇南市所在地武都区。毛树林告诉我们，陇南市的党政领导和配合我们采访的新闻媒体早在武都区迎候我们。但是，从宕昌到武都，3个小时的路程，我们走了6个小时。中午2时在武都就餐时，陇南市委副书记、市灾后重建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黄泽元告诉我们：“陇南地区的肠梗阻是暂时的，未来的陇南，将遍地通衢。”邻座除了陇南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还有一位来自深圳援建单位的项目负责人，这让黄礼孩兴奋不已，在这里碰到说广东话的老乡，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份责任来这里，气氛就多了一份意味。
我记住了市政府领导在介绍整个陇南市灾后重建的几个关键点：比如，重建项目完成后，陇南城乡面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1000多个整村整社集中重建的新村社将在陇南拔地而起，占农村总户数40%的23万多农户将入住安全舒适的新房，居住条件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再比如，重建结束后，陇南的交通、通讯、电力等直接关系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条件将得到很大改善，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将得到极大改观。还比如……
市政府的一位领导看了我们在文县的考察计划和行程安排，不无忧虑地说：“你们下一站去的文县，路上一定要小心，返回武都的时间，估计应该在晚上10点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从文县归来，要摸黑而行。我们当然不怕这个。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吃完午饭，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休整，连行礼也没有卸下来，就带着征尘南下了。时间：下午3点整。
又是路。路上，源源不断的载重卡车比我们从宕昌目睹的增加了好几倍，它不仅承载着这里基本的、繁忙的客运，更重要的是承载着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抢险救灾、灾后重建的建材物资。路，在负载中喘息，而沿线，更多的筑路大军，像手术大夫似的在解剖它、切割它，为他把脉，为他疗伤。
我们走得小心翼翼，我们更加切肤地感觉到了212国道的疼痛和兴奋。
从武都区到我们的目的地尖山乡，沿途要经过好几个乡镇。这不是一般的奔袭，这样的长途奔袭，再一次成全、丰富了我们考察采访的内容。
出了汉王镇不远，在白龙江畔的一个峡谷里，一块从山上滚落的巨石，毫不客气地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施工人员紧张施工，长长的车队像冬眠的蛇一样婉言在公路上。路旁有一警示牌，上写：“前面落石，注意安全。”
这样的滞留，在整个下午，出现了3次。
这3次，反而给了我们考察、了解灾区重建的机会。
也许，这是天赐良机。
采访的收获，往往就是在这不经意间，有所得，有所感，有所悟。
比如在正西方向的磨坝藏族乡一带，我们看到了大型机械在滔滔白龙江里挖沙、运沙的场面，看到了山坡上焕然一新的乡容村貌。那雪白的墙，灰色的瓦，还有漂亮的村小学校园里那鲜艳的、高高飘扬的红旗……
比如在河对岸的舍书乡一带，我们看到了盘山路上人拉肩扛运送建材物资的场面。那里显然没有通车。毛树林指着高山顶的一个村子，说：“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要下山赶集，往返一趟，得披星戴月。”……
比如尖山乡的北嘴、草鸭……
比如尖山乡的……也奇，这是个让我感到亲近而且感动的名字。我近年来写的《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硌牙的沙子》、《本色》等“乡村”系列小说里，几乎所有的地域背景，都借用了“尖山”这个名字。当然，我当时不可能知道在现实中，在我老家毗邻的陇南地区，还真的有这么个地方存在。在我创作的意象里，尖山之“尖”，最能体现西部偏远山区的区域特征和地理面貌。我小说中虚构的尖山，和视野里的尖山不谋而合。
尖山乡乡长孟小平告诉我们，尖山乡山大沟深，地势险要，这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尖山鬼见愁，百丈千山头，深沟几十条，条条无水流，出门就上山，解手无处蹴”。这是尖山乡恶劣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这一切，我们切身感受到了，比如解手。一路过来，解手往往成为燃眉之急，男士们倒好办，钻进树丛里、矮墙后、田野里三两下就解决了实际问题。倒是苦了几位女士，在隐蔽的地方，也难免暴露在近的、远的筑路大军的视野里。
真是难为我们的女同胞了，也不知道她们用了什么高妙的办法，此事无法考察。
据孟小平说，灾后重建中，驻扎在尖山乡宋家坝的兰州军区红军师铁锤子团的官兵们不怕疲劳，冲锋在前，为当地抗震救灾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了当地受灾群众的称赞。
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是寺评社的村长，他当时和铁锤子团的战士们一直战斗在第一线。村长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赵蓝翎。
据赵蓝翎村长介绍，老爷庙宋家坝社、寺评社共有66户229人。“5。12”造成宋家坝社、寺评社11人死亡，66户232间4176平方米房屋倒塌，这个村子的232间房屋倒塌，301间危房在余震中摇摇欲坠，同时造成两社大面积的山体滑坡。95%的水渠、管道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达836万元。新村规划面积26413.2平方米，合计39.6亩。地震发生后，市、县驻村领导带领乡、村干部及时疏散、转移受灾群众，搭建临时性过渡房。后经地质专家鉴定，必须整体搬迁。
村子后来被确定为深圳援建工程。去年7月深圳的援建队伍开展工作以来，他们住在村上的危房里。由于这里没有农副产品市场，肉类、蛋类食品及蔬菜供应不足，他们只好顿顿炒洋芋，炝白菜。刚来时，天气特别炎热，项目部总工程师李颖毅一直和工人们同吃同住，每天都忙得灰头土脸的，一心扑在建房上。他们在炎炎烈日下坚持工作，很多人都被晒得脱了皮。
赵蓝翎告诉我，去年灾后重建之初，原陇南市委书记王义在这里指导工作时，还与广大官兵及市、县、乡、村的党员们一起，面对神圣的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接着，又欣然在“讲文明、树新风、迎奥运、建家园”的条幅上签名。
我们的车在一个漂亮的村落前停了下来。这个村叫宋家坝。
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漂亮的新居、别致的文化活动室、宽敞的体育广场，这一切，在大山深出格外引人注目，如出水芙蓉，娇艳多姿。
映入我们眼帘的，还有村子中央耸立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汶川之殇，华夏同悲。深圳儿女，解民危难。驰援千里，舍生忘死……”
寺坪社和宋家坝社的重建是高规格的，住房与“四室一院”相配套、与基础设施建设相配套、与清洁能源建设相配套、与电视电话入户相配套。
孟小平介绍，广东省、深圳市领导先后来到尖山乡实地考察，协调过援建事宜。市、县工作组更是加大了工作力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三通一平“，进行土地垫方4.6万立方米，平整土地21000平方米，埋设管道2条21000米，开工建设了250米护村河堤。并抓紧备料，从武都拉运砖20多万块，为加快工程进度打下了基础。
在建设过程中，援建方加班加点，昼夜施工，保证了工程进度；工作组吃住在工地，走村串户协调问题，保证了顺利施工；当地群众青壮年自发组成建设队，坚持每天每户一人在工地参加劳动，老人妇女儿童坚持每天为施工人员烧水做饭；驻扎在当地的红军师铁锤子团官兵每天拉石头，修河堤，筑挡墙。万众一心共同谱写了一曲重建家园的壮丽乐章。
毅力、信心和决心，使该重建点突出了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市、县、乡帮建责任到位；二是按照“三打破”（打破村界社界、打破分户地界、打破原有布局）的原则成功置换了重建土地；三是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长远目标，规划设计标准高；四是由深圳援建，体现了正宗的“深圳速度”；五是军民团结共建。从去年11月开始，66户受灾群众全部搬入了漂亮的“四室一园”
战天斗地的重建场面我们只能听到，却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深圳人已著名的深圳速度，在这里创造的奇迹和成果。
但是，我们能感受到，通过这里的乡村干部，通过这里的农民，通过这里的空气和阳光。
无论到那里，我们发现，灾后重建的形式包罗万象，灾后重建的内容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所有的场面都体现了一个字：建。
我倒希望看到“建”的周围、背后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发现，这样的发现往往给了我们更多的提供，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回味。
比如那油菜园，那公公，那小媳妇。
真的难忘他们。我们是在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发现了他们。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一段心灵的默契。油菜园里干活的两个人：一个是年迈的公公，一个是过门才两年的媳妇。是米吉提先生首先注意到了他们。这是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关注。
经过咨询才知道，所谓年迈的老公公其实刚刚过60岁，但已经是耄耋之年的样子：驼背，塌腰，满脸的皱纹和沧桑。站在他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像一棵古老的柏树。小媳妇的脸上布满汗珠和细微的尘土，太阳的紫外线和岁月把她的皮肤涂抹成了紫红色。
这里是漫长的212国道的一隅，离白龙江和羊汤河的交汇处不远。寺坪社就在东北方向的半山腰上，从山下眺望，重建后的寺坪社，青砖红瓦，在午后的阳光下，像刚刚梳妆后的村姑，宁静而美丽。这里四面环山，土地大部分集中在河谷地带，阡陌纵横的土地，被略显散乱的石头矮墙隔开，庄稼地里生长着小麦、玉米、土豆、蚕豆、油菜、枇杷……
采访团的几乎全体人员都围在地埂上，把目光聚焦在了老人和小媳妇身上。聚焦是需要视点的。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一般化的采访视点。在我们和老人、儿媳妇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寺坪社灾后重建情况的另一面。
老人的儿子、媳妇的丈夫已经外出打工。丈夫去的地方很远：江苏。
儿媳妇淡淡地说：“割完油菜，我也要走了。”
我问：“你丈夫已经外出了，你再外出，孩子怎么办？”
小媳妇苦苦地笑了，说：“孩子留给公公呗，村里都是这样的。”
这些平实的话语至少给我们提供了3个信息：一、灾后重建以后的常态生活里，土地上的青壮年劳力仍然在减少；二、生活的压力仍然逼迫着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们拼搏在生存的第一线；三，假如老年人失去劳动力，繁重的农业劳动靠谁来完成？事实上，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所谓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地荒现象早已经十分普遍。
这是一个缩影，西部农村的现状在有些地方的某些领域、范围比这要严酷得多。老人和儿媳妇的影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晃荡着，跳动着，撞击着……
带着这个问题，我和米吉提先生多次进行了交流。先生曾经在广袤的新疆农村生活、工作多年，他的农村生活积累和审视农村现实的角度，我很欣赏。我在一篇创作谈中说过，了解农村现实，特别是当代农村社会，必须要站在崖畔看村庄，只有这样，才能看得细，看得远。
这样的现实，这样的窘境，这样的无奈。我其实并不陌生，近10多年来，我虽然一直在天津生活、工作，但我经常到西部去，到甘肃去，有时是独行，有时带着电影剧组的主创人员。我始终在感知着那里，感知着那里如此这般的场景。这样的感知，往往撞击得我创作的灵感像闪电一样，让我眼花缭乱，不能自己。
早在去年，我就把这样的生活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皇粮钟》。
年初，我曾经在研究现阶段农村社会问题时，看过一个资料。资料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大量增加。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目前中国农民的思想开放程度提高了，对增加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无疑是件大好事，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善了农村留守老小的生活条件。但是，由于青壮劳力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长期在外边务工，老人和孩子怎么办？据称，目前中国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将近2000万。据此推算，全国的留守老人数量和留守儿童相比，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有留守的儿童，必然有留守的老人。这不是理论上的真理，却是现实的铁逻辑。如此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小孩，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还有留守妇女问题，留守妇女在农村中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既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又要操持家务，照顾老人，教育子女。她们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面临许多困难，安全与权益得不到保障，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留守妇女问题，难道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一种必然？更可怕的是，为了生活，妇女最终也要走。
当然，我要表述的，不仅仅是众多的安全、生活、教育等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或者说一个小小的方面。
记得前几年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叫“386199部队”，其中所谓的“38”就是妇女，这里特指那些因丈夫外出打工而被称为“留守妇女”的已婚妇女，“61”是儿童，“99”是老人。给这样一个群体冠以“部队”的帽子，让我感受到了几分悲壮、悲哀和悲情。
既然灾后重建让更多农民的提前进入了现代化新农村的序列，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现状。
毋庸讳言，建设新农村离不开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但外出的，准确地说外流的，恰恰是很多20-40岁年富力强、有文化、有见识的青壮年农民。
建设新农村的主人是谁？
答案是唯一的：农民。
农民中的建设者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家乡，新农村由谁来建呢？
谁敢回答这个答案，我就把他视作上帝。
我之所以把这段文字留在了这里，我在提醒自己，今天所有的采访，包括我们的思考的角度和视点，应该安排在心灵的、思想的什么位置。
你一定难以置信，是临江乡的蒋冯村以自身的魅力吸引了我们，真的。
我们的采访计划中并没有安排蒋冯村，但是，当我们隔河望着对面山上那一如欧洲小镇似的别致景观时。米吉提先生发话了：“既然车能上去，咱去看看！”于是，我们从白龙江拐弯处绕过去，上桥，上坡，上山。
蒋冯村地处临江乡白龙江右岸的高山上。据陪同我们的临江乡乡长刘进明告诉我们，这里海拔在1750到2136米之间，包括蒋家山和冯家山两个自然村，共有村民63户261人，现有耕地仅有231亩，人均年收入不足600元。
“5.12”地震使全村严重受灾。在这里，我不想多描述村民给我们介绍地震的情况，比如“5.12”后，95%的房子成了危房，而主震后最大的一次余震，使已经伤痕累累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顿时，整个村子哭声震天。比如，在今年正月过春节的当口，蒋冯村灾后重建工地上照样是一派火热场面。比如……
先说现在。——像花儿一样盛开的蒋冯村，一个海拔近两千米的高山村寨，像一位耄耋老人从废墟上顽强地爬起来，穿着节日的盛装站在了山腰上。这是奇迹！蒋冯新村奇迹般地屹立在白龙江畔。这里建成了整齐划一的砖混结构房屋近300间，新村还有“五保家园”、超市、医疗室、农家书屋、幼儿园等。还实现了“五通”(通路、通电、通自来水、通广播电视、通电话)、“一池三改”(沼气池、建圈、建厕、建灶)的目标。据毛树林讲，像蒋冯新村这样下山入川建新家的村寨，光文县就有上百个。
蒋冯村是我们见到沿顺山势而建的村子中颇具审美性的一个村庄。
沿坡，是一条宽约10多米的水泥大街，大街像一条巨大的地毯一样呈倾斜角度铺在山坡上，掩映在群山之中，远望如自天而降的壮锦。大街中间是水泥硬化毛坯糙面儿，两边有错落有致的台阶。从而使车道、人行道自然分离。两边栽着柏树、冬青和龙柏等观赏性植物，以大街为中轴线，所有的新建房屋都呈“丰”字型整齐地排列在两边。
超市！超市！！最显眼的是一个小小的超市。小，却精致，只有城市里才有的超市微笑着迎接着前来采购的村民。自选，自购，自主的商品交易方式，打破了传统，直抵现代商品社会的前沿，
由于庭院经济林种植已经初见成效，几乎所有的院子里都有果树和五彩缤纷的花草。据说，庭院经济林有个具体数字，全村约有3250多株。可以想象，未来的几年，全村将成为一个更美丽的、典型的园林化的理想宜居地。
我们还听见了犬吠和猪仔的叫声，乡长刘进明告诉我，这个村光猪就养了120多头。
许多村民家里的家具都很时尚，电视有台式的、挂式的、也有家庭影院那种。几乎每一条巷道里都有妇女那里说说笑笑。有几位老人在文化活动室门口打扑克，嘴上叼着古老的旱烟……
这是放学的时间，大约七八个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们唱着歌曲，在我们面前蹦蹦跳跳地走过。
有四个十四五岁的少女正坐在一个停放的农用三轮车上高高兴兴地说笑，当我们的照相机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她们个个羞涩地满脸通红，离开和迎合的抉择使她们矜持的身影，像树林中美丽的百灵鸟……他们最终迎合了我们。我看见，米吉提、黄礼孩、金莹、毛树林的相机始终对着他们，“咔嚓” “喀嚓”照个不停。
……
这是一幅典型的时代农村的风俗画。
其实，蒋冯村的今天，真是来之不易。
灾后重建的村子很多，没有一个村像蒋冯村那样几经周折。就像一朵浪花的盛开，首先需要经受风浪的考验。
关于考验，我无须再提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东西，比如面临的困难，比如应对的挑战，比如从市里到村里的齐抓共管等等。
我要说的是蒋冯村的选址问题，好多资料里、汇报里都没有这至关重要的一环，但是当我听到乡干部的介绍后。我觉得这个环节很重要，很有价值，甚至说在他客观存在的现实性里，更具合理的、符合民情与人性的本色。一个村，有它的本色；人，也有他的本色。何况这是人间最直接的、最本真、最可爱和可贵的颜色。
按常规，文县针对不同的乡（镇）情和不同的村(社)情，在重建过程中打破村社界限、打破原有布局，多种模式统筹进行。有以尖山乡宋家坝为代表的异地统一重建；有以临江乡蒋冯村为代表的异地自建；有下山入川统分结合的重建方式，比如，同是下山入川，石坊乡元坪山社采取统一建设，尚德镇周半山社采取分散自建；也有既节约耕地，又保护生态的原址分散自建模式。重建模式的选择一方面根据乡（镇）情和村（社）情，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群众的意愿，有利于因地制宜和提高群众重建的积极性，从而有力推进重建进度。
但是，在蒋冯村的异地重建选址问题上，由于规划占用邻村蒋家湾茨坝里的一级川台地达43亩，这样，势必给蒋家湾村的灾后重建雪上加霜，双方在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始终难以达成一致。后来，为了二次协调蒋家湾村茨坝里43亩土地，市、县、乡、村帮建单位组成联合工作组，引导和发动全村群众，动用亲戚等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和力量，逐户逐户、轮流交叉上门和蒋家湾村群众面对面商量。工作组多次召开群众会议，引导蒋家湾村群众支持和同情蒋冯村群众搞好灾后重建。
这样的协商，谈判，进行了足足20多天。
最终，在充分照顾双方利益的情况下，两村达成了协议。蒋冯村重建新址被正式确定在蒋家湾村茨坝里干旱弃荒地，并于去年6月下旬顺利开工。
无论怎么说，蒋家湾村是付出了牺牲的。
之前的谈而无果，不是说蒋家湾村不尽情理，更不是见死不救。而是在同一蓝天下，家家户户只有那一亩三分地的空间，许多嘴，要吃饭呐！
蒋家湾村是可敬、可爱的。如果说它是绿叶，蒋冯村就是一朵盛开的花儿。
在文县，在整个的陇南，付出牺牲的何止一个蒋家湾村？只不过，这样的牺牲没有被更多的人关注，尽管它客观存在着，但在巨大的重建的浪潮面前，它被媒体、被一些人忽略了。
在宕昌，在文县，在热火朝天的背后，我们问村民最需要的什么？村民回答直截了当：资金。资金越少，灾民越要付出更大、更多的牺牲。
灾民如此回答，干部也如此回答。他们回答的，其实就是资金和代价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也是现实的。
我们连夜返回武都的当天晚上，大约深夜12点左右，我在陇南市文联提供给我们的资料里，看到了一份材料，上边有现任市委书记王玺玉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发出的呼吁，他说，要全面完成灾后重建任务，陇南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因此，国家应该在政策、项目和资金上进一步给予支持。
王玺玉的呼吁很具体，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提高农村重建补助标准。据测算因建材涨价和运费用增加，重建户平均每户多支出重建费用8000元左右，建议国家适当增加重建补助资金，特别是为全市农村特困户、低保户等66748户弱势群体，在现在每户补助2万元的基础上再增加重建补助资金2万元。二是解决配套设施建设资金。陇南配套设施建设投入大，按照预算，能够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是以工代赈、贫困村建设资金，共计7．1亿元，而全市灾后重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达26．37亿元，请求国家帮助解决。三是进一步明晰银行贷款政策。陇南群众平时积累少，灾后返贫突出，特别是特困户等农村弱势群体人数多，没有贷款抵押的资产。全市233917重建户中有住房重建贷款需求的19．8万户、资金需求量54．4亿元，目前仅投放住房重建贷款5．3万户、12．1亿元，缺口尚大，建议国家出台政策，让国有商业银行参与灾后重建，增加基层信用社的灾后重建贷款额度，解决群众贷款难问题。
我想，一如蒋家湾村的灾民们，一定清楚这样的呼吁意味着什么。
一如蒋冯村的灾民们，同样清楚这样的呼吁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