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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3)

(2016-10-09 14: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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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我的八十年代

   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3)

        王安忆、陈村、史铁生在青浦朱家角

   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中,写得最好是爱情:从初接到情书的惊慌失措、语无伦次,镇静下来又隐隐生出些骄傲,回味信中内容,便悔于自己的反应,开始偷寻、窥视他而将回味变成自己的“节日”。之后,变成忐忑盼待来信,到真见到信尾出现“我爱你”之狂热,又惊呆而幸福。从第一次相约的心跳加剧,紧张,慌乱,为慌乱而尴尬,到真正接触、熟悉后反倒感觉到距离,因这距离感而矜持,直到降落到特别实际的生活,见到他另一面后的失望,面对身份差异后有意的躲避……其中层次太丰富了。这样的初恋悸动,那种刻骨铭心的体悟,也许我们都经历过。但纤微难搜,大约也难有王安忆这样的分辨力。分辨力是一个作家的资本,它真切表达了六十年代环境中,一个纯真少女,对爱情认知的全过程。

《六九届初中生》开头第一章描写的角度其实非常有震撼力:婴儿的视觉与触觉,由母亲的怀抱、父亲胡子扎人的感觉始,延及水——洗澡与奶瓶;触觉转味觉——棒冰与包子;再抬眼环境——马路与弄堂口;感官能力真的太强了。王安忆以此长篇,有条不紊写了一部五十年代哺育、六十年代磨砺成的雯雯自尊的形成史。雯雯的自尊建立在那个年代真实的谱系中,感人而有社会学意义。王安忆之了不起是,她几乎是以鄙视当时戏剧性控诉的态度,在所谓的“家长里短”、“见素抱朴”中,就写成了这一届人更深刻的青春史。辛酸吗?当然有。被耽误的一代吗?当然是。更重要是,她写出了集体主义熔炉锻造中,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强大个人的长成。尽管雯雯只有实际的小学学历,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下乡知青,进了城也只是柜台后一个很普通的售货员,最终也只在里弄工厂一个压瓶盖女工的位置上,成了一个拥有五味杂陈的新娘。相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部怎样的炼成史呢?我以为,这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六九届的文革史。最后结尾,新婚夜,雯雯与任一的对话是——

“我和你,完全是误会。假如不搞文化大革命,假如一切正常,我们不会相遇的。”

“文化大革命本不该发生。”

一切都在轻描淡写间。写完这部长篇,王安忆不再用“雯雯”了,她已经完成了雯雯的塑造史。

69届初中生》19843月最后改定,1984年底她就写成了《小鲍庄》,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中国作家》上(与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于同一期)。说实在,1985年读到它,我先懊悔是,为何《庸常之辈》后就中断了与王安忆的联系,“假如这小说能经我手发表……”,这是一个编辑的本能。按《小鲍庄》篇尾记载,它1984年底改定于北京,那正是我在《人民文学》跃跃欲试的时候,尽管我那时不负责上海。

《小鲍庄》的故事其实简单:农民鲍彦山家生了个孩子,因为已是第七胎,最末的收尾,小名就叫“捞渣”。“捞渣”出生,刚好鲍五爷的孙子去世。鲍五爷的老婆、儿孙都死了,鲍五爷就认定“捞渣”是让他孙子“抓了替身”。家里太穷,“捞渣”的大哥建设子到十九岁还说不上媳妇,鲍彦山媳妇就收留了要饭的丫头小翠子。但小翠子却喜欢建设子的弟弟文化子,到避不了婚事,就只能跑了,跑了还偷回来与文化子幽会。“捞渣”长大后与鲍五爷越来越亲,发大水的时候,这一老一少没出来,村长带人去找,鲍五爷在树上,“捞渣”在树下。等“捞渣”捞出水面,鲍五爷也死了。“捞渣”为鲍五爷而死经村里小文青鲍仁文的添油加醋,引来一级级记者和作家,便成仁成义,成了村里的地标。鲍家因此就有了房子,建设子因此就有了工作和媳妇,小翠子也因此可以与文化子配对了。这是主线。副线呢?鲍家山那边小冯庄的“大姑”在路边捡了个“拾来”,大姑一辈子没嫁,晚上就抱着拾来的脚丫睡觉。等拾来的脚指有了在温暖“峡谷”中的知觉,就不能住一起了。大姑就说,“我给你置副货郎担子,你走吧。”于是,拾得挑着货郎担,到鲍家庄遇到了二婶。鲍家兄弟不容他这个外来者,而他因为下水去捞“捞渣”,也就成了人物,在鲍家庄立足了。鲍秉德媳妇本是美女,因为怀了三四个都是死胎,便时好时疯。这媳妇不想再拖累鲍秉德,发大水时候自己挣脱到了水里。鲍秉德再娶了一个难看媳妇,就生了娃,鲍秉德于是觉得是“捞渣”拽走了他媳妇,“他见我日子过不下去了,拉我一把哩。”“捞渣”是结构的中枢。

19841985,寻根的背景。当时的评论家将它归到寻根的盘子里。可它寻的是什么根呢?难道王安忆写的是缘分吗?

当初令我意外的是她控制基调的能力——那村庄就像沉睡在清冷的月光下,没有狗吠,那样安静。王安忆在小说中多次写到夜空下那条弯曲而白花花、苍茫茫的路,空中有上弦月或下弦月,弯弯地一勾,天暗着,水却亮着。这样空旷的基调,开头就是,媳妇在屋里要生了,鲍彦山却夹着锄头,不慌不忙地回家,到家就在墙根蹲下了。与长辈唠家常,他的回答只三字:“就那样。”在男人的家常中,孩就生下了,生个孩就像“老母鸡下个蛋”。鲍二爷问:“家里没小麦面了?”鲍彦山嘿嘿一笑:“没事,这娘们吃草都能变妈妈(奶)。”命很薄,也很硬。

王安忆说,这小说,其实是她当时去江苏宿迁,采访一个在洪灾中救了老人的牺牲少年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她的身份,本是那个作家,采访的那个因房塌,救了同睡在一起的五保户老人的女孩,变成了“捞渣”。而它成为《小鲍庄》,我读到了什么呢?

我读到生之轻易,生下的孩,轻易就能满地爬,吃红薯秧就能长大了。山那边,同样,小慧子出门要饭,轻易就带回个娃,成了“大姑”;窗洞塞团草便过冬了,凉席上一个枕头一条被,就算是家了。等“大姑”意识到拾来成人了,说声“你走吧,你不能守我一辈子”,拾来就径直走了,再不回头。这轻易简陋的生与轻易简陋的死构成了乡土的生生不息——“捞渣”从水底捞起来,嘴角像在笑,鲍五爷就咽气了。一老一少躺在筏子上,都如安睡了。鲍秉德媳妇意识到自己成了拖累,就自己要走了。鲍秉德舍不得她走,她就在大水中扳男人的头,使他失去重心后挣脱而去。在《小鲍庄》语境里,死是为了成全生,即所谓“让路”。不仅鲍秉德媳妇是让,“捞渣”是让,鲍五爷的孙子社会子也是让,让出弯弯曲曲的生路。一个少年与老人的素材,到了王安忆的容器里,竟发酵出这样的乡土构成。王安忆从“捞渣”的出生写起,写的是承袭,在子孙承承的温存中,就有了乡土的悠久。

1984年底有关“寻根”的说法,不可能对王安忆没影响。《小鲍庄》里有一个“捞渣”,韩少功的《爸爸爸》里有一个“丙崽”,两人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截然不同的思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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