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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2)

(2016-09-28 22: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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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我的八十年代
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2)
王安忆与她的父母


  王安忆了不起的是,几乎每年对自己都有拓展。我惊讶于她的生活积累能力,似乎有层出不穷、用之不竭的素材,它们变成小说娓娓道来,细节丰满、亲切,尤其对我这样,与他同时代人而言。且她似乎每年都在不知疲倦、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不断超越她自己,又似乎从不急躁,不为任何干扰所动。她的外表是温和的,嘴角常有浅浅之笑,但绝不随和。我能感觉其自我之强大。

  1982年她发表在《钟山》上的中篇小说《流逝》,就很令人刮目相看。这个中篇写文革的角度,在我看,既真实又深刻。主人公欧阳端丽是个住花园洋房的资本家大媳妇,王安忆从她清早出门到菜市场买菜写起,刚被抄家,所有细软全被抄走,全家被赶进了二楼一层,一楼搬进了“江北”工人阶级;公公的定息、工资全部停发,所有财富被清零,仅靠丈夫一人六十元工资要养活五口人,一天只能计算出八角钱的菜金。清早在寒气凛冽中去排队买鱼,相信是安忆自己的记忆。那个时代,这记忆特别真切:虽然副食本上有每人每月的定额,但凌晨三四点就要到菜市场门前排队,过了五点,买鱼基本无望。菜市场门口先用菜篮子排队,不看着,菜篮子就被人踢走了。然后,开门前约一小时,就有人给每人编号,安忆选择用粉笔在胳膊上写数,欧阳端丽因觉得难看,央求写在夹袄里,等排到,粉笔已经蹭掉了,亏得搬到楼下的“江北人”出场证明。这样的细节给人暖暖的亲切,儿时排队买鱼,对我们而言,都是珍贵记忆。胳膊上写数,我倒没经历过,那时期望编号,因为不编号,开门前,队伍就会拥挤延长,各种关系插队的人与揪插队的人打架,排在后面就买不到鱼啊,有了编号就心里踏实了。在后来的《69届高中生》中,安忆还写到米店排队买年糕。那时各种各样的排队,尤其是到过年前,往往是听到各种来货的消息,就冲到各个店排队。不排队什么都吃不到。

王安忆写欧阳端丽为一天八角钱菜金发愁,我记得母亲那时培养我管家记账时候,每天的菜金只有五角。那时我父亲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多元,加上姐姐哥哥的贴补,养活一大家人。当然,我们是市民,端丽原是住花园洋房的。王安忆的描写:过去,她生活就像在吃一个奶油话梅,含在嘴里,轻轻地咬一点儿,再含上半天,细细品味,每一分钟都有很多的味道。而如今,生活就像她正吃着的这碗冷泡饭,她大口大口咽下去,不去体味,只求肚子不饿,只求把这一顿赶紧打发过去。上海女孩喜欢含话梅。

  王安忆写的是文革将资本家财富清零后,与平民拉到一样层面,逼迫脱胎换骨。五十年代后,其实是一次比一次彻底地向工农兵拉齐,消灭剥削阶级、人上人。如何脱胎换骨呢?端丽原来是定做考究衣服,胸围差一寸,都会为线条懊悔半天的。现在没有了存款,退到柴米油盐生存的底线,作为大媳妇,要成为这个家里里外外的支撑,先是将家具、衣服送到旧货店换钱,这是文革中曾有产者共同的选择,我奶奶就把自己睡觉的红木雕花床都廉价卖掉了。那时的曾有产阶级,都惊醒到,原来曾追求过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实惠的,吃到肚子里的才实惠。这就是生存的底线。廉价变卖东西不是办法,端丽就只能变自己为佣人,先帮着看孩子,再央求着进了里弄工厂,绕半导体收音机上的线圈。这是当时的典型工作,半导体收音机是上海的标志性产品之一。

一进里弄工厂,端丽就将自己投入了的贫民集体。在这个集体里她获得了什么呢?首先,相对被资产培养成的一家无能、无用的人,她成了有用的人,重新获得了自尊。这自尊与原来的傲然高贵截然不同,但她却在艰辛中成了一家老少的保护人,也油然而生一种骄傲。其次,她洗去了身份,大学文凭等等都变成毫无意义,不再关心与生计无关事,在贫民集体中,感觉变粗糙后,简单的劳动使人变得简单,很容易也就有了简单的欢乐。再次,到了生活底线,就知道了“做人不可太软,要凶”、“就像上班挤汽车,越是让越是上不去,得横性命挤”这样的生活哲学。凶本用来说“野蛮人的,但软弱就没法在最底线生存了。老阿姨们告诉她的真理是——“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这就什么都不用畏惧了。这就是被改造的过程。这篇小说的好处是,并不简单表达被改造的痛苦,反倒是被塑造的五味杂陈,这才是最深刻、真实的悲剧感。如果被改造仅是苦痛与愤怒,就不会有文革前的十七年与文革了。社会主义与国民的彼此关系,才构成了历史的复杂性。

  王安忆写作的好处,恰是不拘结构。我后来读她一篇自述,称她其实不适合写短篇,因为短篇的精炼不适于她,中篇才适合她的放松叙述。其实,放松叙述正是她的长处。以我陋见,小说无论长短,细节多寡才构成结构。从这意义,《流逝》的构架整体都不错,不足在结尾——欧阳端丽说,文革十年,她学会了实惠,这构成了“漏斗”。这个“漏斗”将整个叙述作了一个归结。

  我欣赏的恰是其中的市井气息。比如三分钱的牛肉汤、端丽与大女儿像做拼版游戏似的,用报纸剪衣片,大头针将衣片订在拆开的旗袍上,用划石划下来这样“毛茸茸”的细节。小说最考验细部,无切肤感就无亲切。王安忆小说中的细部常令人心动,这最难得。

  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因为长度足够使她放松。她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她的个性使然。

  我对王安忆的感觉,其实主要来自她的小说。她的第一部长篇《69届初中生》其实还未找到长篇应有的感觉——让人停留的章节远少于匆匆走过的章节,但却提供了一个体悟她的感光室。她的执拗,她的表象后的我行我素,她的淡然与内心的不妥协……。我与她,好像也就一两次实际的面对面。一次是与陈村一起吃晚饭,到八点钟,她说,须要回家了,她本就很少在外吃饭,吃了,八点也须要回家的。我自以为已经很恪守自己生活原则了,她却要坚决得多。无这般坚决,我想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作品与那么高的平均值。恪守,也意味着对感觉力的保护,明亮的灯光下是不会有敏感度的。这大约与歌唱家保护嗓子,是一样的道理。

  还有一次,《三联生活周刊》做上海的封面,我想挖掘上海的特点,请一些老朋友开座谈会。王安忆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她说,上海原来的味道是小马路通着大马路,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都是大马路,小马路在繁荣着大马路,小马路里都是市井。现在,市井没有了,甚至小马路也没有了,大马路就像没充血的了,晚上就没了人气。我真切体会到她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理性,而她的理性培养,谁知道付出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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