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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八十年代(6)

(2013-08-22 23:37:57)
分类: 我的八十年代

《中国青年》复刊事件

 

 

 三里屯商场北有一条车道,拐进去就是南三十楼。南三十楼是一栋五层的宿舍楼,从西到东,记得大约共有六个单元,走到东边,隔一条小路便是三里屯服务楼。这是团中央的一栋宿舍楼,《中国青年》杂志社委屈在一单元里,不过是在楼道前用围墙竖了一扇铁门,圈出了一个小院。杂志社的老人们都无比怀恋文革前他们在正义路团中央大楼里办公的日子,他们说,那时候,在团中央礼堂里,每周末都是有舞会的。而那栋楼,楼顶的共青团徽还在,文革后,现在变成北京卫戍区了。

 我却是本能地怀念南三十楼,怀念《中国青年》的那个小院——推开虚掩的铁门,在北京漂泊的我,总算是有了一个单位。门口有传达室,又高又瘦,开车的老李师傅是经常坐在传达室里聊天的,那时候《中国青年》有两辆小车,孙师傅给社长开车,上海牌轿车。他开车遇到的最大一次险情是,尾随一辆印刷厂拉大纸筒的车,大纸筒没固定住滚下来砸到机器盖子上了,车上人却安然无恙。那天的车上坐着编委,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是她主持、发起了大名鼎鼎的有关潘晓的讨论。

 铁门距楼门其实不过几步,却也形成了温馨的小院。小院分两半,右边通向一楼的资料室,资料室门口种了一片到傍晚就处处开花,香气馥郁的“地雷花”。这种生命力旺盛的夏花也是长在童年的院子里的——女孩们把花摘下,小心拉出丝,挂在耳朵上,就成了耳坠。这是一种攀到哪里都能生根的花,开完花,它就结成“地雷”一样的籽,籽滚落到地上,第二年就开出更多的花。小院左边则通向群众工作部,分拣来稿,回复来信,接待读者。那时杂志社每天都有几麻袋的来信来稿,与读者联系是特别重要的工作。群工部主任是一脸和气的张宝山,他好种米兰,阳台台阶上大花盆里他种的一棵米兰已经长成了小树,开满金黄小米粒花。他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弯腰伺候这盆花,让幽香也溢满小院。紧挨群工部的一个车库,改造成了会议室,里面暗,白天也要开灯,很高的地方有小窗,窗外是几棵老白杨。站在小院里,西墙白杨树叶婆娑,杂志社就在它摇曳的树影里。

 那时的《中国青年》,就是一个亲和的家,它因此构成了我顽固的办公室就该是家的概念,以致后来自己当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也就一直记着要营造这样的一个“家”。有温馨,才是一生中回味不尽的财富。

 那时的《中国青年》,许多对夫妇都在一起工作,并不忌讳彼此关系。一单元是办公室,二、三、四单元就是宿舍,家与办公室是一体的。吃饭,早中晚都可上食堂;傍晚吃完饭,喊一嗓子就下楼了,楼下都是团中央的熟人。《中国青年》的小院里,每天都是聚集一堆交换信息的人,主角总是评论部主任李禹兴。1978年正是最开放的年头,老李接触的都是当时最活跃的思想家,他的消息就总是最灵通。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与我们文艺部主任宋文郁都是老李忠实的听众,在老李绘声绘色说完之后,老关常常意味深长地“哦”一声:“这样的啊?”而这时候,副总编辑王江云往往就站在他家的阳台上,他家就在二单元,资料室的楼上。待信息交流完毕,大家就各自进楼上办公室了,九十点钟才前前后后走出小院,各自回家。

 那时候我最喜欢资料室。资料室里有个慈眉善目的广东老太太麦梅,老太太特别亲切,她让我自己进书库去随便挑书,书库窗户由窗帘挡着,我自由周旋于漏进光线的书架之间,觉得拥有这样一个资料室,又能在空闲的阅览室里安静地读书,翻杂志,真是特别惬意。麦梅老太太的先生是秦浩,复刊时是科教部主任,后来当了副总编辑。巧的是,他与我是上海嘉定的老乡,他家的秦家花园有小山有水,曾是我们儿时的乐园。他年轻就离家参加革命了,他家后来就成了少年宫。秦浩的数学好,桥牌打得好,他是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的桥牌伙伴,那时傍晚经常听说,“小平同志又叫他打桥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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