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近年来成为海外华人热点词汇，殊不知，“海归”的现象在全世界由来已久。纽约市立大学亚裔研究所邀请了纽约市大史坦顿岛分校心理学系主任、过去6年来对香港和中国大陆“海归”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的萨斯曼教授(Nan Sussman)作专题演讲，谈西方和中国的“海归”历史以及这一过程中人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知与定位。

　　萨斯曼在座谈中表示，她过去20年对世界各地的移民“回归”现象和这一过程对人们的心理及文化冲击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过去6年里她更将香港移民的回归作为主要课题，并在最近推出了新书《移民回归和身份认同：全球现象，香港特例》(Return Migration and Identity：A Global Phenomenon，A Hong Kong Case)。

　　萨斯曼先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世界各国的移民回归现象，她表示，其实人们在谈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历史上很多的欧洲“海归”，当年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后又回到了欧洲(但犹太移民是个例外，返回欧洲的犹太“海归”几乎是零)；还有过去一两百年间的美国人到欧洲定居一段时候后又返回美国。有趣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多西方移民在“海归”后发现融入母国的文化也并不容易。

　　萨斯曼表示，她在采访一些西方的年轻“海归”时，也发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从海外回来后，会跟自己当初的环境格格不入，自己和当初的朋友们对对方的话题都彼此毫无兴趣。

　　萨斯曼在新书中总结出了“海归”群体对自身文化身份重新定位的四种类型，即“加固型”(Affirmative)、“减少型” (Subtractive)、“附加型”(Additive)，和“全球型”(Global)。所谓“加固型”是指海归人士回到母国后对自己的原有文化身份更加认同，如中国海归回国后更加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定位；“减少型”则是减少了自己对原有身份的认同；“附加型”则是在保持原有文化定位的基础上，也吸收了很多外国文化的因素；“全球型”则是少数在很过国家生活过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到哪里都能很快适应那里的文化。萨斯曼在调查中发现，多数西方“海归”都属于“减少型”，“海归”后通常还会遭遇精神抑郁，而多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海归”都属于“附加型”，“海归”后通常都对生活满意度很高，不会经历感情上的不适。

　　萨斯曼表示，她之所以对香港的移民回归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因为从1984年到1997年，有80万香港人移民海外，主要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而从1997年到现在，这80万人里有50万作了“海归”。这些香港“海归”在回到香港后呈现一些文化认知上的共同点，是前面所述类型中的“附加型”，比如语言上更加灵活　--萨斯曼在一项测试中发现，“海归”们平均在396个单词的谈话中做了26次中英文切换。同时，这些香港“海归”在饮食、文化、隐私和生活步调方面都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自身中国文化的认同丝毫没有减少。萨斯曼发现，日本的“海归”也通常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实的认同，有些人在回归后不得不想法隐藏自己在西方已经习惯了的一些举动。有一个采访对象告诉萨斯曼，他在美国时喜欢上了在上班途中阅读《Newsweek》这本杂志，但他回到日本后意识到，在地铁上看这种杂志会让引来异样的眼光，因为日本男人在上班途中最流行的就是看色情卡通一类的读物，于是这位日本“海归”不得不将《Newsweek》夹在一本色情卡通书里偷偷阅读。萨斯曼也顺带提及，她本人在日本时养成了进门脱鞋的习惯，结果回到曼哈顿后，她的很多朋友都拒绝服从她这一要求，因此半年后她不得不改掉这一习惯。

　　萨斯曼也对中国大陆，尤其是上海的“海归”做了一些初步的调查，中国大陆的“海归”将是她下一步的研究重点。萨斯曼表示，就她目前观察所得，中国大陆的“海归”在文化身份的转换中属于“附加型”再加“加固型”，即他们吸收了很多西方的文化元素，但对中国的文化也更加认同。有趣的是，中国大陆的 “海归”在就业方面，凡是回到以前国有企业的，50%以上都随后辞职，凡是到大学做教职人员的，都很成功，其中北大75%的教师都是“海归”人员。而最成功的“海归”群体就是创业者，目前上海有6000家“海归”人员创立的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