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晚了，打开电脑，收到电子信，附有陈希我的文章，很感动，他替我说出心里话。特别放在这儿，向他致敬！

妙暴露，好卖书；糟暴露，成禁书

当今文学，已经被打压得极为萧条，这点我跟王蒙前部长看法极不一样。

但是却仍有书偶尔热一下，比如《好女儿花》。对这书，人们最关注的自然不是文学，比如小说中的文采，虹影的文字是很漂亮的，但是人们却关注其中的“二女共侍一夫”。

其实“三女、五女共侍一夫”也没什么稀奇，只要打开各地的都市报，这种事并不鲜见，无非是棒棒对洞洞，多几个洞或者多几根棒，还能玩出什么来？中国古代总结出几百种交媾的方式，其实大多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天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已经麻木。关键是这种事发生在谁的身上？这个人，我们是否认识？就好像有的网络裸聊，就希望对方露脸，这样才有个对应。虹影的《好女儿花》被对应了，“二女共侍一夫”的，据说就是作者自己，而且据说男方还是她的前夫赵毅衡。赵虽然不能说是公众人物，但在圈内还是著名的，这下人们的窥视欲被刺激起来了。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因为小说被冠以“自传小说”或“半自传小说”。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存在着悖谬，类似于“报告文学”。“报告”了就不可能是“文学”，“文学”不存在“报告”。同理，如果是“自传”，就不是“小说”了，哪怕是“半自传”。

所以我们还应该将《好女儿花》当作小说来看待。

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中没有作者的影子。既然文章是作者写的，肯定都会泄露着作者的秘密。当然有的写作者写出的东西里，是没有作者的，他只是执行别人的动机，比如枪手，执行的是买家的动机；比如为官员起草报告者，执行的是领导的动机。这时候作者的手是不写自己的心的，就好像罗京的嘴不是说自己的话一样。但这样的文章，根本不是文学，这样的写作者，根本不是作家，不在我们讨论之列。是作家写出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我手写我心的，最明显的是老舍，当他写自己时，他写出了好作品；当他“配合”政策时，写出的东西就不能看。《茶馆》要配合，却“配合不上”，这“配合不上了”的《茶馆》就成了文学的经典。

既然如此，那么文学作品里就必然有作者的影子。所以有一种说法：小说是作者的自叙状。狄更斯小说里几乎都有他的心爱的女人的影子：玛丽亚·比德奈尔和玛丽·霍加斯；从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等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早年浪荡生活的忏悔；夏绿蒂·勃朗特因为一场摧毁性的单恋，而有了《维莱特》，尽管她的铁杆粉丝们曾经竭力阻止这种联想，但是事实确实如此。有的作品里虽然没有直接的作者的影子，比如巴尔扎克写《高老头》，他自己连子女都没有，但是他也倍尝了世态炎凉。作家所以写作，是有他的动机的，有动机才有动力，而在可告人动机和不可或者难以告人的动机里，后者更能驱使作者去动笔。比如夏绿蒂·勃朗特爱上了她的老师海格，可对方是有妇之夫，在那种时代，这是不被允许的，如何说得出口？于是转而写作了。

所以我要说，纠缠于《好女儿花》是不是自暴作家的私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由此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是无知的。
当然自暴有个勇气问题。作家写作，一定是需要勇气的，这是作家的基本品质。勇气当然不只是揭露别人，还包括自我解剖、自我贬毁。不过也不必过分高估计作家的勇气，作家的勇气，其实并不像常人那样难得，因为作家有着跟常人不一样的价值判断体系，同时又有着比常人更多的发言冲动，所以未必要用看常人的眼光去看作家的暴露，乃至受难，就比如一个精神病人，他脱光了站在冰冷的雪地里，看的人替他羞耻，他却得意地笑着；看的人替他冻得浑身发抖，他却牙不打颤——因为他是疯子。

当然，“佯疯”就不一样了，比如卡夫卡《饥饿艺术家》里的表演饥饿的艺术家，他的表演最初只是出于商业动机，那时他还没有进入艺术之门，他所以作出疯狂的行为，只是因为人们喜欢看，能给钱。性描写也是这样，当今文学中的性暴露，早已失去了当年冒犯的意义，早已沦为媚俗，成了取悦读者的策略，当局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不关痛，只关痒。有这样的好处在，难怪写作者趋之若鹜。
妙暴露，好卖书；糟暴露，成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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