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亡母亲，虹影比张洁、冰心甚至张爱玲更敢于审判自己

 ——读虹影《好儿女花》

                   王耀文

小说里的“儿女花”，又叫“小桃红”，也可以叫“指甲花”。同时是主人公六妹母亲的名字。这是一个有浓厚自传色彩和较强隐喻内涵的家族故事。用鲁迅的话说是从记忆的坟墓里抄出来的。记忆对于生命有如牛羊的反刍，从精神现象学而言，作为审美的生命实际上也有两个胃器官，先吃进去再反刍消化。年轻时憧憬、追求，待到中年以后就要追忆了。生命因回忆会开出娇艳的花朵。生命由此超度了自身，苦难因时间和人事的间隔获得了审美的意义，罪与罚因此被披上神性的光辉。回忆成为拯救自己的惟一方式。虹影在小说“写在前面”一开始就向读者明确交代：“这本书是关于我自己的记忆，是关于我母亲的故事，那些长年堆积在我心中的黑暗和爱”。

    叔本华名言：“人之大孽，在其降生”。悲剧以其不可逃避的逻辑在遗传在展开。无论是命运悲剧还是性格悲剧，都隐含着一个无法破译的生命密码。作者不无伤感地说：“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看见了母亲身上的印记，你也可以认为是悲剧的源头”。母亲的去世，为作者提供了清理感情债务的机会，得以追溯形成自我“悲剧的源头”，抚摸令人心碎的“胎记”。母女两代人的命运因时代相异而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何其相似乃尔。现在式与过去式两种时态的叙事杂糅，构成小说巨大的审美时空和复调结构：追悼母亲的安魂曲与六妹自审的启示录，千疮百孔的过去与当下一塌糊涂的情感窘迫，此岸母亲的葬礼与彼岸六妹的小说，重庆←→北京←→伦敦之间来回的穿梭，“饥饿的女儿”与作为浪子作家的世界公民。二者缠绕在一起向前推进，并都被打上了“母亲身上的印记”。在小说的结尾，第三代“小桃红”也在六妹忍无可忍的选择中诞生了。那是个经历了中西文明交媾的宁馨儿。小说的结尾，“我的女儿SYBIL”：在母亲去世后的“七个月后，我在北京一家私立医院生下一个女儿。她的父亲守护在我的身边，从护士手里接过一个正在呱呱啼哭的初生婴儿到我面前，……她的脸好像母亲，她的外婆，有着高高的额头、妩媚的嘴唇。是啊，她和母亲一样属相猪”。从母亲生六妹，再到六妹的女儿出生，繁衍了三代的“小桃红”。造物主的恶作剧还是生命的垂青，轮回还是转生，追溯还是自审，阐释权不止于作者，也赋予了会心的读者。《好儿女花》由此兼得了神秘和超验的品格。

围绕着母亲的葬礼，性格、命运和时代，各式人物一起粉墨登场，又一次呈现出叽叽喳喳、交头接耳的乱哄哄市井影像。有类似“运动根子”（即像古华《芙蓉镇》里的王秋赦）的邻居王眼镜，各具个性的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和嫂子，母亲的情人旧交，承办丧事的大肚猫，学贯中西的老情人小唐，以及所有的家族成员，绵绵不绝地在历史的隧道里人头攒动，因母亲的葬礼而穷形尽相。尤其是六妹与母亲惺惺相惜的感应交流，精神的丝缕牵着已逝的时光，记忆有如被刮掉的鱼鳞，惨白中留有血丝。一个企图仿效波伏娃与萨特组合，抑或像汉娜·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情人制式的六妹的家庭也与母亲的去世一起鸡飞狗跳、如鸟兽散。终于有一天，六妹的冤家向六妹交底：“你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女子，你不会和其他女人一样。波伏娃与萨特创造了多配偶制的传奇神话！你会输给她？”生活铁青着脸，板着后现代狰狞的脸孔，六妹总算是缴了学费，歪打正着地接受了所谓后现代文明的洗礼。

“母亲身上的印记”不止于苦难的回忆，还来源于财富的馈赠，DNA生命基因的遗传。母亲的那段风流史，如何能想象出在一个尴尬森严的东方语境里，卑贱的生命居然会策划出如此富有创意的浪漫故事，类似时下流行的《生死朗读》（本哈德·施林克著）中的中年妇人汉娜与美少年迈克的离奇故事，还胆敢进一步冒天下之大不韪生下了六妹。六妹作为这个家庭的“多余人”，后来又由于游子的身份而退居为这个家庭的边缘人，知名中外的作家，却一直庇荫于母亲的保护伞下。在六妹的不断遭遇挫折中，母亲像场外智多星一样，冥冥之中仿佛点化、遥控着六妹：在小说《K》引发的官司中，并不知情的母亲“只是偶尔通电话对我说：‘六妹呀，不要怕，太阳走，月亮出，月亮走，太阳出。’”上帝创造了世纪，可这个世界在周而复始的循环着。母亲安身立命的方式，有别于那些大男人：男性企图以自己的刚健孔武去战胜苦难，而那些柔弱无依的女性却以顺生的方式承受着并化解了苦难。此一人类高贵行为的选择将必然导致某种富有创造性的价值取向——如维克多·雨果所说：“上帝创造了水，人却酿造了酒；上帝之后，人是可以创造更美好的”。只有从遗传的角度，才可以找到虹影灵魂前行的血脉和纽带，惊鸿一瞥那生命奥秘之奇异幻象。母亲多像一个伟大的启蒙者、精神导师，或者说俨然一个成功的女权主义过来人。六妹有幸成为母亲真正的传人。母亲以她对苦难的煎熬，完成了她从受难的夏娃到圣母玛利亚的身份角色转换。却仍然受到了六妹之外其他儿女的误解和虐待。这样回环往复的追溯、升腾与绵延，或许已经具备了但丁《神曲》的螺旋结构：从“地狱”到“炼狱”，再到“天堂”的心灵探险。尽管维特根斯坦一再告诫人们：“在基督教中，上帝好像对人们说：……不要在人世间扮演地狱和天堂，天堂和地狱是上帝是事”（引自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黄正东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母亲形象塑造的精神皈依，或者换句话说，六妹心中的母亲就是那黑夜里的惟一亮色。使人不禁想起上个世纪之初，新文学作家许地山笔下塑造的那群仿佛“饮过恒河圣水”的女性形象：惜官（《商人妇》）、尚洁（《缀网劳蛛》）和春桃（《春桃》）等等，她们无一不是“表面看来是逆来顺受的弱者，实际上却是达天知命的强者”（陈平原《饮过恒河圣水的奇人》，见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因为慈悲和爱心，人类前赴后继、赴汤蹈火与生生不息的精神现象说明，生存的卑贱并不影响灵魂的高贵，相反卑贱的存在反而使灵魂的净化或升华成为可能。这就是母亲人格的最基本特征。

阐释《好儿女花》另一维度，自然不能不说到女权。“儿女花”用时髦的女权来阐释，或许是“好女人上天堂，坏女人走四方”的翻版。“天堂”是子虚乌有的，只有实实在在的“四方”。女性的选择决定于女性自身的需要，而非取决于男性的评价。或许也是缘于这样前卫的理解，虹影把“儿女花”定义为“好儿女花”。毋庸置疑，这里隐含着对于男权话语的诘问。

然而，仅仅把《好儿女花》理解为女权的表达又是不够的——虹影的表达，并非因此而张牙舞爪，反而显得更加温润蕴藉和节制。蕴涵着宽容、谅解与传教士的爱心，有教人回家的诉求——那个各有各的苦难和不幸的家。于此，虹影便超越了女权的局限，进入到宗教的层次，虹影的写作由此进入了自由表达的境界。苦难的过去指向了未知的王国，在这个世界中，人类抛弃所有明确的感情，沉浸在无法表达的冲动中——那是一种被我们通常理解的生命酣畅淋漓的自由：

上帝的羔羊

她带走了世上的罪恶

怜悯我们

给我们安宁   （引自《上帝的羔羊》）

基督信仰的欢乐超越痛苦但并不否认痛苦，痛苦不是增长了仇恨，而是启示了博大的悲悯和爱心。生命中有黑暗、混乱和不幸，尽管如此，基督信仰对生活充满爱心。由此看来，《好儿女花》的写作，倒很有些像夏多布里昂在写他的《墓畔回忆录》。

纵观新时期女性写作，在追悼母亲的文字中，虹影是个异类。可以说她比前辈作家张洁更成功，更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一般来说，虹影是温润的，张洁是犀利的剑走偏锋；《好儿女花》的问世表明，虹影已完成了她从“女儿”到“儿女”的身份转型，张洁却是承担了母系家族偏执的申诉人。虹影早就意识到，并不卑不亢地声明要尝试“进行一种超性别写作”，“我也决定打消代小女子怨妇们发言的打算，自己沉一沉气，开始乱读闲书，让自己在忧郁中慢慢体验忧郁”（《虹影答杨少波八问》，见虹影《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如果回顾新文学史，冰心母爱自足圆满得像十五和十六的月亮，虹影的母爱苍凉的恰似蔡琴歌声里，某年某月某一天的那张破碎的脸。而萧红和张爱玲则是由于个人身世的原因，干脆成了追悼母亲的缺席者。

    已经很久不读当代小说了。可我是一口气读完这部作品的。虹影的独特魅力是向世人宣喻自己不合法的身份和由此而造成传奇浪漫的经历，带着强烈的自叙色彩的抒写闯入文坛、惊醒世人，对道貌岸然的道德实用理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这是她的专利，写作对于她绝不是一天二天的偶遇，而是与生俱来、天长地久的厮守。这就是她的《饥饿的女儿》和《好儿女花》。这两部可以看成是姊妹篇的长篇小说，预示了她已由“女儿”的叙述者，转变为“儿女”的一分子。这一系列自传体小说构成了虹影的创作最坚实主体。她的另一作品系列，是烙有虹影个性印记的作品，那就是《英国情人》和“上海三部曲”等等。由于虹影个性魅力的发散与诗人气质的焚燃之虞，这一系列作品女主人公也同样浸染着浪漫与传奇的色彩。以我有限的理解，虹影是获得了中西沟通的作家。苦难和诚实造就了她。虹影敢于直面流血的心灵，将自己推上了审判台，拷问自己的灵魂。当一个作家逼近成功的条件基本具备之后，有时或许往往失之毫厘的，仅仅需要的是诚实而非粉饰。在我的眼里她是可以问津诺贝尔奖的人选之一。

（《好儿女花》载于2009年第8期《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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