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告诉我，《阅读的艰辛》这组随手写下的小文，在读者中影响不小。既然如此，那就继续写一些吧。

　　我曾经讲到在文革灾难中到农场劳动时为读一本书的艰辛。这种状态，在林彪事件后发生了变化。周恩来总理力主大学复课招生，来弥补因停课所造成的损失。他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来上海时顺便指示上海，文科复课的教材，不能仅仅用“样板戏”和领袖著作，而需要用真正的文学家鲁迅的作品，于是立即成立了一个“鲁迅作品教材编写组”，由多所文科大学派老师参加。我受我所在的上海戏剧学院派遣参加了这个教材编写组，写了鲁迅在广州几个月的一段生平，又为辅助教材胡适的生平写了一个开头，就因父亲生病，离开了这个教材组。

　　与这个教材组的成立同时，周恩来总理又指示成立了二十四史标点组、《汉语大词典》编写组，《中国历史地理集》编写组等。不少知识分子受尽折磨后一听到恢复文化的号令立即集合，埋头写作，直到今天想来还十分感动。

　　对我来说，参加教材编写组的最大收获，是又获准可进图书馆了。教材编写组在复旦大学，因此进的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那是一个书的海洋，站在藏书室门口我已经心跳不已、两眼湿润了。

　　顺便说一句，参与周恩来总理指示的这个教材编写组，这就是前些年报纸间几千篇文章批判的所谓我在文革中的“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