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义丐入川以义取利透支善良
文\戈　贝

　　徐超，南京街头一名普通的乞丐，去年“5.12”大地震后多次将自己行乞所得捐给灾区，被称作“义丐”。今年5月10日，徐超再次入川，不同于第一次入川作为一所希望小学落成典礼时的贵宾身份，此次徐超身后多了一个自称“义丐”经纪人的相晓冬，来的目的主要是实施他们的“以义取利”计划。

　　所谓“以义取利”计划，就是利用徐超“义丐”身份，经过北京某媒体工作的相晓冬一手策划、包装、宣传，取得更多的行乞所得，部分再捐灾区。首先给人的感观是，行乞俨然就是一种职业，且不说有没有法理依据，更不要说与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背道而驰，单就从形式上对行乞的宣扬已是很难让人接受。乞丐是社会不景气、谋生不易时代的产物，中国历代灾祸频仍，关于“饥荒”、“大饥”、“大荒”、“奇荒”的记载史不绝书，有西方学者甚至时称中国为“饥荒之国”。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少，但我们在生活中看到过太多孩子被成人操纵从事职业行乞的事，目睹过太多利用身体上的残疾从事职业行乞，领教过太多“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职业行乞，人们的善良在此时往往进退两难，不给吧，要真是事实上的困难行乞者，我们会多一份心的煎熬；给吧，善良又常常受到“职业行乞者”的“劫持”。最近看电视剧《我的丑娘》中有这样一个场面：老太太为了给孩子治病，跪在街头乞求行人给一些帮助，一中年人带着鄙视的目光对她说：“你这个老太太，穿得干干净净的，怎么也干这种事？”结果老太太一天下来，也只有呆呆地坐在床前数着可怜的几个硬币和几张毛票。生活中何偿不是如此。

　　按照相晓冬的理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必须取得利，才能够得到人们的推崇”。他确实是这么做的，他将徐超募得的捐款一分为二，全部个人捐款和一半企业捐款算作徐超行乞所得捐给灾区，另一半企业捐款则“名义上归相晓东所有”。之前在北京募得的6500元捐出了1000元，剩下的5500元补贴两人的差旅和食宿费用。相晓冬对“市场经济”运用得淋漓尽致，但是戈贝要说的是，市场经济不是纯粹的金钱经济，也不是没有道德规范的经济，相公似乎还需要补上另外一课。“以义取利”计划确也让义取得了利，可是这个利让谁取得了要仔细盘算，我们所能看到的，灾区和徐超本人都似乎只取得了“蝇头小利”，而大利却在所谓的经纪人相晓冬手里，这恐怕是大多数人都难以接受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只有取得利才能得到人们的推崇一说，更是让无数在灾难中舍身忘利的英雄们汗颜，那些逝去的英雄当是我们铭记的，那些活着的英雄也当是我推崇的，虽然他们的义举并没有取得相晓冬所说的“利”。

　　我们不否认义丐徐超的义举，也不怀疑他的善良，但以义取利的做法却不得不让人深思。其一，我们这个社会应当不拒绝善良，但善良应该量力而行，我们都把自己“裸捐”置于“被义”地位，然后社会再来给予我们善良，这不是善良的应有之义。美国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将580亿个人资产悉数捐给其创办的慈善基金会，但他的“裸捐”并不会影响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质量，他给自己留足了想到哪儿度假就到哪度假的钱，也给自己的孩子留足了受教育的钱。其二，我们不要对义举者太快健忘，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让义举之花遍地开放，但我们的关怀应该仍然基于善良，诸如相晓冬当初遇到徐超时承诺的那样“帮他找份工作”，以义取义，而不是以义取利。或许我们应该学学印度裔澳洲名厨杰夫·甘比诺，他拥有一个餐饮帝国、养有17匹纯种赛马与一辆劳斯莱斯，45岁时放下一切为街头露宿者提供食物、开设训练班让流浪者谋生，坚持每周两天下厨给流浪者做饭，成功协助了1000多名露宿者离开街头。其三，我们的义举尽可能在体制内运行，游离于体制外的，应该尽快完善我们的制度和体制，把它纳入进来，让潜规、行规让位于法规。诸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在强调“自愿受助”体现了人性化的同时，要同步出台治理把乞讨当做赚钱手段的办法，不一禁了之，也积极“打假”，别让职业乞丐“组团忽悠”。其四，胸怀善良之心，明察清亮之目，牢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像四川省慈善总会断然拒绝以义丐徐超个人之名开立募捐账户一样，必要时也得下狠心。

　　川人经过“5.12”的危难，在众人的搀扶下，正崛起于危难，请不要再来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