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申村社会秩序不错，没有发生什么案件，没人找老孙和孬舅到村西土庙前断官司。封井不封井，染头不染头，大家都很守规矩。

    后来村里终于停伙。老孙叫小路打锣，集合一干人说:“村里没豆面了，开不了伙了，大家说，怎么办吧!”

    大家想想说:“这能怎么办?开不了伙，咱们就要饭呗!”

    于是大家四外奔散着要饭。倒是在要饭上，谁去哪村谁去哪村，划分得合理不合理，引起了矛盾。只好由老孙和孬舅在村西土庙里重新设了案桌，断了断，重新划分划分，大家才四处奔散着要饭。

    老孙是要饭出身，有经验，他等别人走完，才端着碗去要。他要饭哪村也不去，一要就到镇上，去敲公社章书记家的门。章书记也饿得小了一圈，开门看到老孙端个碗，不由叹气:“我说让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可以不要饭，谁知还得要饭!”

    老孙敲着碗边就要唱曲儿，章书记慌忙说:

    “别唱了别唱了，老孙，给你一个红薯叶锅饼。”

    于是给了老孙一个红薯叶锅饼。

    孬舅这人气魄大，扔下大枪要饭，一要要到了山西，在那呆了三年。后来听说一个小儿子叫石的在山上让狼吃了（那天一个人上山打柴）。到了一九六三年，孬舅带着剩下的一干人回来了。虽然狼吃了一个石，但孬妗又生下一个钢。

    回来以后，村里发生些变化。大家又都能吃饭。虽说剩下二百多口人，但大家又开始恢复正常的繁衍生息。全村又开始到处冒烟儿。支书仍是老孙。老孙念孬舅曾让他吃过一个豆面小饼，仍让他当治安员。村务员仍是小路。大家吃饭以后，这时又开始生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又开始滋生。村西土庙前，又重新设起了案桌。

　孬舅的大枪还在，不过锈成了一个铁疙瘩。孬舅用豆油擦了擦，倒又擦出个模样。三人一商量，又开始对村子实行“封井”与“染头”制度。孬舅又开始背着大枪在街上走。申村便也恢复了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