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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巴托克(下)

(2015-05-07 11: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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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

巴托克

肖斯塔科维奇

协奏曲

作品

——摘译自安托尔·多拉蒂自传《七十年记事》

王崇刚编译

(《音乐爱好者》杂志2015年第4期)

 

我所认识的巴托克(下)

 

      巴托克本人追求专心致志的创作生活。当我离开匈牙利,有几年,我和他很少联系,直到在纽约我们重逢。

      很难想象,巴托克——这个最匈牙利的匈牙利人,也会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一步让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实际上是一种自裁。我确信,他的生命因为离开故土而缩短,他也明白这一点,并认真去面对。

      他为什么离开?

      这很简单,他认为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

      他逃亡的直接起因是右翼势力的抬升,但从本身上讲,他反对所有形式的暴政。他嘱咐说,如果匈牙利有所谓的“希特勒大街”,就不能用他的名字为这儿的街道命名。匈牙利后来曾出现了一条“斯大林大街”,这让他没有意料到。不然,他肯定会针对这种可能,更改他的嘱托。

      巴托克在美国生活很艰难。他在匈牙利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但国外的空气几乎让他崩溃。

      他在美国遭遇的贫困,并不比在家乡强烈,但更痛苦,更难以忍受,因为这是在陌生国度的贫困。大卫王的圣歌中说:在陌生的地方,我们怎歌唱”。巴托克真的歌唱了,的确,在那个陌生的地方,他笔下写出了经典。只有他知道,这一切让他受了多少苦。

      指责这个世界忽略他很容易,但是他几乎不可能被帮助。大学为他提供职位,他拒绝接受。任何帮助行动,几乎都无法让他接受。他的傲慢和执拗,就像围绕他的一堵石墙。

      然而,他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喜欢静静地笑,聊聊八卦,有时,不是经常,喝点酒。一次在我的寓所,他连干了两瓶血玛丽酒精含量低的红色鸡尾酒,让我又惊又怕。他身体当时已经不太好了。他长期的,越来越重的病痛,让他渐渐衰弱,眼睛变得越来越大。

      他在美国的岁月,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快乐,那就是他的音乐被认可。

      他对自己作品的表演和表演者很感激,但要求苛刻。“我想象它应该稍微快一点。”他的说话的样子很低调,但在得到他所期望的东西之前,他会喋喋不休地说下去。

      巴托克把自己的小提琴奏鸣曲题赠给了梅纽因。首次公演之前,梅纽因给他演奏,当时也在场。这是一部非常难演的作品,巴托克了解这一点,接受了梅纽因的要求,尽其所能进行了微调他感觉有必要时候,也会固执地表示拒绝

      随后,他因梅纽因无与伦比的演出而感动。

      他的评价是用匈牙利语低声说):“哦,如果所有的作曲家都能听到他们的音乐这样演……

      终于有一次,帮助巴托克成为可能,接受了创作乐队协奏曲的委托。这个想法实际上出自约瑟夫·西盖蒂,他在鼓动本尼·古德曼委托巴托克谱写钢琴、小提琴和单簧管创作的对比》中,了重要作用。我听说的情况是这样的:西盖蒂偶然在纽约见到库赛维斯基,告诉他巴托克生病住院,应该为他做点事情。维斯基真太伟大了,他立即付诸行动。说他伟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与巴托克本人和他的音乐,原本没有很密切的关系。马上探望了巴托克

      在医院的病榻上,会见巴托克这个消瘦的,眼睛大大的优雅之人,定是一番不同寻常的景象。库塞维斯基在谈话一开始,用手势,向作曲家提出一项管弦乐曲的创作委托。

      “但是,你看看,库塞维斯基先生,我现在自顾不暇,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怎么能给你写新作品呢?”

      “没关系,巴托克先生,”库塞维斯基用他出名的俄罗斯式英语说:“你感觉好一些再写!”

      巴托克叹了口气,说他很高兴写一首新的管弦乐

      “那就妥了,”库塞维斯基说,然后拿出他的支票本,填了一张支票算作报酬。

      “噢,不,”巴托克举起他苍白的,皮包骨的手:“你只能在我写完作品后,才能给我报酬。”

      这时,库塞维斯基看了巴托克一眼,计上心头,回答说:“对不起,巴托克先生,委托条款要求,当委托制定时,要支票支付一半委约金。

      巴托克对此没有反驳。他让把谱纸和铅笔带到医院里,用很短的间,写就了他的乐队协奏曲。创作这首作品对他很有好处,作品写完他也可以出院了。相对于那些意外的物质帮助,这项委约对他来说意味着更多

      乐队协奏曲刚刚写完——最后一页可能墨迹未干——巴托克与他的出版人海因施密尔,还有波西和霍克斯,我去见他们。他们为我展示了新乐谱,并一致认为这部作品能制作出一出很好的芭蕾舞剧。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海因施密尔的计划。他们找我因为我与芭蕾圈子的关系(我当时是两家芭蕾公司的指挥)。显然,出版商希望,我能安排一家芭蕾公司购买作品版权,这样能给巴托克一笔额外的收入。

      对此,我并不乐观,凭经验我知道芭蕾圈子总是变幻莫测的。然而,海因施密尔的计划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美国芭蕾剧院购买了这部作品的舞台改编权,谁晓得一部舞蹈作品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希望制作它的舞蹈设计者,安东尼·图多尔Antony Tudor1908–1987 英国舞蹈设计家)。我用钢琴为他演奏乐谱,他很着迷,一遍又一遍地听。我被迫一次又一次延长我的演奏时间。然而,当他告诉我,他要听上不止10遍20遍,而要听上几百遍时,我只好放弃自己的演奏。我去卡内基音乐厅的一个私人录音棚,将我的演奏录成唱片,送给了图多尔。为什么演出计划最终搁浅,我不知道。

      当时正在为首演研读这部作品的库塞维斯基,听到这个录音,让我送他一份拷贝。他喜欢听所有他要指挥的东西,经常由他的御用钢琴家杰西·玛利亚·桑洛玛,在钢琴上为他演奏新谱。我很高兴把录音送给他,因为他告诉我,他很好地利用了它。

      乐队协奏曲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以闪电般的速度风行世界,现在仍是20世纪演出最多的作品之一。

      关于乐队协奏曲首演,流传下来很多故事。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乐手告诉我,最后一次排练巴托克到来时,库塞维斯基告诉他:“巴托克先生,你如果有什么话要说,请直接告诉我!”

      巴托克向他表示感谢。

      第一乐章刚过了四五个小节,他就举起手,用耳语为库塞维斯基解释了一些东西。

      又过了10小节——又一次中断。

      两个小节后——第三次。

      如此往复。

      过了大约20分钟,这种情况变得让人心烦库塞维斯基说:“巴托克先生,或许你可以在我们进行的时候,用纸记一下,最后再告诉我们你所希望的。”

      他这样做了。乐手们看到巴托克坐在前排一直在兴奋地写着。当最后乐章结束,他又奋笔疾书了一阵子,然后站起来,带着他的笔记,就像给我描述这件事的人所说的“劲头十足”。疲惫的库塞维斯基领着他,弓着背,拖着步子,走进指挥家更衣室

      这个间隔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最终出现景观大不一样了。库塞维斯基轻松地走在前面,步履轻盈,巴托克拖着步子走在后面,表情冷淡

      库塞维斯基走上指挥台,宣布:“各位,巴托克先生对一切都表示同意。”

      另外,我的朋友乔治·克莱曼,著名的耳科专家,后来成为哈佛大学教授,也陪同巴托克出席了最后这次排练和作品首演。他告诉我,音乐会后,巴托克对他说:“你知道,所有的乐队成员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都知道,如何演奏所有的东西,不用任何多余的指导。”

      之后,巴托克直截了当对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更改了。”

      又过了不长时间,巴托克把我叫到一边,问:“你知道第四乐章,那段插入是什么吗?”

      (乐队协奏曲的第四乐章叫做“中断的间奏曲”。它包括一个安静的,漫步式的旋律,被一段粗俗的军乐打断,军乐逐渐消失,然后,让人印象深刻的第一部分再次出现——用一种很精妙的方式来转化——直到乐章的最后)

      “噢,是的教授。”

      “哪,它是什么呢?”

      (对于所有音乐家来说,很明显,这段粗俗的调子是从什么地方引用来的)

      “它来自雷哈尔的《风流寡妇》!”

      让我惊讶的是,巴托克似乎很困惑,问道:“《风流寡妇》是什么?”

      难道他不知道我们的同胞雷哈尔,那部世界知名的轻歌剧吗?

      ,他真不知道。

      我猜不出来了。

      眨了眨眼,说:“我告诉你它是什么,但只要我活着,你就决不能再告诉任何人。”

      我答应了。(而且我恪守了自己诺言)

      “这是一段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模仿!”

      当然是这样:一旦被告知,就可以很清楚地听出来,但我永远不会自己认出它

      接着,巴托克告诉他对肖斯塔科维奇的反感

      他从没有说过对任何人贬损的话,特别对其他作曲家。一次是个特例。

      我在这里记下这一事件,不是想贬低肖斯塔科维奇,而是因为这个故事很特别,很有人情味。在我看来,把它讲出来,两位大师都不会失去什么。

      依照巴托克的说法,他很明显阅读并分析过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并认为肖的作品在自己之下。他对这个俄国人的成功怀有复杂的心态——肖斯塔科维奇当时很热门——巴托克不认为他有资格获得这份荣耀。

      他最后说:“因此,我要在这首协奏曲里,发泄一下我的怒气。”

      他自己对这个乐章的生动描述是这样的:

      “旋律安静地以自己的方式,独自吟唱——突然,它被野蛮所打断,其中乐队嘲笑,给它一个嘘声”。然后,旋律再次孤独地前行,像先前那样,只是更悲伤一些。” 

      协奏曲首演后,库塞维斯基对巴托克愈发钦佩。第一场演出后,他告诉巴托克:“这是10年来最好的作品!”

      纽约演出成功后,他说:“这是20年来最好的作品。”

      一个月后,它成为三十年来最好的作品。

      当赞赏上溯到“20世纪以来”,巴托克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轻轻地问:“包括肖斯塔科维奇么?”

我所认识的巴托克(下)

      我最后一次见到巴托克,是他最后一次过生日天,1945年3月25日,在纽约。我去他的两居室寓所看望他,拿了一些书作为礼物。我走进开着的门,他还没有准备好,从卧室里吩咐我落座。就他一个人在家,他太太不在。等待中,我环顾四周,看到一本小的、黄色的、奥伊伦堡(Eulenburg)袖珍乐谱。我惊奇地发现,这是格里格钢琴协奏曲的谱子。这是我见到的,巴托克最后阅读的音乐作品。

      当他出来,看到我正在对着乐谱笑着。

      “什么让你这么乐呀?”

      “教授,到底因为什么在生日这一天阅读这个谱子呢?”

      “我的生日与它无关,这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作品,碰巧我从未演奏过,也没听过,所以我希望补一下课,至少通读一遍。关于它的说法很多,有好的,也有坏的!”

      “哪你怎样评价他呢?”

      “噢,从其自身的风格来说,这是非常精彩,很专业,很清新的写作。一部相当重要的曲子,就像格里格的所有作品。”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把格里格视作后期浪漫主义边缘的一位,也许令人愉快,但不重要。

      “是的他很重要。别忘了,他是最早抛开德国的束缚,挖掘自己国家民歌的人之一。”

      那一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这一年8月,我正在哈瓦那指挥,突然传来了巴托克逝世的噩耗。我们知道他病得很重,眼看到他体力逐渐衰退,但不知道他患有白血病,也就是血癌——对他的迅速离世毫无准备。

      巴托克也是这样。在病榻上,他勤奋工作——写完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是给他太太感人的遗产他实际上成功完成了总谱,只有最后17小节,需要配器。这个工作由提博·塞利完成。塞利后来承担了完成巴托克的遗作——中提琴协奏曲的任务,这部作品是题赠给威廉·普里姆罗斯的。独奏乐器部分已经完成,但是乐队伴奏只以框架的形式存在。破译它,以巴托克的精神给它以明确的形状,是一件棘手的工作。塞利的版本倍受争议,在我看来不公平。这是一个很好的音乐重建的例证,让我们听到巴托克的另一部作品。我相信,巴托克自己也会按照这样方式,呈现这部作品

      我在哈瓦那悲痛至极,那些日子是忧郁和孤独的。我指挥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用几句话把那个夜晚和那场演出奉献给对巴托克的回忆。我原本以为只是感动我自己的举动,让我感觉好一点,能在这个热带岛屿触摸到巴托克演出结束,我深深感动,观众自觉起立,保持肃静,直至散去。

      我写下的关于巴托克的文字,只是对他一种白描式的叙述,无法写出他在音乐史重要性,以及他对我音乐生活影响的真实画面。当然,他的重要性即在人文方面,也在音乐影响方面。我对他的记忆是一种让人敬畏的自然现象,让我在面临压力的时候愈发坚韧。

 

安托尔·多拉蒂,AntaI Dorati,1906—1988,美籍匈牙利指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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