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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马勒(下)——布鲁诺·瓦尔特自传《主题与变奏》9

(2014-10-17 10: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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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王崇刚

我的音乐才能得到了反复印证,在指挥台上展示出驾轻就熟,指挥业务开始增加,渐渐与我的合唱指导工作发生冲突。若不是卡特琳娜·克拉夫斯基(Katharina Klafsky 18551896 匈牙利女高音)和她丈夫,指挥家奥托·洛泽(Otto Lohse 1859 -1925德国指挥家、作曲家),1895年春天终止其合同,远赴美国,我在汉堡工作的第二年,依然要延续我的合唱业务。

相遇马勒(下)——布鲁诺·瓦尔特自传《主题与变奏》9

克拉夫斯基夫妇的离任,让我们经历了艺术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失落。我记得博里尼因这一变故感觉很受伤。心情平复后,他邀我去见他,告诉我,从专业和个人两方面来讲,他对我都很信任。他问我是否有胆量接替罗泽的位置。我欣然接受。这样,在1895年秋天,我成为汉堡城市剧院的常任指挥。在寻找杰出的克拉夫斯基的替代者过程中,博里尼再次证明了他天才经理人的判断力。他发现并聘用了一位新手,安娜·米尔登伯格(Anna von Mildenburg 1872 –1947),来自克拉根福(奥地利南部城市)的年轻女孩儿。博里尼在维也纳试听过她,当时她还是鲍姆加特纳-帕皮亚夫人(Paumgartner-Papier 1859-1932 奥地利歌唱家)的学生,后来成为德国歌剧舞台上伟大的悲剧演员。

若说这次破格晋升深深地激励了我,那有点夸张。担任常任指挥使我的言行更具权威,排练和指挥的机会大大增加,这让我很高兴。卸掉了合唱指导与排练辅导的重担,我感到轻松。尽管我心甘情愿继续辅佐马勒,但瞄向了更高的目标,不仅仅是职位晋升。我希望获得洞察力并拓宽视野,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

我感觉到,与马勒的合作,是上帝赐予我最大的恩惠。它对我音乐方面的成长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我不用像在科隆那样,在我不认可的,才华实际比我逊色的指挥手下工作。我享受着为拥有巨大音乐天赋和强烈人格魅力的大师服务的机遇,并就职于一所红火兴旺的艺术机构。在这座圣殿,那些艺术成就的阻碍,好逸恶劳与夸夸其谈都无法立足。除了音乐方面的成长,我还获得了很多。马勒与我在剧院办公室初次见面后不久,就邀请我去他家,他和两个妹妹一起住。我经常同他散步,我俩谈话的内容涉猎很广,就像他的思想那样包罗万象。

我毫无保留地意识到比我年长16岁的马勒,在艺术与精神境界上的优势,也同样深信,自己从一开始就深刻理解他的疯魔个性。对于他的创作,我在尚不具备基础认知的情况下,就开始向他发问。而正是他,坐在钢琴前,为我介绍他的第一交响曲,他血气方刚时代的作品,早期乐章的成熟过程,葬礼进行曲的奇思妙想,还有暴风雨式的最后乐章。在其第二交响曲总谱最后的润色阶段,他就为我演奏过。马勒给我展示《悲叹之歌》,在钢琴和管弦乐伴奏下为我演唱。那时,这些作品还躺在他的书桌上秘不示人。在他的引领下,漫步在这片新天地,我该怎样描述自己深深的感慨?感悟这位伟人的精神,因人世的悲悯和对上帝的渴望而走向其深邃,我该怎样诉说自己经受的那种震撼?

       “阿廖沙和伊万,谁是谁非?”马勒的妹妹艾玛,在一次我造访他们家时这样问我。看到我面呈惊讶,她解释道,她所说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卓夫兄弟》中“兄弟结交”这个章节。这个话题让她的哥哥痴迷,所以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曾与我谈起过。伊万和阿廖沙的谈话,生动描摹出的某种境遇,与马勒的精神痛苦相似,与他因人世的不幸而产生的磨难相似,与他求索的欣悦升华相似。从本质上讲,所有马勒的思维、谈话、阅读、和创作,都与“从何处来”,“到哪里去”,“目标是什么”,这类的问题相关。他拥有自信宁静的时刻,喜欢安岑格鲁贝(Ludwig Anzengruber,18391889 奥地利戏剧家,小说家)勇于创新的剧作《十字划押的人》中,修路工汉斯的美妙语句:“没有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他的灵魂深处如暴风雨一般让人捉摸不透。冷不防,他会像孩子那样高兴地笑,然后又无缘无故地表现出内心的惊厥,激烈地发作,非常痛苦。

马勒引导我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作家很快摄取了我的魂魄。正是他激发了我对尼采的兴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曾令他手不释卷。马勒注意到我对哲学的爱好,在1894年将叔本华的著作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从此为我打开了一个自那以后我从未迷失的世界。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让马勒感到高兴。在与我的谈话中,他关于物理学理论富有想象的论断,让我的思绪自由驰骋。比如,他用太阳的排斥力取代地球的吸引力,并坚持认为,他的论断比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更实用。他还用“趋向”和“反趋向”理论去解释原子能,赋予原子微粒以生命。尽管自然王国每个细节都会引起他的关注,马勒的兴趣点主要在赋予哲学以新思维的自然历史现象。

他那些专业从事自然科学的朋友,因他提出的非常有见地的问题而倍感压力。与他常见面的一位知名物理学家对我说,马勒对物理学终极理论的直观理解,及其结论与质疑的逻辑敏锐都难以言表。然而,今天在我看来,马勒沉溺于物理学,与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德国物理学家、实验心理学家,心理物理学、实验美学的创始人)对植物精神生活(soul-life of plants)的哲学思考,以及“天使比较解剖学”( The Comparative Anatomy of the Angels)相对而言,绝非是艺术家的臆想。很遗憾,勒从来不认识费希纳。《阿维斯陀经》(波斯古经)的作者,本应该成为他的朋友。在这里,让我提一下马勒建议我阅读的一本书,阿尔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的《唯物论史》,一本关于人类思维能力的经典著作。它对于所有与我自身想法相似的意向,都给出了明确的结语。

在马勒家里,除了灵魂的忏悔、哲学和音乐之外,还有其它东西,有很多快活事。正是马勒兄妹张口就来的维也纳方言中的奥地利风格,触发了我心灵的共鸣。那些维也纳糕点,可口糖果,还有他技巧娴熟的厨师埃尔斯在餐桌上展示的无穷变化,其诱人魅力太让人难忘了!马勒非常喜欢奥地利菜肴。他热衷的玩笑,是声称谁若不喜欢某道菜就肯定是傻子,然后再去问他的客人是不是喜欢这道菜。马勒具备幽默天赋,很欣赏其他人讲的俏皮话。但他不喜欢当着他的面开玩笑。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诉说者的懊丧,他总是不动声色。我们最喜欢的消遣活动,是演奏舒伯特,莫扎特,舒曼,德沃夏克等作曲家的二重奏音乐。有时候,马勒会为舒伯特的进行曲或者舞曲,配上维也纳方言的歌词。这些歌词与音乐非常合拍,好像原本就是为它们谱写的。

我在汉堡的第一年飞逝而去。夏天来了,我返回柏林。作曲、阅读占去了一部分假日时光。我期待着一俟季节允许,就去实现自己登上常年积雪山峰的愿望。

我前往蒂罗尔(阿尔卑斯山区)。我还能记起让人兴奋的十三小时马拉邮车上的旅程,走过尘土飞扬的奥地利公路,穿过温施高(Vintschgau 意大利境内)的酷热,来到索尔登高地,这里被白雪皑皑的群峰环绕。我们在晚上到达那里。一位出色的提洛尔向导,为我传授爬山的入门知识,我显示出测量山体高度和攀登冰山的些许才能。在漆黑的深夜,我们离开宿营小屋,打着灯笼一路穿过冰碛,看到照耀四周山峰的第一缕阳光,还有脚下刚飘落的雪花,艰难地攀登,最终到达风光无限人迹罕至的顶峰,所有这一切是多么让人难忘啊!当我忧心忡忡地问向导,在上坡路最困难的地段,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下来,他笑着用浓重的提洛尔口音绝妙地回答我:“这里没有魔鬼帮你上去,但是所有的圣徒都会帮你下来”。我一向认为,山地旅行最美妙的时刻,是我在山上感到孤独,山谷退出了视线,地面上熟悉的树木和放牧羊群都不见时,看到冰凌与雪景,感受到寒风与孤寂重重地触摸到我的心,好似来自神秘世界的一声郑重问候。

我精神焕发地回到汉堡,这里有一大堆新任务在等待着我。博里尼委托我指挥《阿依达》和《汤豪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自由射手》和《魔鬼兄弟》(Auber作曲)。阿依达和伊丽莎白两个角色,由米尔登伯格演唱。我很高兴地想起,后来曾与这位才女排演伊索尔德,她的进步很快。

一件历史性的音乐大事,在1895年底发生,必须在此有所记载。马勒第二交响曲第一次全曲演出,地点在柏林。马勒已经厌倦了身为作曲家,却“像南极点那样不被发现”的状态。他决定自费征用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他的第二交响曲。演出前,这部新颖艰深的作品进行了足够的排练。马勒还成功获得了柏林歌唱学院合唱队的协助。1213日,这部关于人的命运与信仰的悲剧交响曲在柏林爱乐大厅演出。尽管有难以忍受的偏头痛的袭击,这部交响曲在马勒大师级的指挥下,依然获得了巨大反响。我自己深深被震撼,观众和表演者都显出狂喜之情,这让我永生难忘。尽管有些评论是敌对的、恶意的、鄙视的,但不乏热心的品评,甚至还有见地深刻的领悟。最正面的报道,来自《福斯日报》音乐评论家马克斯·马斯卓克(Max Marschalk)。他是格哈特·霍普斯曼(Gerhart Hauptmann)的戏剧《翰奈尔升天》(Hanneles Himmelfahr)迷人的伴奏音乐的作者,我在汉堡的第一年,很喜欢指挥它。多年来,马斯卓克通过其报章支持马勒的事业。有段时间,他也曾疏远马勒。我记得那是缘于第五交响曲。但马勒去世后,通过《大地之歌》,他又回归到马勒道路上。在一次拜访马勒的过程中,我与这个真诚和蔼之人相识,从此,我俩意气相投。这一友情,没有因他很多年的“变节”蒙上阴影,他“回归”之后,又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后来在柏林开了家出版公司,推出了我在1890年代后期创作的一系列钢琴伴奏歌曲,让我非常欣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35年,在瑞士恩加丁的锡尔斯玛丽娅。在那儿,我和他一起追忆往昔。

博里尼与马勒的分歧,不可避免地让他们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博里尼的不苟言笑和马勒的火爆冲动,注定会导致最终的分道扬镳。马勒人在汉堡,心在维也纳,这是很自然的。每当他的门铃响起,他就会说:“南方神明的召唤来了。”他劝我也离开。他说,我与他的友谊,在汉堡只会给我造成伤害;在这个地方,我已经获得了周围的认可,现在该走出这个世界了。我同意他的说法,却不敢当面承认。我意识到,他的影响对于我是一种福分,但可能变成我未来发展的某种危害。马勒给布雷斯劳城市剧院的总裁西奥多·勒韦(Theodor Loewe)写信。回复中他被告知,那儿有一个年轻指挥的空缺。我很快获得了这份合同。然而,勒韦建议我把“施莱辛格”这个族名更改一下,因为在西西里亚首府(即现在的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德语称作布雷斯劳——译者注),它出现的频率太多。这就是我改名瓦尔特作为自己艺名的原因。1911年,我获得奥地利国籍后,瓦尔特成了我法律认可的名字。

我在汉堡的第二个演出季结束后,马勒邀我与他们兄妹一起度假,在奥地利美丽的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阿特湖畔的斯坦巴克。置身奥地利乡村的湖光山色之间,马勒非常轻松健谈,以前我从未看到过他这样。在其房舍与湖岸之间的草坪上,屹立着他的“作曲家小屋”,一个有顶有窗的空间。那个夏天,马勒在那儿写下了他第三交响曲的大部分。此间,我们一起远途散步、聊天、演奏音乐,还大声阅读。马勒为我们读《唐吉可德》。他有见地的评语,让我们与他一起发笑。湖的另一端,就是伯格霍夫别墅(后来成为希特勒夏季避暑的地方——译者注),有半个小时航程。这个地方属于伊格纳兹·布吕尔(Ignaz Brüll 1846 – 1907 出生在摩拉维亚的钢琴家,作曲家)家族,我曾在汉堡指挥过他的歌剧《金色十字架》。在伯格霍夫,我获得了最友好的款待。过去经常光顾此地的勃拉姆斯,那个夏天没有来。他生病了,无法离开巴德伊舍(奥地利的温泉小镇)。

勃拉姆斯是在巴德伊舍度过了那个夏天。马勒到那儿去拜访他,后来告诉我们,这位老者阴郁、闷闷不乐的情绪,与他《四首严肃的歌》的第一首相契合。马勒说,在黄昏时分,他离开了勃拉姆斯,穿过暗色走廊向门口走去。此时,马勒回头观望,看到病中的勃拉姆斯走到火炉旁,从里面拿出一节香肠和几片面包。马勒诉说着老人节俭孤寂的晚餐,让他心生的那种无奈与悲哀,不停地喃喃低语:“所有一切都是一场空”。

理查德·施佩希特(Richard Specht 1870- 1932),一位抒情诗人,后来成为评论家,还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传记作者。他也住在伯格霍夫,多次来到斯坦巴克看望我们。几位文学新星,给伯格霍夫的社交生活增添了魅力。这个圈子里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是22岁的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奥地利作家,与马克斯·赖因哈德一起创办萨尔茨堡音乐节,与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了许多歌剧,如《玫瑰骑士》、《失去影子的女人》、《埃及的海伦娜》等——译者注)。奥地利的文学青年礼赞他为天才诗人。那个阶段,他创作的诗歌被认为可以与歌德和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 1770-1843 德国诗人)比肩,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我们都把他看做是新一代歌德。非常高兴那个夏天与他的交往。尽管我们之间的交集没有发展成为友谊,但仍然持续了很多年。

我想用一连串诗意的语言,努力描摹出那两年在马勒影响下,我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充盈。我已经接触到有创造力的伟人,感觉自己走在正确轨道上,对未来的步伐坚定不移。我用无言的感激告别马勒兄妹,开始展望布雷斯劳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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