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想起我的高考，都会想到腊尔山中学门前那一级又一级陡峭的台阶。三十七年前夏天的那个早晨，我站在台阶下仰望台阶上三五成群都不到二十岁的应庙高中生，突然胆怯了。我就这么停在那儿呆呆地望着他们，积习让我的右手摸着额头往下滑，到脸上、到胸口，突然间融到了那张有些硬的“准考证”。

这是一张极普通的“准考证”，对我而言，却不啻是久旱禾苗的甘霖!

1978年那个寒冷的早晨，我填满一肚皮红薯去到村头的井边，掬一捧温热的井水扑在脸上，擦拭间听到有个声音在说：“雪舞，你真的应该去参加高考。”我用手拂去脸上的水，有些难过地望着来挑水的张校长。“你真的不比那些高中生差，相信我，不会看错人……”他迎着我的目光继续说着。

我原本凤凰城里人，刚读完初小就跟着父亲来到这远离县城几十公里的苗寨，然后是春种秋收，一晃十年下来已然成了个种田能手。父母早就“落实政策”回城了，哥姐也刚刚被“招工”。这时的我，心里空荡荡的。张校长的话燃起了我心底的渴望，抬头求证般地望着他。他鼓励地点点头：“你读了那么多书，比我还读得多。这些高中生，没人能跟你比！”

现在有人说那十年是文化的沙漠，除了毛主席的著作语录，就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其实不然，那时民间的书是很多的，卢梭、巴尔扎克、黑格尔、莱蒙托夫、伏契尼、托尔斯泰、佛斯特、契可夫……这些个从上世纪初开始流传到中国的西方和俄国的书籍，当时都在民间、特别是在“知青”中流转；只要您肯看，不惜跑几十里路去借，书是有的看的。我自家从城里拉来的书就有一大箱子，听到有好地再去借、去换，乡下十年，我没一天不看书。

书本使我懂得了人活着的许多要义，让我为人处事时有了自己的原则；书本温润了我的心，令我放弃眼前的得失去憧憬未来的绚丽：书本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明白自己知道的太少更加迷恋读书……于是乎，我有时很固执，有时又傻傻的，只有嗜读书的习惯，延续到至今直到有生之年。我曾光天化日之下去为一个“罪该万死”的“富农老太”收尸，我曾毅然而然地将珍贵的招工指标让给另一位女知青，我曾因一本一本好书一次次体验过“废寝忘食”的滋味。可是，当我拿着县一中高考复读班入学通知书进城时，父亲刚好给我落实了县电影院放映员的工作。

 “难道我这辈子真没读书的命？！”我当着父母说。是问他们，也是问自己。想读书，我想了整整十年。从十三岁初小毕业跟着父母下乡后，只要看到别人背着书包，我心里就酸酸地想读书。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流下了眼泪，有兴奋，有痛苦，却只能在心里诅咒“命运”对我不公。

当我从张校长那儿捡回自信、燃起希望，把他的话告诉父亲后，父亲沉默了半晌，这才极委婉地说：“听说今年的考生特多，一万人里最多也就录取两三个。”

我绝望地垂下头。母亲过来拍拍我的肩，故作轻松地：“吃饭，这么好的菜，吃了饭再说。”

晚饭过后，母亲竟然破天荒地让我陪她出去走走。

正是黄昏时候，又值寒冬季节，古城人都缩在自已家里闲谈，街上幽幽的一个“静”。出门横过红石板街往里去便是南门坨，朝前几户人家拐个弯有间稀臭的厕所，旁边一座临街三间的小院，就是后来差点儿得了诺贝尔奖的沈从文旧居。我以前上小学，每天都要从这儿经过。

 “你知道沈从文读过几年书吗？”母亲问我。见我摇头又说：“三年，就只三年，比你少一年，后来成了大作家，还做了北大教授。”

当时，沈从文远没像现在这样家喻户晓。但是，在当地，我从小就听街头巷尾的人讲他的趣事，讲他写的“阿牛的故事”，知道他是作家，却不知道他还是北大教授。

母亲说完瞥我一眼，带了我顺着红石板路走出南门坨，往北去，转个弯便是县一中校门，沿围墙走几步有两扇精致的木门，我知道这是黄永玉的旧居。

 “你知道黄永玉读过几年书吗？”母亲又问我，见我还是摇头，她又说：“五年，比你多一年，后来成了大画家，也做了大学教授。”

我已然明白母亲让我出来陪她走走的意思，也知道现如今自己应该如何抉择，可母亲似乎要进一步坚定我读书的决心。她朝前一指说：“前面就是熊希龄的家，他可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别小看我们这一万多人的古城，单是将军就出了十多个，关键是要自己有信心。”母亲的声音里充满了自豪和坚定，目光里流露着希望和鼓励。

这以后，母亲去了舅父家，说服他来辅导我的数学，自已则亲自辅导我古文。别人是复习高考，而我则是学习高考。我非常地努力，亲友邻居对我都很关心；但我看得出，除了母亲，没人相信我能考上大学。高考的日子临近了，父亲拿着那本122页的“高考历史复习大纲”把我叫到面前。他先是从第一页的题目问起，一连问了三个，看我一眼再从60页的题目问起，问了三个翻到120页再问……我统统都答对了，而且似乎都是没怎么想就随口而出。父亲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冲我点点头赶去上班。晚上回家时，他把一盒“脑灵素” 塞给我说：“看清用法用量，照着吃。”

从这以后，情况有些变了，亲友邻居似乎都认为我有可能考上大学。我由此得到极大的鼓励，对自已充满信心。可就在高考的前三天，复读班的同学都拿到了“准考证”，却没有我的份。去问老师、去问学校，一直问到教育局，家人亲友都出面了才弄凊：高考至少要初中学历，我只是个初小生，“准考证”当然是不能给的。那是一个让人记住一辈子的夜晚，一家人都懵了，一个个又失望又伤心。记得我爷爷离世的那个晚上，一家人也是这样的。

直到第二天上午，情况有了转机。一位在县政府工作的亲戚说，高考至少要初中学历，但不一定要初中文凭，雪舞在县一中参加了三个月高考复读班，请县一中开一张“相当初中毕业”的证明就行。一家人如梦初醒，纷纷行动起来。在县一中复读班，最后一月差不多天天都在考试，除了英语和数学，其他的我都考到前三名。

于是，我终于得到了这张有些硬的“准考证”。 我的手紧紧地攥住她，再去仰望台阶上三五成群都不到二十岁的应庙高中生，胆子突然大了起来。“相当初中毕业”，这是县一中给我的评价，高中生们，我现在与您们是一样的！这么想着，我迈开大步，走上台阶去……

功夫不负苦心人！1979年的高考，我的数学单科成绩在文科中全县第一，我的语文单科高考成绩整个地区（十县）第一，成了当年全县唯一一个本科生。邻居对母亲说：“您家雪舞真聪明，只读四年书……”母亲微笑着摇摇头。邻居吃惊了：“您家雪舞不是只读完初小？”母亲仍然微笑着：“他在乡下，田里地头回来，每天都要看看书。”邻居像是突然明白了：“难怪，你一直相信他能考上。”母亲点点头：“看着他这么一直在学习着准备着，我相信老天爷总会给一个机会的……”

这么些年一晃就过去了，除了腊尔山中学门前那一级又一级陡峭的台阶，那个对我而言不啻是久旱禾苗甘霖的“准考证”，印在我心里的、一直鞭策着我人生的，就是母亲留下的这句话：

“一直地学习着准备着，老天爷总会给一个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