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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2014-12-26 19: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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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2006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贴在我的博客里。文章如下——

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年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正高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默许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在老百姓心里。

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2030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这篇文章贴到博客后,有的媒体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有的媒体还继续以前的做法。当然,我的“身份”,也随着不断关注高等教育问题,有了不同的称谓,甚至有媒体称著名教育学者。这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虚名,对问题的解读,并不会因身份而增加多少分量。

2007年之后,我很少再用所在学校的身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并反复关照媒体。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被要求不要用学校身份撰文、发表意见,尤其是批评教育问题的意见。我理解学校承受压力的苦衷,再说,发表这些观念,本就是属于个人,与所在单位无关,因此,我也接受了学校的要求。可媒体发文总要作者提供一个机构,于是,我曾用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之名发文,但又有媒体提出,这个身份好像与你发表的教育问题看法不符噢——真不明白,身份难道对发表意见很重要?

后来,我终于找到志同道合者,被聘为非盈利性的教育公益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兼职参与我感兴趣的教育问题研究,这个机构吸引全国诸多优秀的教育学者,共同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当然,也有人质疑,作为公办大学的在职人员,参与民间机构的教育研究,这是不是不符合规定。而如你所知,参加教育公益机构展开研究,并没有任何教育利益,更重要的是,其开展的研究,也是为促进中国教育进步。——近年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一直紧密参加国家教改的设计与推动,包括有的建议被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采纳。

就这样,我在撰文、接受采访时,有了一个新的头衔: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是过去6年多来,陪伴我最多的一个头衔。说实在的,这个头衔,只是为在当今的中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有个出处,最重要的还是观点本身是否有价值。当然,我也乐意用这个头衔,因为让我不再受体制内身份的困扰,不必提什么编审、博士、教授之类,也保持发表意见的独立性。——意见是否有道理,由公众评判。

再后来,200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我不愿意放弃教育研究,我离开了学校原来的行政岗位,被转岗到校产企业,我不在乎这种安排,因为我已经没有在行政上发展的丝毫愿望,只要有一个地方给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安心研究教育问题就可以了。但新岗位身份,似乎更不适合发表分析教育问题的文章,我也只能继续延续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头衔。而为了让自己有更充足的空间,我必须完成相应的项目指标,基本上靠自己养活自己。

中国的教育问题非常深重,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的“身份”或许就是问题之一。既然选择了前行,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很多教育问题需要反复唠叨,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早起撰写评论文章,每天都接受媒体采访。改革进展极为缓慢,像大学的问题,比10年前我写《大学有问题》一书时,没有多少减少,但不能放弃改革的努力。

再旧事重提,且补记上最近几年自己的身份变化,还是希望还原自己的真实,媒体不要再称我是某大学的教授,我已经在这所学校的很边缘地带了,而且职称本来就不是教授;提某大学的编审也不必,因为我也已经离开以前的工作岗位,虽然还有这一职称;如果要用单位身份,就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连副院长也不必提——这不是什么官位,因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本就没有任何级别——如果不用单位身份,就用教育研究者或者多年关注中国教育者吧。最好,就用我单独的姓名,如同10年前,我希望的那样。

不管是什么身份,哪怕没有任何身份,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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